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的紫微命盘
金灿光辉格:在紫微斗数之中，最为有名的富贵命盘为金灿光辉格，此命盘的成格局条件为太阳星处于午宫守命，与禄存、科权禄、左右、昌曲、魁钺加会方合此格。得吉星为入格。成富贵格局者财运旺盛，财从四海八荒滚滚而来。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命盘所得吉格越多，其人之富贵层次当然出就越高，成就也就越大。拥有此紫薇命盘之人，不但有着很好的人品，且各方面运势都很好，凭借自身努力，即可取得丰厚的财富。#看婚姻# #算八字# #算感情问题# #好好许个愿#
金灿光辉格:在紫微斗数之中，最为有名的富贵命盘为金灿光辉格，此命盘的成格局条件为太阳星处于午宫守命，与禄存、科权禄、左右、昌曲、魁钺加会方合此格。得吉星为入格。成富贵格局者财运旺盛，财从四海八荒滚滚而来。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命盘所得吉格越多，其人之富贵层次当然出就越高，成就也就越大。拥有此紫薇命盘之人，不但有着很好的人品，且各方面运势都很好，凭借自身努力，即可取得丰厚的财富。#看婚姻# #算八字# #算感情问题# #好好许个愿#
大唐洛阳城究竟有多壮观？风起洛阳，带你重拾国人的古都情怀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