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身边事# 湘阴县城管局对违建厂房强拆被判违法，城管局称将上诉
因对一违法建设进行强拆，湖南岳阳市湘阴县人民政府及其下属的城管局被告上了法庭。
4月15日，岳阳市汨罗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行政判决，认定被告湘阴县城管局、湘阴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湘天混泥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
法院认为，被告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其具体行政行为尚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即进行了强拆，属于程序违法。
4月26日，湘阴县城管局回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该局将依据相关实体法律法规，以及原告建设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属于中央环保督查重点交办问题、必须及时整改等因素，向岳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我们尊重终审判决，并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湘天公司负责人则表示，法院判决公正，希望湘阴县政府及城管局能对违法拆迁造成的3000余万元损失进行赔偿，或者重新划地恢复其生产，“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并不想打官司的。”
湖南湘阴县城管局对违建厂房强拆被判违法，城管局称将上诉
临时用地上的混泥土公司
据汨罗市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告湘天公司系一家从事商品混泥土生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的企业，于2011年9月注册成立。其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湘阴县静河乡清湖村附山垸。该生产经营场所系湘天公司在2011年8月18日与湘阴县静河乡青湖村附山垸水管会通过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取得。土地租赁期限为16年。
2014年2月26日，湘天公司又与土地出租方签订了四周范围部分扩展延伸的补充协议。2011年9月28日，湘天公司向湘阴县政府申请临时用地许可证。湘阴县政府批准湘天公司临时用地面积7200平方米。临时用地期限为一年。2011年9月28日，湘天公司同时向湘阴县城乡规划局申请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湘阴县城乡规划局根据批准的用地面积7200平方米，许可其建设规模795平方米，限两层，地址在湘阴县静河乡青湖村（原垃圾场）。其后原告修建了厂房、办公用房等并安装了生产设备。
自此至今，湘天公司再未办理过任何用地和规划许可手续，一直在上述租赁的集体土地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2018年2月27日，湘阴县静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原告湘天公司租用的土地临时用地许可证已超期多年，遂将案件线索移送至湘阴县城管局。
湘阴县城管局确定湘天公司临批手续早已到期，于2018年4月17日对湘天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案件立案通知书》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并送达给了湘天公司法人代表周国光。
2018年4月19日，湘天公司提出听证申请。2018年5月3日，被告城管局举行听证，原告湘天公司委托代理人杨宏伟参加了听证。
“我建设这个厂，先后投入了三千多万元。我租了16年的土地，是打算长久搞的，我也不想在临时用地上建设，但当时政府只批了一块原是垃圾场的地给我，后来每年都申请延续，都没被批准。实际上，湘阴很多混泥土公司也都是临时用地。”湘天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国光对澎湃新闻说。
湘阴县城管局接受澎湃新闻采访表示，“企业在临时许可的场地上进行巨额投资，应该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同时，该公司没有按照临时用地许可和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要求实施建设，属于典型的违法建设行为，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法院查明，2018年5月24日，被告湘阴县城管局作出湘阴城执拆决字（2018）第17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责令原告湘天公司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1564.5平方米。
湖南湘阴县城管局对违建厂房强拆被判违法，城管局称将上诉
湘天混泥土有限公司被拆迁后
违建厂房被“违法”拆除
判决书显示，2018年5月31日，湘阴县城管局对湘天公司作出湘阴城执催告字（2018）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书》。2018年6月22日，湘阴县城管局作出湘阴城执强拆字（2018）第3号《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2018年6月22日，城管局对原告湘天公司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拟强制拆除进行了公告。
2018年7月5日、7月6日，湘阴县人民政府、湘阴县城管局组织人员对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实施了强制拆除。在强制拆除的过程中，两被告未注重对原告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内的部分合法财产予以保护，给原告湘天公司造成了部分财产损失。
湘天公司对强拆不服，针对湘阴县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向湘阴县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湘阴县政府于7月27日立案受理，9月27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湘阴县城管局的行政行为。
湘天公司遂将湘阴县城管局和湘阴县政府一同告到法院，并请法院认定其公司建筑物、构筑物不属于违法建设；城管局没有对原告厂房拆除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两被告在《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尚未生效的情况下，对原告的厂房设施采取了强制拆除，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判决两被告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
汨罗法院认为，原告湘天公司未经规划行政许可（临时许可已到期）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系违法建设，依法应当拆除。
湘阴县城管局系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设立的在湘阴县区域范围内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执法机构，该机构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由法律授权，因此，湘阴县城管局具有对本案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设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职权，具有执法主体资格。
对于原告要求认定被告违法的诉求，汨罗法院进行详细说理并予以支持。
汨罗法院认为，被告湘阴县人民政府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虽然已责成湘阴县城管局具体实施强拆工作，但在被告湘阴县城管局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协调组织人员，指挥参与了强制拆除工作。且两被告在对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强拆时，没有遵循《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本案中，被告城管局《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后，原告湘天公司依法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被告对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强制拆除时，被告湘阴县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故其具体行政行为尚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被告湘阴县人民政府、湘阴县城管局对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湘阴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湘阴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湖南湘天混泥土有限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
城管局表示将上诉
澎湃新闻梳理全案发现，湘阴县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是否合法，是原被告的争议焦点。
2018年5月24日，被告湘阴县城管局作出涉案《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末尾提到，“如你公司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湘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知名拆迁法实务专家、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说，“这一段话的前一句，城管局的表述是合法、准确的。实际上后来法院的判决也是据此作出的。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如果原告不复议不诉讼，则城管局可以强制拆除。但如何确定原告不复议不诉讼？应当是等待六十日的复议期间和六个月的诉讼期间经过。如果原告提起复议或诉讼，则应当等官司打完，城管局才能进行强制拆除。”
王才亮还介绍，“该文字中后一句话‘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该表述错误，因为这是旧的规定，2012年《行政强制法》生效后，该规定就被废止了。”
对此，湘阴县城管局回应澎湃新闻称，“在实施强制拆除前，我局给了湘天公司自行拆除的足够时间，且我局在送达《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及公告之前，湘天公司未向县政府及法院提起复议和诉讼，该公司是在我局依法强制拆除之后，提起复议和诉讼，我局没有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对湘天公司实施强制拆除。”
湘阴县城管局还表示，“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法定期限问题，属于法律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行政机关依据实体法，即《城乡规划法》和《湖南省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附山垸生活垃圾填埋场危及湘江、洞庭湖水环境，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属于中央环保督查重点交办问题，必须及时整改等因素，向岳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如岳阳中院终审判决我局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湘天公司可以依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申请行政赔偿，至于该公司的违法建设是否应该赔偿，将由人民法院裁决，行政机关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湘阴县城管局对澎湃新闻说。
来源:澎湃新闻
因对一违法建设进行强拆，湖南岳阳市湘阴县人民政府及其下属的城管局被告上了法庭。
4月15日，岳阳市汨罗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行政判决，认定被告湘阴县城管局、湘阴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湘天混泥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
法院认为，被告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其具体行政行为尚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即进行了强拆，属于程序违法。
4月26日，湘阴县城管局回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该局将依据相关实体法律法规，以及原告建设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属于中央环保督查重点交办问题、必须及时整改等因素，向岳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我们尊重终审判决，并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湘天公司负责人则表示，法院判决公正，希望湘阴县政府及城管局能对违法拆迁造成的3000余万元损失进行赔偿，或者重新划地恢复其生产，“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并不想打官司的。”
湖南湘阴县城管局对违建厂房强拆被判违法，城管局称将上诉
临时用地上的混泥土公司
据汨罗市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告湘天公司系一家从事商品混泥土生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的企业，于2011年9月注册成立。其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湘阴县静河乡清湖村附山垸。该生产经营场所系湘天公司在2011年8月18日与湘阴县静河乡青湖村附山垸水管会通过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取得。土地租赁期限为16年。
2014年2月26日，湘天公司又与土地出租方签订了四周范围部分扩展延伸的补充协议。2011年9月28日，湘天公司向湘阴县政府申请临时用地许可证。湘阴县政府批准湘天公司临时用地面积7200平方米。临时用地期限为一年。2011年9月28日，湘天公司同时向湘阴县城乡规划局申请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湘阴县城乡规划局根据批准的用地面积7200平方米，许可其建设规模795平方米，限两层，地址在湘阴县静河乡青湖村（原垃圾场）。其后原告修建了厂房、办公用房等并安装了生产设备。
自此至今，湘天公司再未办理过任何用地和规划许可手续，一直在上述租赁的集体土地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2018年2月27日，湘阴县静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原告湘天公司租用的土地临时用地许可证已超期多年，遂将案件线索移送至湘阴县城管局。
湘阴县城管局确定湘天公司临批手续早已到期，于2018年4月17日对湘天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案件立案通知书》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并送达给了湘天公司法人代表周国光。
2018年4月19日，湘天公司提出听证申请。2018年5月3日，被告城管局举行听证，原告湘天公司委托代理人杨宏伟参加了听证。
“我建设这个厂，先后投入了三千多万元。我租了16年的土地，是打算长久搞的，我也不想在临时用地上建设，但当时政府只批了一块原是垃圾场的地给我，后来每年都申请延续，都没被批准。实际上，湘阴很多混泥土公司也都是临时用地。”湘天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国光对澎湃新闻说。
湘阴县城管局接受澎湃新闻采访表示，“企业在临时许可的场地上进行巨额投资，应该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同时，该公司没有按照临时用地许可和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要求实施建设，属于典型的违法建设行为，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法院查明，2018年5月24日，被告湘阴县城管局作出湘阴城执拆决字（2018）第17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责令原告湘天公司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1564.5平方米。
湖南湘阴县城管局对违建厂房强拆被判违法，城管局称将上诉
湘天混泥土有限公司被拆迁后
违建厂房被“违法”拆除
判决书显示，2018年5月31日，湘阴县城管局对湘天公司作出湘阴城执催告字（2018）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书》。2018年6月22日，湘阴县城管局作出湘阴城执强拆字（2018）第3号《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2018年6月22日，城管局对原告湘天公司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拟强制拆除进行了公告。
2018年7月5日、7月6日，湘阴县人民政府、湘阴县城管局组织人员对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实施了强制拆除。在强制拆除的过程中，两被告未注重对原告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内的部分合法财产予以保护，给原告湘天公司造成了部分财产损失。
湘天公司对强拆不服，针对湘阴县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向湘阴县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湘阴县政府于7月27日立案受理，9月27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湘阴县城管局的行政行为。
湘天公司遂将湘阴县城管局和湘阴县政府一同告到法院，并请法院认定其公司建筑物、构筑物不属于违法建设；城管局没有对原告厂房拆除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两被告在《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尚未生效的情况下，对原告的厂房设施采取了强制拆除，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判决两被告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
汨罗法院认为，原告湘天公司未经规划行政许可（临时许可已到期）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系违法建设，依法应当拆除。
湘阴县城管局系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设立的在湘阴县区域范围内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执法机构，该机构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由法律授权，因此，湘阴县城管局具有对本案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设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职权，具有执法主体资格。
对于原告要求认定被告违法的诉求，汨罗法院进行详细说理并予以支持。
汨罗法院认为，被告湘阴县人民政府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虽然已责成湘阴县城管局具体实施强拆工作，但在被告湘阴县城管局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协调组织人员，指挥参与了强制拆除工作。且两被告在对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强拆时，没有遵循《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本案中，被告城管局《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后，原告湘天公司依法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被告对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强制拆除时，被告湘阴县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故其具体行政行为尚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被告湘阴县人民政府、湘阴县城管局对原告湘天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湘阴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湘阴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湖南湘天混泥土有限公司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
城管局表示将上诉
澎湃新闻梳理全案发现，湘阴县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是否合法，是原被告的争议焦点。
2018年5月24日，被告湘阴县城管局作出涉案《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末尾提到，“如你公司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湘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知名拆迁法实务专家、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说，“这一段话的前一句，城管局的表述是合法、准确的。实际上后来法院的判决也是据此作出的。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如果原告不复议不诉讼，则城管局可以强制拆除。但如何确定原告不复议不诉讼？应当是等待六十日的复议期间和六个月的诉讼期间经过。如果原告提起复议或诉讼，则应当等官司打完，城管局才能进行强制拆除。”
王才亮还介绍，“该文字中后一句话‘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该表述错误，因为这是旧的规定，2012年《行政强制法》生效后，该规定就被废止了。”
对此，湘阴县城管局回应澎湃新闻称，“在实施强制拆除前，我局给了湘天公司自行拆除的足够时间，且我局在送达《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及公告之前，湘天公司未向县政府及法院提起复议和诉讼，该公司是在我局依法强制拆除之后，提起复议和诉讼，我局没有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对湘天公司实施强制拆除。”
湘阴县城管局还表示，“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法定期限问题，属于法律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行政机关依据实体法，即《城乡规划法》和《湖南省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附山垸生活垃圾填埋场危及湘江、洞庭湖水环境，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属于中央环保督查重点交办问题，必须及时整改等因素，向岳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如岳阳中院终审判决我局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湘天公司可以依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申请行政赔偿，至于该公司的违法建设是否应该赔偿，将由人民法院裁决，行政机关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湘阴县城管局对澎湃新闻说。
来源:澎湃新闻
开发商破产欠钱不给，电梯公司要拆电梯！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18 层高的楼房，电梯要全给拆了？最近，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御景小区业主向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反映，“开发商宣布破产，电梯公司拿不到电梯款，张贴了公告，告知所有小区业主，要把小区内的电梯停运并取回”。东城御景小区业主被这件闻所未闻的事搞得忧心忡忡。记者探访后发现，电梯尚在正常运行，但该小区开发商安徽汇辰置业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由管理人开展工作。电梯公司表示，因300多万开发商没支付，依据合同，电梯所有权仍属于公司，他们有权拆除。
诉苦：电梯拆除公告惹风波
4 月10 日上午，记者来到东城御景小区，不少业主向记者“诉苦”。“今年2 月27日贴的公告，说在3 月1 日起停止所有电梯的运行”，家住该小区13 层的一户业主说，当时感到很不可思议，花了几十万买的房，电梯有可能要被拆走，“这可是18 层的高楼，没了电梯怎么办呢？”
“楼道里没灯，我们年纪大了，根本不敢走楼梯，十几楼怎么爬上去？”家住14 楼的一名业主今年60 多岁，得知电梯可能要被拆除的消息后，担心电梯拆除将影响正常生活。她说此前电梯也停过，坏过。“别说老年人了，年纪轻的也吃不消啊，晚上楼梯也没有灯，怎么下来呢？”东城御景小区一名业主感叹道，这则公告搞得业主人心惶惶。
记者了解到，居民们口中提到的“公告”是由该小区的电梯安装公司——六安家胜电梯安装有限公司张贴的，公告中提到“将取回安装在该小区的所有电梯，并停止所有电梯的运行”。
多位业主向记者反映，作为业主拥有电梯的所有权，质疑电梯安装公司拆除电梯的合规性。“电梯公司和开发商签的合同，开发商欠了钱，应该想办法找其他途径取回欠款，但这个房子是我们购买的，自从签了购房合同，电梯使用权应该是我们的，如果拆了电梯，就侵犯了我们业主的合法权益。”东城御景小区业主王先生说。
原因：开发商买电梯没付清钱
“目前已安装好了15 部电梯，快三年了，300 多万的设备费、安装费用一直没给。”电梯安装有限公司负责人管昌宇表示，当初他和安徽汇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电梯定做、安装合同，不能支付的费用，对方曾答应给房子，但实际上并未兑现。开发商破产后，公司多次向安徽汇辰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发催告函，对方未明确回复欠款何时支付。
“我们合同有约定，款没付完，电梯所有权还是我们的。它不付钱，我们就考虑拆除掉（电梯）。”管昌宇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合同，合同内容显示，“在甲方未付清本合同款项之前（3%质保金除外），本合同电梯设备的所有权仍属乙方所有。”因此，今年2 月份，公司在小区张贴了一份公告，“我公司将取回安装在该小区的所有电梯并决定于2019 年3 月1 日起暂停所有电梯的运行。”
装好的电梯拆回来合适吗？高层的住户又将如何出行？面对业主们的质疑，管昌宇告诉记者，“那是业主的事情了，我们只是希望把欠款要回来”。
“目前，我们还是保障电梯正常运行，正在对电梯进行维保，也已申请了年检。”但管昌宇表示，下一步，要看与管理人的协商情况，如果没有结果，还是要将电梯拆回。
探访：电梯目前尚在正常运行
记者随后走进该小区的几栋高层，发现每栋楼的2 部电梯仍正常运行，电梯内张贴的维保信息公示栏显示，2019 年的电梯维护保养也正常维持，最新的维保工作于3 月27 日进行，由电梯安装有限公司负责维保。
记者联系该小区物业公司——安徽卓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大兵，他告诉记者，目前，小区电梯的运行和维护正常进行，物业公司主要负责该小区一期共8部电梯的运行维护。“一期的电梯主要由我们物业负责，二期的电梯主要由管理人负责”，李大兵表示，物业公司通过收取的物业费，对一期的电梯进行维保检修，“前期拖欠的部分电梯维保费物业公司已经缴纳，年检也在进行，尽量保证业主的出行”。
记者在该小区看到，小区二期的部分楼栋尚未完工，周边仍有渣土。李大兵告诉记者，目前小区共有15 栋楼，其中二期的2栋楼未盖好交付。
协商：尽量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据介绍，因资不抵债，安徽汇辰置业有限公司于去年10 月进入破产程序，安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作为该公司管理人正式开展工作。
就电梯公司发布停运和拆除电梯公告一事，安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许大刚介绍，小区存在一个特殊情况，目前有12 部电梯已投入使用，3 部因为水电气不通尚未使用。电梯公司要求全额认定、随时清偿，管理人为继续履行合同与家胜公司就破产申请受理前后发生的债权性质、数额及清偿时间等进行多次沟通，但无法达成一致。管理人已告知其应依法申报债权并继续履行合同，但家胜公司不采纳管理人意见，并于2019 年3 月1 日单方作出停止电梯使用的公告。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保证居民能正常使用电梯，换一家维保单位并不现实，费用也会很高昂。”许大刚说，关于维保，上个月管理人、家胜公司、一期物业已达成协商，一期维保费用由物业支付，二期由管理人出，保证小区业主正常出行安全。据他们了解，一期的维保已完成，二期的正在进行。
“目前，汇辰置业公司已处于无地开发、无房可卖的状态。管理人正通过催收应收账款等方式，筹措资金解决后续工程建设等问题。”许大刚介绍，未交付房子，主要是资金问题。截至2019 年1 月21 日，管理人共收到债权申报43 户，申报债权总金额256452535.77 元。二期未竣工验收，其中11、12、14 号楼配套设施未完善，10、13号楼未完工，已委托安徽恒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询价，续建资金共计需要21766608.46元。
进展：11部电梯已完成年检
就此事，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国土局副局长荣军表示，由资产管理人履行开发商职责，相关事宜按照破产程序进行处理，具体还需咨询管理人。作为职能部门，将加强监管，做好协助、执行、维稳等工作。他表示，将进一步督促物业公司，保障电梯正常安全运行，确保业主权益。
同时，据其了解，该小区电梯年检已报到主管单位。“管委会拟举行一场调度会，针对二期开工续建问题进行协商。”荣军介绍道。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六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对小区11 部电梯进行年检，存在电梯机房门破损、没有门锁的问题，检验结果暂无较大问题，按照程序，10 个工作日将出具检测报告。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18 层高的楼房，电梯要全给拆了？最近，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御景小区业主向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反映，“开发商宣布破产，电梯公司拿不到电梯款，张贴了公告，告知所有小区业主，要把小区内的电梯停运并取回”。东城御景小区业主被这件闻所未闻的事搞得忧心忡忡。记者探访后发现，电梯尚在正常运行，但该小区开发商安徽汇辰置业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由管理人开展工作。电梯公司表示，因300多万开发商没支付，依据合同，电梯所有权仍属于公司，他们有权拆除。
诉苦：电梯拆除公告惹风波
4 月10 日上午，记者来到东城御景小区，不少业主向记者“诉苦”。“今年2 月27日贴的公告，说在3 月1 日起停止所有电梯的运行”，家住该小区13 层的一户业主说，当时感到很不可思议，花了几十万买的房，电梯有可能要被拆走，“这可是18 层的高楼，没了电梯怎么办呢？”
“楼道里没灯，我们年纪大了，根本不敢走楼梯，十几楼怎么爬上去？”家住14 楼的一名业主今年60 多岁，得知电梯可能要被拆除的消息后，担心电梯拆除将影响正常生活。她说此前电梯也停过，坏过。“别说老年人了，年纪轻的也吃不消啊，晚上楼梯也没有灯，怎么下来呢？”东城御景小区一名业主感叹道，这则公告搞得业主人心惶惶。
记者了解到，居民们口中提到的“公告”是由该小区的电梯安装公司——六安家胜电梯安装有限公司张贴的，公告中提到“将取回安装在该小区的所有电梯，并停止所有电梯的运行”。
多位业主向记者反映，作为业主拥有电梯的所有权，质疑电梯安装公司拆除电梯的合规性。“电梯公司和开发商签的合同，开发商欠了钱，应该想办法找其他途径取回欠款，但这个房子是我们购买的，自从签了购房合同，电梯使用权应该是我们的，如果拆了电梯，就侵犯了我们业主的合法权益。”东城御景小区业主王先生说。
原因：开发商买电梯没付清钱
“目前已安装好了15 部电梯，快三年了，300 多万的设备费、安装费用一直没给。”电梯安装有限公司负责人管昌宇表示，当初他和安徽汇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电梯定做、安装合同，不能支付的费用，对方曾答应给房子，但实际上并未兑现。开发商破产后，公司多次向安徽汇辰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发催告函，对方未明确回复欠款何时支付。
“我们合同有约定，款没付完，电梯所有权还是我们的。它不付钱，我们就考虑拆除掉（电梯）。”管昌宇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合同，合同内容显示，“在甲方未付清本合同款项之前（3%质保金除外），本合同电梯设备的所有权仍属乙方所有。”因此，今年2 月份，公司在小区张贴了一份公告，“我公司将取回安装在该小区的所有电梯并决定于2019 年3 月1 日起暂停所有电梯的运行。”
装好的电梯拆回来合适吗？高层的住户又将如何出行？面对业主们的质疑，管昌宇告诉记者，“那是业主的事情了，我们只是希望把欠款要回来”。
“目前，我们还是保障电梯正常运行，正在对电梯进行维保，也已申请了年检。”但管昌宇表示，下一步，要看与管理人的协商情况，如果没有结果，还是要将电梯拆回。
探访：电梯目前尚在正常运行
记者随后走进该小区的几栋高层，发现每栋楼的2 部电梯仍正常运行，电梯内张贴的维保信息公示栏显示，2019 年的电梯维护保养也正常维持，最新的维保工作于3 月27 日进行，由电梯安装有限公司负责维保。
记者联系该小区物业公司——安徽卓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大兵，他告诉记者，目前，小区电梯的运行和维护正常进行，物业公司主要负责该小区一期共8部电梯的运行维护。“一期的电梯主要由我们物业负责，二期的电梯主要由管理人负责”，李大兵表示，物业公司通过收取的物业费，对一期的电梯进行维保检修，“前期拖欠的部分电梯维保费物业公司已经缴纳，年检也在进行，尽量保证业主的出行”。
记者在该小区看到，小区二期的部分楼栋尚未完工，周边仍有渣土。李大兵告诉记者，目前小区共有15 栋楼，其中二期的2栋楼未盖好交付。
协商：尽量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据介绍，因资不抵债，安徽汇辰置业有限公司于去年10 月进入破产程序，安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作为该公司管理人正式开展工作。
就电梯公司发布停运和拆除电梯公告一事，安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许大刚介绍，小区存在一个特殊情况，目前有12 部电梯已投入使用，3 部因为水电气不通尚未使用。电梯公司要求全额认定、随时清偿，管理人为继续履行合同与家胜公司就破产申请受理前后发生的债权性质、数额及清偿时间等进行多次沟通，但无法达成一致。管理人已告知其应依法申报债权并继续履行合同，但家胜公司不采纳管理人意见，并于2019 年3 月1 日单方作出停止电梯使用的公告。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保证居民能正常使用电梯，换一家维保单位并不现实，费用也会很高昂。”许大刚说，关于维保，上个月管理人、家胜公司、一期物业已达成协商，一期维保费用由物业支付，二期由管理人出，保证小区业主正常出行安全。据他们了解，一期的维保已完成，二期的正在进行。
“目前，汇辰置业公司已处于无地开发、无房可卖的状态。管理人正通过催收应收账款等方式，筹措资金解决后续工程建设等问题。”许大刚介绍，未交付房子，主要是资金问题。截至2019 年1 月21 日，管理人共收到债权申报43 户，申报债权总金额256452535.77 元。二期未竣工验收，其中11、12、14 号楼配套设施未完善，10、13号楼未完工，已委托安徽恒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询价，续建资金共计需要21766608.46元。
进展：11部电梯已完成年检
就此事，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国土局副局长荣军表示，由资产管理人履行开发商职责，相关事宜按照破产程序进行处理，具体还需咨询管理人。作为职能部门，将加强监管，做好协助、执行、维稳等工作。他表示，将进一步督促物业公司，保障电梯正常安全运行，确保业主权益。
同时，据其了解，该小区电梯年检已报到主管单位。“管委会拟举行一场调度会，针对二期开工续建问题进行协商。”荣军介绍道。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六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对小区11 部电梯进行年检，存在电梯机房门破损、没有门锁的问题，检验结果暂无较大问题，按照程序，10 个工作日将出具检测报告。
【法治周末】监管就业歧视任重而道远——黄乐平律师接受法治周末专访
女大学生夏南(化名)起诉要求依法确认历城区人社局对就业歧视举报的处理违法。 资料图
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逐渐放开，就业公平将又迎来一大考验。然而，受到不公平的就业歧视应该如何维权，负有监管之责的劳动监察部门一般会如何处理这类举报，一直是受到忽略的问题。
近日一则抽样调查报告指出，面对此类投诉不作为的劳动监察部门不在少数，并且仅有近10%的劳动监察部门能够明确将投诉数量及处理情况公开。
投诉结果并不理想
今年已经31岁的王晗(化名)，在二胎怀孕期间，突然收到了公司领导要求她主动辞职的信息。在王晗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辞职的情况下，公司提出两个方案：继续工作或者由公司为王晗缴纳社保及生育险至其生产后。
在王晗选择继续工作后被告知“工作岗位有了变动”，要求王晗负责“看厕所”。
随后，王晗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劳动监察部门建议她申请劳动仲裁。
王晗的境遇并不是个案。虽然劳动法中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但是有不少女性在求职过程中会遇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有些企业现在招聘的条件已经将对女性“已婚已育”的要求改为“已生二胎”。
遭遇就业性别歧视的劳动者，可以选择通过向工会、妇女联合会、劳动保障监察等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行使诉讼程序的维权成本较高，更多的劳动者会倾向于用前一种方式维权。
今年8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劳动者对违规企业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的结果并不理想。
长期专注于反就业性别歧视的公众号“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负责人梅星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我们在举报招聘歧视企业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的劳动监察部门不受理。”
梅星向记者讲述她帮助劳动者维权的经历，她曾因一家企业在招聘中存在性别歧视的行为向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举报，而几天后梅星收到的回复却是“就业歧视问题不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监督检查范围，目前没有处理流程和处罚依据”，并建议她根据就业促进法的规定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在梅星看来，这样的回复属于人社局的“不作为”，而且她向记者强调，这样的回复并不是个例。
“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选取了7个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劳动监察部门为样本，调查处理招聘性别歧视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有两成劳动监察部门表示从未收到过关于性别歧视的投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调查中能够明确将投诉数量及处理情况明确公开的劳动监察部门只占1成，有7成的劳动监察部门拒绝公开此类信息。
调研报告指出，打击招聘性别歧视是劳动监察部门工作的内容之一，不应对此进行推诿。
作为被告的人社局
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很多劳动者根据这一条例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企业违规，但也因此，让一些劳动监察部门成为了被告。
2013年的“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即是一例。此案源于2012年山西籍女大学毕业生曹菊(化名)在求职过程中因职位性别要求被拒绝，随后将招聘单位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同时向海淀区人社局举报了此单位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而3个月后，海淀区人社局对该举报撤销立案。曹菊对此不满并提出行政复议，得到行政复议的维持决定后，向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海淀区人社局提起行政诉讼。不过事后再无该案进展的公开报道。
时隔4年之后，广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收到了来自广州女生高晓(化名)的一纸诉状。
2015年6月，高晓在应聘厨房学徒一职时被企业以“不招女生”为由拒绝录用。她在起诉该企业侵权的同时，也向广州市人社局就此事进行了投诉。当年11月，人社局回复称：经调查，企业否认限定性别拒绝录用的事实，并认为高晓已提起诉讼，所以不予受理。高晓随即向广州市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起诉广州人社局和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今年7月17日，法院下达一审判决：确认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上述答复违法。
最近的一次则是在2017年6月，同样是在举报企业后对人社局的处理结果不满，济南市历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被女大学生夏南(化名)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确认历城区人社局对举报的处理违法，并请求依法撤销此前的处理结果，重新处理。
这三起行政诉讼都源于劳动监察部门对于劳动者的举报“不予受理”。
对于人社局的监管职责，黄乐平认为，对于就业歧视而言，属于违反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的行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有权力对就业歧视行为进行监察，并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建峰也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调查、检查的结果，对应当改正未改正的，可以依法责令改正或者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
黄乐平也提到，由于法律规定了实施就业歧视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个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为职能部门在处理就业歧视问题时的畏缩不前，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规则不明，各地作法不一
上述调查报告也显示，由于适用的规定不同，各地人社局对就业性别歧视投诉的处罚也相差甚远。
例如，上海市9个区县的人社局统一回复为，对招聘中存在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北京市部分区县规定，用人单位违反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以性别为由拒绝聘用或者提高聘用标准的，由县级以上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
沈建峰坦言，同样的劳动法律在很多地方执法口径不统一的“地方化现象”，也是目前我国劳动法律司法和执法中的突出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执法依据除了国家层面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外，尚有各地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则，各地的这些规定并不完全统一；另外，法律中的一些不确定概念和具有自由裁量空间的概念，各地的理解也可能不统一。
在黄乐平看来，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在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监察事项中，没有明确将就业歧视纳入监察范围。只是有一个兜底的规定，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这一兜底性规定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也给了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很宽泛的选择权。
与此同时，黄乐平也提出了另一个难题：无论是从劳动法、就业促进法，还是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来看，都没有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仅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1条中原则性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缺乏细化、可操作性的规定。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既给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行为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也使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处理就业歧视行为时底气不足，难以对用人单位作出有力度的处罚措施。
不过，这一现象有可能随着10月1日施行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的出台而改变。该条例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有权对性别、民族等歧视行为责令改正和处罚。
沈建峰表示，这一规定的出台对治理就业歧视有一定积极的意义，改善了以前就业歧视行政责任不明确的状况，针对发布包含就业歧视的招聘信息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但他担忧，在这一规则背景下，就业歧视将会越来越隐性，治理难度也会增加。同时该规则仅针对发布包含就业歧视招聘信息的行为，并不涵盖其他就业歧视行为。因此反就业歧视的法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除了完善立法，黄乐平还建议，劳动监察部门应当在反就业歧视工作中积极作为，充分利用劳动保障监察手段，对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行为进行监察，并将涉案企业的不良记录纳入企业信用管理范围。同时，也可以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对涉及就业歧视的企业给予行政处罚。
受访专家均提到，企业的违法成本较低也是就业歧视屡禁不止的原因。
沈建峰告诉记者，在实践中，就业歧视主要根据侵权责任法通过民事诉讼救济，各地比较普遍的做法是认定就业歧视后，支持劳动者精神损失赔偿，额度为2000元左右。
在黄乐平看来，反就业性别歧视如果不能在法律层面让企业感觉到切肤之痛，对劳动者的平等就业保障就难以真正落地。
原文链接：https://t.cn/EzXwkN4
女大学生夏南(化名)起诉要求依法确认历城区人社局对就业歧视举报的处理违法。 资料图
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逐渐放开，就业公平将又迎来一大考验。然而，受到不公平的就业歧视应该如何维权，负有监管之责的劳动监察部门一般会如何处理这类举报，一直是受到忽略的问题。
近日一则抽样调查报告指出，面对此类投诉不作为的劳动监察部门不在少数，并且仅有近10%的劳动监察部门能够明确将投诉数量及处理情况公开。
投诉结果并不理想
今年已经31岁的王晗(化名)，在二胎怀孕期间，突然收到了公司领导要求她主动辞职的信息。在王晗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辞职的情况下，公司提出两个方案：继续工作或者由公司为王晗缴纳社保及生育险至其生产后。
在王晗选择继续工作后被告知“工作岗位有了变动”，要求王晗负责“看厕所”。
随后，王晗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劳动监察部门建议她申请劳动仲裁。
王晗的境遇并不是个案。虽然劳动法中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但是有不少女性在求职过程中会遇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有些企业现在招聘的条件已经将对女性“已婚已育”的要求改为“已生二胎”。
遭遇就业性别歧视的劳动者，可以选择通过向工会、妇女联合会、劳动保障监察等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行使诉讼程序的维权成本较高，更多的劳动者会倾向于用前一种方式维权。
今年8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劳动者对违规企业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的结果并不理想。
长期专注于反就业性别歧视的公众号“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负责人梅星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我们在举报招聘歧视企业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的劳动监察部门不受理。”
梅星向记者讲述她帮助劳动者维权的经历，她曾因一家企业在招聘中存在性别歧视的行为向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举报，而几天后梅星收到的回复却是“就业歧视问题不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监督检查范围，目前没有处理流程和处罚依据”，并建议她根据就业促进法的规定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在梅星看来，这样的回复属于人社局的“不作为”，而且她向记者强调，这样的回复并不是个例。
“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选取了7个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劳动监察部门为样本，调查处理招聘性别歧视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有两成劳动监察部门表示从未收到过关于性别歧视的投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调查中能够明确将投诉数量及处理情况明确公开的劳动监察部门只占1成，有7成的劳动监察部门拒绝公开此类信息。
调研报告指出，打击招聘性别歧视是劳动监察部门工作的内容之一，不应对此进行推诿。
作为被告的人社局
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很多劳动者根据这一条例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企业违规，但也因此，让一些劳动监察部门成为了被告。
2013年的“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即是一例。此案源于2012年山西籍女大学毕业生曹菊(化名)在求职过程中因职位性别要求被拒绝，随后将招聘单位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同时向海淀区人社局举报了此单位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而3个月后，海淀区人社局对该举报撤销立案。曹菊对此不满并提出行政复议，得到行政复议的维持决定后，向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海淀区人社局提起行政诉讼。不过事后再无该案进展的公开报道。
时隔4年之后，广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收到了来自广州女生高晓(化名)的一纸诉状。
2015年6月，高晓在应聘厨房学徒一职时被企业以“不招女生”为由拒绝录用。她在起诉该企业侵权的同时，也向广州市人社局就此事进行了投诉。当年11月，人社局回复称：经调查，企业否认限定性别拒绝录用的事实，并认为高晓已提起诉讼，所以不予受理。高晓随即向广州市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起诉广州人社局和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今年7月17日，法院下达一审判决：确认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上述答复违法。
最近的一次则是在2017年6月，同样是在举报企业后对人社局的处理结果不满，济南市历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被女大学生夏南(化名)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确认历城区人社局对举报的处理违法，并请求依法撤销此前的处理结果，重新处理。
这三起行政诉讼都源于劳动监察部门对于劳动者的举报“不予受理”。
对于人社局的监管职责，黄乐平认为，对于就业歧视而言，属于违反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的行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有权力对就业歧视行为进行监察，并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建峰也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调查、检查的结果，对应当改正未改正的，可以依法责令改正或者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
黄乐平也提到，由于法律规定了实施就业歧视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个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为职能部门在处理就业歧视问题时的畏缩不前，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规则不明，各地作法不一
上述调查报告也显示，由于适用的规定不同，各地人社局对就业性别歧视投诉的处罚也相差甚远。
例如，上海市9个区县的人社局统一回复为，对招聘中存在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北京市部分区县规定，用人单位违反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以性别为由拒绝聘用或者提高聘用标准的，由县级以上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
沈建峰坦言，同样的劳动法律在很多地方执法口径不统一的“地方化现象”，也是目前我国劳动法律司法和执法中的突出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执法依据除了国家层面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外，尚有各地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则，各地的这些规定并不完全统一；另外，法律中的一些不确定概念和具有自由裁量空间的概念，各地的理解也可能不统一。
在黄乐平看来，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在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监察事项中，没有明确将就业歧视纳入监察范围。只是有一个兜底的规定，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这一兜底性规定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也给了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很宽泛的选择权。
与此同时，黄乐平也提出了另一个难题：无论是从劳动法、就业促进法，还是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来看，都没有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仅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1条中原则性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缺乏细化、可操作性的规定。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既给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行为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也使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处理就业歧视行为时底气不足，难以对用人单位作出有力度的处罚措施。
不过，这一现象有可能随着10月1日施行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的出台而改变。该条例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有权对性别、民族等歧视行为责令改正和处罚。
沈建峰表示，这一规定的出台对治理就业歧视有一定积极的意义，改善了以前就业歧视行政责任不明确的状况，针对发布包含就业歧视的招聘信息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但他担忧，在这一规则背景下，就业歧视将会越来越隐性，治理难度也会增加。同时该规则仅针对发布包含就业歧视招聘信息的行为，并不涵盖其他就业歧视行为。因此反就业歧视的法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除了完善立法，黄乐平还建议，劳动监察部门应当在反就业歧视工作中积极作为，充分利用劳动保障监察手段，对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行为进行监察，并将涉案企业的不良记录纳入企业信用管理范围。同时，也可以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对涉及就业歧视的企业给予行政处罚。
受访专家均提到，企业的违法成本较低也是就业歧视屡禁不止的原因。
沈建峰告诉记者，在实践中，就业歧视主要根据侵权责任法通过民事诉讼救济，各地比较普遍的做法是认定就业歧视后，支持劳动者精神损失赔偿，额度为2000元左右。
在黄乐平看来，反就业性别歧视如果不能在法律层面让企业感觉到切肤之痛，对劳动者的平等就业保障就难以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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