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
【24节气说制香—谷雨】开到荼蘼花事了
二十四节气中，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处在暮春时节的谷雨，意味着春将尽，夏将至，此刻“杨花落尽子规啼”。可以说，谷雨是春天在不舍远离，是夏季在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着来临。
谷雨节气的名称，来自古人的“雨生百谷”之说，《群芳谱》曰：“谷雨，谷得雨而生也。”
“谷雨三朝看牡丹”，谷雨前后也是牡丹花开的重要时段，因此牡丹花被称为“谷雨花”，谷雨时节赏牡丹已绵延千年。清顾禄《清嘉录》曰：“神祠别馆筑商人，谷雨看花局一新。不信相逢无国色，锦棚只护玉楼春。”
谷雨花信：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
酴醾，又作荼蘼花，花枝梢茂密，花繁香浓，苏轼说：“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于是《红楼梦》便有了“开到荼蘼花事了”，荼蘼花过后，春天便不再了。
宋代著名女词人吴淑姬写道：“谢了荼蘼春事休。无多花片子，缀枝头。”欧阳修在《渔家傲》里写：“更值牡丹开欲遍，酴醿压架清香散。花底一尊谁解劝。增眷恋，东风回晚无情绊。”
牡丹和荼蘼花，似乎便成了谷雨时期的固定搭档，一个国色天香，一个小家碧玉，一个雍容华贵，一个清雅脱俗，一个绚丽无比色彩纷呈，一个不争妍不斗艳，却依旧霸占赏春人的一缕视线，明明云泥之别的境遇，却同样为春天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相传宋人范镇，每到暮春时节，便在荼蘼花架下，设宴饮酒。微风拂过，荼蘼花像白雪般纷纷扬扬，落于谁的杯中，“浮一大白”，谁便饮尽杯中酒，谓之“飞英会”。
《宋书·礼志》也记载了宋时有一种制作荼蘼酒的方法。先把一种叫做“木香”的香料研磨成细末，投入酒瓶中，然后将酒瓶加以密封。
到了饮酒的时候，开瓶取酒，酒液已经芳香四溢，这时再临时在酒面上洒满荼蘼花瓣，酒香闻来正如荼蘼花香，几乎难以分辨二者的区别。
这一做法，是受了“飞英会”的影响。于是，浮着片片荼蘼花瓣的酒杯，便成就了宋人在暮春里的一场场欢会。
《香乘》收录了一个名为“玉华醒醉香”的方子，归入卷十九《熏佩之香》中，即用来熏衣和佩戴的香品。
“玉华醒醉香”最早出现在陈敬《陈氏香谱》中：“采牡丹蕊与酴酴花，清酒拌，浥润得所，风阴一宿，杵细，捻作饼子，阴干，龙脑为衣。置枕间，芬芳袭人，可以醒醉。”
此香以牡丹花蕊与荼蘼花为主材制作，将牡丹花蕊与荼蘼花瓣用清酒拌匀，晾一夜，然后捣成花泥，制成小饼，最后在外表沾染一层龙脑香末为衣，此香有解酒醒酒的功效。
牡丹花蕊气味芬芳，荼蘼花亦芳香袭人，经过清酒的浸润，制成小饼后再裹一层清凉、芳香开窍的龙脑香，闻之确实让人瞬间清醒，不知几百年前，是怎样的制香人，用了这般玲珑的巧思，制给何人醒酒解醉。
牡丹花蕊制了“玉华醒醉香”，摘下的花瓣也不要浪费，可以可用来制香。《香乘》收录有一个“李主花浸沉香”的香方：沉香不论多少剉碎，取有香花：若酴醾、木犀、橘花（或是橘叶亦可）、福建茉莉花等，带露水的花一碗，用磁盒盛之，纸封盖，入甑蒸食顷取出，去花汁浸沉香，日中曝干，如是者数次，以沉香透烂为度。或云皆不若蔷薇水浸之最妙。
混合了花香之气的沉香，在熏焚时香炉会中花香浓泛，张元干《浣溪沙》：“花气蒸浓古鼎烟，水沉春透露华鲜”。
这种把香木与香花一起熏蒸的“花蒸香”一度非常流行，宋杨万里《和仲良分送柚花沉三首》中用柚花与沉香薰制：“薰然真腊水沉片，烝以洞庭春雪花”；周紫芝《刘文卿烧木犀沉为作长句》中用木犀与沉香薰制：“海南万里水沉树，江南九月木犀花”。
许是沉香一度“一片万钱”，聪明的古人又想出了很多奇思妙想，《陈氏香谱》中“花熏香诀”记载，只用橘叶与竹片也可制作出不俗的熏香，其做法是：将橘叶捣烂，与旧竹篾片一起密封在瓷罐里，放入蒸笼中蒸制，然后把熏入橘叶气息的竹片当做香料。
以花、叶熏蒸竹片为香并非个例，元代《居家必用》记载了一种“百花香”，所用材料也是竹片与香花：用篱头烂竹片穰劈作片子，遇四时花开时，摘花头与竹片层层相间，装在薄白瓷器内至满，油单纸封，蒸笼上蒸一时许，经宿，去旧花，再摘新花，依上蒸三次。自春首至岁终，但有香花依上蒸，焚之，极风韵可爱。
把竹子劈成小巧薄片，与香花层层叠叠放入瓷罐中，用油单纸密封，在灶上小火缓蒸一时许后，静置一夜，第二天更换新采集的香花继续蒸制，这样蒸制出来的竹片就会沾染上各种花香。
除了水蒸草木为香，当时人们还喜欢把各种花草蒸馏成纯露，顾仲《养小录》记载：“凡诸花及诸叶香者，俱可蒸露。入汤代茶，种种益人”。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水部”中收录了各种药露：薄荷露，鲜薄荷蒸取，气烈而味辛，能凉膈发汗，虚人不宜多服；兰花露，此乃建兰花所蒸取者，气薄味淡，食之明目舒郁。
最痴迷以花草为香的人，当属明末时期的董若雨，他与黄庭坚一样自喻有“香癖”，董若雨《欸乃曲》言：“老翁平生有香癖，柏子拈灸树根炉”。
董若雨喜欢采集各种花草制香，但有些花草不适合火焚，为此董若雨发明了以水蒸草木为香的“非烟香法”。《非烟香法》共有六篇:非烟香记、博山炉变、众香评、香医、众香变、非烟铢两、博山变。《非烟香记》中云：“焚香不蒸香，俗太躁，不可不革。”。
《博山炉变》中，亦详细描写了他研制的蒸香器具，蒸香完全没有火焚的烟燥之气，有了蒸香的上好炉具，春天的玉兰花瓣，冬天的梅花坠瓣，都被董若雨采来当作香，《非烟香记》：顷偃蹇南村，熏炉自随，摘玉兰之闭蕊，收寒梅之坠瓣。花蒸水格，香透藤墙。
把采集的鲜花放在水格上蒸，水汽袅袅中，不一会儿就香透了藤墙。
蒸香不仅能芳香居室，不同植物的香味，也给董若雨带来了各种与众不同的想象性的嗅觉体验。他在《众香评》中，描写了不同草木蒸香所带来的体验：蒸柏子如昆仑玄圃，飞天仙人境界也。蒸梅花如读郦道元《水经注》，笔墨去人都远。蒸玉兰如珊瑚木难，非常物也，善震耀人。
焚香或是蒸香，不仅仅只是用作消闲娱乐之用，以香疗病养生也是董若所追求的。他认为“养生不可无香，香之为用，调其外气，适其缓急，补缺而拾遗，截长而佐短”，为此，董若雨专门撰写了一篇《香医》，洋洋洒洒地总结了自己所蒸植物为香的功效。
言：消暑宜蒸松叶，凉膈宜蒸薄荷，辟寒宜蒸桂屑，又宜荔壳，解吞酸宜蒸零陵，酸者肺之本味也，金来乘木，肝德不达，故肺味过盛而形酸，以甘补肝，以辛治肝，故又宜蒸木香......
借由此“花蒸香”法，我们可以尝试着组出模拟牡丹馥郁浓烈花香的“悠悠牡丹香”香方：老山檀10克，与牡丹花瓣熏蒸三遛，后小火焙干，降真香2克，牡丹皮2克、安息香2克、青木香1克，右为末，炼蜜和匀，丸作鸡头米大，裹干牡丹花瓣细末为衣，可与干牡丹花瓣同窖藏月余，熏爇如常法。
牡丹香窖藏的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的吸收牡丹花瓣的香气，更添一份牡丹花馥郁却迷人的气韵。
【24节气说制香—谷雨】开到荼蘼花事了
二十四节气中，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处在暮春时节的谷雨，意味着春将尽，夏将至，此刻“杨花落尽子规啼”。可以说，谷雨是春天在不舍远离，是夏季在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着来临。
谷雨节气的名称，来自古人的“雨生百谷”之说，《群芳谱》曰：“谷雨，谷得雨而生也。”
“谷雨三朝看牡丹”，谷雨前后也是牡丹花开的重要时段，因此牡丹花被称为“谷雨花”，谷雨时节赏牡丹已绵延千年。清顾禄《清嘉录》曰：“神祠别馆筑商人，谷雨看花局一新。不信相逢无国色，锦棚只护玉楼春。”
谷雨花信：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
酴醾，又作荼蘼花，花枝梢茂密，花繁香浓，苏轼说：“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于是《红楼梦》便有了“开到荼蘼花事了”，荼蘼花过后，春天便不再了。
宋代著名女词人吴淑姬写道：“谢了荼蘼春事休。无多花片子，缀枝头。”欧阳修在《渔家傲》里写：“更值牡丹开欲遍，酴醿压架清香散。花底一尊谁解劝。增眷恋，东风回晚无情绊。”
牡丹和荼蘼花，似乎便成了谷雨时期的固定搭档，一个国色天香，一个小家碧玉，一个雍容华贵，一个清雅脱俗，一个绚丽无比色彩纷呈，一个不争妍不斗艳，却依旧霸占赏春人的一缕视线，明明云泥之别的境遇，却同样为春天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相传宋人范镇，每到暮春时节，便在荼蘼花架下，设宴饮酒。微风拂过，荼蘼花像白雪般纷纷扬扬，落于谁的杯中，“浮一大白”，谁便饮尽杯中酒，谓之“飞英会”。
《宋书·礼志》也记载了宋时有一种制作荼蘼酒的方法。先把一种叫做“木香”的香料研磨成细末，投入酒瓶中，然后将酒瓶加以密封。
到了饮酒的时候，开瓶取酒，酒液已经芳香四溢，这时再临时在酒面上洒满荼蘼花瓣，酒香闻来正如荼蘼花香，几乎难以分辨二者的区别。
这一做法，是受了“飞英会”的影响。于是，浮着片片荼蘼花瓣的酒杯，便成就了宋人在暮春里的一场场欢会。
《香乘》收录了一个名为“玉华醒醉香”的方子，归入卷十九《熏佩之香》中，即用来熏衣和佩戴的香品。
“玉华醒醉香”最早出现在陈敬《陈氏香谱》中：“采牡丹蕊与酴酴花，清酒拌，浥润得所，风阴一宿，杵细，捻作饼子，阴干，龙脑为衣。置枕间，芬芳袭人，可以醒醉。”
此香以牡丹花蕊与荼蘼花为主材制作，将牡丹花蕊与荼蘼花瓣用清酒拌匀，晾一夜，然后捣成花泥，制成小饼，最后在外表沾染一层龙脑香末为衣，此香有解酒醒酒的功效。
牡丹花蕊气味芬芳，荼蘼花亦芳香袭人，经过清酒的浸润，制成小饼后再裹一层清凉、芳香开窍的龙脑香，闻之确实让人瞬间清醒，不知几百年前，是怎样的制香人，用了这般玲珑的巧思，制给何人醒酒解醉。
牡丹花蕊制了“玉华醒醉香”，摘下的花瓣也不要浪费，可以可用来制香。《香乘》收录有一个“李主花浸沉香”的香方：沉香不论多少剉碎，取有香花：若酴醾、木犀、橘花（或是橘叶亦可）、福建茉莉花等，带露水的花一碗，用磁盒盛之，纸封盖，入甑蒸食顷取出，去花汁浸沉香，日中曝干，如是者数次，以沉香透烂为度。或云皆不若蔷薇水浸之最妙。
混合了花香之气的沉香，在熏焚时香炉会中花香浓泛，张元干《浣溪沙》：“花气蒸浓古鼎烟，水沉春透露华鲜”。
这种把香木与香花一起熏蒸的“花蒸香”一度非常流行，宋杨万里《和仲良分送柚花沉三首》中用柚花与沉香薰制：“薰然真腊水沉片，烝以洞庭春雪花”；周紫芝《刘文卿烧木犀沉为作长句》中用木犀与沉香薰制：“海南万里水沉树，江南九月木犀花”。
许是沉香一度“一片万钱”，聪明的古人又想出了很多奇思妙想，《陈氏香谱》中“花熏香诀”记载，只用橘叶与竹片也可制作出不俗的熏香，其做法是：将橘叶捣烂，与旧竹篾片一起密封在瓷罐里，放入蒸笼中蒸制，然后把熏入橘叶气息的竹片当做香料。
以花、叶熏蒸竹片为香并非个例，元代《居家必用》记载了一种“百花香”，所用材料也是竹片与香花：用篱头烂竹片穰劈作片子，遇四时花开时，摘花头与竹片层层相间，装在薄白瓷器内至满，油单纸封，蒸笼上蒸一时许，经宿，去旧花，再摘新花，依上蒸三次。自春首至岁终，但有香花依上蒸，焚之，极风韵可爱。
把竹子劈成小巧薄片，与香花层层叠叠放入瓷罐中，用油单纸密封，在灶上小火缓蒸一时许后，静置一夜，第二天更换新采集的香花继续蒸制，这样蒸制出来的竹片就会沾染上各种花香。
除了水蒸草木为香，当时人们还喜欢把各种花草蒸馏成纯露，顾仲《养小录》记载：“凡诸花及诸叶香者，俱可蒸露。入汤代茶，种种益人”。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水部”中收录了各种药露：薄荷露，鲜薄荷蒸取，气烈而味辛，能凉膈发汗，虚人不宜多服；兰花露，此乃建兰花所蒸取者，气薄味淡，食之明目舒郁。
最痴迷以花草为香的人，当属明末时期的董若雨，他与黄庭坚一样自喻有“香癖”，董若雨《欸乃曲》言：“老翁平生有香癖，柏子拈灸树根炉”。
董若雨喜欢采集各种花草制香，但有些花草不适合火焚，为此董若雨发明了以水蒸草木为香的“非烟香法”。《非烟香法》共有六篇:非烟香记、博山炉变、众香评、香医、众香变、非烟铢两、博山变。《非烟香记》中云：“焚香不蒸香，俗太躁，不可不革。”。
《博山炉变》中，亦详细描写了他研制的蒸香器具，蒸香完全没有火焚的烟燥之气，有了蒸香的上好炉具，春天的玉兰花瓣，冬天的梅花坠瓣，都被董若雨采来当作香，《非烟香记》：顷偃蹇南村，熏炉自随，摘玉兰之闭蕊，收寒梅之坠瓣。花蒸水格，香透藤墙。
把采集的鲜花放在水格上蒸，水汽袅袅中，不一会儿就香透了藤墙。
蒸香不仅能芳香居室，不同植物的香味，也给董若雨带来了各种与众不同的想象性的嗅觉体验。他在《众香评》中，描写了不同草木蒸香所带来的体验：蒸柏子如昆仑玄圃，飞天仙人境界也。蒸梅花如读郦道元《水经注》，笔墨去人都远。蒸玉兰如珊瑚木难，非常物也，善震耀人。
焚香或是蒸香，不仅仅只是用作消闲娱乐之用，以香疗病养生也是董若所追求的。他认为“养生不可无香，香之为用，调其外气，适其缓急，补缺而拾遗，截长而佐短”，为此，董若雨专门撰写了一篇《香医》，洋洋洒洒地总结了自己所蒸植物为香的功效。
言：消暑宜蒸松叶，凉膈宜蒸薄荷，辟寒宜蒸桂屑，又宜荔壳，解吞酸宜蒸零陵，酸者肺之本味也，金来乘木，肝德不达，故肺味过盛而形酸，以甘补肝，以辛治肝，故又宜蒸木香......
借由此“花蒸香”法，我们可以尝试着组出模拟牡丹馥郁浓烈花香的“悠悠牡丹香”香方：老山檀10克，与牡丹花瓣熏蒸三遛，后小火焙干，降真香2克，牡丹皮2克、安息香2克、青木香1克，右为末，炼蜜和匀，丸作鸡头米大，裹干牡丹花瓣细末为衣，可与干牡丹花瓣同窖藏月余，熏爇如常法。
牡丹香窖藏的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的吸收牡丹花瓣的香气，更添一份牡丹花馥郁却迷人的气韵。
#2022##空瓶记##500个空瓶挑战#
318:AHAVA 死海植萃身体补水膏 [心] 好用，柑橘雪松调香，每一个都戳中我，有点点暖意，更适合冬天来用。已回购正装礼盒，等着秋冬用。
319、320适乐肤家的PM乳和C乳[微风]质地都算比较轻盈的，PM乳相对更厚重一丢丢。使用感也差不多，轻薄好吸收，但滋润度低，适宜春夏，秋冬或干皮肯定不够滋润。
321、322 欧莱雅金管防晒[心]在我这儿几乎无缺点，够润，防晒力强，有好价肯定会回购。把送的小样先用完再开正装。
318:AHAVA 死海植萃身体补水膏 [心] 好用，柑橘雪松调香，每一个都戳中我，有点点暖意，更适合冬天来用。已回购正装礼盒，等着秋冬用。
319、320适乐肤家的PM乳和C乳[微风]质地都算比较轻盈的，PM乳相对更厚重一丢丢。使用感也差不多，轻薄好吸收，但滋润度低，适宜春夏，秋冬或干皮肯定不够滋润。
321、322 欧莱雅金管防晒[心]在我这儿几乎无缺点，够润，防晒力强，有好价肯定会回购。把送的小样先用完再开正装。
“仁政” 走向 “义政”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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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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