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让我们读书吧！
你若读书，风雅自然来https://t.cn/A66FyDwW
俗话说：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
读书的乐趣，如一泓浸润人心的清泉，唯有潺潺不绝，才能使人心胸豁达、目光高远。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给自己一点时间，或躲进小楼自成一统，吟诗作画；或与三两好友思想碰撞，交流分享...
静下心来读书，你会发现，阅读正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愿你把读书作为生活的常态，腹有诗书气自华，岁月从不败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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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读书季##我们读书吧##遇见美好# https://t.cn/RXA4V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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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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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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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学典:《论语.子路》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论语注疏》：此篇论善人君子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国修身之要，大意与前篇相类，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为次也。
☛《论语义疏》子路孔子弟子也。武为三千之标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于文，故子路次颜渊也。
▲先之劳之：之，指百姓。先之，为政者自己先行，贵能以身先民、率先垂范，“躬行者，政之始也”。一说先，引导，先导，即教化。劳之，为政者不辞辛苦，劳瘁于民事；一说教民勤劳。朱子：“先，如欲民亲其亲，必先之以孝；欲民长其长，必先之以弟。劳，如循行阡陌，劝课农桑之类。”
▲请益：子路嫌孔子语少，所以请益。
▲无倦：不厌倦，不松懈，不懈怠。行“先之劳之”无倦即可。
■现代翻译：子路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以身先民率先垂范（先对百姓以教化），同时要劳瘁民事教民勤劳（劝勉农桑）。”子路请教更多的内容。孔子说：“行此不懈怠。”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劳之。《易》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子路嫌其少，故请益。曰无倦者，行此上事，无倦则可。”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问为政之法也。先之谓先行德信及于民也。劳之谓使劳役也。为政之法先行德泽，然后乃可劳役也。但行先之劳之二事无有懈倦，则自为足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政先德泽也。为德政者，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可以政役之事劳之，则民从其令也。行此上事无倦怠则可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帅以正也。劳之，劳以思也。无有先之，而有以役之，则民不从；有以役之，而无以劳之，则民怨讟（dú，怨恨，憎恶）。《易》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先劳之而益之以无倦，则民亦应之以无倦矣。杨子曰：“不倦以终之，为学而不倦则其徳日新，为政而不倦则其政日新。”先劳而继以无倦，天地之道也。天地尚然，而况于人乎？
●宋朱熹《论语集注》：苏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无，古本作毋。吴氏曰：“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问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请益，则曰‘无倦’而已。未尝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身率之于前，而劝相之于后。充此，固足以尽为政始终之道矣。而子路犹请益焉，则告之以无倦，使之敦笃乎是二者而已。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言政贵有恒也。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曰：为政有本不宜徒责乎人，惟当反求诸己，凡孝弟之行民之日用所当然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言语戒饬之也，必也视民行为己行，欲民孝则示以亲亲之道，欲民弟则示以长长之道，先从一己躬行实践以倡率之，则民有所观感而教，无不行矣。农桑之事民之本业所应为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政令驱使之也，必也视民事为己事，时当播种则劝课其树艺，时当收获则廵省其田畴，日与小民亲歴艰难以区处之，则民有所劝勉而事无不举矣。为政之道不过如此，子路负兼人之才，以为先劳二者已所优为复，请増益。孔子告之曰：兴行劝事者政之全体，而始勤终怠者人之常情，子但行此二者持之永久，勿生厌怠则万化贞乎一心，百年犹之一日，政之能事毕矣先劳之，外复何益哉？从来致治之道，惟躬行足以率众，故明作者有功，惟持久足以成化，故体干者不息，孔子之言不独为子路告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月令》云：“以道教民，必躬亲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贵身先行之，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劳之”者，劝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趋势迫也。胡炳文《四书通》曰：“子张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锐于始而怠于终，故答其问政，皆以‘无倦’告之。”
●钱穆《论语新解》：“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左丘明《国语．敬姜论劳逸》）”故为政者贵能劳其民。先之者，尤贵能以身先其民而劳，故民劳而不怨。
★此章论为政贵在以身先之、以身劳之，行之有恒也。正己之行而率之之谓先，因民之事而勉之之谓劳，行此二者持之以久谓之无倦。 https://t.cn/RxRVHIh
☛《论语注疏》：此篇论善人君子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国修身之要，大意与前篇相类，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为次也。
☛《论语义疏》子路孔子弟子也。武为三千之标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于文，故子路次颜渊也。
▲先之劳之：之，指百姓。先之，为政者自己先行，贵能以身先民、率先垂范，“躬行者，政之始也”。一说先，引导，先导，即教化。劳之，为政者不辞辛苦，劳瘁于民事；一说教民勤劳。朱子：“先，如欲民亲其亲，必先之以孝；欲民长其长，必先之以弟。劳，如循行阡陌，劝课农桑之类。”
▲请益：子路嫌孔子语少，所以请益。
▲无倦：不厌倦，不松懈，不懈怠。行“先之劳之”无倦即可。
■现代翻译：子路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以身先民率先垂范（先对百姓以教化），同时要劳瘁民事教民勤劳（劝勉农桑）。”子路请教更多的内容。孔子说：“行此不懈怠。”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劳之。《易》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子路嫌其少，故请益。曰无倦者，行此上事，无倦则可。”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问为政之法也。先之谓先行德信及于民也。劳之谓使劳役也。为政之法先行德泽，然后乃可劳役也。但行先之劳之二事无有懈倦，则自为足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政先德泽也。为德政者，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可以政役之事劳之，则民从其令也。行此上事无倦怠则可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帅以正也。劳之，劳以思也。无有先之，而有以役之，则民不从；有以役之，而无以劳之，则民怨讟（dú，怨恨，憎恶）。《易》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先劳之而益之以无倦，则民亦应之以无倦矣。杨子曰：“不倦以终之，为学而不倦则其徳日新，为政而不倦则其政日新。”先劳而继以无倦，天地之道也。天地尚然，而况于人乎？
●宋朱熹《论语集注》：苏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无，古本作毋。吴氏曰：“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问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请益，则曰‘无倦’而已。未尝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身率之于前，而劝相之于后。充此，固足以尽为政始终之道矣。而子路犹请益焉，则告之以无倦，使之敦笃乎是二者而已。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言政贵有恒也。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曰：为政有本不宜徒责乎人，惟当反求诸己，凡孝弟之行民之日用所当然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言语戒饬之也，必也视民行为己行，欲民孝则示以亲亲之道，欲民弟则示以长长之道，先从一己躬行实践以倡率之，则民有所观感而教，无不行矣。农桑之事民之本业所应为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政令驱使之也，必也视民事为己事，时当播种则劝课其树艺，时当收获则廵省其田畴，日与小民亲歴艰难以区处之，则民有所劝勉而事无不举矣。为政之道不过如此，子路负兼人之才，以为先劳二者已所优为复，请増益。孔子告之曰：兴行劝事者政之全体，而始勤终怠者人之常情，子但行此二者持之永久，勿生厌怠则万化贞乎一心，百年犹之一日，政之能事毕矣先劳之，外复何益哉？从来致治之道，惟躬行足以率众，故明作者有功，惟持久足以成化，故体干者不息，孔子之言不独为子路告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月令》云：“以道教民，必躬亲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贵身先行之，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劳之”者，劝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趋势迫也。胡炳文《四书通》曰：“子张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锐于始而怠于终，故答其问政，皆以‘无倦’告之。”
●钱穆《论语新解》：“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左丘明《国语．敬姜论劳逸》）”故为政者贵能劳其民。先之者，尤贵能以身先其民而劳，故民劳而不怨。
★此章论为政贵在以身先之、以身劳之，行之有恒也。正己之行而率之之谓先，因民之事而勉之之谓劳，行此二者持之以久谓之无倦。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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