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篙灣方艙首階段完工交付　林鄭：疫情趨穩但不能掉以輕心】
由中央援建的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第一階段今日（19日）舉行交接儀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中聯辦副主任羅永綱和承建商中建集團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張海鵬一同視察隔離設施的單位及設備，並參觀指揮中心，了解智慧工地和交通管理平台的運作。

林鄭月娥在交付儀式上致辭，指今天約交付1000個房間，大約2000個床位，預計3個月內陸續交付完成。她形容過去兩個月香港疫情驚濤駭浪，累計近9000名患者離世，令人傷痛。現時疫情漸趨穩控，但不能掉以輕心，加上學生陸續復課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仍是香港的防疫策略，亦要為可能發生的新一波疫情做好準備。

林鄭月娥表示，連同早前已啟用的六個社區隔離設施，中央援建的共九個社區隔離設施合共提供約50000個床位，大大增強香港防疫抗疫的“底氣”，與香港兩個月前隔離設施嚴重不足的困境，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她再次感謝中央的全力支援、中聯辦的大力協調和建築團隊日以繼夜施工，讓項目僅用兩個月便可開始陸續交付。她說，只要社會各界繼續攜手協力、攻堅克難，香港將早日完全走出“疫”境，回復正常生活。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與早前已啟用的其他社區隔離設施不同，設施採用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的“組裝合成”建築法建造，有效縮短整體施工時間。設施樓高兩層，每個單位設有獨立廁所和浴室，組件在工廠統一生產，配備室內裝修、屋宇設備和傢具。組件運抵工地後，經簡單裝嵌和接駁水、電和污水系統就能使用。

此外，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由於規模大，亦具備條件讓特區政府照顧社會不同人士在抗疫上的需要和期望。稍後落成的其他階段會設有多款連接單位及暢通易達單位，以切合不同家庭和傷健人士的需要。（圖源：政府新聞處）#守护香港# #香港#

#众乐乐娱乐法日历# 假委托，真承揽，看看著作法里的“委托关系”
在作品创作市场中，有这样一类特殊的作品，它们由作者受他人的委托而创作完成；在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上，这类作品的版权也并不一定由作者所有。这便是《著作权法》上所规定的“受委托创作的作品”。

委托作品创作的过程不仅受《著作权法》的规制，还要受到作者与委托人之间订立的委托创作合同的约束。不论是作品的类型、内容要求还是版权的归属问题，都处于委托创作合同所调整的范围之内，具有明显的当事人合意的色彩。

这一类作品看似特殊，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并不少见。不论是电视剧制片方委托编剧创作的剧本，还是旅游景区委托雕塑家创作的雕像，或是建筑师受委托设计的建筑图纸，这些作品都是委托作品。受委托创作的作品，其法律关系不仅在《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内，当事人由于委托创作而订立的委托创作合同还要受到《民法典》中有关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委托创作合同的法律纠纷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委托创作合同虽然顶着“委托”的名号，但是其合同性质实际上属于承揽合同。

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与承揽合同

委托合同与承揽合同，从文义上看二者的字面意思似乎差别不大，但是在民法的视角下，这两类合同则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民法典》对这两种合同如何定义吧。《民法典》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指的是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民法典》第770条对承揽合同的定义则是双方约定由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并由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从这一定义，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种合同之间的区别了。

首先是合同目的的区别。委托合同要求受托人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合同的标的是受托人处理事务的行为。因此，只要委托人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作出了相应行为，就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不论其结果如何。承揽合同则明确要求承揽人完成工作并交付成果，只有完成并交付了工作成果，承揽人才履行完合同义务。

其次是履行义务中的风险承担问题，委托合同与承揽合同也有所不同。在委托合同下，受托人通常以委托人名义为一定的法律行为，相应的，也应当由委托人承担这一过程中的责任风险。而在承揽合同之下，承揽人完成其工作的过程中产生的责任与风险则由承揽人自行承担。

由此可见，在《民法典》的合同法体系中，委托合同与承揽合同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合同，并有不同的调整规则。那么，委托创作合同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委托创作合同的性质属于承揽合同

“委托创作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在合同法体系下并无对于这一类合同的单独规定。在《著作权法》体系下，我们可以给委托创作合同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基于当事人的约定，受托人在委托人的委托之下完成特定作品的创作、将作品交付委托人并由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在明确了委托创作合同的含义之后，可以从合同标的和风险承担两个角度对委托创作合同加以分析。

首先是合同标的，委托创作合同的合同标的是由作者付出智力劳动后创作出的作品。这一作品应当是符合委托创作人要求的作品，并且应当在受托人完成创作并交付后方视为受托人完成合同的履行。因此，委托创作合同并非是委托合同，其标的并不是作者付出智力劳动的行为，而是作者付出智力劳动之后创作的成果，且需要符合委托人的要求。在这一层面，委托创作合同更接近承揽合同。

其次是创作过程中的风险承担。受托人在受委托创作后，应当利用自己的工具、条件等完成作品的创作，这一点与承揽合同相同。《民法典》第772条也规定，承揽合同关系中的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的工作。由于创作过程中的独立性，受托创作的作者也应当自己承担创作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和法律责任。

最后，在最终成果的交付环节上，两种合同虽然有所不同，但法律关系仍然具有同构性。承揽合同要求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这一过程往往是物的所有权之移转；委托创作合同最终产出为作品，其著作权具有无形性，虽然不能使用物的所有权规则，但是在《著作权法》的层面，也要求最终著作权权能的移转，可能是使用权的授权许可使用，也可能是著作权归属的整体移转，而这一过程意味着委托创作合同与承揽合同在法律关系的构造上仍然是一致的。

因此，在拨开“委托创作合同”在字面上的“委托”二字为我们带来的迷云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委托创作合同在本质上属于承揽合同，解决该类合同的有关争议需要适用合同法关于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则。

承揽合同属性对解决委托作品纠纷的影响

正是由于委托创作合同具有承揽合同的属性，在解决有关委托创作合同的合同纠纷时，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则对于解决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应属对委托创作合同是否被履行以及履行程度这一问题的认定了。

在承揽合同的规则下，只有承揽人按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并交付工作成果时，才视为完成对合同义务的履行。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委托创作合同，即，只有受委托创作的作者在按委托人要求完成创作并“交付”作品时，方为履行完成合同义务。对于委托创作合同下的“交付”如何界定，采取以下标准。

首先是验收标准，即委托方在验收作品后明确认可该作品合格。

如果验收方未明确提出作品合格，却实际使用该作品或允许他人使用该作品，则推定验收方已经验收合格。

最后，法院还会借助自己的主观标准对作品的完成情况进行判断，即除了当事人合意以外，法官根据一定的标准自行判断作品完成情况是否已经实现了合同目的。这一主观标准通常作为上述客观判断标准以外的参考。

正是因为委托创作合同具有承揽合同的属性，因此受委托创作作品的作者在订立合同时更应当注意合同中可能设下的“埋伏”，避免因将来委托方的故意刁难而导致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委托方拒不验收作品的情形并不一定意味着作者未完成履行合同。在个案中，法院除了根据当事人合意以外，还会根据委托方实际对作品的使用情况和主观标准，判断作者在委托创作关系下是否完成作品的创作。

开封理事厅天主教堂（09年国庆、17年照片）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曾经是14中。）

1917年，谭维新在开封理事厅街建造主教座堂，二年后建成。成为开封最古老，也是中原地区最著名的天主教堂，整个教堂是典型的拉丁十字巴西利卡早期的教堂建筑风格
建筑图纸被珍藏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

塔楼独立设置于圣堂的北侧，互不连通。独特之处是建在教堂背面三米处。钟楼为一座方形的尖锥塔楼，分为四层，塔体为灰黑色，高耸挺拔，据传其钟声在东郊也清晰可闻。
大教堂与一般天主教堂的型制不同，主入口在正南方，进深七间，可容纳600余人。圣坛两侧的对联为“普世真光耀奇 光光临诸夏”和“全腔爱火发神 火火燎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