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法国统治集团选中的人# ？旅法资深媒体人这么看这次大选…】24日，法国大选即将举行第二轮投票，由现任总统马克龙对战“极右翼”色彩浓重的“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谁将在大选中胜出？在常驻法国二十余年的媒体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眼中，马克龙胜出“几乎没有悬念”。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跳出传统的民调分析等视角，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待这次大选，不难发现，马克龙是法国统治集团“选中的那个人”。
而对于这次大选显示出的传统政治势力在法国彻底失势、小众极端政党纷纷崛起等现状，郑若麟则认为，这背后是法国民众多年来的失望情绪和对“美好旧时光”的怀恋。“在法国的‘荣光三十年’，西方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霸权，无论选谁，经济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但时过境迁，当西方霸权不在，选谁都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时报：您此前提及，这次法国大选没有太大悬念，马克龙的当选是大概率事件。您为什么这么判断？
郑若麟：我们观察这次法国大选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即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
在我看来，马克龙是法国的统治集团集体选中的一个人。一方面，马克龙本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另一方面，他也非常为资本着想。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巨富税，这对富人非常有利；但他后来却增加了汽油税，以至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汽油税是对富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讲，汽油税的几毛钱足以令他们本不宽裕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因此，虽然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执政也有争议，但他迄今为止没有犯任何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重大错误。所以，他们会通过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支持马克龙当选。
法国的统治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金融资本，二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和欧洲其他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了跨国资本，而产业资本则依然带有较强的国家民族属性。两种资本一手握着资金，一手握着法国95%以上的传媒，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当然，资本操控总统大选，并不像世袭王位那样100%保险，有时候也会出现意外，但出现偶然的可能性很小。
我自己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操控的力量。法国团结和进步党的一名政治家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2012年我在法国常驻时，一家非常大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分配给我的采访对象正是舍米纳德。
当时，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说他要“工业化月球”。要知道，在法国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那么容易，需要有500个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而他拿到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呢？我很好奇。
于是，我开始研究他那本厚厚的政纲，研究完我才发现，他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业化月球”的事，他只是说过，“如果我当选，要在联合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提一个议案，把所有国家的军费集中起来，不再打仗，而是去开发月球，造福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却被法国媒体一起描述成了“工业化月球”的笑料，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在采访中，我也问他，“你怎么定位你自己？你是右翼，还是极右翼？”他答道，“我是中左翼，我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但他却被法国媒体描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
当时我很想在采访中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让法国选民真正认识舍米纳德。于是我很认真地采访了他50分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这家法国电视台把这次采访剪辑成了10分钟，而呈现出的舍米纳德的形象，依然是一个要“工业化月球”的极右翼疯子。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控制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这是他们操控选举的法宝。所以，这些年来，我不再说西方是民主体制，它只是一种选举体制。所以，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认为马克龙的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环球时报：勒庞当选的“黑天鹅”有多大可能？她可能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吗？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可能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郑若麟：美国和法国在选举体制上有很大不同。美国只有一轮投票，各种偶然因素更大，而法国有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所有人都会更仔细斟酌手中的选票，而法国的统治集团更会非常仔细地把勒庞的得票率抑制在50%以下。
特朗普当时能成为“黑马”，在所有民调和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主要有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勒庞都不具备。一是选举最重要的因素——资金。特朗普有可以源源不断投入的资金，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的选民积极性被各种活动调动得非常彻底，而勒庞缺乏竞选资金，以至于她甚至不得不去俄罗斯贷款，这很说明问题。
二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他的“封锁”，而法国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也都反对勒庞，但法国没有像推特这样可以突破主流媒体一致性反对的工具。因此，我认为勒庞很难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巴黎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主要有法国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同时对马克龙和勒庞表示不满，并呼喊“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的口号。你怎么看法国“既不也不”一族的产生？
郑若麟：法国的选民现在其实非常失望。这些年来，他们试过了右翼的萨科齐，试过了左翼的奥朗德，也试过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更早些时候，他们还试过了右翼的希拉克、左翼的密特朗，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法国的荣光。
最失望的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在这个体制中，自己是没有前途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就是一种“今不如昔”“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没有他们的父辈好，购买力没有上一代人强，但失业率却比那时的人高。最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人发起抗议，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在战后有过三十年的荣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西方有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货币霸权、市场霸权、能源霸权，在几乎一切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那时，无论西方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经济都在发展，社会都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但在这二十年里，无论选谁，经济都在往下走，失业率都在提升，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霸权。马克龙自己心里对此也非常清楚。
环球时报：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有分析认为，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政治势力失势最彻底、极端势力崛起最严重的西方大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若麟：传统的左翼-中间派-右翼的线条式划分已无法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演变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左翼和右翼都支持全球化，而无论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是反对全球化。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都曾从中获利，因此他们曾经都非常支持全球化。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方工业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后，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仍然站在支持全球化的一方。
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劳工阶层，也包括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站在了民族产业资本的一方，也反对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的人群，呈现明显的膨胀趋势。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民族产业资本在法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小了——三十年前，产业资本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要战胜跨国金融资本非常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法国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勒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假如法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下定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支持勒庞和跨国金融资本斗一斗，勒庞胜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
环球时报：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哪些影响？
郑若麟：如果勒庞当选，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将会在未来五年中下降。而如果马克龙当选的话，法国将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欧盟内起主导作用。自从默克尔离任后，德国的新总理不再是马克龙的对手。法国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再加上领导人个人因素，法国将再次成为欧盟的头号“话事人”，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马克龙当选，他将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西方民选体制的总统，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才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为了寻求连任而执政。我认为马克龙有望在未来五年推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比如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和印度也会加强联系。这意味着法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马克龙连任，他此任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就像他五年前当选时那样。马克龙依然会把中国列为亚洲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陈青青）
而对于这次大选显示出的传统政治势力在法国彻底失势、小众极端政党纷纷崛起等现状，郑若麟则认为，这背后是法国民众多年来的失望情绪和对“美好旧时光”的怀恋。“在法国的‘荣光三十年’，西方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霸权，无论选谁，经济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但时过境迁，当西方霸权不在，选谁都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时报：您此前提及，这次法国大选没有太大悬念，马克龙的当选是大概率事件。您为什么这么判断？
郑若麟：我们观察这次法国大选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即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
在我看来，马克龙是法国的统治集团集体选中的一个人。一方面，马克龙本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另一方面，他也非常为资本着想。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巨富税，这对富人非常有利；但他后来却增加了汽油税，以至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汽油税是对富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讲，汽油税的几毛钱足以令他们本不宽裕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因此，虽然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执政也有争议，但他迄今为止没有犯任何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重大错误。所以，他们会通过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支持马克龙当选。
法国的统治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金融资本，二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和欧洲其他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了跨国资本，而产业资本则依然带有较强的国家民族属性。两种资本一手握着资金，一手握着法国95%以上的传媒，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当然，资本操控总统大选，并不像世袭王位那样100%保险，有时候也会出现意外，但出现偶然的可能性很小。
我自己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操控的力量。法国团结和进步党的一名政治家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2012年我在法国常驻时，一家非常大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分配给我的采访对象正是舍米纳德。
当时，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说他要“工业化月球”。要知道，在法国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那么容易，需要有500个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而他拿到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呢？我很好奇。
于是，我开始研究他那本厚厚的政纲，研究完我才发现，他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业化月球”的事，他只是说过，“如果我当选，要在联合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提一个议案，把所有国家的军费集中起来，不再打仗，而是去开发月球，造福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却被法国媒体一起描述成了“工业化月球”的笑料，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在采访中，我也问他，“你怎么定位你自己？你是右翼，还是极右翼？”他答道，“我是中左翼，我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但他却被法国媒体描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
当时我很想在采访中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让法国选民真正认识舍米纳德。于是我很认真地采访了他50分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这家法国电视台把这次采访剪辑成了10分钟，而呈现出的舍米纳德的形象，依然是一个要“工业化月球”的极右翼疯子。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控制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这是他们操控选举的法宝。所以，这些年来，我不再说西方是民主体制，它只是一种选举体制。所以，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认为马克龙的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环球时报：勒庞当选的“黑天鹅”有多大可能？她可能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吗？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可能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郑若麟：美国和法国在选举体制上有很大不同。美国只有一轮投票，各种偶然因素更大，而法国有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所有人都会更仔细斟酌手中的选票，而法国的统治集团更会非常仔细地把勒庞的得票率抑制在50%以下。
特朗普当时能成为“黑马”，在所有民调和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主要有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勒庞都不具备。一是选举最重要的因素——资金。特朗普有可以源源不断投入的资金，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的选民积极性被各种活动调动得非常彻底，而勒庞缺乏竞选资金，以至于她甚至不得不去俄罗斯贷款，这很说明问题。
二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他的“封锁”，而法国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也都反对勒庞，但法国没有像推特这样可以突破主流媒体一致性反对的工具。因此，我认为勒庞很难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巴黎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主要有法国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同时对马克龙和勒庞表示不满，并呼喊“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的口号。你怎么看法国“既不也不”一族的产生？
郑若麟：法国的选民现在其实非常失望。这些年来，他们试过了右翼的萨科齐，试过了左翼的奥朗德，也试过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更早些时候，他们还试过了右翼的希拉克、左翼的密特朗，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法国的荣光。
最失望的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在这个体制中，自己是没有前途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就是一种“今不如昔”“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没有他们的父辈好，购买力没有上一代人强，但失业率却比那时的人高。最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人发起抗议，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在战后有过三十年的荣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西方有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货币霸权、市场霸权、能源霸权，在几乎一切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那时，无论西方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经济都在发展，社会都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但在这二十年里，无论选谁，经济都在往下走，失业率都在提升，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霸权。马克龙自己心里对此也非常清楚。
环球时报：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有分析认为，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政治势力失势最彻底、极端势力崛起最严重的西方大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若麟：传统的左翼-中间派-右翼的线条式划分已无法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演变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左翼和右翼都支持全球化，而无论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是反对全球化。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都曾从中获利，因此他们曾经都非常支持全球化。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方工业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后，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仍然站在支持全球化的一方。
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劳工阶层，也包括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站在了民族产业资本的一方，也反对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的人群，呈现明显的膨胀趋势。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民族产业资本在法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小了——三十年前，产业资本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要战胜跨国金融资本非常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法国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勒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假如法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下定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支持勒庞和跨国金融资本斗一斗，勒庞胜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
环球时报：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哪些影响？
郑若麟：如果勒庞当选，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将会在未来五年中下降。而如果马克龙当选的话，法国将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欧盟内起主导作用。自从默克尔离任后，德国的新总理不再是马克龙的对手。法国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再加上领导人个人因素，法国将再次成为欧盟的头号“话事人”，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马克龙当选，他将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西方民选体制的总统，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才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为了寻求连任而执政。我认为马克龙有望在未来五年推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比如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和印度也会加强联系。这意味着法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马克龙连任，他此任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就像他五年前当选时那样。马克龙依然会把中国列为亚洲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陈青青）
【郑永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其主观能动性是保护生命# 】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镇拉开帷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教授通过线上的形式就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回答。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想问您一下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关注安全问题，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供应链安全，想问一下目前情况包括俄罗斯遭到制裁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哪些方面加强准备？
郑永年表示，俄乌战争造成的安全问题，我想各个领域都有，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传统安全领域核武器跟核扩散，核扩散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白俄罗斯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国家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可以用核，一些小国家对大国的担心恐惧也有一些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都在讨论关于核的问题，美国跟盟友国分享核武器，这一波刚刚开始还在进行，核扩散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当然能源、还有供应链危机这些事情，我想欧洲国家更有感觉，因为欧盟基本上4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因为德国5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这个就是美国跟欧洲制裁俄罗斯，能源方面留了一个口子，他们现在讨论长远来说怎么样去俄罗斯话，这个长远来说是可以讨论的，短期的一个国家能源上面依赖另外的一个国家，40%多甚至50%多，你要换另外的一个买家的话，我想很难。”
郑永年指出，俄乌战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伴随着的还有粮食危机，乌克兰是世界的粮仓，俄罗斯供应很大一部分的化肥，乌克兰的拖拉机。供应链危机方方面面，更麻烦的是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因为全球贸易共识，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做起来的，未来全球贸易商贸大家设计的制度，现在一来随意的把它武器化对于国际的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他称，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所做的制裁主要是回应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所做的制裁，西方国家也制裁俄罗斯，当然这个是更泛化的，这个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西方制裁已经延伸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了，而是整个民族，这个安全挑战系统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有，我们现在慢慢都会展现出来这个深度。
郑永年表示，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教训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国家比俄罗斯更难，俄罗斯简单的是能源，中国的强项主要供应链，我们的主要供应链是中低端的供应链，我们通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开放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的世界体系还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西方在哪些方面发生冲突了，要制裁，我觉得对他自己对中国的伤害也会深，自己的伤害也会深。
郑永年觉得到，不是说我们考虑如何制裁这种问题，而是得保证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相对正常运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制裁也好，不制裁也罢，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要运行的，如果要是战争大家前面制裁的话，所以现在担心现在看到的美国俄罗斯、欧洲俄罗斯或者中美，大家要看一下印度做什么，现在俄乌战争以后改变了整个国际的结构，大家谁也不相信谁，因为都把经济各个方面武器化。
所以现在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封建主义化，印度、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想高自己的团伙，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仅我们所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逆全球化，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形式，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讲，中国跟欧盟，欧盟跟北美，这样的WTO跟全球化向相的，现在大家更像一个近代国家产生以前的封建，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做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基础至上的同盟，这个对于国际体系又是一个破坏，所以我觉得我们俄乌战争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远不只是你刚才所说的安全两个字，整个体系以后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不同的称之为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新封建化影响到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
中新社记者提问，郑教授您好，我想问的是西方媒体近期对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持反对态度，有的宣称中国这个政策剥夺自由，也有的说中国做法影响世界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郑永年回应称，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其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而西方老百姓看到早期死了那么多人，西方人说你活着是你的，他们的死亡也有自由，如果他们选择自由的死亡也好，西方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不是自由的选择死亡。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国家是无能为力做不了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死亡，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自由的死亡，所以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至于说是不是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郑永年觉得“绝对不是”，中国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远远多余任何一个国家，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抱有那么多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济体成长，我们现在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很多欧美国家中低端的供应链跟中国分不开，他们要求中国非常非常高的依赖度。但是，即使这样，你说中国大家比较一下稳定世界经济的贡献，哪一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
再者，他们对于中国不理解，我们是动态清零，动态清零不只是清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早期的清零政策，武汉开始到我们现在的动态清零，我们也是根据疫情本身的性质变化，现在奥密克戎调整政策。
郑永年指出，西方看中国的疫情已经意识形态化，你想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放在新冠里面这个有什么相关性，如果这样的批评的话，西方相信的是达尔文主义。西方很多老人老百姓，尤其像欧洲的老人死得多社会负担反而减轻了，这个价值观的批评，你要看怎么样防控疫情，你还是要回到科学、回到理性，而不是大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批评。
他同时强调，我们自己也得与时俱进的摸索怎么样如何有效的方式，西方死了那么多人，我并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选择死亡。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前一段时间您在我们报纸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写着意识形态不能凌驾于科学之时，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抗疫的影响，尤其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抗疫的影响，您觉得西方意识形态，所谓民主非民主的阵营划分阵营这种情况，尤其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对于世界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等方面会有什么影响，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又怎么样的应对政策？
郑永年表示，意识形态能够从历史上看，大家可以看到苏联冷战时期两个意识形态阵营怎么样形成，对于世界的影响怎么样的。实际上过去40年无论哪个国家，哪一种主义，你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也好，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好，包括中东的一些宗教色彩的国家，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当然根据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庆的现代化，所以大家有一个共识，才会全球化。
郑永年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说光是一种贸易投资这种流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包括人才思想这些流动，所以前面的四十年，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跟全球化一样运行的。
“美国从特朗普开始两极化，特朗普刚开始主要是搞中美贸易投资，但是拜登上台甚至没有上台的时候已经用意识形态来建立世界秩序。首先他把中美关系简单的界定为美国民主，俄乌冲突更加的变本加厉，美国把所谓民主团结（美国跟欧洲国家），同时把中国跟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中国、俄罗斯的社会专制初心，美国也把这个战争定义为文明专制，把自己放在民主文明这一边，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专制这一边。北约是站在边缘，它一点反思没有，对于世界的体系造成致命影响，八十年代的美国跟世界是一体化、互相依赖的。从高度互相依赖的角度来说，现在要两极化，西方建立以美国民主为中心的一极，还有中国另外的一极，搞这种两极化”，郑永年觉得我们要踏踏实实看问题美国真的很难做，美国有这种民主专制来分化这个世界，但是美国很难成功。
欧洲团不团结？郑永年表示，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整个欧盟暂时跟美国站在一起了，但长远来看，并非如此。首先，欧盟之间因为俄乌战争，德国一下子提高到2%，现在没有话说不上，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大家针对俄罗斯的德国有一个军事化。
“如果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欧洲怎么样？德国的军事化需要欧洲地位的效果，欧亚跟东亚的影响效果一样，法国怎么样想？英国已经脱欧了，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团结吗？我并不认为欧洲会团结，如果俄罗斯不被打垮，还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如果俄罗斯弱化了，欧洲的矛盾并不是西欧跟俄罗斯的矛盾，可能欧洲之间的矛盾，大家不要忘了一战二战都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跟当时的苏联没有多少关系。”
另外，美国跟欧洲团结了吗？如果美国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一起，美国同样也绑架了欧洲，欧洲老百姓为什么不满，因为美国现在是一个观察家，它除了火上浇油以外，不承担欧洲各个国家所承担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它自己战争不利，欧洲哪个国家不利。
郑永年称，尽管大家看到了联合国里面很多国家道义上面谴责战争，谴责战争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两个方面，非常典型的是印度，印度这次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它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公开的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了之后还出口欧洲，土耳其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
把美国所说的两极化所谓民主专制，首先一个不符合事实，另外相处的不会太好，如果这个民族意识形态，大家对于美国式的民主，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怀疑，更不用说美国在中东的大民族计划的失败，谁会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我们注意美国搞两国化，我们有力量避免美国的两极化，我们也不必要过渡的担心，美国搞两极化世界就两极化了吗？主要是我们跟美国欧洲的关系，主要是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跟西方的国家很难突破，更不用说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体，我们还是用平常心看美国这些，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有一些有效的举措，改革开放方面我们要加快，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越紧密，美国越搞不了两极化。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想问您一下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关注安全问题，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供应链安全，想问一下目前情况包括俄罗斯遭到制裁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哪些方面加强准备？
郑永年表示，俄乌战争造成的安全问题，我想各个领域都有，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传统安全领域核武器跟核扩散，核扩散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白俄罗斯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国家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可以用核，一些小国家对大国的担心恐惧也有一些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都在讨论关于核的问题，美国跟盟友国分享核武器，这一波刚刚开始还在进行，核扩散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当然能源、还有供应链危机这些事情，我想欧洲国家更有感觉，因为欧盟基本上4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因为德国5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这个就是美国跟欧洲制裁俄罗斯，能源方面留了一个口子，他们现在讨论长远来说怎么样去俄罗斯话，这个长远来说是可以讨论的，短期的一个国家能源上面依赖另外的一个国家，40%多甚至50%多，你要换另外的一个买家的话，我想很难。”
郑永年指出，俄乌战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伴随着的还有粮食危机，乌克兰是世界的粮仓，俄罗斯供应很大一部分的化肥，乌克兰的拖拉机。供应链危机方方面面，更麻烦的是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因为全球贸易共识，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做起来的，未来全球贸易商贸大家设计的制度，现在一来随意的把它武器化对于国际的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他称，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所做的制裁主要是回应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所做的制裁，西方国家也制裁俄罗斯，当然这个是更泛化的，这个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西方制裁已经延伸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了，而是整个民族，这个安全挑战系统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有，我们现在慢慢都会展现出来这个深度。
郑永年表示，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教训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国家比俄罗斯更难，俄罗斯简单的是能源，中国的强项主要供应链，我们的主要供应链是中低端的供应链，我们通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开放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的世界体系还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西方在哪些方面发生冲突了，要制裁，我觉得对他自己对中国的伤害也会深，自己的伤害也会深。
郑永年觉得到，不是说我们考虑如何制裁这种问题，而是得保证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相对正常运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制裁也好，不制裁也罢，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要运行的，如果要是战争大家前面制裁的话，所以现在担心现在看到的美国俄罗斯、欧洲俄罗斯或者中美，大家要看一下印度做什么，现在俄乌战争以后改变了整个国际的结构，大家谁也不相信谁，因为都把经济各个方面武器化。
所以现在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封建主义化，印度、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想高自己的团伙，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仅我们所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逆全球化，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形式，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讲，中国跟欧盟，欧盟跟北美，这样的WTO跟全球化向相的，现在大家更像一个近代国家产生以前的封建，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做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基础至上的同盟，这个对于国际体系又是一个破坏，所以我觉得我们俄乌战争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远不只是你刚才所说的安全两个字，整个体系以后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不同的称之为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新封建化影响到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
中新社记者提问，郑教授您好，我想问的是西方媒体近期对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持反对态度，有的宣称中国这个政策剥夺自由，也有的说中国做法影响世界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郑永年回应称，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其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而西方老百姓看到早期死了那么多人，西方人说你活着是你的，他们的死亡也有自由，如果他们选择自由的死亡也好，西方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不是自由的选择死亡。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国家是无能为力做不了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死亡，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自由的死亡，所以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至于说是不是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郑永年觉得“绝对不是”，中国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远远多余任何一个国家，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抱有那么多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济体成长，我们现在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很多欧美国家中低端的供应链跟中国分不开，他们要求中国非常非常高的依赖度。但是，即使这样，你说中国大家比较一下稳定世界经济的贡献，哪一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
再者，他们对于中国不理解，我们是动态清零，动态清零不只是清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早期的清零政策，武汉开始到我们现在的动态清零，我们也是根据疫情本身的性质变化，现在奥密克戎调整政策。
郑永年指出，西方看中国的疫情已经意识形态化，你想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放在新冠里面这个有什么相关性，如果这样的批评的话，西方相信的是达尔文主义。西方很多老人老百姓，尤其像欧洲的老人死得多社会负担反而减轻了，这个价值观的批评，你要看怎么样防控疫情，你还是要回到科学、回到理性，而不是大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批评。
他同时强调，我们自己也得与时俱进的摸索怎么样如何有效的方式，西方死了那么多人，我并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选择死亡。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前一段时间您在我们报纸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写着意识形态不能凌驾于科学之时，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抗疫的影响，尤其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抗疫的影响，您觉得西方意识形态，所谓民主非民主的阵营划分阵营这种情况，尤其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对于世界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等方面会有什么影响，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又怎么样的应对政策？
郑永年表示，意识形态能够从历史上看，大家可以看到苏联冷战时期两个意识形态阵营怎么样形成，对于世界的影响怎么样的。实际上过去40年无论哪个国家，哪一种主义，你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也好，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好，包括中东的一些宗教色彩的国家，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当然根据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庆的现代化，所以大家有一个共识，才会全球化。
郑永年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说光是一种贸易投资这种流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包括人才思想这些流动，所以前面的四十年，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跟全球化一样运行的。
“美国从特朗普开始两极化，特朗普刚开始主要是搞中美贸易投资，但是拜登上台甚至没有上台的时候已经用意识形态来建立世界秩序。首先他把中美关系简单的界定为美国民主，俄乌冲突更加的变本加厉，美国把所谓民主团结（美国跟欧洲国家），同时把中国跟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中国、俄罗斯的社会专制初心，美国也把这个战争定义为文明专制，把自己放在民主文明这一边，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专制这一边。北约是站在边缘，它一点反思没有，对于世界的体系造成致命影响，八十年代的美国跟世界是一体化、互相依赖的。从高度互相依赖的角度来说，现在要两极化，西方建立以美国民主为中心的一极，还有中国另外的一极，搞这种两极化”，郑永年觉得我们要踏踏实实看问题美国真的很难做，美国有这种民主专制来分化这个世界，但是美国很难成功。
欧洲团不团结？郑永年表示，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整个欧盟暂时跟美国站在一起了，但长远来看，并非如此。首先，欧盟之间因为俄乌战争，德国一下子提高到2%，现在没有话说不上，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大家针对俄罗斯的德国有一个军事化。
“如果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欧洲怎么样？德国的军事化需要欧洲地位的效果，欧亚跟东亚的影响效果一样，法国怎么样想？英国已经脱欧了，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团结吗？我并不认为欧洲会团结，如果俄罗斯不被打垮，还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如果俄罗斯弱化了，欧洲的矛盾并不是西欧跟俄罗斯的矛盾，可能欧洲之间的矛盾，大家不要忘了一战二战都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跟当时的苏联没有多少关系。”
另外，美国跟欧洲团结了吗？如果美国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一起，美国同样也绑架了欧洲，欧洲老百姓为什么不满，因为美国现在是一个观察家，它除了火上浇油以外，不承担欧洲各个国家所承担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它自己战争不利，欧洲哪个国家不利。
郑永年称，尽管大家看到了联合国里面很多国家道义上面谴责战争，谴责战争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两个方面，非常典型的是印度，印度这次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它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公开的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了之后还出口欧洲，土耳其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
把美国所说的两极化所谓民主专制，首先一个不符合事实，另外相处的不会太好，如果这个民族意识形态，大家对于美国式的民主，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怀疑，更不用说美国在中东的大民族计划的失败，谁会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我们注意美国搞两国化，我们有力量避免美国的两极化，我们也不必要过渡的担心，美国搞两极化世界就两极化了吗？主要是我们跟美国欧洲的关系，主要是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跟西方的国家很难突破，更不用说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体，我们还是用平常心看美国这些，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有一些有效的举措，改革开放方面我们要加快，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越紧密，美国越搞不了两极化。
【力主轰炸南联盟、推动北约东扩，#奥尔布赖特一生贴满战争标签# 】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23日因罹患癌症去世，终年84岁。作为美国首位女性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被认为是“创造了历史”。不过，作为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最高外交官，奥尔布赖特的职业生涯与“战争”“武力”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力主对南联盟进行轰炸，公开宣称“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她致力于推动北约东扩，为今天的俄乌冲突埋下了地雷。当被问到美国对伊拉克制裁导致50万儿童死亡是否值得时，她断然称“值得”。对此，俄《欧亚日报》24日称，“奥尔布赖特用血腥的字母在历史上写下了她的名字”。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议长达契奇称，奥尔布赖特在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周年纪念日（3月24日）到来之际去世，所有对无辜民众死亡负有责任的人将“永远背负诅咒”。
“玛德琳的战争”
奥尔布赖特的讣告传出后，美国政要纷纷表示哀悼。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发表长篇声明，称奥尔布赖特作为美国首位女性国务卿，“一次又一次地破除障碍，创造了历史”。拜登回忆起与奥尔布赖特共事的时光，“我们是合作伙伴和朋友，致力于欢迎新解放的民主国家加入北约，并共同对抗巴尔干地区种族灭绝的恐怖。”奥尔布赖特当年曾力主美国对南联盟进行军事干预，《时代》周刊曾称这是“玛德琳的战争”。拜登当年作为参议员也力推空袭南联盟的提案通过，他曾在听证会上称：“是我提议的轰炸贝尔格莱德。”
1937年，奥尔布赖特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亲是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官员。1939年，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0天后，奥尔布赖特一家登上了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随后在欧洲到处逃亡。二战后，她父亲在美国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奥尔布赖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波兰移民美国的“国际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1978年，已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将奥尔布赖特带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随后她多次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顾问。克林顿当选总统后，1993年任命奥尔布赖特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由于其强硬的外交风格，奥尔布赖特1996年12月在参议院罕见地以全票通过，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务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奥尔布赖特的强硬风格从她佩戴的胸针就可看出。1993年，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因此称她是“一条绝无仅有的毒蛇”。对此，她会见伊拉克官员时就戴上蛇形胸针。奥尔布赖特还曾指责俄罗斯搞窃听，她会见俄外长时就戴上甲虫胸针（英文甲虫一词兼有“窃听”之意）。
“不可或缺的国家”
CNN称，在冷战结束至“9·11”前的10年间，奥尔布赖特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代言人。她力主扩大北约，使用武力支持的外交在全球“捍卫民主价值观”，并发动战争推翻美国不喜欢的政权。1998年她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对此，拜登在悼词中也强调：“当我想到玛德琳时，我将永远记得她对‘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的热切信念。”CNN称，奥尔布赖特在职期间可能唯一一次“不干涉”是阻止联合国介入卢旺达大屠杀事件，那场大屠杀造成近百万人死亡。多年后奥尔布赖特称这是她“最大的遗憾”。
美联社称，有关奥尔布赖特最有名的事情是她极力推动克林顿政府1999年干涉科索沃危机。1999年3月24日，美国和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批准的情况下，以“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南联盟发动空袭。奥尔布赖特此前曾与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发生争执。她厉声说：“如果我们放着这样一支大军不用，留着又有何用？！”鲍威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这一幕表示过“自愧不如”，他说：“当时我惊讶得连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2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奥尔布赖特是克林顿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筹划者和执行者。这一时期是美国在全球处于单极时刻，也恰逢北约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奥尔布赖特和其他政客的强力推动下，美国在冷战后外交的两个基本指导原则确立了下来：一是确定北约要扩大，二是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对他国内政进行持续强力卷入，而“人道主义干预”的前提就是“主权相对论”——只要其他国家的自我治理或制度不被美国认可，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对他国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
“永远背负诅咒”
俄罗斯《观点报》24日称，如果说有一位政客是北约扩张进程的化身，那就是奥尔布赖特。前华约国家加入北约正是在她领导下开始的。她坚定地奉行“历史终结”理念和“单极”路线。这也被认为是现在乌克兰危机的源头，她一直活到她播下的种子发出芽的时刻。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奥尔布赖特是轰炸贝尔格莱德的积极推动者，但她受到什么制裁了？没有。”扎哈罗娃还称，美国CBS1996年采访奥尔布赖特时问道：“我们听说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制裁导致50万儿童死亡。这比在广岛死亡的儿童还多。这一切值得吗？”奥尔布赖特称：“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
在国际社交媒体上，许多网民对奥尔布赖特的评论与美国官方舆论截然相反。网民格里布金称：“二战期间，塞尔维亚从死亡中拯救了一个犹太小女孩。这个女孩长大后去了美国，成了国务卿，然后……她成为轰炸塞尔维亚的主要推动者。”网民穆哈里德称：“我是当年遭受美国制裁的数百万伊拉克儿童之一。由于美国制裁，我差点因缺乏药物而死去。愿真主原谅她，但我永远不会。”
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议长达契奇24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奥尔布赖特在美国和北约轰炸南联盟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去世，“有些人没有受过这尘世的惩罚，但上帝的惩罚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达契奇说：“虽然我们不应该为任何人的死亡而欢欣鼓舞，但所有对无辜民众死亡负有责任的人将‘永远背负诅咒’。”（《环球时报》3月25日16版文章，作者萧达 陶短房 刘洋 陈康 柳玉鹏）
“玛德琳的战争”
奥尔布赖特的讣告传出后，美国政要纷纷表示哀悼。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发表长篇声明，称奥尔布赖特作为美国首位女性国务卿，“一次又一次地破除障碍，创造了历史”。拜登回忆起与奥尔布赖特共事的时光，“我们是合作伙伴和朋友，致力于欢迎新解放的民主国家加入北约，并共同对抗巴尔干地区种族灭绝的恐怖。”奥尔布赖特当年曾力主美国对南联盟进行军事干预，《时代》周刊曾称这是“玛德琳的战争”。拜登当年作为参议员也力推空袭南联盟的提案通过，他曾在听证会上称：“是我提议的轰炸贝尔格莱德。”
1937年，奥尔布赖特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亲是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官员。1939年，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0天后，奥尔布赖特一家登上了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随后在欧洲到处逃亡。二战后，她父亲在美国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奥尔布赖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波兰移民美国的“国际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1978年，已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将奥尔布赖特带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随后她多次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顾问。克林顿当选总统后，1993年任命奥尔布赖特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由于其强硬的外交风格，奥尔布赖特1996年12月在参议院罕见地以全票通过，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务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奥尔布赖特的强硬风格从她佩戴的胸针就可看出。1993年，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因此称她是“一条绝无仅有的毒蛇”。对此，她会见伊拉克官员时就戴上蛇形胸针。奥尔布赖特还曾指责俄罗斯搞窃听，她会见俄外长时就戴上甲虫胸针（英文甲虫一词兼有“窃听”之意）。
“不可或缺的国家”
CNN称，在冷战结束至“9·11”前的10年间，奥尔布赖特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代言人。她力主扩大北约，使用武力支持的外交在全球“捍卫民主价值观”，并发动战争推翻美国不喜欢的政权。1998年她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对此，拜登在悼词中也强调：“当我想到玛德琳时，我将永远记得她对‘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的热切信念。”CNN称，奥尔布赖特在职期间可能唯一一次“不干涉”是阻止联合国介入卢旺达大屠杀事件，那场大屠杀造成近百万人死亡。多年后奥尔布赖特称这是她“最大的遗憾”。
美联社称，有关奥尔布赖特最有名的事情是她极力推动克林顿政府1999年干涉科索沃危机。1999年3月24日，美国和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批准的情况下，以“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南联盟发动空袭。奥尔布赖特此前曾与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发生争执。她厉声说：“如果我们放着这样一支大军不用，留着又有何用？！”鲍威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这一幕表示过“自愧不如”，他说：“当时我惊讶得连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2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奥尔布赖特是克林顿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筹划者和执行者。这一时期是美国在全球处于单极时刻，也恰逢北约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奥尔布赖特和其他政客的强力推动下，美国在冷战后外交的两个基本指导原则确立了下来：一是确定北约要扩大，二是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对他国内政进行持续强力卷入，而“人道主义干预”的前提就是“主权相对论”——只要其他国家的自我治理或制度不被美国认可，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对他国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
“永远背负诅咒”
俄罗斯《观点报》24日称，如果说有一位政客是北约扩张进程的化身，那就是奥尔布赖特。前华约国家加入北约正是在她领导下开始的。她坚定地奉行“历史终结”理念和“单极”路线。这也被认为是现在乌克兰危机的源头，她一直活到她播下的种子发出芽的时刻。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奥尔布赖特是轰炸贝尔格莱德的积极推动者，但她受到什么制裁了？没有。”扎哈罗娃还称，美国CBS1996年采访奥尔布赖特时问道：“我们听说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制裁导致50万儿童死亡。这比在广岛死亡的儿童还多。这一切值得吗？”奥尔布赖特称：“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
在国际社交媒体上，许多网民对奥尔布赖特的评论与美国官方舆论截然相反。网民格里布金称：“二战期间，塞尔维亚从死亡中拯救了一个犹太小女孩。这个女孩长大后去了美国，成了国务卿，然后……她成为轰炸塞尔维亚的主要推动者。”网民穆哈里德称：“我是当年遭受美国制裁的数百万伊拉克儿童之一。由于美国制裁，我差点因缺乏药物而死去。愿真主原谅她，但我永远不会。”
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议长达契奇24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奥尔布赖特在美国和北约轰炸南联盟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去世，“有些人没有受过这尘世的惩罚，但上帝的惩罚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达契奇说：“虽然我们不应该为任何人的死亡而欢欣鼓舞，但所有对无辜民众死亡负有责任的人将‘永远背负诅咒’。”（《环球时报》3月25日16版文章，作者萧达 陶短房 刘洋 陈康 柳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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