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新能源车频频涨价为哪般?原来竟然是因为这个妖“镍”?】比亚迪和特斯拉,这两家分别代表国内和国外最优秀的新能源车企,在同一天涨价了。

3月15日,根据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国产Model Y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车型售价从35.79万元和39.79万元分别上涨至37.59万元和41.79万元,上涨幅度分别为1.8万元和2万元。其中,后轮驱动板的Model
Y售价维持不变。

时隔不到一周,这已经是特斯拉中国对旗下产品进行的第二次价格上调,上一次Model Y的高性能版车型涨价幅度为1万元。也就是说,仅仅不足半个月的时间,特斯拉Model Y的部分车型最高上涨幅度已经达到了3万元,这是Model Y自国产以来涨幅最高的一次。

无独有偶,比亚迪官方也在3月15日晚上宣布,由于受到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影响,比亚迪将对王朝网和海洋网相关新能源车型的官方指导价进行调整,上调幅度为3000元~6000元不等。

根据我们的调查,比亚迪本轮涨价涉及10款车型,共39款配置。其中,涨幅3000元的车型主要为DM-i车型,涨幅6000元的则主要是纯电动车型。值得一提的是,定位高端的比亚迪汉系列,则不会涉及此次调价。

之后的这段时间,涨价的消息纷至沓来,3月20日,威马汽车也宣布将对在售车型价格进行调整,综合补贴后售价上调幅度为7,000-26,000元不等。此次价格调整将于3月28日零时起生效,在此之前已完成定金支付的用户不受此次价格调整影响。

关注新能源车的朋友一定知道,自从2022年1月起,新能源车企涨价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尽管年初有部分车企是以补贴退坡为理由进行涨价,但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涨价的次要原因。真正的核心,还是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锅”。

据了解,目前锂、铝、钴等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涨幅凶猛,尤其是三元锂电池中的镍材料,价格涨幅更是惊人。

3月8日,有全球金属交易风向标之称的伦敦金属交易所镍期货价格出现大幅上扬,出现历史高点,这也导致伦敦金属交易所临时决定镍期货临时停牌。在停牌前,镍期货的价格为每吨8万美元,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初始价上涨了近200%。

与此同时,这些金属原材料的价格波动也影响到了国内。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尽管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从长远角度看不会影响国内汽车行业的产销,但短期内确实会给动力电池企业以及汽车主机厂带来一些生产成本的压力。

那么,镍材料的价格上涨根本原因是什么?这阵涨价风波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首先还是得把目光放在谁都不愿意提及的俄乌局势上。

●俄乌冲突升级,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猛涨

如果放眼全球,俄罗斯和乌克兰其实是都镍材料的生产大国。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两国不少的工厂都纷纷停工停产,导致镍材料的产能大幅降低,供需关系的平衡被打破,这就间接使得镍材料的价格猛涨。

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升级,欧洲各国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上的制裁与封锁,贸易方面的制裁让镍材料的出口受阻,市场供需关系的天秤进一步向一边倾斜。

事实上,俄罗斯并不是镍矿最多的储存国,全球的镍材料主要分布在印尼、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它们的存储量总计可以达到60%以上。然而在镍的加工上,俄罗斯却是位居世界首位。

一直以来,俄罗斯都是镍材料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从往年生产以及出口数据来看,俄罗斯的镍产量占到了约全球总产量的10%,出口量则维持在每年13万吨左右。但随着欧洲各国与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蝴蝶效应”带来的影响也愈发明显。电动车市场的成本上涨,最终也分摊到了全球每一个消费者的身上。

再进一步说,抛开镍材料的价格上涨不谈,国际油价的飞涨也和俄乌冲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今,92号汽油的已经突破了8块钱,燃油车的出行几乎达到了每公里1块钱。如果再加上市区拥堵,那消费者的用车成本是显著提升的。

原本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新能源车市场反超燃油车市场的一个契机。但由于镍材料的价格也开始猛增,所以汽车市场整体都出现了成本增高的现象。市场的格局并未发生变化,提升的只是每一个消费者的用车和购车成本。

另外,镍材料的价格脱离控制,还与青山控股被嘉能可集团逼仓有关。

作为我国最大的镍生产企业和世界500强公司,青山控股一直被誉为是“中国镍王”。它最早的主业是不锈钢,这也是镍的早期用途之一。在2017年左右,青山控股开始涉足新能源车产业链,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电池(电芯、电池包)、电机电控系统以及其他零部件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据了解,目前青山控股持有20万吨镍的空单,由于俄罗斯镍业被踢出了交易所无法交割,青山集团很可能无法交货。按照没涨价之前的2万~2.5万美元的镍价推算,20万吨的空单很可能会让青山控股浮亏70亿~80亿美元之间。

而且在俄罗斯镍业被踢出欧洲的交易所之后,欧洲有不少公司都把目光放在了中国的镍市场,比如同为世界500强的嘉能可在伦镍上逼仓镍矿巨头青山控股,要其在印尼镍矿的60%股权。尽管目前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但在多方势力的角逐下,最难受的还是下游的汽车产业链。

●镍对于电池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目前汽车动力电池的技术方向分为了磷酸铁锂和三元锂这两种。其中三元锂电池的正极材料一般是使用镍钴锰酸锂或者镍钴铝酸锂,这也就是三元锂电池名称的由来。三元,指的就是三种金属元素。

从技术的发展阶段来看,三元锂电池的镍钴锰比例从最初的111,一路进化到了433、532、622、811。根据技术的方向我们也能发现,镍元素在汽车动力电池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截至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正极材料中最重要的金属元素。

为什么动力电池企业会持续降低钴和锰的比例呢?根本原因是,钴和锰属于贵金属,它们的成本在此前相较于镍都会更高,因此降低钴和锰的比例,可以有效的控制成本。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动力电池行业的产业链经常出现钴和锰等材料“卡脖子”的情况,它们的产能和价格就像摆在面前的两座大山,始终无法逾越。久而久之,消费者对于这种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但在这之前,镍元素始终是不温不火,它几乎很少会出现“缺货”的现象,一直都有相对稳定的供应。这主要是因为,全球镍资源的储量在之前其实相当丰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0年数据显示,全球镍资源储量约8900万吨,其中约60%是红土镍矿,约40%是硫化镍矿。而且镍在地球中的含量约为3%,仅次于铁、氧、硅、镁位居第五位。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俄乌的冲突升级和青山控股的断货是镍材料涨价的核心原因。如果单从资源储量来看,镍材料几乎不太可能面临“缺货”的问题。

●磷酸铁锂会弯道超车吗?

由于电池的特性不同,磷酸铁锂电池的原材料中不需要镍和钴,所以它也顺利躲过了这一劫。目前,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斯拉Model Y、比亚迪汉等车型均没有涨价的现象。那么,磷酸铁锂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三元锂的弯道超车吗?

目前看来,这个难度还是不小的。

首先,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只有中国企业在开发磷酸铁锂电池技术,比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等。而除了中国企业之外的日韩企业,它们都是以三元锂电池技术为主要发展方向。

而且数据显示,2021年初,磷酸铁锂的价格仅为5万元/吨,但到了2021年底,已经上涨到了27万元/吨。而根据上海钢联发布的数据显示,电池级碳酸锂的最新报价已超过42万元/吨。所以不难看出,即便选择磷酸铁锂电池作为三元锂电池的替代品,依然要面对成本大幅上升的问题。

另外,从电池本身的特性上来看,尽管磷酸铁锂技术被中国车企所追捧,拥有成本低、抗自燃、可塑性强的优点,但在核心的能量密度、高倍率充电、抗低温、比功率等方面,比三元锂电池还是要差一些。

从现阶段搭载三元锂电池的纯电动车定位上,我们也能够发现,绝大部分高端电动车都不会选择磷酸铁锂电池,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三元锂电池有着磷酸铁锂电池无法替代的优势。

况且,镍的价格飞涨大概率只是暂时性的事件。等到印尼的镍产量提升之后,价格应该也会逐渐回落。磷酸铁锂电池想要在短时间内研发出革命性的新技术,几乎没有太大可能。

因此,无论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这两种形式的电池还将会面临很长时间的竞争。在一方因某种原因导致价格上涨时,另一方也不太可能立刻就实现弯道超车。

●市场方面,消费者对于车价上涨大体能接受

好消息是,尽管动力电池原材料的价格从年初开始就逐渐上涨,但新能源车市场的销售情况还算比较乐观。从2022年1月和2月的销量来看,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幅已经达到了150%左右的水平。如果不是因为涨价的因素,新能源车的市场发展很可能好过预期。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也认为,涨价等因素对于新能源车销量不会带来明显影响,目前消费者对于价格的上涨幅度大体还能接受。而且新能源车原材料涨价属于周期性现象,不具有持续性,目前车价上调是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体现。

总的来说,今年新能源车市场的销量状况良好,未来虽然还会有宣布涨价的车企,但随着原材料产业端供应环境恢复,这股涨价风波最终也还是会过去。

●写在最后

之前我们总抱怨特斯拉频繁降价,那这次涨价估计应该能抚慰不少老车主脆弱的心灵。巧合的是,就在特斯拉宣布涨价之前的头一天,我曾犹豫过到底要不要下单一台Model Y,结果犹豫就会败北,第二天Model Y就涨了1万,几天之后又涨了2万...

如果您不是急迫的需要一辆新能源车,那么我个人建议可以再持币观望一下。应该庆幸的是,此次涨价是由原材料短缺所致,而不是政策原因或市场因素。这至少表明了,新能源车的价格理论上还会再恢复到之前的状态。等到市场的环境稳定下来,在做决策也不迟。

【环时深度: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 #掀开俄乌冲突背后美国的面具# #俄乌冲突罪魁祸首是美国# 截至3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整整一个月。随着冲突的持续,国际社会越来越看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这场危机背后所扮演的角色。从主导北约东扩步步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到常年伺机对俄及其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从持续布局乌克兰“准战场”,到数十年间不断制造地区动荡;从频频对“不听话的国家”挥舞制裁大棒,到逼其他国家和盟友站队……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就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环球时报》从今天起陆续推出“深度认知”文章,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

揭开美国面具

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作为“15个加盟共和国的长子”,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一票否决权”、苏联的大国气质与历史情怀以及大部分的国土和海外资产,也继承了苏联解体后产生的债务和危机,更领教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承诺与背叛。30年来,美国以极其傲慢粗鲁的方式挤压着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为地区安全留下了一笔烂账。

“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

2021年12月23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回应俄罗斯提出的安全倡议时声称,北约从未向任何人承诺过不会扩大规模。俄总统普京在当天举行的年度记者会上愤然表示,北约欺骗了俄罗斯,因为该组织曾在20世纪90年代承诺“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结果却搞了5次扩张,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俄边境,“现在又开始说‘乌克兰也将加入北约’,这就是厚颜无耻的欺骗”。

北约“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谎言。西方作出第一个“北约不东扩”的具体保证是在1990年1月31日,当时的西德外交部长根舍就德国统一问题发表公开演讲时表示,东欧的变化和德国统一进程不得损害苏联的安全利益,北约应排除“将其范围向东扩张,即令其(比当时)更靠近苏联边界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态度逐渐软化。1990年2月10日,当时的西德总理科尔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面,苏联原则上同意西德领导人提出的德国统一方案,但前提是北约不向东扩张。

为争取苏联首肯两德统一,以及不干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浪潮,美国很快就对苏联提出的“北约不得东扩”要求作出积极回应。199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明确作出北约“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的承诺。贝克说:“美国总统和我都不打算从正在发生的进程中榨取任何单边优势……重要的是,我们作出保证,如果美国在北约框架内维持其在德国的存在,那么北约当前的军事边界就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一英寸的距离。”然而事实是,北约一路向东,一扩再扩,导致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

玫瑰色幻象终是错觉

不可否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曾对西方抱有很大的希望。1991年,俄罗斯受邀参加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一跃由过去西方眼中“邪恶的红色帝国”,变成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平起平坐的大国。1997年,俄罗斯被接纳成为成员国,七国集团随即变为八国集团。当时俄罗斯上下都有种“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美好生活”的童话般的错觉。先是戈尔巴乔夫,后是叶利钦,都在这个舞台上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甚至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困境,以及看尽了西方对俄困境的麻木不仁后,俄罗斯仍对西方抱有幻想。

2000年3月,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普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可以成为北约的平等成员,而条件是“俄罗斯的利益能够得到考虑,能够成为完全平等的伙伴”。从俄罗斯不遗余力地向西示好的外交姿态来看,俄罗斯当时对待西方是真情实意的。

普京在北约集团里的第一位朋友是比他小7个月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00年3月,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飞往圣彼得堡。普京带着布莱尔去马林斯基剧院观看歌剧《战争与和平》。其间,普京对布莱尔说,他们彼此既是同龄人又是(学法律的)同行,当然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布莱尔返回伦敦后兴奋地给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打电话,称赞普京“是一个有政治远见,深知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人”。刚担任俄罗斯总统的第一年,普京就和布莱尔会见了5次,其间还留下了深夜不打领带、两人一起在圣彼得堡街头酒馆喝一杯的佳话。

不过,普京与西方领导人之间不断升温的“友谊”,似乎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处境,一切反而还在持续恶化。从1999年到2020年,北约通过东扩将成员国从16个发展到30个,完成了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对俄罗斯长达3000公里的战略抵近和包围。早在2002年小布什和布莱尔等人不顾及俄罗斯的反对,执意邀请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7个国家加入北约时,普京就开始对西方产生怀疑,并把这种行为视为背叛。布莱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普京得出结论,美国人不想给他应有的地位。”

俄罗斯清醒了

普京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现在被公认为是普京对西方“放弃幻想,准备战斗”的一篇檄文。这篇演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振聋发聩。普京在演讲中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单极世界秩序的想法,强烈反对北约扩大以及在东欧部署美国反导系统的计划。他说:“我认为,北约扩大进程显然与该组织自身的现代化以及保障欧洲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是降低互信水平的严重挑衅行为。我们也有权公开质问,这种扩大针对谁?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西方伙伴们作出的保证如何了呢?这些声明如今何在?甚至已经没人会记得它们了。我想引用1990年5月17日北约(时任)秘书长韦尔纳先生的一段讲话。当时他说‘我们不准备在西德以外部署北约军队,这会给苏联提供稳固的安全保证’。这些保证何在?”

当年普京抛出这一连串问题的时候,全场一片死寂,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北约成员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来给处于愤怒与屈辱中的俄罗斯一个说法。2022年2月10日,也就是普京2007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15周年的日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现在各国都在谈论紧张局势和迫在眉睫的“入侵”,这在2007年是很难想象的,但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再次印证了普京总统是对的。佩斯科夫指出,在普京15年前发表慕尼黑演讲后,一切尚有转圜的可能。他说:“那个时候,某些国家是有机会去理解确保单极世界是徒劳的。之所以徒劳,不是因为会有人以某种方式对抗,而是单极化本身已经无法保证安全秩序,而且具有同样广泛且强大潜力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不断涌现。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而过去几年局势的发展已把我们带到目前身处的极度危险当中。”

拆除北约东扩“定时炸弹”

针对北约东扩,普京2014年曾指出:“我们一直希望能就重要议题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希望能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我们没看到你们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这在北约东扩时发生过,在他们把军事设施放在我们边境附近时也发生过。西方一直说‘喏,这跟你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得好轻巧!”

2014年俄乌关系恶化后,乌克兰加速其加入北约进程,甚至在2019年以修正案方式将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安全底线,也坚定了俄罗斯必须拆除北约东扩贴近俄罗斯边境、深入俄“历史领土”这一“定时炸弹”的决心。从2014年俄乌关系恶化以来的历程看,普京关于乌克兰的红线始终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反对外部力量介入、拒绝外部军事干涉、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历史领土”不容侵犯。

2014年3月,普京问道:“在基辅已经有人扬言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了……这将会威胁俄罗斯南部,这不是什么稍纵即逝的骚扰,而是切切实实的威胁。”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与北约合作,但反对在存在军事集团对抗的情况下,北约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军事组织。2021年7月,普京在其《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一文中再次指出,俄罗斯对与乌克兰的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合作伙伴是捍卫民族利益,而不是为他国服务,不能作为别人手中的工具来对付俄罗斯。

罪魁祸首是美国

梳理普京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恨与痛,可以说,如果当下这场冲突中有“吹哨人”,那普京就是那个从2007年起就一直在向美国和西方吹哨的人,哨声尖利甚至刺耳,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置若罔闻。

2021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与普京在瑞士见面,约定以半年为期双方将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磋商,对两国关系进行调整。当了十几年“吹哨人”的普京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出北约东扩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等问题,然而以“瞌睡”著称的拜登表现出西方惯有的傲慢与冷漠,完全没有回应普京的关切。2021年10月末,俄罗斯重兵压境乌克兰,开始对乌克兰及其背后的西方集团进行极限施压,同时顺势就俄与西方关系抛出了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其中,关于乌克兰“红线”的内容可被视为这份草案的重点,即排除北约进一步扩张和乌克兰加入该组织的可能性。

后续的事态发展大家最近都看到了:北约和美国对俄方提出的这份安全保障条约草案进行了蛮横批驳,又是称乌克兰有权提出申请,又是称加入北约的批准权取决于其30个成员国。美国和北约最后的结论无非就是一句话——“这事(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实现不了!”

从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脉络和表态来看,俄罗斯安全保障条约草案是其向西方寻求一揽子安全问题解决方案的要价,可妥协退让的点有多处,但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已无路可退。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是历史上构成俄罗斯帝国、苏联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普京和俄罗斯人认知中的“历史领土”。俄罗斯对乌克兰战略有切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有民族情感正义性和历史脉络合理性。确保乌克兰不被纳入北约军事体系,这样的安全关切是可以理解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需要安全保障,俄罗斯也同样需要一份安全保障。美国和北约不能也不应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相反,华盛顿需要反思其在对俄战略上长期以来的傲慢与偏见。

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威胁与反威胁斗争,最后演变成俄乌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血战,令许多对俄乌都深怀感情的人感到十分难过。这次冲突爆发前,笔者曾在乌克兰切尔尼戈夫问一个当地人“俄乌关系恶化到底是俄罗斯人的责任,还是乌克兰人的责任?”那位老人回答,不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责任,乌俄人民之间永远都是兄弟姐妹,罪魁祸首是美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美国人的问题是容易走极端,要么采取孤立主义,独善其身,要么采取干涉主义,四处出击,而俄罗斯人的问题是太在乎安全问题了。”此言或者说出了俄美关系的一个症结。世上任何国家都有权获得安全,而美国人对此常有不解。他们确实霸道惯了,把在世界上挑起冲突当成家常便饭。(本文系环球时报3月24日第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浩)#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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