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也許還現存一個尚未確定的新人族物種】據國外媒體報導，2004年，科學家在印尼弗洛勒斯島上發現了一種個頭矮小的人種化石，震撼了整個科學界。這個人種隨後被命名為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它們生活在更新世晚期，很顯然屬於生活在這片東南亞地區的早期現代人類。但從某些方面來看，這個人種又與南方古猿、甚至黑猩猩有些相似之處。
早在這一發現的20年前，加拿大艾伯塔大學人類學教授格雷戈里·福斯在弗洛雷斯島上開展人種誌研究時，就聽說過有關類人生物的傳聞，有些據說仍然在世，只不過極為罕見。而發現弗洛勒斯人的團隊帶頭人、生前曾在澳州臥龍崗大學任教的邁克·莫爾伍德也曾表示，對這些類人動物的描述“和弗洛勒斯人如出一轍”。在弗洛勒斯人的化石被發現之後，科學家認為該人種已經滅絕。因此福斯想弄清，這種傳說中的類人生物與弗洛勒斯人之間的相似之處究竟作何解釋。他將研究結果寫成了一本書——《在猿與人之間》（Between Ape and Human），即將於今年5月出版。
作為一名人類學與人種生物學專家，福斯的結論也許會令很多人大吃一驚，甚至可能比弗洛勒斯人的發現更令人震驚。與其它關於人族進化的書不同，這本書的關注點不在於化石，而是聚焦於當地一個名叫Lio的種族、以及該種族對於一種“動物”的描述。
這種動物與人類十分相似，但又並非人類，福斯只能將其稱作“猿人”。他之所以寫這本書，是想為Lio族對這種生物的描述找到一種最合理、最實際的解釋。書中包含30多名“目擊證人”的目擊報告，福斯與他們全部親自交談過。最終福斯認為，唯一的解釋是弗洛勒斯島上存在一個不屬於智人的人族物種，它們一直存活到了今時今日、或者至少存活到了近代。
《在猿與人之間》還對一些一般性問題進行了思考，如自然科學家是如何構建起針對生物的知識體系的。然而，不同信息來源的相對價值可能值得商榷，無論是針對科學文獻中已經記載、還是尚未記載的動物，尤其是像Lio族人這樣未開化、低技術的群體提供的信息。
在四五十年前，這樣的種族在人類學家眼中還屬於“原始人”範疇。可以肯定的是，Lio族人不瞭解任何現代進化論知識，不知道物種的形成受基因變異與自然選擇驅動。但如果說進化論本質上研究的是不同物種如何出現、各種差異如何保留的話，那麼無論是Lio族人、還是弗洛勒斯島上的其他島民，長久以來也一直抱有同樣的疑惑。
在Lio族人自己的生物學與宇宙學體系中，也包含一些關於自然生物（特別是人類）如何永久轉變成其它種類的動物的解釋，而且這種轉變一部分程度上是由遷入新環境、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導致的，與拉馬克學說不謀而合。福斯的實地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假設發生的變化反映了當地人在假想中的遠古物種與其進化出的後代物種間觀察到的相似與差異之處。就像Lio人的動物分類系統中大部分有命名的物種一樣，這些衍生出的物種剛好與現代分類學中的“種”或“屬”對得上。此外，Lio人區分人類與非人類的標準也和現代西方人差不多：不僅僅基於形態來區分，還認為人類獨有的文化、語言和技術等複雜表徵。
就像其它民俗生物學一樣，Lio人也將人類置於第一位，並且將人類視為其它非人類動物的起源。而達爾文進化論恰恰相反，將人類（或者說人種）置於最後，就像聖經中《創世紀》的故事一樣。但無論是哪種情況，智人都被單列在一個獨特的位置上，從而將我們與動物王國的其它成員區分開來。
在Lio人看來，“猿人”的相貌與人類並不全然相同，看起來頗為反常，顯得很是古怪、令人不安。而在科學家看來，弗洛勒斯人也有些疑點，但倒不是因為它們與智人有相似之處，而是因為該物種在地質記錄中的出現時間相當晚，甚至在現代人類出現之後，還與之同期生存了一段時間。如果將弗洛勒斯人解讀為一種直立猿、而非人族物種，很難說是讓人更容易接受還是更難接受。不過莫爾伍德認為，人族的進化並不是單線發展的，弗洛勒斯人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較晚，足以證明它們與我們屬於同屬物種。只能說在他看來，只要是活到近代的物種，似乎都是我們的同類。
Lio人認為“猿人”是動物。事實上，它們屬於Lio人認為由人類進化出的幾種動物之一。但這種分類方法沒有借鑒任何地質測年或古人類學依據。相反，Lio人區分自然和超自然（或者說靈性）生物的方法與西方宗教基本一致，將猿人解讀為非人類生物，具有明顯區別於靈性生物的特徵，同時也區別於它們熟悉的動物，尤其是區別於人類。猿人的某些特徵甚至顯示，它們有可能是一種科學上尚未發現的物種、或者是現代猿類的一種。但這種假說與大多數Lio人的說法不符，也與我們瞭解的印尼東部生物地理學情況相悖。
福斯認為，我們可能下意識地認為弗洛勒斯島上的“猿人”完全是當地人想像出來的。但在嚴肅考慮Lio人的說法之後，福斯找不到這樣懷疑的依據。他們對這些生物的描述、再加上其它各類證據，完全符合一個存活至今、或過去100年間剛剛滅絕的人族物種可能具備的特徵。古生物學家、以及研究其它生命的科學家也會將這些土著居民掌握的知識考慮在內，對印尼和其它地區的人族進化史開展進一步研究調查。福斯指出，由於書中解釋的原因，尚未有動物學家開始搜尋仍然在世的弗洛勒斯人、或者相關人族物種。但這並不意味著找到它們的概率為零。 #媒体手记#
早在這一發現的20年前，加拿大艾伯塔大學人類學教授格雷戈里·福斯在弗洛雷斯島上開展人種誌研究時，就聽說過有關類人生物的傳聞，有些據說仍然在世，只不過極為罕見。而發現弗洛勒斯人的團隊帶頭人、生前曾在澳州臥龍崗大學任教的邁克·莫爾伍德也曾表示，對這些類人動物的描述“和弗洛勒斯人如出一轍”。在弗洛勒斯人的化石被發現之後，科學家認為該人種已經滅絕。因此福斯想弄清，這種傳說中的類人生物與弗洛勒斯人之間的相似之處究竟作何解釋。他將研究結果寫成了一本書——《在猿與人之間》（Between Ape and Human），即將於今年5月出版。
作為一名人類學與人種生物學專家，福斯的結論也許會令很多人大吃一驚，甚至可能比弗洛勒斯人的發現更令人震驚。與其它關於人族進化的書不同，這本書的關注點不在於化石，而是聚焦於當地一個名叫Lio的種族、以及該種族對於一種“動物”的描述。
這種動物與人類十分相似，但又並非人類，福斯只能將其稱作“猿人”。他之所以寫這本書，是想為Lio族對這種生物的描述找到一種最合理、最實際的解釋。書中包含30多名“目擊證人”的目擊報告，福斯與他們全部親自交談過。最終福斯認為，唯一的解釋是弗洛勒斯島上存在一個不屬於智人的人族物種，它們一直存活到了今時今日、或者至少存活到了近代。
《在猿與人之間》還對一些一般性問題進行了思考，如自然科學家是如何構建起針對生物的知識體系的。然而，不同信息來源的相對價值可能值得商榷，無論是針對科學文獻中已經記載、還是尚未記載的動物，尤其是像Lio族人這樣未開化、低技術的群體提供的信息。
在四五十年前，這樣的種族在人類學家眼中還屬於“原始人”範疇。可以肯定的是，Lio族人不瞭解任何現代進化論知識，不知道物種的形成受基因變異與自然選擇驅動。但如果說進化論本質上研究的是不同物種如何出現、各種差異如何保留的話，那麼無論是Lio族人、還是弗洛勒斯島上的其他島民，長久以來也一直抱有同樣的疑惑。
在Lio族人自己的生物學與宇宙學體系中，也包含一些關於自然生物（特別是人類）如何永久轉變成其它種類的動物的解釋，而且這種轉變一部分程度上是由遷入新環境、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導致的，與拉馬克學說不謀而合。福斯的實地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假設發生的變化反映了當地人在假想中的遠古物種與其進化出的後代物種間觀察到的相似與差異之處。就像Lio人的動物分類系統中大部分有命名的物種一樣，這些衍生出的物種剛好與現代分類學中的“種”或“屬”對得上。此外，Lio人區分人類與非人類的標準也和現代西方人差不多：不僅僅基於形態來區分，還認為人類獨有的文化、語言和技術等複雜表徵。
就像其它民俗生物學一樣，Lio人也將人類置於第一位，並且將人類視為其它非人類動物的起源。而達爾文進化論恰恰相反，將人類（或者說人種）置於最後，就像聖經中《創世紀》的故事一樣。但無論是哪種情況，智人都被單列在一個獨特的位置上，從而將我們與動物王國的其它成員區分開來。
在Lio人看來，“猿人”的相貌與人類並不全然相同，看起來頗為反常，顯得很是古怪、令人不安。而在科學家看來，弗洛勒斯人也有些疑點，但倒不是因為它們與智人有相似之處，而是因為該物種在地質記錄中的出現時間相當晚，甚至在現代人類出現之後，還與之同期生存了一段時間。如果將弗洛勒斯人解讀為一種直立猿、而非人族物種，很難說是讓人更容易接受還是更難接受。不過莫爾伍德認為，人族的進化並不是單線發展的，弗洛勒斯人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較晚，足以證明它們與我們屬於同屬物種。只能說在他看來，只要是活到近代的物種，似乎都是我們的同類。
Lio人認為“猿人”是動物。事實上，它們屬於Lio人認為由人類進化出的幾種動物之一。但這種分類方法沒有借鑒任何地質測年或古人類學依據。相反，Lio人區分自然和超自然（或者說靈性）生物的方法與西方宗教基本一致，將猿人解讀為非人類生物，具有明顯區別於靈性生物的特徵，同時也區別於它們熟悉的動物，尤其是區別於人類。猿人的某些特徵甚至顯示，它們有可能是一種科學上尚未發現的物種、或者是現代猿類的一種。但這種假說與大多數Lio人的說法不符，也與我們瞭解的印尼東部生物地理學情況相悖。
福斯認為，我們可能下意識地認為弗洛勒斯島上的“猿人”完全是當地人想像出來的。但在嚴肅考慮Lio人的說法之後，福斯找不到這樣懷疑的依據。他們對這些生物的描述、再加上其它各類證據，完全符合一個存活至今、或過去100年間剛剛滅絕的人族物種可能具備的特徵。古生物學家、以及研究其它生命的科學家也會將這些土著居民掌握的知識考慮在內，對印尼和其它地區的人族進化史開展進一步研究調查。福斯指出，由於書中解釋的原因，尚未有動物學家開始搜尋仍然在世的弗洛勒斯人、或者相關人族物種。但這並不意味著找到它們的概率為零。 #媒体手记#
【郑永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其主观能动性是保护生命# 】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镇拉开帷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教授通过线上的形式就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回答。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想问您一下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关注安全问题，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供应链安全，想问一下目前情况包括俄罗斯遭到制裁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哪些方面加强准备？
郑永年表示，俄乌战争造成的安全问题，我想各个领域都有，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传统安全领域核武器跟核扩散，核扩散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白俄罗斯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国家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可以用核，一些小国家对大国的担心恐惧也有一些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都在讨论关于核的问题，美国跟盟友国分享核武器，这一波刚刚开始还在进行，核扩散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当然能源、还有供应链危机这些事情，我想欧洲国家更有感觉，因为欧盟基本上4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因为德国5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这个就是美国跟欧洲制裁俄罗斯，能源方面留了一个口子，他们现在讨论长远来说怎么样去俄罗斯话，这个长远来说是可以讨论的，短期的一个国家能源上面依赖另外的一个国家，40%多甚至50%多，你要换另外的一个买家的话，我想很难。”
郑永年指出，俄乌战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伴随着的还有粮食危机，乌克兰是世界的粮仓，俄罗斯供应很大一部分的化肥，乌克兰的拖拉机。供应链危机方方面面，更麻烦的是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因为全球贸易共识，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做起来的，未来全球贸易商贸大家设计的制度，现在一来随意的把它武器化对于国际的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他称，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所做的制裁主要是回应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所做的制裁，西方国家也制裁俄罗斯，当然这个是更泛化的，这个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西方制裁已经延伸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了，而是整个民族，这个安全挑战系统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有，我们现在慢慢都会展现出来这个深度。
郑永年表示，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教训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国家比俄罗斯更难，俄罗斯简单的是能源，中国的强项主要供应链，我们的主要供应链是中低端的供应链，我们通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开放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的世界体系还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西方在哪些方面发生冲突了，要制裁，我觉得对他自己对中国的伤害也会深，自己的伤害也会深。
郑永年觉得到，不是说我们考虑如何制裁这种问题，而是得保证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相对正常运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制裁也好，不制裁也罢，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要运行的，如果要是战争大家前面制裁的话，所以现在担心现在看到的美国俄罗斯、欧洲俄罗斯或者中美，大家要看一下印度做什么，现在俄乌战争以后改变了整个国际的结构，大家谁也不相信谁，因为都把经济各个方面武器化。
所以现在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封建主义化，印度、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想高自己的团伙，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仅我们所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逆全球化，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形式，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讲，中国跟欧盟，欧盟跟北美，这样的WTO跟全球化向相的，现在大家更像一个近代国家产生以前的封建，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做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基础至上的同盟，这个对于国际体系又是一个破坏，所以我觉得我们俄乌战争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远不只是你刚才所说的安全两个字，整个体系以后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不同的称之为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新封建化影响到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
中新社记者提问，郑教授您好，我想问的是西方媒体近期对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持反对态度，有的宣称中国这个政策剥夺自由，也有的说中国做法影响世界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郑永年回应称，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其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而西方老百姓看到早期死了那么多人，西方人说你活着是你的，他们的死亡也有自由，如果他们选择自由的死亡也好，西方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不是自由的选择死亡。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国家是无能为力做不了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死亡，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自由的死亡，所以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至于说是不是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郑永年觉得“绝对不是”，中国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远远多余任何一个国家，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抱有那么多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济体成长，我们现在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很多欧美国家中低端的供应链跟中国分不开，他们要求中国非常非常高的依赖度。但是，即使这样，你说中国大家比较一下稳定世界经济的贡献，哪一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
再者，他们对于中国不理解，我们是动态清零，动态清零不只是清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早期的清零政策，武汉开始到我们现在的动态清零，我们也是根据疫情本身的性质变化，现在奥密克戎调整政策。
郑永年指出，西方看中国的疫情已经意识形态化，你想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放在新冠里面这个有什么相关性，如果这样的批评的话，西方相信的是达尔文主义。西方很多老人老百姓，尤其像欧洲的老人死得多社会负担反而减轻了，这个价值观的批评，你要看怎么样防控疫情，你还是要回到科学、回到理性，而不是大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批评。
他同时强调，我们自己也得与时俱进的摸索怎么样如何有效的方式，西方死了那么多人，我并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选择死亡。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前一段时间您在我们报纸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写着意识形态不能凌驾于科学之时，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抗疫的影响，尤其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抗疫的影响，您觉得西方意识形态，所谓民主非民主的阵营划分阵营这种情况，尤其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对于世界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等方面会有什么影响，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又怎么样的应对政策？
郑永年表示，意识形态能够从历史上看，大家可以看到苏联冷战时期两个意识形态阵营怎么样形成，对于世界的影响怎么样的。实际上过去40年无论哪个国家，哪一种主义，你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也好，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好，包括中东的一些宗教色彩的国家，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当然根据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庆的现代化，所以大家有一个共识，才会全球化。
郑永年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说光是一种贸易投资这种流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包括人才思想这些流动，所以前面的四十年，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跟全球化一样运行的。
“美国从特朗普开始两极化，特朗普刚开始主要是搞中美贸易投资，但是拜登上台甚至没有上台的时候已经用意识形态来建立世界秩序。首先他把中美关系简单的界定为美国民主，俄乌冲突更加的变本加厉，美国把所谓民主团结（美国跟欧洲国家），同时把中国跟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中国、俄罗斯的社会专制初心，美国也把这个战争定义为文明专制，把自己放在民主文明这一边，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专制这一边。北约是站在边缘，它一点反思没有，对于世界的体系造成致命影响，八十年代的美国跟世界是一体化、互相依赖的。从高度互相依赖的角度来说，现在要两极化，西方建立以美国民主为中心的一极，还有中国另外的一极，搞这种两极化”，郑永年觉得我们要踏踏实实看问题美国真的很难做，美国有这种民主专制来分化这个世界，但是美国很难成功。
欧洲团不团结？郑永年表示，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整个欧盟暂时跟美国站在一起了，但长远来看，并非如此。首先，欧盟之间因为俄乌战争，德国一下子提高到2%，现在没有话说不上，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大家针对俄罗斯的德国有一个军事化。
“如果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欧洲怎么样？德国的军事化需要欧洲地位的效果，欧亚跟东亚的影响效果一样，法国怎么样想？英国已经脱欧了，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团结吗？我并不认为欧洲会团结，如果俄罗斯不被打垮，还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如果俄罗斯弱化了，欧洲的矛盾并不是西欧跟俄罗斯的矛盾，可能欧洲之间的矛盾，大家不要忘了一战二战都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跟当时的苏联没有多少关系。”
另外，美国跟欧洲团结了吗？如果美国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一起，美国同样也绑架了欧洲，欧洲老百姓为什么不满，因为美国现在是一个观察家，它除了火上浇油以外，不承担欧洲各个国家所承担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它自己战争不利，欧洲哪个国家不利。
郑永年称，尽管大家看到了联合国里面很多国家道义上面谴责战争，谴责战争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两个方面，非常典型的是印度，印度这次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它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公开的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了之后还出口欧洲，土耳其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
把美国所说的两极化所谓民主专制，首先一个不符合事实，另外相处的不会太好，如果这个民族意识形态，大家对于美国式的民主，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怀疑，更不用说美国在中东的大民族计划的失败，谁会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我们注意美国搞两国化，我们有力量避免美国的两极化，我们也不必要过渡的担心，美国搞两极化世界就两极化了吗？主要是我们跟美国欧洲的关系，主要是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跟西方的国家很难突破，更不用说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体，我们还是用平常心看美国这些，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有一些有效的举措，改革开放方面我们要加快，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越紧密，美国越搞不了两极化。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想问您一下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关注安全问题，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供应链安全，想问一下目前情况包括俄罗斯遭到制裁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哪些方面加强准备？
郑永年表示，俄乌战争造成的安全问题，我想各个领域都有，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传统安全领域核武器跟核扩散，核扩散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白俄罗斯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国家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可以用核，一些小国家对大国的担心恐惧也有一些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都在讨论关于核的问题，美国跟盟友国分享核武器，这一波刚刚开始还在进行，核扩散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当然能源、还有供应链危机这些事情，我想欧洲国家更有感觉，因为欧盟基本上4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因为德国5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这个就是美国跟欧洲制裁俄罗斯，能源方面留了一个口子，他们现在讨论长远来说怎么样去俄罗斯话，这个长远来说是可以讨论的，短期的一个国家能源上面依赖另外的一个国家，40%多甚至50%多，你要换另外的一个买家的话，我想很难。”
郑永年指出，俄乌战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伴随着的还有粮食危机，乌克兰是世界的粮仓，俄罗斯供应很大一部分的化肥，乌克兰的拖拉机。供应链危机方方面面，更麻烦的是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因为全球贸易共识，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做起来的，未来全球贸易商贸大家设计的制度，现在一来随意的把它武器化对于国际的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他称，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所做的制裁主要是回应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所做的制裁，西方国家也制裁俄罗斯，当然这个是更泛化的，这个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西方制裁已经延伸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了，而是整个民族，这个安全挑战系统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有，我们现在慢慢都会展现出来这个深度。
郑永年表示，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教训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国家比俄罗斯更难，俄罗斯简单的是能源，中国的强项主要供应链，我们的主要供应链是中低端的供应链，我们通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开放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的世界体系还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西方在哪些方面发生冲突了，要制裁，我觉得对他自己对中国的伤害也会深，自己的伤害也会深。
郑永年觉得到，不是说我们考虑如何制裁这种问题，而是得保证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相对正常运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制裁也好，不制裁也罢，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要运行的，如果要是战争大家前面制裁的话，所以现在担心现在看到的美国俄罗斯、欧洲俄罗斯或者中美，大家要看一下印度做什么，现在俄乌战争以后改变了整个国际的结构，大家谁也不相信谁，因为都把经济各个方面武器化。
所以现在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封建主义化，印度、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想高自己的团伙，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仅我们所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逆全球化，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形式，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讲，中国跟欧盟，欧盟跟北美，这样的WTO跟全球化向相的，现在大家更像一个近代国家产生以前的封建，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做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基础至上的同盟，这个对于国际体系又是一个破坏，所以我觉得我们俄乌战争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远不只是你刚才所说的安全两个字，整个体系以后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不同的称之为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新封建化影响到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
中新社记者提问，郑教授您好，我想问的是西方媒体近期对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持反对态度，有的宣称中国这个政策剥夺自由，也有的说中国做法影响世界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郑永年回应称，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其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而西方老百姓看到早期死了那么多人，西方人说你活着是你的，他们的死亡也有自由，如果他们选择自由的死亡也好，西方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不是自由的选择死亡。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国家是无能为力做不了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死亡，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自由的死亡，所以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至于说是不是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郑永年觉得“绝对不是”，中国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远远多余任何一个国家，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抱有那么多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济体成长，我们现在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很多欧美国家中低端的供应链跟中国分不开，他们要求中国非常非常高的依赖度。但是，即使这样，你说中国大家比较一下稳定世界经济的贡献，哪一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
再者，他们对于中国不理解，我们是动态清零，动态清零不只是清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早期的清零政策，武汉开始到我们现在的动态清零，我们也是根据疫情本身的性质变化，现在奥密克戎调整政策。
郑永年指出，西方看中国的疫情已经意识形态化，你想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放在新冠里面这个有什么相关性，如果这样的批评的话，西方相信的是达尔文主义。西方很多老人老百姓，尤其像欧洲的老人死得多社会负担反而减轻了，这个价值观的批评，你要看怎么样防控疫情，你还是要回到科学、回到理性，而不是大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批评。
他同时强调，我们自己也得与时俱进的摸索怎么样如何有效的方式，西方死了那么多人，我并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选择死亡。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前一段时间您在我们报纸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写着意识形态不能凌驾于科学之时，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抗疫的影响，尤其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抗疫的影响，您觉得西方意识形态，所谓民主非民主的阵营划分阵营这种情况，尤其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对于世界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等方面会有什么影响，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又怎么样的应对政策？
郑永年表示，意识形态能够从历史上看，大家可以看到苏联冷战时期两个意识形态阵营怎么样形成，对于世界的影响怎么样的。实际上过去40年无论哪个国家，哪一种主义，你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也好，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好，包括中东的一些宗教色彩的国家，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当然根据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庆的现代化，所以大家有一个共识，才会全球化。
郑永年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说光是一种贸易投资这种流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包括人才思想这些流动，所以前面的四十年，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跟全球化一样运行的。
“美国从特朗普开始两极化，特朗普刚开始主要是搞中美贸易投资，但是拜登上台甚至没有上台的时候已经用意识形态来建立世界秩序。首先他把中美关系简单的界定为美国民主，俄乌冲突更加的变本加厉，美国把所谓民主团结（美国跟欧洲国家），同时把中国跟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中国、俄罗斯的社会专制初心，美国也把这个战争定义为文明专制，把自己放在民主文明这一边，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专制这一边。北约是站在边缘，它一点反思没有，对于世界的体系造成致命影响，八十年代的美国跟世界是一体化、互相依赖的。从高度互相依赖的角度来说，现在要两极化，西方建立以美国民主为中心的一极，还有中国另外的一极，搞这种两极化”，郑永年觉得我们要踏踏实实看问题美国真的很难做，美国有这种民主专制来分化这个世界，但是美国很难成功。
欧洲团不团结？郑永年表示，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整个欧盟暂时跟美国站在一起了，但长远来看，并非如此。首先，欧盟之间因为俄乌战争，德国一下子提高到2%，现在没有话说不上，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大家针对俄罗斯的德国有一个军事化。
“如果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欧洲怎么样？德国的军事化需要欧洲地位的效果，欧亚跟东亚的影响效果一样，法国怎么样想？英国已经脱欧了，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团结吗？我并不认为欧洲会团结，如果俄罗斯不被打垮，还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如果俄罗斯弱化了，欧洲的矛盾并不是西欧跟俄罗斯的矛盾，可能欧洲之间的矛盾，大家不要忘了一战二战都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跟当时的苏联没有多少关系。”
另外，美国跟欧洲团结了吗？如果美国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一起，美国同样也绑架了欧洲，欧洲老百姓为什么不满，因为美国现在是一个观察家，它除了火上浇油以外，不承担欧洲各个国家所承担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它自己战争不利，欧洲哪个国家不利。
郑永年称，尽管大家看到了联合国里面很多国家道义上面谴责战争，谴责战争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两个方面，非常典型的是印度，印度这次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它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公开的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了之后还出口欧洲，土耳其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
把美国所说的两极化所谓民主专制，首先一个不符合事实，另外相处的不会太好，如果这个民族意识形态，大家对于美国式的民主，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怀疑，更不用说美国在中东的大民族计划的失败，谁会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我们注意美国搞两国化，我们有力量避免美国的两极化，我们也不必要过渡的担心，美国搞两极化世界就两极化了吗？主要是我们跟美国欧洲的关系，主要是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跟西方的国家很难突破，更不用说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体，我们还是用平常心看美国这些，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有一些有效的举措，改革开放方面我们要加快，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越紧密，美国越搞不了两极化。
#潘际銮逝世#
天哪[泪]潘老千古，一路走好[蜡烛]
认识潘老，最早还是在高中语文课，那时候推荐作文素材，就此认识潘老，择一事，终一生，真的是为我们的焊接事业付出了一生，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焊在了一起，吾辈楷模[泪]
有人说“他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投身科学，用知识救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代里，为我们建设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
时间带走了他，但却无法带走他儒雅的绝代风华[泪]
天哪[泪]潘老千古，一路走好[蜡烛]
认识潘老，最早还是在高中语文课，那时候推荐作文素材，就此认识潘老，择一事，终一生，真的是为我们的焊接事业付出了一生，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焊在了一起，吾辈楷模[泪]
有人说“他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投身科学，用知识救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代里，为我们建设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
时间带走了他，但却无法带走他儒雅的绝代风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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