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随着 BA . 2 次变异病例的增加，什么是安全的，什么不是？】同样是华裔，和某癌症医生比，温麟衍医生给美国人的回答才是专业人士真的科普，没有阴阳怪气……以下问答可能仅适用于美国情况，推荐阅读。
（ CNN ）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美国进入第三年，东北部的病例有所增加, 费城恢复了室内口罩的规定和有些大学在春季学期的最后几天要求戴口罩。
在美国，人们不会面对一个像目前在上海的那个没有人被允许离开他们的居住区，新冠测试是强制性的，食物供应也在减少。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太可能看到地方政府恢复即使是温和的疫情限制。这就把保护自己的责任大多留给了个人。
三年后，大多数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了：疫苗、口罩、身体距离、洗手，还有——别忘了——通风。
但当我们走进办公室、学校和公共场所时，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戴口罩——而有些事情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办公室是否改善了通风。
人们应该如何权衡他们想要遵循的预防措施？室内口罩的规定应该回归吗？是否有些设置需要人们考虑在户外使用口罩？如果你必须回到办公室，而其他人没有戴口罩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再次跳过大型室内活动？
为了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我采访了 CNN 医学分析师 Leana Wen 博士，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米尔肯公共卫生学院的急诊医生和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她还是《生命线：一个医生为公共卫生奋斗的旅程》的作者。
为了篇幅和清晰度，以下对话经过轻微编辑。
1. CNN ：你能给快速介绍一下，防止这种传染性 BA . 2 变种什么保护措施是有效的？
Wen : BA . 2 是奥密克戎变种的一个次变种。它似乎比欧米克隆的传染性更强和以前的变种一样，它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的，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咳嗽和打喷嚏的人会呼出能够传播病毒的飞沫。通过呼吸排出的微小气溶胶也能携带病毒。此外，比奥密克戎更容易传输。有人咳嗽到手上，然后触摸一扇门，可能病毒就留在那里，如果你触摸那扇门，然后你的鼻子或嘴，就可能传播给你。
我们在大流行早期谈到的保护措施仍然对奥米克戎有效。口罩的效果非常好，不过在这里我强烈建议大家戴上 N95 或类似的口罩，比如 KN 95 或 KF 94 。一个简单的口罩没有那么有效，特别是对一个变种作为传染性 BA . 2。
通风很重要。室外传播的风险比室内传播要低得多，通风良好、不太拥挤的空间也比人挤人在不通风的空间里的风险要低很多。表面比气溶胶传播起的作用要小，但如果你和人们握手并触摸经常使用的表面，那么好好洗手或使用洗手液仍然是很好的做法。这不仅会减少冠状病毒的传播，也会减少其他呼吸道和胃肠道病原体。
与 2020 年相比，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工具。疫苗和助推器，可以很好地预防严重疾病，并降低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的风险。与他人聚会前的检测会告诉人们他们是否具有传染性，需要避免聚会。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另一个关键的预防措施。
2. CNN ：当人们决定他们想要带回什么预防措施时，应该考虑什么，比如取消餐厅预订或在室内戴口罩？
Wen：我会考虑三件事。首先，你所在社区的 2019 冠状病毒病风险是多少？我之前说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新准则可以在这里使用。如果您所在的社区处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橙色或“高风险”区域，您应该在室内使用口罩。如果是绿色或黄色，或者“低”或“中”风险，你可以选择不这样做，这取决于其他两个因素。
第二件要思考的事情是，你的医疗状况和你家里其他人的情况如何？如果您总体上是健康的，并且接种了充分的疫苗，那么您患上 2019 冠状病毒病严重疾病的机会是非常低的。如果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或者是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希望有一个更高的门槛，谨慎取决于你的家庭的医疗情况。
第三，继续避免 2019 冠状病毒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当然，我们都不想被冠状病毒感染，也不应该有人试图感染。但有些人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感染流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他们外出旅行、参加聚会、在餐馆用餐或从事其他大流行前的活动，他们将有一定程度的风险。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决定。
3. CNN ：在某些情况下戴口罩有意义，但在其他情况下没有意义吗？
Wen：当然！风险是添加剂。你以低风险赢得高价值的东西，但仍需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例如，如果你工作的办公室通风良好，空间分布均匀，并且需要接种疫苗的证明，你可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口罩。但你可能仍然决定在拥挤的室内场所，如杂货店和火车站。再次，我强烈建议，如果你戴着口罩，戴上 N95 或类似的口罩，因为这将是你最好的机会，以防止非常具有传染性的 BA . 2 变种。
4. CNN ：那室外呢？ BA . 2 的传染性很强，可以在那里传播吗？
Wen：户外传播的风险非常低，几乎不存在。户外社交聚会是非常安全的，当然也比室内的同等环境低风险。我并不认为人们需要在户外戴口罩，但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非常脆弱——比如正在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需要格外小心。在聚集或户外，他们绝对应该选择戴口罩。
5. CNN ：如果你必须回到办公室，而其他人没有戴口罩怎么办？
Wen：你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你的，单向戴 N95 或等效口罩非常好--也就是说，即使你周围的其他人没有戴口罩，如果你一直戴着一个合身的高质量口罩，你仍然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这还取决于你工作场所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你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办公室工作，你周围的人都接种了疫苗，你和下一个人距离很远。当你坐在办公桌前时，你可以决定摘下你的面具，但当你走进拥挤的电梯或与其他人肩并肩坐在一起的会议室时，再戴上它。你可以决定和你的同事一起去户外吃午饭，但不去拥挤的酒吧享受快乐时光。这些都是合理的决定，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风险。
6. CNN ：人们因为知道疫情可能发生而应避免室内聚集？
Wen：不一定。这再次取决于你所在社区的情况，你的医疗状况，以及你有多想避免 2019 冠状病毒病。根据 CDC 的数据，我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是 2019 冠状病毒病传播的绿色或“低风险”区域。我和我的丈夫都接种了疫苗，并加强了。我们有两个小孩，他们太小，不能接种疫苗，但我们也认识到，鉴于这种新变异的传染性，要阻止他们感染冠状病毒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参加大型活动，包括室内会议。我希望这些活动要求需要疫苗接种证明和当日阴性测试结果。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不那么安全了，如果其他人想暂时避开他们，我当然理解——就像我理解其他人想要继续参加他们一样。对我来说，这和回到健身房、继续旅行或在室内餐厅用餐没有什么区别。有人会认为这些活动值得冒险。其他人不会。 https://t.cn/RI7nYAL
（ CNN ）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美国进入第三年，东北部的病例有所增加, 费城恢复了室内口罩的规定和有些大学在春季学期的最后几天要求戴口罩。
在美国，人们不会面对一个像目前在上海的那个没有人被允许离开他们的居住区，新冠测试是强制性的，食物供应也在减少。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太可能看到地方政府恢复即使是温和的疫情限制。这就把保护自己的责任大多留给了个人。
三年后，大多数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了：疫苗、口罩、身体距离、洗手，还有——别忘了——通风。
但当我们走进办公室、学校和公共场所时，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戴口罩——而有些事情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办公室是否改善了通风。
人们应该如何权衡他们想要遵循的预防措施？室内口罩的规定应该回归吗？是否有些设置需要人们考虑在户外使用口罩？如果你必须回到办公室，而其他人没有戴口罩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再次跳过大型室内活动？
为了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我采访了 CNN 医学分析师 Leana Wen 博士，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米尔肯公共卫生学院的急诊医生和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她还是《生命线：一个医生为公共卫生奋斗的旅程》的作者。
为了篇幅和清晰度，以下对话经过轻微编辑。
1. CNN ：你能给快速介绍一下，防止这种传染性 BA . 2 变种什么保护措施是有效的？
Wen : BA . 2 是奥密克戎变种的一个次变种。它似乎比欧米克隆的传染性更强和以前的变种一样，它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的，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咳嗽和打喷嚏的人会呼出能够传播病毒的飞沫。通过呼吸排出的微小气溶胶也能携带病毒。此外，比奥密克戎更容易传输。有人咳嗽到手上，然后触摸一扇门，可能病毒就留在那里，如果你触摸那扇门，然后你的鼻子或嘴，就可能传播给你。
我们在大流行早期谈到的保护措施仍然对奥米克戎有效。口罩的效果非常好，不过在这里我强烈建议大家戴上 N95 或类似的口罩，比如 KN 95 或 KF 94 。一个简单的口罩没有那么有效，特别是对一个变种作为传染性 BA . 2。
通风很重要。室外传播的风险比室内传播要低得多，通风良好、不太拥挤的空间也比人挤人在不通风的空间里的风险要低很多。表面比气溶胶传播起的作用要小，但如果你和人们握手并触摸经常使用的表面，那么好好洗手或使用洗手液仍然是很好的做法。这不仅会减少冠状病毒的传播，也会减少其他呼吸道和胃肠道病原体。
与 2020 年相比，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工具。疫苗和助推器，可以很好地预防严重疾病，并降低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的风险。与他人聚会前的检测会告诉人们他们是否具有传染性，需要避免聚会。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另一个关键的预防措施。
2. CNN ：当人们决定他们想要带回什么预防措施时，应该考虑什么，比如取消餐厅预订或在室内戴口罩？
Wen：我会考虑三件事。首先，你所在社区的 2019 冠状病毒病风险是多少？我之前说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新准则可以在这里使用。如果您所在的社区处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橙色或“高风险”区域，您应该在室内使用口罩。如果是绿色或黄色，或者“低”或“中”风险，你可以选择不这样做，这取决于其他两个因素。
第二件要思考的事情是，你的医疗状况和你家里其他人的情况如何？如果您总体上是健康的，并且接种了充分的疫苗，那么您患上 2019 冠状病毒病严重疾病的机会是非常低的。如果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或者是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希望有一个更高的门槛，谨慎取决于你的家庭的医疗情况。
第三，继续避免 2019 冠状病毒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当然，我们都不想被冠状病毒感染，也不应该有人试图感染。但有些人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感染流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他们外出旅行、参加聚会、在餐馆用餐或从事其他大流行前的活动，他们将有一定程度的风险。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决定。
3. CNN ：在某些情况下戴口罩有意义，但在其他情况下没有意义吗？
Wen：当然！风险是添加剂。你以低风险赢得高价值的东西，但仍需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例如，如果你工作的办公室通风良好，空间分布均匀，并且需要接种疫苗的证明，你可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口罩。但你可能仍然决定在拥挤的室内场所，如杂货店和火车站。再次，我强烈建议，如果你戴着口罩，戴上 N95 或类似的口罩，因为这将是你最好的机会，以防止非常具有传染性的 BA . 2 变种。
4. CNN ：那室外呢？ BA . 2 的传染性很强，可以在那里传播吗？
Wen：户外传播的风险非常低，几乎不存在。户外社交聚会是非常安全的，当然也比室内的同等环境低风险。我并不认为人们需要在户外戴口罩，但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非常脆弱——比如正在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需要格外小心。在聚集或户外，他们绝对应该选择戴口罩。
5. CNN ：如果你必须回到办公室，而其他人没有戴口罩怎么办？
Wen：你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你的，单向戴 N95 或等效口罩非常好--也就是说，即使你周围的其他人没有戴口罩，如果你一直戴着一个合身的高质量口罩，你仍然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这还取决于你工作场所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你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办公室工作，你周围的人都接种了疫苗，你和下一个人距离很远。当你坐在办公桌前时，你可以决定摘下你的面具，但当你走进拥挤的电梯或与其他人肩并肩坐在一起的会议室时，再戴上它。你可以决定和你的同事一起去户外吃午饭，但不去拥挤的酒吧享受快乐时光。这些都是合理的决定，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风险。
6. CNN ：人们因为知道疫情可能发生而应避免室内聚集？
Wen：不一定。这再次取决于你所在社区的情况，你的医疗状况，以及你有多想避免 2019 冠状病毒病。根据 CDC 的数据，我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是 2019 冠状病毒病传播的绿色或“低风险”区域。我和我的丈夫都接种了疫苗，并加强了。我们有两个小孩，他们太小，不能接种疫苗，但我们也认识到，鉴于这种新变异的传染性，要阻止他们感染冠状病毒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参加大型活动，包括室内会议。我希望这些活动要求需要疫苗接种证明和当日阴性测试结果。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不那么安全了，如果其他人想暂时避开他们，我当然理解——就像我理解其他人想要继续参加他们一样。对我来说，这和回到健身房、继续旅行或在室内餐厅用餐没有什么区别。有人会认为这些活动值得冒险。其他人不会。 https://t.cn/RI7nYAL
李迅雷丨面对2022年太多不确定：中国经济转型难点的思考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作者李迅雷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步入2022年以来，我们遇到的至少有两大问题是超预期的，一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扩散超预期，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在西方国家防疫纷纷解禁的背景下，进一步向全球蔓延，我国多地出现疫情传播，甚至为防控疫情而不惜封城；二是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且有长期化趋势。这两大问题最终如何解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却导致了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以原油和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不断下调。那么，我国将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势，凭借过去的出口或投资拉动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了，但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又非一蹴而就。本文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和当今全球格局的横向两个维度来分析当下中国经济现实路径和转型的难点。
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再续百年
2006年，我在《新财富》杂志上发了一篇报告，叫《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持续百年》，因为当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几乎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64%），如今我国外贸的依存度几乎降了一半，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却从当时的10%左右提高到了如今的16%，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中国过度依赖于外需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很难长期持续下去，尤其在人均GDP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时。
有海外学者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长期的外贸顺差，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也就是说，中国从明朝中期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一直靠大量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获得巨额外贸顺差。这与中国当时全球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关，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份额大约是32%，达到了处在农业社会下的世界经济巅峰。但是，当时中国的最大的短板是科技落后，在西方借助工业革命崛起的势头，通过一场鸦片战争就把中国打得一蹶不振，即便从1949年解放到1979年，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始终徘徊在5%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外通过引进外资和加大出口，对内坚持改革释放活力，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下，中国从一个延续千年的农业大国，只花了30年时间，一跃成为了全球工业第一大国，即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全球第一。
马斯克在不久前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未来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这还有待验证，但我认为，只要在全球保持和平的环境下，未来10年内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是没有悬念的，这由中国居民部门的超高储蓄率所决定。美国居民是花钱多，储蓄少，中国则正好反过来，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前者主要靠消费拉动，后者靠投资和外需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包含三大特点，一是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率；二是巨大的人口红利；三是吃苦耐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平均劳动时间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储蓄率方面，2000年后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应该与房地产牛市起步的居民加杠杆行为有关。尽管到2020年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降至45%，但仍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
图片1
中国人节俭，重投资轻消费，这也是我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出口的实质就是劳动者在本土为境外消费者打工。如2020年在全球疫情下，中国出口出现大幅增长，在全球占比创历史新高，但国内居民消费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
随着生育率下降，中国人口拐点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可能会由正变负。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过长，导致今后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青黄不接。目前即便鼓励生育政策能够起到一定效果，对于阻止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恐怕也得等到二十年以后。
吃苦耐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居全球前列，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从1991年的71.6%下降到2020年的57.6%，但仍然是全球最高之一。
图片2
尽管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出口规模也是全球第一，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还处于中低端，按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说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名仍属于第三梯队，同时出口附加值不高。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科技水平还是有显著差异，尽管这种差距比起200年前要小很多。
以华为手机为例，2020年个别月份，曾创下销量全球第一的佳绩，但随着美国对华为采取核心零部件断供等制裁举措，2021年华为手机销量只排名全球第九。说明在全球产业链高度关联的今天，谁的科技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大话语权。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国际局势更加显得变幻莫测，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外部环境显得更加复杂，中国与欧美之间，从原来更多体现为互补互利关系变为更多体现为竞争关系。尤其是西方某些政治家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主张降低对中国进口的依赖，自行生产所需产品。
就国内而言，人口老龄化不仅会降低储蓄率，而且也让人口红利逐步消退，靠低附加值带动的加工品出口的优势不再，中国的投资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确实面临了巨大挑战。今年以来，各地疫情不断出现，也对本土的制造业及出口产业链带来显著影响。
详情链接：https://t.cn/A66uSLEK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作者李迅雷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步入2022年以来，我们遇到的至少有两大问题是超预期的，一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扩散超预期，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在西方国家防疫纷纷解禁的背景下，进一步向全球蔓延，我国多地出现疫情传播，甚至为防控疫情而不惜封城；二是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且有长期化趋势。这两大问题最终如何解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却导致了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以原油和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不断下调。那么，我国将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势，凭借过去的出口或投资拉动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了，但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又非一蹴而就。本文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和当今全球格局的横向两个维度来分析当下中国经济现实路径和转型的难点。
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再续百年
2006年，我在《新财富》杂志上发了一篇报告，叫《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持续百年》，因为当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几乎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64%），如今我国外贸的依存度几乎降了一半，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却从当时的10%左右提高到了如今的16%，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中国过度依赖于外需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很难长期持续下去，尤其在人均GDP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时。
有海外学者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长期的外贸顺差，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也就是说，中国从明朝中期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一直靠大量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获得巨额外贸顺差。这与中国当时全球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关，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份额大约是32%，达到了处在农业社会下的世界经济巅峰。但是，当时中国的最大的短板是科技落后，在西方借助工业革命崛起的势头，通过一场鸦片战争就把中国打得一蹶不振，即便从1949年解放到1979年，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始终徘徊在5%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外通过引进外资和加大出口，对内坚持改革释放活力，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下，中国从一个延续千年的农业大国，只花了30年时间，一跃成为了全球工业第一大国，即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全球第一。
马斯克在不久前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未来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这还有待验证，但我认为，只要在全球保持和平的环境下，未来10年内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是没有悬念的，这由中国居民部门的超高储蓄率所决定。美国居民是花钱多，储蓄少，中国则正好反过来，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前者主要靠消费拉动，后者靠投资和外需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包含三大特点，一是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率；二是巨大的人口红利；三是吃苦耐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平均劳动时间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储蓄率方面，2000年后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应该与房地产牛市起步的居民加杠杆行为有关。尽管到2020年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降至45%，但仍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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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节俭，重投资轻消费，这也是我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出口的实质就是劳动者在本土为境外消费者打工。如2020年在全球疫情下，中国出口出现大幅增长，在全球占比创历史新高，但国内居民消费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
随着生育率下降，中国人口拐点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可能会由正变负。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过长，导致今后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青黄不接。目前即便鼓励生育政策能够起到一定效果，对于阻止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恐怕也得等到二十年以后。
吃苦耐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居全球前列，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从1991年的71.6%下降到2020年的57.6%，但仍然是全球最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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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出口规模也是全球第一，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还处于中低端，按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说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名仍属于第三梯队，同时出口附加值不高。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科技水平还是有显著差异，尽管这种差距比起200年前要小很多。
以华为手机为例，2020年个别月份，曾创下销量全球第一的佳绩，但随着美国对华为采取核心零部件断供等制裁举措，2021年华为手机销量只排名全球第九。说明在全球产业链高度关联的今天，谁的科技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大话语权。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国际局势更加显得变幻莫测，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外部环境显得更加复杂，中国与欧美之间，从原来更多体现为互补互利关系变为更多体现为竞争关系。尤其是西方某些政治家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主张降低对中国进口的依赖，自行生产所需产品。
就国内而言，人口老龄化不仅会降低储蓄率，而且也让人口红利逐步消退，靠低附加值带动的加工品出口的优势不再，中国的投资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确实面临了巨大挑战。今年以来，各地疫情不断出现，也对本土的制造业及出口产业链带来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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