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小某网红打卡点，早餐店、菜摊子，直冲脑门的念头是照片里的“景观”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并不确定这里住着的中年少年人是否为本地人，因此无法确定出片的“复古”“人文”是否为合适的标签。
还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无序感，当我走进市集、感受到店主路人的目光却什么也没买时，自己莫名紧张起来。尤其是一个中年叔叔一路缓慢地骑着电瓶车跟在我的左侧，我停下步伐时，他也停下掉了头，一个人的时候说不恐惧是假的。而如果反思一下这种无序给我的压迫感，或许是不同生活空间烙印给每个人的痕迹吧…但我很讨厌这种不同，以及自己面对差异时的怯懦。
也忽然觉得，人类学家得首先是个勇敢的人吧…
还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无序感，当我走进市集、感受到店主路人的目光却什么也没买时，自己莫名紧张起来。尤其是一个中年叔叔一路缓慢地骑着电瓶车跟在我的左侧，我停下步伐时，他也停下掉了头，一个人的时候说不恐惧是假的。而如果反思一下这种无序给我的压迫感，或许是不同生活空间烙印给每个人的痕迹吧…但我很讨厌这种不同，以及自己面对差异时的怯懦。
也忽然觉得，人类学家得首先是个勇敢的人吧…
《亲爱的小孩》前期剧情有多么让人糟心，在最新更新的剧情中就多么让人暖心。
当视角放在方一诺与肖路组成的家庭时，无时无刻不是争吵，方一诺和肖路的争吵，两个家庭的争吵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矛盾越积越多，两人的感情因为肖路的出轨而彻底画上了句点，之后两人找到了各自的另一半，方一诺有了谢天华，肖路也有了董帆。
幸运的是，方一诺带着禾禾遇到了一个将她视如己出的继父谢天华，谢天华对禾禾的爱，是方一诺作为母亲给不了的，而谢天华也真正尽到了父亲的责任。
虽然方一诺与肖路分开后，肖路对禾禾也很是上心，但他却是典型的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的人。从禾禾出生后肖路的种种表现来看，即便两人在一起，禾禾生长在一个全是争吵的家庭中，也不见得会像如今这么懂事。
在最新的剧情中，禾禾生病，作为母亲的方一诺变得手足无措，而看起来没有肖路工作那么好的谢天华，却一人撑起整个家。
有了能抗事的谢天华，方一诺也可以变得柔软
令人感到温馨的地方在于，禾禾生病之后三个家庭的人都在尽心尽力的帮忙，方一诺告诉自己的父母后，两人毫不犹豫的去医院做配型，并每天给禾禾送饭，肖路的妈妈第一时间到医院看望，泪流不止，就连混不吝的弟弟肖旭也在得知实情后做配型，成了禾禾喜欢的小叔叔，而谢天华一家也一直在帮助方一诺。
曾经因为禾禾的出生，家庭矛盾不断被激化，导致了两个家庭的破裂以及新家庭的组建，如今众人因为禾禾又团结到一起，自然是让人无比动容的。但越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候，越是能看出谁才是主心骨。
本以为方一诺会像在生禾禾时一样，再次变得紧张焦虑，一个人恨不得拦下所有，但这一次真正能扛事地变成了谢天华。在方一诺不知道怎么劝着女儿剪头发时，是谢天华细心的劝导，以做游戏的方式，两人你一剪刀我一剪刀地把头发剪掉，最后谢天华和禾禾一样，都变成了光头。
剧中有一幕是谢天华在给女儿剪头发，方一诺趴在他的肩头，忍不住落泪，谢天华一边拍了拍方一诺，一边安慰着她，一边继续给女儿剪头发，一旦女儿回过头来看谢天华，他总是开心的对着女儿笑。
因为有了谢天华，方一诺真正找到了她的依靠，从一开始方一诺也并不想做一个强势跋扈的人，只不过有时候人的脾气是相对的，当肖路对家庭的事情并不上心时，只能方一诺站出来抗，如今谢天华让方一诺可以放松一些精神，自己支撑，她自然也就变得柔软了。
对比谢天华和肖路也能够直观地看出，方一诺选择谢天华的确没错，当方一诺告诉肖路女儿患了白血病，两人在医院里见面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吵，而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依然是谢天华出面，指出两人目前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为女儿考虑，而不是这样做父母。
方一诺心情不好时，是谢天华帮她疏解，当方一诺因为喊来肖路没有与谢天华商量时，谢天华则是告诉方一诺这种事情不需要太过考虑他的感受，都是为了禾禾好，越是这样越让他觉得生疏。
谢天华的有效沟通，让方一诺不至于成为咄咄逼人的人，虽然一个人时，谢天华也会焦虑难过，但在女儿和妻子的面前，他始终没有透露出半点压抑的情绪。
聂远眼神戏戳人，任素汐演技依然真实
在前期剧情中，聂远饰演的谢天华戏份不多，最具记忆点的也不过是他对方一诺默默地喜欢和守护，在看到肖路与朱珠一起上车时，他提醒肖路不要太过火，当朱珠跑去大闹方一诺女儿的百岁宴，也是谢天华设法拖住朱珠让她赶紧离开。
但这些都不足以称得上是聂远演技的高光时刻，在最新剧情中，他带着女儿剃头发时，才真正让观众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慈父伟大形象，正是因为他不是禾禾的亲生父亲，而是继父，却依然能够给予禾禾这般最真诚的父爱，才格外打动人心。
在帮女儿剪头发时，谢天华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女儿，可以看得出来，当女儿背对着他时，谢天华的眼神都是对女儿的心疼，但与女儿对视时，却一直都是带着笑意的，哪怕是侧着头让方一诺给他剃掉头发，谢天华也会侧着眼睛对着女儿笑。
不得不说，聂远的眼神实在是太戳人了，他没有落一滴泪，但是从他的眼神中却能看到波涛汹涌的情绪。
任素汐饰演的方一诺出场时便凭借着一场卸妆的戏封神，她将孕期女性对自己状态逐渐下降的不自信演绎得淋漓尽致，眼里含泪时是为自己的变化感到难过，但长舒一口气，将眼泪憋回去时，则是为腹中的孩子考虑，不要因为自己的坏情绪而伤害到她。
而在禾禾生病之后，方一诺的状态截然不同，与刚刚生完孩子后的疲惫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是无精打采，前期是因为体力消耗睡眠不足，而后续明显是因为女儿的病情忧虑过度导致状态有些萎靡不振。
任素汐的演技依然真实，虽然在谢天华带着禾禾剃头发时，任素汐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她一边含着泪一边鼓励女儿，也是一个母亲最真实的模样。当她看着谢天华与女儿时，眼神中既有对女儿的心疼，也有对谢天华的感激，情感自然而又真实。
《亲爱的小孩》得以成功，正是因为选择的每一个角色都是符合人物设定的，演员的演技也足够出彩，即便是饰演禾禾的小演员，一边让自己看起来懂事，一边又因为头发剪掉伤心难过的情绪把控同样到位。或许不少观众在前期因为这部剧作感到焦虑，但随着剧情的发展，更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当视角放在方一诺与肖路组成的家庭时，无时无刻不是争吵，方一诺和肖路的争吵，两个家庭的争吵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矛盾越积越多，两人的感情因为肖路的出轨而彻底画上了句点，之后两人找到了各自的另一半，方一诺有了谢天华，肖路也有了董帆。
幸运的是，方一诺带着禾禾遇到了一个将她视如己出的继父谢天华，谢天华对禾禾的爱，是方一诺作为母亲给不了的，而谢天华也真正尽到了父亲的责任。
虽然方一诺与肖路分开后，肖路对禾禾也很是上心，但他却是典型的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的人。从禾禾出生后肖路的种种表现来看，即便两人在一起，禾禾生长在一个全是争吵的家庭中，也不见得会像如今这么懂事。
在最新的剧情中，禾禾生病，作为母亲的方一诺变得手足无措，而看起来没有肖路工作那么好的谢天华，却一人撑起整个家。
有了能抗事的谢天华，方一诺也可以变得柔软
令人感到温馨的地方在于，禾禾生病之后三个家庭的人都在尽心尽力的帮忙，方一诺告诉自己的父母后，两人毫不犹豫的去医院做配型，并每天给禾禾送饭，肖路的妈妈第一时间到医院看望，泪流不止，就连混不吝的弟弟肖旭也在得知实情后做配型，成了禾禾喜欢的小叔叔，而谢天华一家也一直在帮助方一诺。
曾经因为禾禾的出生，家庭矛盾不断被激化，导致了两个家庭的破裂以及新家庭的组建，如今众人因为禾禾又团结到一起，自然是让人无比动容的。但越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候，越是能看出谁才是主心骨。
本以为方一诺会像在生禾禾时一样，再次变得紧张焦虑，一个人恨不得拦下所有，但这一次真正能扛事地变成了谢天华。在方一诺不知道怎么劝着女儿剪头发时，是谢天华细心的劝导，以做游戏的方式，两人你一剪刀我一剪刀地把头发剪掉，最后谢天华和禾禾一样，都变成了光头。
剧中有一幕是谢天华在给女儿剪头发，方一诺趴在他的肩头，忍不住落泪，谢天华一边拍了拍方一诺，一边安慰着她，一边继续给女儿剪头发，一旦女儿回过头来看谢天华，他总是开心的对着女儿笑。
因为有了谢天华，方一诺真正找到了她的依靠，从一开始方一诺也并不想做一个强势跋扈的人，只不过有时候人的脾气是相对的，当肖路对家庭的事情并不上心时，只能方一诺站出来抗，如今谢天华让方一诺可以放松一些精神，自己支撑，她自然也就变得柔软了。
对比谢天华和肖路也能够直观地看出，方一诺选择谢天华的确没错，当方一诺告诉肖路女儿患了白血病，两人在医院里见面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吵，而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依然是谢天华出面，指出两人目前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为女儿考虑，而不是这样做父母。
方一诺心情不好时，是谢天华帮她疏解，当方一诺因为喊来肖路没有与谢天华商量时，谢天华则是告诉方一诺这种事情不需要太过考虑他的感受，都是为了禾禾好，越是这样越让他觉得生疏。
谢天华的有效沟通，让方一诺不至于成为咄咄逼人的人，虽然一个人时，谢天华也会焦虑难过，但在女儿和妻子的面前，他始终没有透露出半点压抑的情绪。
聂远眼神戏戳人，任素汐演技依然真实
在前期剧情中，聂远饰演的谢天华戏份不多，最具记忆点的也不过是他对方一诺默默地喜欢和守护，在看到肖路与朱珠一起上车时，他提醒肖路不要太过火，当朱珠跑去大闹方一诺女儿的百岁宴，也是谢天华设法拖住朱珠让她赶紧离开。
但这些都不足以称得上是聂远演技的高光时刻，在最新剧情中，他带着女儿剃头发时，才真正让观众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慈父伟大形象，正是因为他不是禾禾的亲生父亲，而是继父，却依然能够给予禾禾这般最真诚的父爱，才格外打动人心。
在帮女儿剪头发时，谢天华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女儿，可以看得出来，当女儿背对着他时，谢天华的眼神都是对女儿的心疼，但与女儿对视时，却一直都是带着笑意的，哪怕是侧着头让方一诺给他剃掉头发，谢天华也会侧着眼睛对着女儿笑。
不得不说，聂远的眼神实在是太戳人了，他没有落一滴泪，但是从他的眼神中却能看到波涛汹涌的情绪。
任素汐饰演的方一诺出场时便凭借着一场卸妆的戏封神，她将孕期女性对自己状态逐渐下降的不自信演绎得淋漓尽致，眼里含泪时是为自己的变化感到难过，但长舒一口气，将眼泪憋回去时，则是为腹中的孩子考虑，不要因为自己的坏情绪而伤害到她。
而在禾禾生病之后，方一诺的状态截然不同，与刚刚生完孩子后的疲惫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是无精打采，前期是因为体力消耗睡眠不足，而后续明显是因为女儿的病情忧虑过度导致状态有些萎靡不振。
任素汐的演技依然真实，虽然在谢天华带着禾禾剃头发时，任素汐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她一边含着泪一边鼓励女儿，也是一个母亲最真实的模样。当她看着谢天华与女儿时，眼神中既有对女儿的心疼，也有对谢天华的感激，情感自然而又真实。
《亲爱的小孩》得以成功，正是因为选择的每一个角色都是符合人物设定的，演员的演技也足够出彩，即便是饰演禾禾的小演员，一边让自己看起来懂事，一边又因为头发剪掉伤心难过的情绪把控同样到位。或许不少观众在前期因为这部剧作感到焦虑，但随着剧情的发展，更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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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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