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莫名感到孤独# 开始独居的第一年，曾有朋友告诫我，一个人在家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最好不要在下午4点左右独自入眠，否则你将在黄昏之际醒来，躺在床上听见窗外孩子们的玩耍声，楼下老人的聊天声，看着夕阳一点点落尽，继而感觉无比孤独。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疫情反复肆虐，每个人都在和生活兜兜转转。
有人说，这几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原来热爱旅游户外徒步的朋友都转成了居家健身、在家办公，过上了三点一线的生活。
此时此刻，或许很累，很疲惫，但生活不停，我们的步子就不能停。
最近上海疫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在网上看见一条新闻，外卖小哥为了跑单在大街上躺着，放眼望去，整条街道上都是他们的身影，随后一条新闻上了热搜：“外卖小哥日入过万”。
唉，都是赚的辛苦钱。
一位外卖小哥帮忙跑腿，一天跑了60单，却被打赏了7000多块钱，像他这样的“拼命三郎”还有很多。
奔波的卖菜人
疫情之下，有人崩溃，有人浑浑噩噩，也有人绝处逢生，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最近，有网友拍下了上海卖菜人的真实日常，画面中大街上躺着几个商贩，互相依偎着酣睡，路上几乎没有人，就连过往的车辆也屈指可数。
日进斗金？
他们躺在马路上，地上铺着一层薄被，当天9度左右，他们安然入睡，身旁无人打扰，只是这一幕令人看了倍感心酸，随后评论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网友是这么评价的：一天赚得不知道是我们的多少倍，还有人说，这个时候能赚钱的人都不许矫情。
是啊，特殊时期还敢在外面奔波赚钱的都是拿身体健康做赌注，但不缺少敢想敢拼的“勇士”，赚钱没什么可丢人的，哪怕辛苦，只要赚到钱的那一刻心里也会很舒服，辛苦付出无所谓，重要的是能看到成果。
前段时间朋友圈传出了几张照片引发无数人热议，上海卖菜人自曝收入，4月份外卖物流9天净赚908.82万，爆料者称很多像他这样的商贩最近这段时间赚得盆满钵满，网友说，他们一天赚的收入顶我半年工资。
于是有人就说了，付出与成果是成正比的，虽然睡在大街上，但赚的也不少，疫情期间还能有收入维持正常开支，总比赚不到钱，日子过得艰难好。
无人能懂
有时心疼，有时羡慕，拿命赚钱并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奔走，只是为了好好生活下去。核酸检测、居家隔离、线上办公，有人迅速调整状态，继续前行，也有人感到迷茫，甚至慌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谁又能比谁的日子好过到哪里去？
看着躺在地上的卖菜人，有人羡慕的同时也会觉得他们很可怜，无时无刻都在担忧，会不会是下一个感染者，尽管无症状感染者经过治疗都能迅速康复，可还是会担心治愈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所以说，用“拿命去赚钱”这句话评价一点也不为过，收获果实必然要付出，人在低谷时格外强大才能熬过去，在城市中像他们这样的拼搏者还有很多，尽管日子辛苦，但是从未低头，也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有人说，这几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原来热爱旅游户外徒步的朋友都转成了居家健身、在家办公，过上了三点一线的生活。
此时此刻，或许很累，很疲惫，但生活不停，我们的步子就不能停。
最近上海疫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在网上看见一条新闻，外卖小哥为了跑单在大街上躺着，放眼望去，整条街道上都是他们的身影，随后一条新闻上了热搜：“外卖小哥日入过万”。
唉，都是赚的辛苦钱。
一位外卖小哥帮忙跑腿，一天跑了60单，却被打赏了7000多块钱，像他这样的“拼命三郎”还有很多。
奔波的卖菜人
疫情之下，有人崩溃，有人浑浑噩噩，也有人绝处逢生，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最近，有网友拍下了上海卖菜人的真实日常，画面中大街上躺着几个商贩，互相依偎着酣睡，路上几乎没有人，就连过往的车辆也屈指可数。
日进斗金？
他们躺在马路上，地上铺着一层薄被，当天9度左右，他们安然入睡，身旁无人打扰，只是这一幕令人看了倍感心酸，随后评论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网友是这么评价的：一天赚得不知道是我们的多少倍，还有人说，这个时候能赚钱的人都不许矫情。
是啊，特殊时期还敢在外面奔波赚钱的都是拿身体健康做赌注，但不缺少敢想敢拼的“勇士”，赚钱没什么可丢人的，哪怕辛苦，只要赚到钱的那一刻心里也会很舒服，辛苦付出无所谓，重要的是能看到成果。
前段时间朋友圈传出了几张照片引发无数人热议，上海卖菜人自曝收入，4月份外卖物流9天净赚908.82万，爆料者称很多像他这样的商贩最近这段时间赚得盆满钵满，网友说，他们一天赚的收入顶我半年工资。
于是有人就说了，付出与成果是成正比的，虽然睡在大街上，但赚的也不少，疫情期间还能有收入维持正常开支，总比赚不到钱，日子过得艰难好。
无人能懂
有时心疼，有时羡慕，拿命赚钱并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奔走，只是为了好好生活下去。核酸检测、居家隔离、线上办公，有人迅速调整状态，继续前行，也有人感到迷茫，甚至慌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谁又能比谁的日子好过到哪里去？
看着躺在地上的卖菜人，有人羡慕的同时也会觉得他们很可怜，无时无刻都在担忧，会不会是下一个感染者，尽管无症状感染者经过治疗都能迅速康复，可还是会担心治愈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所以说，用“拿命去赚钱”这句话评价一点也不为过，收获果实必然要付出，人在低谷时格外强大才能熬过去，在城市中像他们这样的拼搏者还有很多，尽管日子辛苦，但是从未低头，也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红”配“绿” 绘就幸福底色——海口塔昌村走上乡村振兴之路】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树德村委会塔昌村，曾是海南革命先烈冯白驹、李明、刘秋菊等同志战斗过的地方。1926年，这里建立了琼崖第一批党组织，琼崖人民在党的引领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奏响了一曲曲英雄赞歌。塔昌村曾三度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围剿和烧杀，如今，这座浴血重生的“红色村庄”，正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开启新征程，踌躇满志奔进新时代。（记者 钟起的 通讯员 许晶亮）
过去
曾三度成“无人村”，大家齐心协力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4月13日，记者从海口府城出发，沿着海榆东线一路向南，行驶60余公里，便来到了塔昌村。七旬村民陈绵兴从小听着村庄的革命历史故事长大，他得知有记者来采访，主动为记者介绍起那一段红色历史。
1926年初，塔昌村建立了中共党小组。同年，塔昌村成立党支部，成为琼崖农村第一批党支部之一，琼崖特委还在塔昌村建立了情报交通站。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琼崖发生四二二事变。此后，塔昌村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清剿”。
“我的爷爷陈文会是琼崖第一批党员之一、塔昌村情报交通站第一任站长，他被敌人装进‘猪笼’游乡示众，然后被抛进白石溪（该村附近）深潭活活淹死，尸骨无存。”陈绵兴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在外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和群众悄悄回到村里，塔昌村又焕发了生机，恢复了人气。
1928年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塔昌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这个仅有150多人的小村庄，先后有50多名共产党员、90多名群众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生命，村庄三度成了“无人村”。抗战胜利后，全村仅剩下9人。“在战争年代，塔昌村户户是堡垒户，人人是硬骨头，无一人变节。”陈绵兴说。
“1951年，塔昌村发生了两件振奋人心的事情。”陈绵兴告诉记者，当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区根据地访问团赞誉塔昌村为“红色村庄”，并授旗授牌为“革命模范村”；村民傅楫经作为代表到北京出席国庆大典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来自党中央的关怀令幸存的塔昌村民格外振奋，大家齐心协力，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家园。
现在
村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与建设，美丽乡村快速发展
如今的塔昌村，是一座“红色文化公园”，村道两侧的树上挂满了红旗。村史馆前，有一座名为“红色塔昌”的雕像，4名琼崖纵队战士手举红旗、紧握钢枪，坚定地目视前方。村口有一座建于2010年12月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塔昌红色历史，背面镶刻着塔昌村57位党员和烈士英名录。村中修复了4处革命旧址纪念碑——中共琼定县委成立旧址、中共琼文印刷局旧址、琼崖华侨回乡抗日服务总团旧址、中共琼崖特委第四届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旧址。在革命战争年代，冯白驹、李明、王白伦等琼崖革命领导人，在塔昌村民的掩护下，曾多次在此办公和秘密聚会。
站在塔昌村史馆的廊前举目四望，绿树环村围绕郁郁葱葱，栋栋小别墅和红色革命纪念物掩映其中，干净规整的水泥路、设施齐全的休闲广场……处处可以感受到红色情怀的熏陶，感受到美丽乡村的快速发展。
塔昌村小组组长张新建介绍，现在的塔昌村是在当初塔昌村旧址上建起来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全村从没有一间房子，发展到盖起一栋栋小别墅。“今天，塔昌村的人口已发展到了28户128人。近百年来，塔昌村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当年革命先烈的事迹，激励着现在的塔昌人继续前进。”张新建说，2007年，塔昌村民积极响应省政府号召，成为海口市最早一批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村庄之一；2009年响应政府号召进行文明生态村建设，在政府的扶持下，自筹资金作为集体建设资金，自觉投工投劳积极参与村庄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012年，村民们集思广益，花大心思做了村庄发展规划图，建了篮球场和村务议事亭，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2013年，塔昌村采取政府引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投工投劳，整合资金”原则，开展海南革命老区第一个美丽乡村和省级统筹示范村创建。2020年，塔昌村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在几次创建中，每个塔昌人都竭尽全力投身于村庄建设中去，并在生活中做到了互相帮助互相谦让。”张新建说。
未来
“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我们从小听老人讲先辈们的故事长大，从小受红色革命精神熏陶。”村民傅后彬介绍，他家有4位先辈是烈士，“我堂叔傅烈军便是琼崖纵队‘五虎将’之一，被誉为‘神枪手’，1942年牺牲。”
傅后彬继承了革命先辈勤劳勇敢的品质，如今是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家里新盖起了两层小楼。记者看到，傅后彬家门口挂着“美丽庭院”、“共产党员户”“文明卫生户”等示范牌，前庭后院种满了花草，家中各种电器一应俱全。据介绍，他种植胡椒等经济作物，还做收购胡椒的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三兄弟，各盖了一栋小别墅，还都买了小汽车。”傅后彬说。
不只是傅后彬，塔昌全村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好了。除了发展胡椒、青桔、柠檬、槟榔、蜜柚等产业，还有多名村民做起了生意，收购胡椒、橡胶、青桔等农产品，在镇墟上开水泥店、茶店等。
“我家里种有8亩胡椒，还有5亩柠檬、蜜柚，生活越来越甜。”村民陈绵荡说，塔昌村卫生环境整洁，村民待人和善，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红色村庄’塔昌美如世外桃源。”张新建说，在革命先烈精神的激励下，该村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成立塔昌观光农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引领”两大作用，创新“党建+合作社+农民”三位一体的建设发展新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合作社，合作社带动农民”，服务“三农”发展的新路径，带领村民不断致富。此外，还将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旅游相结合，发展农家乐和民宿，打造红色文化公园，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追寻革命足迹、体验红色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
目前，塔昌村盖起了24栋小楼房，绝大部分村民都买了小轿车，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胡椒村、富裕村。塔昌村整洁的村道旁，竖着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这也正是革命老区塔昌人的真实写照。
过去
曾三度成“无人村”，大家齐心协力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4月13日，记者从海口府城出发，沿着海榆东线一路向南，行驶60余公里，便来到了塔昌村。七旬村民陈绵兴从小听着村庄的革命历史故事长大，他得知有记者来采访，主动为记者介绍起那一段红色历史。
1926年初，塔昌村建立了中共党小组。同年，塔昌村成立党支部，成为琼崖农村第一批党支部之一，琼崖特委还在塔昌村建立了情报交通站。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琼崖发生四二二事变。此后，塔昌村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清剿”。
“我的爷爷陈文会是琼崖第一批党员之一、塔昌村情报交通站第一任站长，他被敌人装进‘猪笼’游乡示众，然后被抛进白石溪（该村附近）深潭活活淹死，尸骨无存。”陈绵兴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在外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和群众悄悄回到村里，塔昌村又焕发了生机，恢复了人气。
1928年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塔昌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这个仅有150多人的小村庄，先后有50多名共产党员、90多名群众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生命，村庄三度成了“无人村”。抗战胜利后，全村仅剩下9人。“在战争年代，塔昌村户户是堡垒户，人人是硬骨头，无一人变节。”陈绵兴说。
“1951年，塔昌村发生了两件振奋人心的事情。”陈绵兴告诉记者，当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区根据地访问团赞誉塔昌村为“红色村庄”，并授旗授牌为“革命模范村”；村民傅楫经作为代表到北京出席国庆大典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来自党中央的关怀令幸存的塔昌村民格外振奋，大家齐心协力，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家园。
现在
村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与建设，美丽乡村快速发展
如今的塔昌村，是一座“红色文化公园”，村道两侧的树上挂满了红旗。村史馆前，有一座名为“红色塔昌”的雕像，4名琼崖纵队战士手举红旗、紧握钢枪，坚定地目视前方。村口有一座建于2010年12月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塔昌红色历史，背面镶刻着塔昌村57位党员和烈士英名录。村中修复了4处革命旧址纪念碑——中共琼定县委成立旧址、中共琼文印刷局旧址、琼崖华侨回乡抗日服务总团旧址、中共琼崖特委第四届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旧址。在革命战争年代，冯白驹、李明、王白伦等琼崖革命领导人，在塔昌村民的掩护下，曾多次在此办公和秘密聚会。
站在塔昌村史馆的廊前举目四望，绿树环村围绕郁郁葱葱，栋栋小别墅和红色革命纪念物掩映其中，干净规整的水泥路、设施齐全的休闲广场……处处可以感受到红色情怀的熏陶，感受到美丽乡村的快速发展。
塔昌村小组组长张新建介绍，现在的塔昌村是在当初塔昌村旧址上建起来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全村从没有一间房子，发展到盖起一栋栋小别墅。“今天，塔昌村的人口已发展到了28户128人。近百年来，塔昌村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当年革命先烈的事迹，激励着现在的塔昌人继续前进。”张新建说，2007年，塔昌村民积极响应省政府号召，成为海口市最早一批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村庄之一；2009年响应政府号召进行文明生态村建设，在政府的扶持下，自筹资金作为集体建设资金，自觉投工投劳积极参与村庄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012年，村民们集思广益，花大心思做了村庄发展规划图，建了篮球场和村务议事亭，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2013年，塔昌村采取政府引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投工投劳，整合资金”原则，开展海南革命老区第一个美丽乡村和省级统筹示范村创建。2020年，塔昌村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在几次创建中，每个塔昌人都竭尽全力投身于村庄建设中去，并在生活中做到了互相帮助互相谦让。”张新建说。
未来
“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我们从小听老人讲先辈们的故事长大，从小受红色革命精神熏陶。”村民傅后彬介绍，他家有4位先辈是烈士，“我堂叔傅烈军便是琼崖纵队‘五虎将’之一，被誉为‘神枪手’，1942年牺牲。”
傅后彬继承了革命先辈勤劳勇敢的品质，如今是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家里新盖起了两层小楼。记者看到，傅后彬家门口挂着“美丽庭院”、“共产党员户”“文明卫生户”等示范牌，前庭后院种满了花草，家中各种电器一应俱全。据介绍，他种植胡椒等经济作物，还做收购胡椒的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三兄弟，各盖了一栋小别墅，还都买了小汽车。”傅后彬说。
不只是傅后彬，塔昌全村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好了。除了发展胡椒、青桔、柠檬、槟榔、蜜柚等产业，还有多名村民做起了生意，收购胡椒、橡胶、青桔等农产品，在镇墟上开水泥店、茶店等。
“我家里种有8亩胡椒，还有5亩柠檬、蜜柚，生活越来越甜。”村民陈绵荡说，塔昌村卫生环境整洁，村民待人和善，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红色村庄’塔昌美如世外桃源。”张新建说，在革命先烈精神的激励下，该村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成立塔昌观光农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引领”两大作用，创新“党建+合作社+农民”三位一体的建设发展新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合作社，合作社带动农民”，服务“三农”发展的新路径，带领村民不断致富。此外，还将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旅游相结合，发展农家乐和民宿，打造红色文化公园，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追寻革命足迹、体验红色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
目前，塔昌村盖起了24栋小楼房，绝大部分村民都买了小轿车，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胡椒村、富裕村。塔昌村整洁的村道旁，竖着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这也正是革命老区塔昌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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