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手相算命，拥有好的手形加之手掌和手指上好的纹路互相配合组合成的富贵之相，一生幸福美满，吉祥如意。
手相中川字纹指的是手掌中智慧线和生命线没有交叉，两条线彻底分离，加上感情线组合成像文字中的“川”字。川字纹不论男女都性格倔强，独立性强，喜欢我行我素，喜欢自力更生，不依靠外人的帮助，再大的困难也要自己完成。
女性的川字纹，性格要强，不服输，做事有主见，处事果断，爱恨分明，不依靠别人，重事业。与母亲缘分较薄，因从小就个性要强不顺从，很难接受母亲的关怀爱护。
川字纹的女性一般不太不适合早婚，晚婚的话可以避免婚姻上的一些不幸。婚后旺夫，会给丈夫带来好的财运，丈夫的事业也会随之发达。适当改正自己要强的性格不要太自傲，协调沟通才能使婚姻更平稳长久。
手相中川字纹指的是手掌中智慧线和生命线没有交叉，两条线彻底分离，加上感情线组合成像文字中的“川”字。川字纹不论男女都性格倔强，独立性强，喜欢我行我素，喜欢自力更生，不依靠外人的帮助，再大的困难也要自己完成。
女性的川字纹，性格要强，不服输，做事有主见，处事果断，爱恨分明，不依靠别人，重事业。与母亲缘分较薄，因从小就个性要强不顺从，很难接受母亲的关怀爱护。
川字纹的女性一般不太不适合早婚，晚婚的话可以避免婚姻上的一些不幸。婚后旺夫，会给丈夫带来好的财运，丈夫的事业也会随之发达。适当改正自己要强的性格不要太自傲，协调沟通才能使婚姻更平稳长久。
太原传统漆器制作技艺的甲骨文文字装饰
漆器是中国在各类形态和质地上的髹饰技艺，也是在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聪明的中国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界中的物质材料，创造出各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品，充分反映出其具有独特的物质美和不同风格的形式表现。每个门类的原材料，都具有独特的功能，创造出的漆器器皿，本身就充分反映其所具有的独特之美。制作漆器的原材料丰富。数千年来，古人就表现艺术形式多样且更加实用。漆器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断更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向世界诠释不同时代的审美需求。中国漆器品种繁多和工艺精湛使其传播海内外。
漆器是漆艺的主体，过去没有“漆艺”的概念，漆艺的概念是从漆器演变而来的，因为漆之被利用，首先是从使用开始的，漆器作为造物的目的首先是实用，不能应用，何以为器？也正是由于实用先于审美及实用和审美的统一，中国古代才有漆器的辉煌。现代漆器的创作，远远超出了古人的以实用为目的，更多的出现了独立的抽象艺术、立体造型艺术等方式来表现作为现代室内环境的陈设，从而走向漆艺。漆艺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门类，从材料上看，它是以天然大漆为主要媒材同时又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材料，从形态上看，他包容了立体和平面两大类，从功能上他又包含了实用性和艺术欣赏，其中：漆器、漆画和漆塑三大类别。他早已突破了“漆器”“漆工”的含义，是一门鲜明的界定性、又与其它学科密切相关的综合艺术形式，是一门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艺术门类。本文以较为全面的视角，通过历史渊源，作者群体、风格特征等因素，对太原传统漆器的生活器、装饰性、漆艺的表现形式技法做一梳理，阐述太原传统漆器在当代漆艺的社会存在意义。
甲骨文概述
中国的汉字属于象形字，有图形逐渐演变，看字形就能辨别出来意思。汉字的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首先从表形到表意再到形声。后魏书法家江式在《论书表》中说：“古史仓颉览二象之，观鸟兽之际，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纪事。”仓颉是皇帝时期的史官，在皇帝之前中国还处于结绳纪事，而仓颉观察鸟兽的足迹，创造出了文字，用以书写记事。在《说文解字.叙》当中记载和《论书表》当中差不多：“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亢之迹，知分理知可相别异，初造书旗，百工已远也，万品以察。”所以，仓颉创造了中国古代最原始的象形文字。
太原传统漆器的论述
太原漆器饰品类以珠宝定位，作品设计感十足，具有强烈时代感。实用器皿类作品，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汉代纹样的纹饰，采取局部元素的提取，添加时代元素。在色彩上大胆用色，从纹饰到工艺再到原材料和技法，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作品和其他非遗项目相融合，设计出多元化与趣味性为一体的年轻化作品，具有强烈时代气息。
目前，太原漆器又推出一款作列作品，叫老料新作。这种工艺是采用年代久远，经过长期风吹日晒，已经风化废弃、没有使用价值的老木头，经过实验，把这些废弃的木材进行二次设计和加工，风化掉的经过细致打磨，把好的木板留下进行再次创作，根据每个不同的木材用生漆再次髹漆制作，用于茶台、个性匾及墙面装饰，还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画板，制作出来的作品得到专家和游客的肯定和认可。很好地传承了山西“太原传统漆器”艺术的精华，弘扬了山西古老的民族文化，为保护三晋艺术之瑰宝漆器艺术作出不朽的成绩。
太原传统漆器与甲骨文
文字的结合点
太原传统漆器用材选于优质天然生漆，在漆艺的表现手法上立足传统技艺，运用更多的现代漆画表现手段和更多的入漆材料，能表现出更加丰富的画面层次和肌理效果。甲骨文字形特点：图画性强、笔画繁多、线条细瘦、笔画多放折等。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谨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以上为甲骨文字体的特点，综上所诉，大漆材料包容性强，可结合多种材料和表现形式，漆的立线、起念、贴箔、打磨等技法，可以使甲骨文的字体变成优美的抽象图形，也突破传统笔墨与字的单一表现，大漆与每一个甲骨文文字的呈现都会成为一副唯美的画面。
太原传统漆器技艺
的研究意义
漆器的纹饰内容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从起初单一的动物纹与几何纹，逐渐发展为复杂的植物纹、人物纹等，其主要技法有：彩绘、描金、镶嵌、添彩、堆漆以及多种斑纹漆、变涂等。也可以结合多种装饰法来进行装饰。特别是独立绘画随着时代的更迭，一些动物、植物形象还赋予了约定俗称的吉祥含义，构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漆器文化。
甲骨文本就是一种图文的表述，结合漆器的不同技法更能彰显文字的内涵，同时在生活中用不经意的动作更快捷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
近几年漆器的艺术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社会的浮躁，使得传统工艺大不如前，古人从运用的材料到制作技艺留给后人很多深思和有研究价值的文史资料，为更好地延续古人漆器的制作技艺和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太原传统漆器结合与甲骨文文字本身的优美呈现，使得我们用传统漆器多种技艺，结合现代文化的申美需求，赋予我们装饰及收藏融为一体的艺术品。（作者系太原市漆器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梅艺漆坊工作室创始人）
漆器是中国在各类形态和质地上的髹饰技艺，也是在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聪明的中国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界中的物质材料，创造出各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品，充分反映出其具有独特的物质美和不同风格的形式表现。每个门类的原材料，都具有独特的功能，创造出的漆器器皿，本身就充分反映其所具有的独特之美。制作漆器的原材料丰富。数千年来，古人就表现艺术形式多样且更加实用。漆器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断更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向世界诠释不同时代的审美需求。中国漆器品种繁多和工艺精湛使其传播海内外。
漆器是漆艺的主体，过去没有“漆艺”的概念，漆艺的概念是从漆器演变而来的，因为漆之被利用，首先是从使用开始的，漆器作为造物的目的首先是实用，不能应用，何以为器？也正是由于实用先于审美及实用和审美的统一，中国古代才有漆器的辉煌。现代漆器的创作，远远超出了古人的以实用为目的，更多的出现了独立的抽象艺术、立体造型艺术等方式来表现作为现代室内环境的陈设，从而走向漆艺。漆艺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门类，从材料上看，它是以天然大漆为主要媒材同时又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材料，从形态上看，他包容了立体和平面两大类，从功能上他又包含了实用性和艺术欣赏，其中：漆器、漆画和漆塑三大类别。他早已突破了“漆器”“漆工”的含义，是一门鲜明的界定性、又与其它学科密切相关的综合艺术形式，是一门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艺术门类。本文以较为全面的视角，通过历史渊源，作者群体、风格特征等因素，对太原传统漆器的生活器、装饰性、漆艺的表现形式技法做一梳理，阐述太原传统漆器在当代漆艺的社会存在意义。
甲骨文概述
中国的汉字属于象形字，有图形逐渐演变，看字形就能辨别出来意思。汉字的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首先从表形到表意再到形声。后魏书法家江式在《论书表》中说：“古史仓颉览二象之，观鸟兽之际，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纪事。”仓颉是皇帝时期的史官，在皇帝之前中国还处于结绳纪事，而仓颉观察鸟兽的足迹，创造出了文字，用以书写记事。在《说文解字.叙》当中记载和《论书表》当中差不多：“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亢之迹，知分理知可相别异，初造书旗，百工已远也，万品以察。”所以，仓颉创造了中国古代最原始的象形文字。
太原传统漆器的论述
太原漆器饰品类以珠宝定位，作品设计感十足，具有强烈时代感。实用器皿类作品，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汉代纹样的纹饰，采取局部元素的提取，添加时代元素。在色彩上大胆用色，从纹饰到工艺再到原材料和技法，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作品和其他非遗项目相融合，设计出多元化与趣味性为一体的年轻化作品，具有强烈时代气息。
目前，太原漆器又推出一款作列作品，叫老料新作。这种工艺是采用年代久远，经过长期风吹日晒，已经风化废弃、没有使用价值的老木头，经过实验，把这些废弃的木材进行二次设计和加工，风化掉的经过细致打磨，把好的木板留下进行再次创作，根据每个不同的木材用生漆再次髹漆制作，用于茶台、个性匾及墙面装饰，还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画板，制作出来的作品得到专家和游客的肯定和认可。很好地传承了山西“太原传统漆器”艺术的精华，弘扬了山西古老的民族文化，为保护三晋艺术之瑰宝漆器艺术作出不朽的成绩。
太原传统漆器与甲骨文
文字的结合点
太原传统漆器用材选于优质天然生漆，在漆艺的表现手法上立足传统技艺，运用更多的现代漆画表现手段和更多的入漆材料，能表现出更加丰富的画面层次和肌理效果。甲骨文字形特点：图画性强、笔画繁多、线条细瘦、笔画多放折等。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谨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以上为甲骨文字体的特点，综上所诉，大漆材料包容性强，可结合多种材料和表现形式，漆的立线、起念、贴箔、打磨等技法，可以使甲骨文的字体变成优美的抽象图形，也突破传统笔墨与字的单一表现，大漆与每一个甲骨文文字的呈现都会成为一副唯美的画面。
太原传统漆器技艺
的研究意义
漆器的纹饰内容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从起初单一的动物纹与几何纹，逐渐发展为复杂的植物纹、人物纹等，其主要技法有：彩绘、描金、镶嵌、添彩、堆漆以及多种斑纹漆、变涂等。也可以结合多种装饰法来进行装饰。特别是独立绘画随着时代的更迭，一些动物、植物形象还赋予了约定俗称的吉祥含义，构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漆器文化。
甲骨文本就是一种图文的表述，结合漆器的不同技法更能彰显文字的内涵，同时在生活中用不经意的动作更快捷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
近几年漆器的艺术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社会的浮躁，使得传统工艺大不如前，古人从运用的材料到制作技艺留给后人很多深思和有研究价值的文史资料，为更好地延续古人漆器的制作技艺和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太原传统漆器结合与甲骨文文字本身的优美呈现，使得我们用传统漆器多种技艺，结合现代文化的申美需求，赋予我们装饰及收藏融为一体的艺术品。（作者系太原市漆器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梅艺漆坊工作室创始人）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