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佛洲（1）
2021年“问道敦煌”游学参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甘肃的炳灵寺石窟。
因为7月10日飞兰州的两个航班都遇到了严重的延误，给我们的组织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义工们毫无怨言，把计划被打乱后的繁杂事务默默承担了下来。待前后两批入住兰州新区离机场较近的酒店休息都已子夜已过。
第二天，7月11日，我们在兰州新区的酒店用了简单的早餐，便坐上大巴驱车出发，到永靖县城用午餐已近十二点了。城不大，倒也清净，并不喧嚣。天气非常晴朗，街边的西瓜又大又甜，天蓝得几乎将人心都要化了。
炳灵寺石窟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的大寺沟村，我们从县城驱车往西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行程。大巴穿行在西北高原土黄色的群山间，窗外天高云淡，人烟稀少。一路颠簸后，当炳灵湖渐渐呈现在眼前，内心还是非常惊喜和雀跃的。这一片水域非常大，其实是刘家峡水电站的水库，面积有130平方公里，石窟就在它的上游，需要换乘游艇穿炳灵湖，这来回得一个多小时。这里的旅游设施比较简陋，游艇比较小，我们只能分批出发。炳灵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水域之广阔，让人错觉置身于江南。黄河之水在这里如此清澈无染，真的令人意外，仿佛是甘肃疆域里的一片海，难怪有游客称它是“高原上的马尔代夫”。乘船溯流而上，静如处子的炳灵湖如一面硕大的明镜，碧波荡漾的湖水在群山之中如此鲜活灵动，飞驰其中，远山朦胧，岸树成荫，使人顿感心旷神怡。进入峡谷后，呈现在眼前的炳灵石林是新生代早期白垩纪紫红色细砂岩堆积而成的丹霞地貌，连绵的奇峰与奔流的河水如一幅气势恢宏的山水画卷在天地间缓缓展开。两岸奇峰对峙，壁立千仞，雄奇挺拔，摩肩接踵，如万笏朝天，庄严绝妙。数百条支沟曲折蜿蜒，恣意纵横，目移景变，峰峰成形，岩岩成景，仰首山巅，顿生出尘之想。这些形态各异的石峰如巨人般，行走在这西北旷古的高原之上，伟岸霸气，令人浮想联翩。这里河水壮阔灵秀，丹霞石林雄峻，集灵秀江南的秀丽和西北高原的雄浑于一体，真的可与桂林山水、巫峡绮丽相媲美！
饱览着这样的千峰竞秀、湖光山色，下午两点半多，炳灵寺便出现在我们目前，颇有“深山藏古寺”之感。之前的这段旅程，似乎是对我们不远万里前来朝圣的一种奖励与嘉勉。炳灵寺是甘肃三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国五大石窟之一，地处永靖县西南约52公里小积石山黄河北岸大寺沟西侧南北长2公里的陡峭峻险的红砂岩悬崖上。根据《法苑珠林》记载，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历史可上溯到“晋泰始年”（公元265年），正式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分上下四层。据说北魏前这里被称为“唐述窟”，是羌语“鬼窟”的音译。西汉前，这一带是羌人的聚居地，所以积石山称为唐述山，山下的河水也被称为唐述水，此地在古人眼中是非常神秘的地方。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二的“河水”条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可见当年石窟名气之大。
此地地势险要，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还是“丝绸之路”陇西段的交通要道，是取道青海到达流沙，中亚西域通往西亚的必经之地，有“丝绸之路”右南线“临津古渡”之称。十六国时期，鲜卑族乞伏氏曾在抱罕。也就是今天的临夏市建立西秦政权（公元385－431年），统治达47年之久。西秦乞伏氏曾费时三年在此架设了高166米的飞桥，如今桥已不见，徒留“天下第一桥”刻在江边的石碑上，供后人凭吊。西秦氏信佛法，曾礼请中原和西域高僧昙摩毗、玄高等为护国大禅师，炳灵寺遂成西秦佛教胜地。梁《高僧传》记载：西域禅学大师昙摩毗来到西秦国都袍罕，“领立徒众，训以禅道，西秦奉为国师。”高僧昙弘、玄绍诸法师也到过此地，玄绍法师还在炳灵寺“蝉蜕而逝”。足见当时西秦已有“凿仙窟以居禅”的崇佛风尚。相传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往印度时曾在此驻留，由此渡过黄河。169窟至今还保留着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就是大师的墨迹，弥足珍贵。
至唐代，唐述山渐成佛教丛林，遂改称龙兴寺，宋代称灵岩寺。强盛的吐蕃王朝政权一度也占领此地，到宋代，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王朗达玛第五世孙确斯罗于1032年建立了以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确斯罗藏族政权，占有整个河州地区，炳灵寺也随之为其所有。明朝永乐年后才改称丙灵寺、冰灵寺、炳灵寺。
今天的炳灵寺山门是仿唐木建筑，面阔三间，与南禅寺颇类似。屋檐平直，如翼斯飞，补间斗栱采用人字栱，山门上的匾额，是我们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题写，非常娟秀。“炳灵”本为藏语“仙巴本朗”的音译，也称“强巴苯朗”、“香巴苯朗”，有“千佛”、“十万弥勒佛洲”之意。2014年6月，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而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门外的路边矗立着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告诉世人，这里所有的国宝遗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未完待续）
2022 4 15 子夜写于无为寺水月寮丈室
2021年“问道敦煌”游学参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甘肃的炳灵寺石窟。
因为7月10日飞兰州的两个航班都遇到了严重的延误，给我们的组织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义工们毫无怨言，把计划被打乱后的繁杂事务默默承担了下来。待前后两批入住兰州新区离机场较近的酒店休息都已子夜已过。
第二天，7月11日，我们在兰州新区的酒店用了简单的早餐，便坐上大巴驱车出发，到永靖县城用午餐已近十二点了。城不大，倒也清净，并不喧嚣。天气非常晴朗，街边的西瓜又大又甜，天蓝得几乎将人心都要化了。
炳灵寺石窟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的大寺沟村，我们从县城驱车往西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行程。大巴穿行在西北高原土黄色的群山间，窗外天高云淡，人烟稀少。一路颠簸后，当炳灵湖渐渐呈现在眼前，内心还是非常惊喜和雀跃的。这一片水域非常大，其实是刘家峡水电站的水库，面积有130平方公里，石窟就在它的上游，需要换乘游艇穿炳灵湖，这来回得一个多小时。这里的旅游设施比较简陋，游艇比较小，我们只能分批出发。炳灵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水域之广阔，让人错觉置身于江南。黄河之水在这里如此清澈无染，真的令人意外，仿佛是甘肃疆域里的一片海，难怪有游客称它是“高原上的马尔代夫”。乘船溯流而上，静如处子的炳灵湖如一面硕大的明镜，碧波荡漾的湖水在群山之中如此鲜活灵动，飞驰其中，远山朦胧，岸树成荫，使人顿感心旷神怡。进入峡谷后，呈现在眼前的炳灵石林是新生代早期白垩纪紫红色细砂岩堆积而成的丹霞地貌，连绵的奇峰与奔流的河水如一幅气势恢宏的山水画卷在天地间缓缓展开。两岸奇峰对峙，壁立千仞，雄奇挺拔，摩肩接踵，如万笏朝天，庄严绝妙。数百条支沟曲折蜿蜒，恣意纵横，目移景变，峰峰成形，岩岩成景，仰首山巅，顿生出尘之想。这些形态各异的石峰如巨人般，行走在这西北旷古的高原之上，伟岸霸气，令人浮想联翩。这里河水壮阔灵秀，丹霞石林雄峻，集灵秀江南的秀丽和西北高原的雄浑于一体，真的可与桂林山水、巫峡绮丽相媲美！
饱览着这样的千峰竞秀、湖光山色，下午两点半多，炳灵寺便出现在我们目前，颇有“深山藏古寺”之感。之前的这段旅程，似乎是对我们不远万里前来朝圣的一种奖励与嘉勉。炳灵寺是甘肃三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国五大石窟之一，地处永靖县西南约52公里小积石山黄河北岸大寺沟西侧南北长2公里的陡峭峻险的红砂岩悬崖上。根据《法苑珠林》记载，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历史可上溯到“晋泰始年”（公元265年），正式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分上下四层。据说北魏前这里被称为“唐述窟”，是羌语“鬼窟”的音译。西汉前，这一带是羌人的聚居地，所以积石山称为唐述山，山下的河水也被称为唐述水，此地在古人眼中是非常神秘的地方。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二的“河水”条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可见当年石窟名气之大。
此地地势险要，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还是“丝绸之路”陇西段的交通要道，是取道青海到达流沙，中亚西域通往西亚的必经之地，有“丝绸之路”右南线“临津古渡”之称。十六国时期，鲜卑族乞伏氏曾在抱罕。也就是今天的临夏市建立西秦政权（公元385－431年），统治达47年之久。西秦乞伏氏曾费时三年在此架设了高166米的飞桥，如今桥已不见，徒留“天下第一桥”刻在江边的石碑上，供后人凭吊。西秦氏信佛法，曾礼请中原和西域高僧昙摩毗、玄高等为护国大禅师，炳灵寺遂成西秦佛教胜地。梁《高僧传》记载：西域禅学大师昙摩毗来到西秦国都袍罕，“领立徒众，训以禅道，西秦奉为国师。”高僧昙弘、玄绍诸法师也到过此地，玄绍法师还在炳灵寺“蝉蜕而逝”。足见当时西秦已有“凿仙窟以居禅”的崇佛风尚。相传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往印度时曾在此驻留，由此渡过黄河。169窟至今还保留着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就是大师的墨迹，弥足珍贵。
至唐代，唐述山渐成佛教丛林，遂改称龙兴寺，宋代称灵岩寺。强盛的吐蕃王朝政权一度也占领此地，到宋代，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王朗达玛第五世孙确斯罗于1032年建立了以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确斯罗藏族政权，占有整个河州地区，炳灵寺也随之为其所有。明朝永乐年后才改称丙灵寺、冰灵寺、炳灵寺。
今天的炳灵寺山门是仿唐木建筑，面阔三间，与南禅寺颇类似。屋檐平直，如翼斯飞，补间斗栱采用人字栱，山门上的匾额，是我们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题写，非常娟秀。“炳灵”本为藏语“仙巴本朗”的音译，也称“强巴苯朗”、“香巴苯朗”，有“千佛”、“十万弥勒佛洲”之意。2014年6月，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而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门外的路边矗立着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告诉世人，这里所有的国宝遗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未完待续）
2022 4 15 子夜写于无为寺水月寮丈室
#看见美好#
南京·栖霞飞天
飞天是源于佛教天龙八部中乾达婆和紧那罗的艺术形象，在极乐世界里弹琴、歌唱、凌空翱翔，在敦煌壁画中表现最为典型。
"栖霞飞天”壁画位于千佛岩“中102号”洞龛顶部，长80厘米，宽约40厘米，表现的是双飞天，其没有云彩烘托，仅凭彩带凌空飞舞，随手散花。专家认为"栖霞飞天”集西域、中原和南方风格于一身，填补了敦煌文化向东传播的空白，揭开了敦煌文化东传日本的路径之谜，南京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以飞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传播的中转。这幅"栖霞飞天”是至目前为止，栖霞山千佛岩众多洞龛中发现的第一幅，也是唯一的一幅完整的壁画。
#旅途#
南京·栖霞飞天
飞天是源于佛教天龙八部中乾达婆和紧那罗的艺术形象，在极乐世界里弹琴、歌唱、凌空翱翔，在敦煌壁画中表现最为典型。
"栖霞飞天”壁画位于千佛岩“中102号”洞龛顶部，长80厘米，宽约40厘米，表现的是双飞天，其没有云彩烘托，仅凭彩带凌空飞舞，随手散花。专家认为"栖霞飞天”集西域、中原和南方风格于一身，填补了敦煌文化向东传播的空白，揭开了敦煌文化东传日本的路径之谜，南京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以飞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传播的中转。这幅"栖霞飞天”是至目前为止，栖霞山千佛岩众多洞龛中发现的第一幅，也是唯一的一幅完整的壁画。
#旅途#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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