【美】爱美好的人、事、物。美丽的风景，美丽的容颜，美丽的色彩，美丽的山川草木，美丽的心灵……
有时候感觉美已在嘴边，可词藻匮乏不能表达，有时候感觉美已在手里，可不会画画不能刻画，有时候感觉美已在脑海，可记忆短暂总不能永远珍藏。
我看见，清晨的山间朦朦胧胧，袅袅薄雾；我看见，黄昏时分，夕阳斜照，天边白、浅红、淡红、橙红、粉红、深红……我看见，摩肩接踵的公交车内，一个陌生男子扶住了一个婴儿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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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郧阳“太史公”冷遇春去世 享年104岁曾参与编撰多部地方文史著作】12日20时许，被称为郧阳“太史公”的十堰历史学者冷遇春因病辞世，昨日骨灰安葬于十堰公墓，享年104岁。

冷遇春，1919年1月12日出生于郧县（现郧阳区）一户贫民家庭。聪明好学的他，先后考入湖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54年，他在郧阳师范（后更名为郧阳师专，现为汉江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离休后仍坚持授课，直至1986年才正式离开教学岗位，从此致力于诗、史、文、论写作，特别是郧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创作。

从1987年主编《郧县体育志》开始，冷遇春先后参与编撰《郧县志》《郧县文史资料》《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郧阳历史文化探研》《先秦诗教志》《武当诗联·老骥嘶郧》等地方文史著作。

鉴于其艺术成就，他的生平和成就介绍被分别录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诗人大词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世界华文诗词艺术家大辞典》等。

“老骥嘶郧不为槽，秦巴春秋唤人晓。日照何虑黄昏近，夕阳景观亦如朝。”这是冷老生前创作的一首诗词，亦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老人的儿子冷荣平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著作的整理、出版。”

目前，冷遇春撰写的《写作导航》正在印刷。另一本以其个人回忆录的形式描写和反映汉水流域及十堰市（古郧阳）100年来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特色的《我的百岁生涯·回忆录》，正在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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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郧阳史志界，流传“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

冷遇春：惜时如金笔耕不辍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在郧阳史志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冷老生前编纂的《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老骥嘶郧》等，填补了郧阳地区史志空白，被人们尊称为“郧阳太史公”。

“史立郧阳，文补抚治。高山仰止，长河舒袖。病榻之前不释卷，只争朝夕留史说。手中一支笔，著史明志，鉴往涵今；心中一团火，守望信念，光照未来。”这是郧阳“太史公”冷遇春被评为十堰首届“最美长者”的颁奖词，也是对其一生的最好写照。

惜时如金，晚年仍笔耕不辍

近年来，记者曾多次前往柳林新村一栋家属楼，拜访与儿子冷荣平同住的冷遇春老人。书房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史书，从《二十四史》到各地史志一应俱全，书桌上总是摆放着放大镜。每次进门，都能看到老人正在伏案写作或阅读。

冷荣平说，父亲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通宵达旦埋首于古书中。仅考证依据的35种史书资料中的必阅部分就重达几十公斤，就是通读一遍也得一年两载，所摘抄的资料多达百万字。他曾多次建议父亲多休息，可老人总说“表钟犹响针难停，太阳未落霞不收”，自己要分秒必争，多为后人留下一些文化遗产。

几年前的一天，老人又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查找史书资料，不料突然心脏疼痛晕倒在地。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冠心病，且心脏衰竭，需要马上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

冷老得知自己病情危急，但手术风险很大，含泪哀求医生：“有些史实只有我知道，我不想把它们带走，我必须写完，一代代传承下去，求求你多给我一些时间完成史书。”经过会诊，医生冒着极大危险，成功为冷老植入心脏起搏器。

住院期间，他让儿子将史实资料带到医院，只要稍微清醒就捧书而读。出院回到家，他不顾家人劝阻，立即投入创作。

治学严谨，一词一句皆要言之有据

创作中的冷遇春常说：“立史言犹如立己身，诉之他人，关乎四方……故言事务求其实，言人必重其德，言言必合其理。只有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才无愧于历史。”

幼子冷小平回忆，编写《郧县志》时，父亲发现许多史书上对“郧县”名字的由来介绍不正确，民间也有不少误传。为此，他在《郧县报》上发表了题为《郧县何以得名》的文章，旁征博引为“郧县”正名，避免了以讹传讹。

在郧阳地区志办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冷遇春在论文《论新方志的整体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史实资料偏听偏信、不够严谨，强调编史工作“必须端其观点、正其失误、去其浮泛、补其遗漏、使之趋于完整”。

他这种敢于质疑权威、不留情面的求证态度“得罪”了一些人。有的人曾背地里称他“古板的老头”。不过，认真阅读他著作的人无不被冷老师的严谨治史精神所折服。

在编写《郧阳抚治两百年》期间，已到耄耋之年的冷遇春为了查证史实，几乎翻遍了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几百本《明实录》《清实录》等史书，同时还购回《二十四史》《明史》《清史》等数万元的图书资料在家查阅。为了进一步获得全面、系统、准确的资料，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奔波于武汉、上海等地，进图书馆、档案馆，拜访知情人，有时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及国内外亲朋好友恳请帮助。

最终，呕心沥血出版的《郧阳抚治两百年》，发掘和再现了明清时期郧阳“地辖楚、豫、陕、川四省边境五十余州县，其史实连绵明、清两朝逾两百年，体现秦、巴、江、汉历经两朝十帝三千里世情风流”的史实，不仅填补了十堰史学著作的空白，也改变了人们对十堰历史面貌的认识。因此，该书被地方史学界奉为“十堰历史文献中的珍品”。

老有所为，为十堰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三千里汉江，百万年历史积淀，最璀璨夺目的这一段就在我们十堰境内。作为研究历史的人，去发掘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就是在为创建文明城市作贡献。”这是2017年冷遇春在柳林新村家中对记者说的话，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在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冷遇春两次通过十堰晚报为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十堰肯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城市。”当时99岁很少出门的冷老说，家人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告诉他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新变化。“听说现在市容市貌变化很大，说明全市上下都在努力……”

2019年4月3日，在冷老家中，他指着茶几上一摞厚厚的《十堰晚报》说，自己每天必读《十堰晚报》。“除了地理、探源，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开设的‘志愿者风采’‘十堰正能量’‘争当文明使者我为文明代言’创文栏目……通过阅读，我了解到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点点滴滴。”

“回首往事，改革开放40年来，十堰这座城市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特别是十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我感觉城市面貌、市民素质都有了很大提升。”说起身边的变化，冷老停不下来，“近年来，我觉得城市街道变得干净了，交通变得有秩序了，人与人之间也变得和善了……”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给予一个城市最高综合性荣誉称号，它反映了一个城市整体文明水平，是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冷老说，“我们每个十堰人都应该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做，用心浇灌文明之花，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建共享，以主人翁的风范捍卫城市的形象，让十堰的天更蓝、水更清、人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