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相比传统作家，从年龄和写法，新的代际写作都有了很多不同的内容。长江后浪推前浪，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切入角度，甚或以更加宏大的主流文学视野，抑或边缘性的非主流视野——尤其以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为主的现代小说背景下，如何在新的代际写作中找到传统与现代的链接。这些能否厘清普通读者进入文本的阅读障碍且不说，但能够由表及里地抒写一种纵深感——至少让这些读者体会到一种谭越森小说文本里暗潮涌动着的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至于写什么和如何写，尤其还能超越传统并能站在世界文学的风口浪尖上，至少文本追求或具有了某种标帜的作用。最为传统，甚或土得掉渣的赵树理《李有才板话》里依然有着五四以来白话小说的优长，甚或现代小说里的叙述张力。实际上传统与现代的二者不是对立的，有时是融合中互相成就，互相取长补短中得到更多的发展。崔健的摇滚说唱里既有现代的元素，又有传统的说唱民族风，然后才有生命力的本土化逆袭成功。

1.1 原典：有无、虚实之辩
每日慕课｜中华文化通识教程（共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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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 然而在实践中，讲述者和故事两者对于女性读者而言往往都是“纯粹的他者”，因为这个世界的印刷出版、广播电视和电影工业都是由男性掌控的；围绕男性行为的叙事并体现男性价值的叙事占绝对主导；很多最常见的文类传统深深植根于厌女症的前提假设之上；而教育体制都更加赞赏男性的阅读策略，轻视女性的解读方式。用朱迪斯·菲特利（1986）的话说“作为读者、教师和学者，女性会被教导怎样像男人一样思考，如何认同男性视角，如何将男性的价值观视作正常合法。”如果说女性能够掌握这些条款和策略，这些策略也往往只能处于“第二语言”的地位，远远不能成为布莱奇所描述的“母语”。因此，女性在叙事领域内必须在异常不平等的地位下参与讨论。布莱奇文中所指出的女性特质的阅读策越，却正好反映了女性规避男性中心文本叙述，用女性所偏好的方式重新书写的一种应对方式。这种策略将叙事中心从男性主角上偏移开来，投射到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构成一整个叙事系统世界；这种策略令被边缘化女性角色的经验重新获得重视。
——亨利 詹金斯《文本盗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