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细想想，“民国大师”有这样两种类型】
在中国的历史编撰传统中，历来重视对一个时期学术发展与学术特色的论述。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仅是如“典鬼簿”一般，对于历史上学术变迁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求研究者能够充分把握历史上学术流变的总体特征，清晰辨识不同学派之间离合互动的复杂形态，细致考辨历史脉络中不同学术观点之间或显或隐的对话，以及能够系统分析某一时期学术主张对先前学术传统之间的继承或扬弃。
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关于学术史的论述，除了重视学派之间的具体传承与互动的史事考辨，更强调能准确描述一个时期学术流变的精神与特色。如《庄子•天下篇》中评论先秦诸子各派之得失，只用寥寥数语，便将每一学派的基本风格呈现出来；又如《世说新语》中记载时人评价北方学风“渊综广博”，南方学风“清通简要”；再如章太炎论清代学术，认为戴震之学“言直覈而无温藉”，常州今文经学“瑰意眇辞，以便文士”，此皆是在充分熟悉一个时期的学术论著与观点之基础上，对其学术风格与类型的精当评价，堪称历史书写中的点睛之笔。
晚近20余年来，随着学界思想风气、价值标准、认同取向的转变，关于晚清民国学术史的研究日渐兴盛，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一大热门。不少过去引起大量讨论的人物与思潮，在评价标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曾经被人“忽视”的学人与学派重新受到重视，成为人们叙述、想象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许多以往不为人所熟知的颇为隐秘的学术联系，也在史料不断充实的基础上得以考辨、分析。凡此种种，在扩宽人们对近代历史理解方面，自然有不小的意义。
但是，这些晚清民国学术史的历史图景，一旦与大众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结合之后，便产生出另一种颇为诡异的结果，甚至反作用于相关史事的研究。
比如会假设出一种类似于“全神堂”似的历史想象，将那一时期大部分在历史舞台上有一定影响的学者，都视为国之瑰宝，对之称颂有加，并且编织出一条学派之间和谐无间、学人关系彬彬君子、学术论著闪闪发光的历史谱系。或者秉持一种三代以下人遥想羲皇之世的心态，认为彼时学术名流辈出、学术水准极高，以此来借机抒发研究者自身的“感慨”，虽然这种“感慨”，多半是源于冷战结束后全球主流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渗透，而非对周遭现实环境与历史变迁的真实感知。
这正如尼采所批判的：“一个人、一个城市团契、一整个民族的好古感总是有一个及其狭隘的视域；它根本没有察觉到绝大多数东西，而它所看到的少数东西，它又看得太接近，太孤立；它不能测量它们，因此把一切都看得同等重要，因此把每个个别的事物都看得太重要。”

因此，王富仁教授的《鲁迅与顾颉刚》一书，在论述结构上，不但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史书写中重视呈现一个时期学术精神的特点，而且置诸晚近20余年的晚清民国学术史研究领域，这本书堪称以上所言两种现象的“清凉散”，能够让我们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民国时期的学术分歧，以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政治根源。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矛盾的相关史事考辨，桑兵教授曾做过十分精彩的研究。然王富仁的问题意识，正如陈子善教授所言，“更关心的是鲁迅与顾颉刚为什么会交恶，他们在思想上和学术上有多大的分歧，力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即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思潮的风云激荡中来把握和理解鲁顾这件历史‘积案’的实质。”就此而言，这一研究便不仅仅是对鲁迅、顾颉刚二人的论述，而是以他们两位为切入点，探讨民国学术史中两种不同的“类型”，并由此分析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中的正道与歧途。【文/ 王锐】【来源：南方文坛第2期】https://t.cn/EImHlt5

#淘书团#《十部医经类编》精装全5册，总计500余万字，重达近10公斤，由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领衔，数十位中医专家历经40年编纂完成。上编将《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中藏经》《诸病源候论》《神农本草经》十部中医古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精校本为底本，按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分类组合，下编附十部医经原文。经过科学的分类，使各类内容条贯有序，纲目分明，更易于检索，方便读者从中辨章学术、考辨源流，理清中医学术发展的脉络，同时对于中医基础研究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定价1500元，现团购价299元，全国包快递！购买→ https://t.cn/Etzm9uN

千日默识之60

成都“儒林第”的《推十》先生刘咸炘包罗万象，学术触目闪烁，“为学莫大乎知类”“为学莫大乎明统”，继着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六经皆史，集文、史、哲于一身，学博而思深。他说：“我现在的著作，还很粗率，将来尚需按学之系统，删繁就简，纳支入干，化数小种为大种”，他初作札记，再每阅书眉批心得，三综贯会通经史子集立论其旁。 “目光四射，如珠走盘，目成一家”的刘咸炘在《宥斋序》中自述说：“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凡事物之理，无过同与异，知者，知此而已。先天与统同也，‪后天‬与类异也。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实斋不知先天，虽亦言统，止明类而已。又止详文史之本体，而略文史之所载，所载广矣，皆人事之异也。吾所究印在此。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富本，吾言末而已。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则名之曰‘人事学’。其范围详于《一事论》中，而最重者为遗传、土风，时风，要之为气质与风俗而已。”无怪乎梁漱溟遥指成都纯化街延庆寺内的尚友书塾读书处，月白风清，煮酒问书，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刘咸炘的《蜀通》以土俗立论古今变迁的大势，无怪乎江西修水的陈寅恪到处搜访他的著作。 “事为史，理为子，情为诗”的他精义宏通，出人意表，校雠御变，“能知《尚书》、《春秋》、纪传三者嬗变之故，即可窥史迹之变化交互。必有变化交互之史，乃能文如其事，而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见至隐，原始察终。后世史家重朝政而轻民风，详实事而略大势，史识所以狭也。”无怪乎蒙文通说“其识已骏骏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邑。”《汉书知意》发明了汉书义例，以此推类，刘咸炘寻知老子孔子，古之贤圣，玄思独运无意于流俗而沉默在他读书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