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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那个迷乱、伤感的夏天已经过去许多年。埃利奥成了才华横溢的古典钢琴家，移居至巴黎，将在那里展开一段新恋情。而奥利弗，现在是已成家的大学教授，有一天，他突然打算来一次跨越大西洋的旅行。
初见的夏天已留存于遥远的记忆，多年后，他们再次相见，兜兜转转一大圈，俩人一直在心里为彼此保留着空地，经历了许多坎坷后，终于在一起。
馆藏链接：https://t.cn/A66d9W0B
距那个迷乱、伤感的夏天已经过去许多年。埃利奥成了才华横溢的古典钢琴家，移居至巴黎，将在那里展开一段新恋情。而奥利弗，现在是已成家的大学教授，有一天，他突然打算来一次跨越大西洋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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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光纤类型及应用指南
在不断扩展的光纤通信世界中，一种尺寸并不适合所有的光纤。符合国际电信联盟G.652规范的步进式单模光纤有时被称为"标准单模"，因为它们已经被广泛使用了几十年。然而，G.652光纤已经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发展，其他单模光纤已经被开发出新的用途，多模光纤已经找到了新的市场，并且出现了更多的奇异光纤。
重要光纤类型及应用指南
这些变化反映了为特定应用定制光纤的优势。室内使用的导管中需要抗弯曲的纤维。收缩纤维包层允许在电缆中使用更多的纤维数量。低水光纤可以在1270和1610nm之间以20nm为步长进行廉价的粗波分复用（WDM）。超低损耗光纤可以拉伸放大器的间距。多模分级光纤可以在短距离内传输高数据速率，削减发射机和接收机成本。
以下是重要光纤类型及其在通信中的应用指南：
渐变折射率多模光纤
梯度指数多模光纤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发的，目的是增加大芯光纤的带宽，现在主要用于短数据链路。过去使用的是LED光源，但现在大多数数据链路的速度都需要大规模生产的发射波长为800至960nm的垂直腔面发光激光器（VCSELs）。大多数分级光纤的纤芯为50μm，但一些纤芯为62.5μm的光纤仍在使用。表中列出了标准多模光纤的性能。
在实际应用中，多模数据链路只使用到550米左右，更远的距离使用单模光纤。虽然多模光纤在1310nm波段的损耗比短波长的损耗低，但廉价的VCSEL只在短波长波段大量生产。OM3和更新的标准使用VCSEL支持每秒多千兆比特的数据传输速率。
OM5标准规定，在850——953nm的两个或四个波长上，以25Gbit/s的短波分复用(SWDM)传输速率达到100Gbit/s的双工。2020年1月，IEEE工作组批准了IEEEP802.3cm400Gbit/soverMultimodeFiber标准，该标准将400Gbit/s信号在4根或8根光纤中进行分流，跨度可达100或150米，主要应用在大型数据中心内和5G网络的短距离高速链路上。
重复使用旧版光纤
数据中心安装的传统多模光纤可以重新利用，以高于表中所列的速率传输单模信号。Cailabs(法国雷恩)已经开发出一种光学器件，可以将高达99.5%的单模输入耦合到光纤的多种模式之一。他们报告说，传输速率为10Gbit/s，最高可达一公里，并正在测试100Gbit/s的速率。
二十年前安装的遗留G.652单模光纤，如果仍然是暗的或未充分使用，只需要进行最小的处理，就可以点亮使用。得益于数字信号处理和相干光传输，原本安装在一个或几个波长上传输10Gbit/s的G.652光纤可以在多达100个波长上传输相干的100Gbit/s信号，而不需要以适当的排列方式拼接不同类型的光纤来管理色散。这为传统光纤带来了新的生命，并可以为运营商节省安装新电缆的高昂费用，在城市地区安装新电缆的费用高达50万美元。
单模光纤标准
国际电联G.652单模标准的第一个版本是在1984年起草的，当时光纤通信的波长限制在1310纳米，那里的色散基本为零。它要求模场直径为8.6至9.5微米，截止波长不超过1260纳米，1310纳米处衰减不超过0.5分贝/公里，1550纳米处衰减不超过0.4分贝/公里。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的发展将大部分传输转移到了1550nm窗口，但G.652光纤仍在广泛使用，当前G.652.D版本最显著的变化是将1310至1625nm处的损耗限制降低到0.4dB/km，1530至1565nm处的损耗限制降低到0.30dB/km6。
随着光纤传输的发展，其他新标准也随之而来。零色散移至1550nm的光纤的发展刺激了G.653标准的发展。最初的版本于1988年通过，要求纤芯直径为7.8至8.5微米，1500至1600纳米之间为零色散，最大色散为3.5ps/(nm-km)。一些零色散光纤仍在使用，但1550nm铒波段严重的四波混杂噪声使WDM不切实际，除非在1570——1625nmL波段使用放大器。
ITUG.654标准是为另一种基本被废弃的技术而制定的：1300nm附近零色散的海底电缆，单模截止波长转移到长达1530nm的波长。最近的变化将1530至1612nm处的最大损耗降低到0.25dB/km，因此它可以用于色散管理海底电缆的L波段传输。
WDM和色散管理的发展也导致了1996年ITUG.655非零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标准的出台.该标准规定的色散高到足以防止紧密间隔的光通道之间的非线性串扰，但低到足以允许通过混合不同色散的光纤进行色散补偿。最大单模截止波长为1450nm，最小和最大色散的单独公式规定了1460和1550nm之间的值，以及1550和1625nm之间的值，以允许通过拼接不同色散的光纤长度进行色散补偿。
另一个色散驱动的标准是G.656，2004年提供的是1460到1625nm之间低色散的单模光纤，适用于四波混杂不会成为严重问题的宽幅分离的WDM系统。后来，它被修改为用于拉曼光放大。
相干光传输采用数字信号处理进行前向纠错，避免了色散管理的需要，基本上不需要严格规定色散的标准。
弯曲损耗不敏感光纤
当光纤安装在网络的接入和传输部分的狭小空间时，弯曲损耗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ITU制定了G.657标准，定义了两类光纤的抗弯曲性能。A类涵盖了在传输和接入网中使用的G.652型光纤，它的弯曲半径可以是10或7.5mm。B类涵盖接入网中可能不符合G.652的光纤，当弯曲到7.5毫米或5毫米的半径时，具有低损耗。
弯曲损耗发生在单模光纤遇到弯曲或紧密包装的地方，如机柜、电缆管道、立管和隔板内。限制损耗的一种方法是减小模场直径，以改善对光的限制。另一种方法是嵌入一层折射率较低的玻璃，作为紧邻核心的凹陷内包层，或作为包层内的"沟槽"。其他的选择包括在纤芯中嵌入亚波长的孔或纳米结构。
1.用于降低弯曲损耗和改善导光性的光纤结构。
减薄型光纤
减少光纤的厚度可以让光纤被挤压成更小的体积，并弯曲成更小的半径，而不会引发可能导致光纤断裂的微小裂缝的形成。它还可以让更多的光纤装入电缆中。有两种选择：减少包层和覆盖在包层上的保护层，或者只减少保护层。
2.缩小包层直径如何改变10µm纤芯的单模光纤的尺寸。
标准光纤的外径为125µm，与单模光纤10µm的纤芯相比，纤芯很厚。可以将包层直径减小到80µm，这样光纤的玻璃体积就减少了2.4倍。带有塑料涂层的缩小包层光纤的外径约为170µm，而普通涂层光纤的外径为250µm。
另外，在标准的125µm包层上涂抹的涂层厚度也可以减少，因此涂覆纤维的直径只有200µm，而不是通常的250µm。
低水光纤
标准的光纤制造会留下氢的痕迹，氢在熔融硅纤维中与氧结合成羟基，在1360和1460nm之间吸收，在1383nm处有一个强峰。当光纤系统只在1310和1550nm波段工作时，这个波段可以忽略，但对于1270和1610nm之间20nm间距的廉价粗波分复用来说，这个波段就成了问题。
3.低水位和零水位峰值纤维的损耗比较（由Sterlite技术公司提供）。
已开发出将光纤中的氢气(通常称为"水")降低到两个水平的工艺。"低水"光纤通常在1383nm峰值处的损耗不高于1310nm处的损耗，通常低于0.34dB/km。目前版本的G.652.D和G.657标准都规定，1310——1625nm之间的光纤损耗应不超过0.40dB/km，低水光纤符合这一要求。标准还要求1383nm峰值处的损耗即使在老化后也要保持在0.4dB/km以下。
零水光纤可进一步降低OH的吸收，使1383nm峰值基本消失，衰减低于0.27和0.31dB/km。要达到如此低的损耗，需要用氘（重氢-2同位素）进一步加工，以阻止轻氢与玻璃中的氧结合，保持低吸收。
单模光纤的其他特殊功能
一些通信光纤提供了针对特殊情况进行优化的功能，例如拉伸放大器间距或跨越非常长的距离。
其中一个特点是扩大单模光纤的有效模式面积。虽然G.652的纤芯直径名义上是9到10微米，但它传输的单模以高斯模式扩散，因此有效模式面积更大一些--大约80nm2。如果这种光纤传输的功率很大，那么在靠近发射器或放大器的区域，功率最大的地方就会产生非线性效应。扩大有效模式面积可以降低纤芯的功率密度，减少非线性效应。改变磁芯-包层折射率差可以将有效模面积增加到100µm2以上，但这是有限制的。
大的有效模面积可以与极低的衰减相结合。例如，康宁公司（纽约州康宁市）和OFSOptics公司（佐治亚州诺克罗斯市）都提供了用于海底电缆的单模光纤，其有效模面积为125和150µm2，在1550nm处的衰减低于0.16dB/km。
还为通信系统中的端接或耦合光纤等任务制造了特殊光纤。
微结构和空芯光纤
新一代的光纤技术已经出现，基于微结构光纤，其长度上有孔。它们依靠光子晶体、光子带隙或其他结构来限制光，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微结构光纤具有由不同密度的微结构所产生的材料折射率差异；这些折射率差异引导或限制光。如果微结构与光纤传输的波长相比较小，它所包含的孔洞就会降低孔隙材料的平均折射率，因此它可以作为低折射率的包层，引导光通过固体或孔隙核心。
光子晶体光纤会产生光子带隙效应，阻止某些波长的光通过某些区域的传输。这种现象可用于将某些波长的光限制在一个有效面积较大的芯内，OFS光学公司在2020年10月出版的《激光聚焦世界》中对此进行了描述。网格结构作为内包层。标有"分流器"的六个六边形单元围绕着25微米的核心，将高阶模式从25微米的大核心中分流出来，使其有效地成为单模。
4.OFSOptics的中空芯光子带隙光纤的结构，该光纤在真空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传输信号（OFSOptics提供）。
虽然光子带隙光纤比传统的实芯光纤有更高的损耗，但其中空芯可以以30万公里/秒的速度传输光，而不是实芯光纤的20万公里/秒。光在中空芯中的领先时间获得了1.5微秒/公里，对于高频交易商来说，微秒意味着金钱，他们要为通过特殊电缆传输支付溢价。
2020年，南安普顿大学的衍生公司Lumenisity（英国罗姆西）推出了使用基于嵌套抗谐振无节光纤（NANF）技术的新型中空芯光纤的有线光纤。在这里，中空芯周围环绕着一层坚实的包层，其中几对嵌套的芯沿芯-包层边界运行。与光子带隙光纤相比，这种方法可以在更宽的波长范围内实现低损耗传输。在OFC2020上，南安普顿的研究人员报告说，在实芯光纤衰减的1550nm最小值处，损耗仅为0.28dB/km。
5.最小损耗为0.28dB/km的中空芯NANF光纤的结构（左）及其在1200和1700之间的衰减（蓝色）与早期最小为0.65dB/km的NANF光纤、纯硅实芯光纤（紫色）和光子带隙光纤（绿色）的衰减比较。
研究管道
另外两种新兴的实芯光纤仍在研究之中。
少模光纤的有效模态面积略高于单模工作的上限，使其只能携带少数几个模态(相比之下，传统多模光纤有数百或数千个模态)。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模分复用可以将单模信号耦合到少模光纤中的各个模式中，并在没有明显的串扰的情况下将其分离出来。
多芯光纤在其包层内嵌入了许多独立的导光芯，并将其分开以防止串扰。这样就可以实现芯分复用，每个芯传输单独的信号。
重要光纤类型及应用指南
这两种技术都已经在高数据速率下得到了证明，实验者已经成功地制造出包含多个芯的光纤，所有芯都以多种模式传输信号。这两种技术与在同一光缆中的不同光纤中或在平行线路中分别传输不同信号的不太优雅的方法一起被归类为空分复用。某种形式的空分多路复用在我们的未来，但哪种方法在电信系统中最具成本效益仍有待确定。
在不断扩展的光纤通信世界中，一种尺寸并不适合所有的光纤。符合国际电信联盟G.652规范的步进式单模光纤有时被称为"标准单模"，因为它们已经被广泛使用了几十年。然而，G.652光纤已经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发展，其他单模光纤已经被开发出新的用途，多模光纤已经找到了新的市场，并且出现了更多的奇异光纤。
重要光纤类型及应用指南
这些变化反映了为特定应用定制光纤的优势。室内使用的导管中需要抗弯曲的纤维。收缩纤维包层允许在电缆中使用更多的纤维数量。低水光纤可以在1270和1610nm之间以20nm为步长进行廉价的粗波分复用（WDM）。超低损耗光纤可以拉伸放大器的间距。多模分级光纤可以在短距离内传输高数据速率，削减发射机和接收机成本。
以下是重要光纤类型及其在通信中的应用指南：
渐变折射率多模光纤
梯度指数多模光纤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发的，目的是增加大芯光纤的带宽，现在主要用于短数据链路。过去使用的是LED光源，但现在大多数数据链路的速度都需要大规模生产的发射波长为800至960nm的垂直腔面发光激光器（VCSELs）。大多数分级光纤的纤芯为50μm，但一些纤芯为62.5μm的光纤仍在使用。表中列出了标准多模光纤的性能。
在实际应用中，多模数据链路只使用到550米左右，更远的距离使用单模光纤。虽然多模光纤在1310nm波段的损耗比短波长的损耗低，但廉价的VCSEL只在短波长波段大量生产。OM3和更新的标准使用VCSEL支持每秒多千兆比特的数据传输速率。
OM5标准规定，在850——953nm的两个或四个波长上，以25Gbit/s的短波分复用(SWDM)传输速率达到100Gbit/s的双工。2020年1月，IEEE工作组批准了IEEEP802.3cm400Gbit/soverMultimodeFiber标准，该标准将400Gbit/s信号在4根或8根光纤中进行分流，跨度可达100或150米，主要应用在大型数据中心内和5G网络的短距离高速链路上。
重复使用旧版光纤
数据中心安装的传统多模光纤可以重新利用，以高于表中所列的速率传输单模信号。Cailabs(法国雷恩)已经开发出一种光学器件，可以将高达99.5%的单模输入耦合到光纤的多种模式之一。他们报告说，传输速率为10Gbit/s，最高可达一公里，并正在测试100Gbit/s的速率。
二十年前安装的遗留G.652单模光纤，如果仍然是暗的或未充分使用，只需要进行最小的处理，就可以点亮使用。得益于数字信号处理和相干光传输，原本安装在一个或几个波长上传输10Gbit/s的G.652光纤可以在多达100个波长上传输相干的100Gbit/s信号，而不需要以适当的排列方式拼接不同类型的光纤来管理色散。这为传统光纤带来了新的生命，并可以为运营商节省安装新电缆的高昂费用，在城市地区安装新电缆的费用高达50万美元。
单模光纤标准
国际电联G.652单模标准的第一个版本是在1984年起草的，当时光纤通信的波长限制在1310纳米，那里的色散基本为零。它要求模场直径为8.6至9.5微米，截止波长不超过1260纳米，1310纳米处衰减不超过0.5分贝/公里，1550纳米处衰减不超过0.4分贝/公里。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的发展将大部分传输转移到了1550nm窗口，但G.652光纤仍在广泛使用，当前G.652.D版本最显著的变化是将1310至1625nm处的损耗限制降低到0.4dB/km，1530至1565nm处的损耗限制降低到0.30dB/km6。
随着光纤传输的发展，其他新标准也随之而来。零色散移至1550nm的光纤的发展刺激了G.653标准的发展。最初的版本于1988年通过，要求纤芯直径为7.8至8.5微米，1500至1600纳米之间为零色散，最大色散为3.5ps/(nm-km)。一些零色散光纤仍在使用，但1550nm铒波段严重的四波混杂噪声使WDM不切实际，除非在1570——1625nmL波段使用放大器。
ITUG.654标准是为另一种基本被废弃的技术而制定的：1300nm附近零色散的海底电缆，单模截止波长转移到长达1530nm的波长。最近的变化将1530至1612nm处的最大损耗降低到0.25dB/km，因此它可以用于色散管理海底电缆的L波段传输。
WDM和色散管理的发展也导致了1996年ITUG.655非零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标准的出台.该标准规定的色散高到足以防止紧密间隔的光通道之间的非线性串扰，但低到足以允许通过混合不同色散的光纤进行色散补偿。最大单模截止波长为1450nm，最小和最大色散的单独公式规定了1460和1550nm之间的值，以及1550和1625nm之间的值，以允许通过拼接不同色散的光纤长度进行色散补偿。
另一个色散驱动的标准是G.656，2004年提供的是1460到1625nm之间低色散的单模光纤，适用于四波混杂不会成为严重问题的宽幅分离的WDM系统。后来，它被修改为用于拉曼光放大。
相干光传输采用数字信号处理进行前向纠错，避免了色散管理的需要，基本上不需要严格规定色散的标准。
弯曲损耗不敏感光纤
当光纤安装在网络的接入和传输部分的狭小空间时，弯曲损耗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ITU制定了G.657标准，定义了两类光纤的抗弯曲性能。A类涵盖了在传输和接入网中使用的G.652型光纤，它的弯曲半径可以是10或7.5mm。B类涵盖接入网中可能不符合G.652的光纤，当弯曲到7.5毫米或5毫米的半径时，具有低损耗。
弯曲损耗发生在单模光纤遇到弯曲或紧密包装的地方，如机柜、电缆管道、立管和隔板内。限制损耗的一种方法是减小模场直径，以改善对光的限制。另一种方法是嵌入一层折射率较低的玻璃，作为紧邻核心的凹陷内包层，或作为包层内的"沟槽"。其他的选择包括在纤芯中嵌入亚波长的孔或纳米结构。
1.用于降低弯曲损耗和改善导光性的光纤结构。
减薄型光纤
减少光纤的厚度可以让光纤被挤压成更小的体积，并弯曲成更小的半径，而不会引发可能导致光纤断裂的微小裂缝的形成。它还可以让更多的光纤装入电缆中。有两种选择：减少包层和覆盖在包层上的保护层，或者只减少保护层。
2.缩小包层直径如何改变10µm纤芯的单模光纤的尺寸。
标准光纤的外径为125µm，与单模光纤10µm的纤芯相比，纤芯很厚。可以将包层直径减小到80µm，这样光纤的玻璃体积就减少了2.4倍。带有塑料涂层的缩小包层光纤的外径约为170µm，而普通涂层光纤的外径为250µm。
另外，在标准的125µm包层上涂抹的涂层厚度也可以减少，因此涂覆纤维的直径只有200µm，而不是通常的250µm。
低水光纤
标准的光纤制造会留下氢的痕迹，氢在熔融硅纤维中与氧结合成羟基，在1360和1460nm之间吸收，在1383nm处有一个强峰。当光纤系统只在1310和1550nm波段工作时，这个波段可以忽略，但对于1270和1610nm之间20nm间距的廉价粗波分复用来说，这个波段就成了问题。
3.低水位和零水位峰值纤维的损耗比较（由Sterlite技术公司提供）。
已开发出将光纤中的氢气(通常称为"水")降低到两个水平的工艺。"低水"光纤通常在1383nm峰值处的损耗不高于1310nm处的损耗，通常低于0.34dB/km。目前版本的G.652.D和G.657标准都规定，1310——1625nm之间的光纤损耗应不超过0.40dB/km，低水光纤符合这一要求。标准还要求1383nm峰值处的损耗即使在老化后也要保持在0.4dB/km以下。
零水光纤可进一步降低OH的吸收，使1383nm峰值基本消失，衰减低于0.27和0.31dB/km。要达到如此低的损耗，需要用氘（重氢-2同位素）进一步加工，以阻止轻氢与玻璃中的氧结合，保持低吸收。
单模光纤的其他特殊功能
一些通信光纤提供了针对特殊情况进行优化的功能，例如拉伸放大器间距或跨越非常长的距离。
其中一个特点是扩大单模光纤的有效模式面积。虽然G.652的纤芯直径名义上是9到10微米，但它传输的单模以高斯模式扩散，因此有效模式面积更大一些--大约80nm2。如果这种光纤传输的功率很大，那么在靠近发射器或放大器的区域，功率最大的地方就会产生非线性效应。扩大有效模式面积可以降低纤芯的功率密度，减少非线性效应。改变磁芯-包层折射率差可以将有效模面积增加到100µm2以上，但这是有限制的。
大的有效模面积可以与极低的衰减相结合。例如，康宁公司（纽约州康宁市）和OFSOptics公司（佐治亚州诺克罗斯市）都提供了用于海底电缆的单模光纤，其有效模面积为125和150µm2，在1550nm处的衰减低于0.16dB/km。
还为通信系统中的端接或耦合光纤等任务制造了特殊光纤。
微结构和空芯光纤
新一代的光纤技术已经出现，基于微结构光纤，其长度上有孔。它们依靠光子晶体、光子带隙或其他结构来限制光，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微结构光纤具有由不同密度的微结构所产生的材料折射率差异；这些折射率差异引导或限制光。如果微结构与光纤传输的波长相比较小，它所包含的孔洞就会降低孔隙材料的平均折射率，因此它可以作为低折射率的包层，引导光通过固体或孔隙核心。
光子晶体光纤会产生光子带隙效应，阻止某些波长的光通过某些区域的传输。这种现象可用于将某些波长的光限制在一个有效面积较大的芯内，OFS光学公司在2020年10月出版的《激光聚焦世界》中对此进行了描述。网格结构作为内包层。标有"分流器"的六个六边形单元围绕着25微米的核心，将高阶模式从25微米的大核心中分流出来，使其有效地成为单模。
4.OFSOptics的中空芯光子带隙光纤的结构，该光纤在真空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传输信号（OFSOptics提供）。
虽然光子带隙光纤比传统的实芯光纤有更高的损耗，但其中空芯可以以30万公里/秒的速度传输光，而不是实芯光纤的20万公里/秒。光在中空芯中的领先时间获得了1.5微秒/公里，对于高频交易商来说，微秒意味着金钱，他们要为通过特殊电缆传输支付溢价。
2020年，南安普顿大学的衍生公司Lumenisity（英国罗姆西）推出了使用基于嵌套抗谐振无节光纤（NANF）技术的新型中空芯光纤的有线光纤。在这里，中空芯周围环绕着一层坚实的包层，其中几对嵌套的芯沿芯-包层边界运行。与光子带隙光纤相比，这种方法可以在更宽的波长范围内实现低损耗传输。在OFC2020上，南安普顿的研究人员报告说，在实芯光纤衰减的1550nm最小值处，损耗仅为0.28dB/km。
5.最小损耗为0.28dB/km的中空芯NANF光纤的结构（左）及其在1200和1700之间的衰减（蓝色）与早期最小为0.65dB/km的NANF光纤、纯硅实芯光纤（紫色）和光子带隙光纤（绿色）的衰减比较。
研究管道
另外两种新兴的实芯光纤仍在研究之中。
少模光纤的有效模态面积略高于单模工作的上限，使其只能携带少数几个模态(相比之下，传统多模光纤有数百或数千个模态)。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模分复用可以将单模信号耦合到少模光纤中的各个模式中，并在没有明显的串扰的情况下将其分离出来。
多芯光纤在其包层内嵌入了许多独立的导光芯，并将其分开以防止串扰。这样就可以实现芯分复用，每个芯传输单独的信号。
重要光纤类型及应用指南
这两种技术都已经在高数据速率下得到了证明，实验者已经成功地制造出包含多个芯的光纤，所有芯都以多种模式传输信号。这两种技术与在同一光缆中的不同光纤中或在平行线路中分别传输不同信号的不太优雅的方法一起被归类为空分复用。某种形式的空分多路复用在我们的未来，但哪种方法在电信系统中最具成本效益仍有待确定。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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