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贡酒50亿元定增落地# ：易方达拿下半数份额 “牛散”张怀斌遗憾未中】古井贡酒50亿元定增落地。7月20日晚，古井贡酒公告称，其此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确定为13家，其中知名基金易方达获配25.5亿元、JPMorgan获配1.5亿元、Morgan Stanley获配1.5亿元。古井贡酒披露，本次实际发行数量为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200.00元/股。
按照古井贡酒公告的定增预案，其此次募得的资金50亿元将用于酿酒生产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但随着未来该项目将带来6.66万吨原酒的新增产能等，古井贡酒将如何释放和消化这些产能，也是业内外关注的重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古井贡酒2020年的销售费用高达31.21亿元，销售费用率为30.3%，在A股酒类上市公司中，仅次于青青稞酒的40.65%，相较于其余3家徽酒也要高出不少。在市场尚未打开更大增长空间的背景下，古井贡酒大手笔扩产，未来巨大产能的消化还有待市场的检验。（贝塔）https://t.cn/A6fRa2Ub
按照古井贡酒公告的定增预案，其此次募得的资金50亿元将用于酿酒生产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但随着未来该项目将带来6.66万吨原酒的新增产能等，古井贡酒将如何释放和消化这些产能，也是业内外关注的重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古井贡酒2020年的销售费用高达31.21亿元，销售费用率为30.3%，在A股酒类上市公司中，仅次于青青稞酒的40.65%，相较于其余3家徽酒也要高出不少。在市场尚未打开更大增长空间的背景下，古井贡酒大手笔扩产，未来巨大产能的消化还有待市场的检验。（贝塔）https://t.cn/A6fRa2Ub
【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以色列软件被曝监听多国政要记者#，涉5万电话号码】
7月1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等全球17家媒体一齐盯上了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NSO旗下的一款软件——“飞马”（Pegasus）。
这些媒体称，他们拿到了一份有着5万多个电话号码的清单，里面不乏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律师乃至政要。尽管他们没有透露这份清单的来源，但他们称清单里的大部分号码来自那些所谓会“监控本国公民”的国家，而且那些政府都是NSO的客户。
NSO则对此矢口否认，表示他们的软件是用来打击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只有来自人权纪录良好国家的军事、司法和情报机构才能使用。
17家媒体指控以色列软件大搞监听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禁闻”（forbidden stories）组织和“大赦国际”获取并向媒体分享了那份有着50万个电话号码的清单，此后17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调查团由“禁闻”组织，“大赦国际”则提供了技术支持。多伦多大学专门研究“飞马”的小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对大赦国际的技术手段进行了同行评审，认为它们是合规的。
不过，对于这份清单的具体提供者及其动机，目前还并不清楚。
报道称，“飞马”会侵入这些号码的苹果或安卓设备，使软件运营商可以提取手机的短信、照片、社交媒体信息和电子邮件，并秘密激活麦克风和摄像头，记录通话。通常情况下，手机用户会收到一条包含恶意链接的短信，点开这些链接就意味着入侵成功。“大赦国际”的安全实验室对其中67部手机的技术分析结果显示，“飞马”对其中的23部手机成功发动了黑客攻击，还有14部留有企图渗透的迹象。监听时间则长短不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只有几秒。
参与调查的媒体表示，他们已经确认了电话号码清单里来自5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的身份。其中至少有65名企业高管、85名人权活动人士、189名记者以及600多名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这些记者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半岛电视台等知名媒体。不过，并不是所有在清单里的电话号码都遭到了监听，调查团称他们无法确认具体的“受害者”数目。
其中，来自阿塞拜疆、巴林、匈牙利、印度、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摩洛哥、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占了多数。不过这些国家间的差距也很大，比如墨西哥有1.5万个电话号码在清单上，而印度只有几百个。报道称，同遭肢解的沙特记者贾马尔·哈苏吉关系密切人士的手机也遭到了入侵，调查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公布关于这些手机遭入侵更多细节。
NSO矢口否认
对于调查团的指控，NSO坚决否认。他们认为调查夸大其词，毫无根据，该公司表示，他们没有运营可以授权给客户的间谍软件，并称公司关心记者、人权活动人数和公民社会。
其首席执行官胡利奥（Shalev Huli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客户可能误用系统。但就像我们在[NSO的]透明度和责任报告中所报告的那样，我们已经为误用的客户关闭了系统。”
他还称，在过去一年，NSO因涉嫌侵犯人权而终止了两份合同，但他拒绝透露涉及哪些国家。NSO表示，他们的客户包括40个国家的60多个情报、军事和司法机构，但出于保密考虑，他们不会透露客户的身份。
《华盛顿邮报》援引NSO的一份声明称，公司没有运营间谍软件，NSO的技术帮助防止了袭击和爆炸，并粉碎了毒品、性交易和儿童贩运团伙。该集团正在执行一项拯救生命的使命，公司将忠实地执行这一使命，不受任何阻碍，尽管所有人都试图以错误的理由诋毁它。
根据这份声明，5万是个被严重夸大的数字。NSO有理由相信，那份电话号码清单同“飞马”或是其他NSO产品的客户目标名单没有任何关系，调查团是基于一些其他泄露了的基本信息做出的误导性解读。
声明还表示，任何想要购买“飞马”的政府必须获得以色列国防部的批准。以国防部的回应称，他们只会向政府实体出口用于合法使用的网络产品，并仅用于调查犯罪和反恐。如果使用者违规使用，他们可以采取相应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NSO特意指出，他们的产品无法用于监控美国的手机号码，而且没有哪个客户取得过能够访问美国号码的技术。由于清单上的5万个电话号码里面有12个美国号码，而这在技术上没有可能性，因此NSO认为这再一次证明调查团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
各国政府否认使用“飞马”
调查团就“飞马”监听一事问询了涉及号码较多的国家，但这些国家表示，所谓“飞马”监听无非就是另一桩试图污蔑他们“监听国民”的指控而已。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办公室表示，该国实施的任何监控都是依法进行的，被授权使用秘密工具的国家机构经常受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监督。该办公室还反问媒体：
“你问过美国、英国、德国或法国政府同样的问题吗?”
摩洛哥当局则表示：“大赦国际以前曾发表过针对摩洛哥政府的毫无根据的指控，“禁闻”也转发过那些指控，对此摩洛哥政府已经坚决否认过了。”
卢旺达外交部长也表示他们没有使用过“飞马”，因为卢旺达并不具备任何形式的使用这种技术的能力。他表示，这些虚假指控的目的是在卢旺达和其他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并在国内和国际上散播有关卢旺达的虚假信息。
7月1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等全球17家媒体一齐盯上了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NSO旗下的一款软件——“飞马”（Pegasus）。
这些媒体称，他们拿到了一份有着5万多个电话号码的清单，里面不乏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律师乃至政要。尽管他们没有透露这份清单的来源，但他们称清单里的大部分号码来自那些所谓会“监控本国公民”的国家，而且那些政府都是NSO的客户。
NSO则对此矢口否认，表示他们的软件是用来打击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只有来自人权纪录良好国家的军事、司法和情报机构才能使用。
17家媒体指控以色列软件大搞监听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禁闻”（forbidden stories）组织和“大赦国际”获取并向媒体分享了那份有着50万个电话号码的清单，此后17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调查团由“禁闻”组织，“大赦国际”则提供了技术支持。多伦多大学专门研究“飞马”的小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对大赦国际的技术手段进行了同行评审，认为它们是合规的。
不过，对于这份清单的具体提供者及其动机，目前还并不清楚。
报道称，“飞马”会侵入这些号码的苹果或安卓设备，使软件运营商可以提取手机的短信、照片、社交媒体信息和电子邮件，并秘密激活麦克风和摄像头，记录通话。通常情况下，手机用户会收到一条包含恶意链接的短信，点开这些链接就意味着入侵成功。“大赦国际”的安全实验室对其中67部手机的技术分析结果显示，“飞马”对其中的23部手机成功发动了黑客攻击，还有14部留有企图渗透的迹象。监听时间则长短不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只有几秒。
参与调查的媒体表示，他们已经确认了电话号码清单里来自5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的身份。其中至少有65名企业高管、85名人权活动人士、189名记者以及600多名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这些记者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半岛电视台等知名媒体。不过，并不是所有在清单里的电话号码都遭到了监听，调查团称他们无法确认具体的“受害者”数目。
其中，来自阿塞拜疆、巴林、匈牙利、印度、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摩洛哥、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占了多数。不过这些国家间的差距也很大，比如墨西哥有1.5万个电话号码在清单上，而印度只有几百个。报道称，同遭肢解的沙特记者贾马尔·哈苏吉关系密切人士的手机也遭到了入侵，调查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公布关于这些手机遭入侵更多细节。
NSO矢口否认
对于调查团的指控，NSO坚决否认。他们认为调查夸大其词，毫无根据，该公司表示，他们没有运营可以授权给客户的间谍软件，并称公司关心记者、人权活动人数和公民社会。
其首席执行官胡利奥（Shalev Huli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客户可能误用系统。但就像我们在[NSO的]透明度和责任报告中所报告的那样，我们已经为误用的客户关闭了系统。”
他还称，在过去一年，NSO因涉嫌侵犯人权而终止了两份合同，但他拒绝透露涉及哪些国家。NSO表示，他们的客户包括40个国家的60多个情报、军事和司法机构，但出于保密考虑，他们不会透露客户的身份。
《华盛顿邮报》援引NSO的一份声明称，公司没有运营间谍软件，NSO的技术帮助防止了袭击和爆炸，并粉碎了毒品、性交易和儿童贩运团伙。该集团正在执行一项拯救生命的使命，公司将忠实地执行这一使命，不受任何阻碍，尽管所有人都试图以错误的理由诋毁它。
根据这份声明，5万是个被严重夸大的数字。NSO有理由相信，那份电话号码清单同“飞马”或是其他NSO产品的客户目标名单没有任何关系，调查团是基于一些其他泄露了的基本信息做出的误导性解读。
声明还表示，任何想要购买“飞马”的政府必须获得以色列国防部的批准。以国防部的回应称，他们只会向政府实体出口用于合法使用的网络产品，并仅用于调查犯罪和反恐。如果使用者违规使用，他们可以采取相应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NSO特意指出，他们的产品无法用于监控美国的手机号码，而且没有哪个客户取得过能够访问美国号码的技术。由于清单上的5万个电话号码里面有12个美国号码，而这在技术上没有可能性，因此NSO认为这再一次证明调查团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
各国政府否认使用“飞马”
调查团就“飞马”监听一事问询了涉及号码较多的国家，但这些国家表示，所谓“飞马”监听无非就是另一桩试图污蔑他们“监听国民”的指控而已。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办公室表示，该国实施的任何监控都是依法进行的，被授权使用秘密工具的国家机构经常受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监督。该办公室还反问媒体：
“你问过美国、英国、德国或法国政府同样的问题吗?”
摩洛哥当局则表示：“大赦国际以前曾发表过针对摩洛哥政府的毫无根据的指控，“禁闻”也转发过那些指控，对此摩洛哥政府已经坚决否认过了。”
卢旺达外交部长也表示他们没有使用过“飞马”，因为卢旺达并不具备任何形式的使用这种技术的能力。他表示，这些虚假指控的目的是在卢旺达和其他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并在国内和国际上散播有关卢旺达的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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