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议会制”暴露出哪些问题？】
进入19世纪，是西方文化中工业社会的开始。除了科技和经济领域的成就以外，最为西方文化所推崇的，是他们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政治改革，并把这当成是工业社会的重要文明成果，推广到了整个西方世界，这就是“议会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议会制”会在西方文化中大获成功？

以“议会之母”——英国为例。

首先，是明确立场。

1834年，英国议会两院经历了一场大火，恢复重建时，没有创新外观，也没有改变建筑内部设计，而是按照原样重建，将议员分成两批，相向而坐，中间只有一条走道。

按照西方政治历史学家的解释，这样的设计，是有着心理学基础的。按照这样的设计，双方会呈现你来我往的对话模式，针对性强，避免天马行空式的谈话。

当最后产生结果时，双方一定只能有一方获得压倒性胜利，不存在中间派等墙头草式的派系来混淆是非。

这种非此即彼式的设计，后来也广泛应用于西方各国的选举当中。候选人在对公众发表演讲时，虽然是面对着一群人，却给人一种在对某一个人聊天的感觉，针对性强，极易引发一部分群体的强烈情感共鸣。

这往往会让人错误地以为，候选人是在煽动某种情绪，其实并不是。

煽动情绪不可能是唯一的目的。如果某一种活动，或者某一个人，通过演讲仅仅是为了煽动某一种情绪，那他就偏离了演讲的初衷。

其根本的目的，一定是背后所要传递的思想。比如反移民、对富人增税、医疗改革等等，这些都是思想。候选人想要通过情绪上的共鸣，最终达到传递这些思想的目的。

当然，只有演讲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在这样的体制中获得更高的成功率，19世纪还诞生了以党派利益为主的“游说集团”，他们为了通过某项法案，在议会中来回游走，说服持不同政见者统一思想。

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上半叶，像这样的体制一直都在西方文化中自如地发挥着作用，也许各国都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但是在大的框架上，几乎一致。

可是，当进入现代社会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时，一切都正在发生着改变。

首先，工业社会的体系和架构越来越复杂，使得个人的观点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无法再用“非此即彼”的观念加以区分，这使得党派也开始变得多如牛毛。

在这种情况下，一派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逐渐变得不太可能，到了后来，即便是多党联合派系也是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原本已经统一了认识的行动，往往陷入搁置和重启的死循环，最后不了了之。

如此一来，政府的管理开始变得没有章法，朝令夕改，甚至自相矛盾，极大地挫伤了民众的信任感和积极性。

于是，西方文化中开始呈现出一种以往数百年都没有过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政府组织形式大吹大擂，可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领导人和执政党充满鄙视，极尽嘲讽。

19世纪时，西方人还在为积极争取更多的人参与投票，可是到了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放弃了投票，以至于投票人数没有超过半数，是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

为此，议会内的游说集团发生了蜕变，由“院内游说”，发展成“院外游说”，重现了两百年前的利益集团活动，这又为“贿选”和“不正当竞争”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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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镇中心幼儿园286名孩子返园

4月25日上午，马桥镇中心幼儿园的286名孩子重返校园、顺利复课。

早上7点40分，幼儿园的教职工们早早就等候在校门口，迎接上学的孩子们。朝气蓬勃的孩子们佩戴口罩，在家长的护送下，身穿各色雨衣，依次通过测温通道、排队晨检，错峰入学，开开心心奔向阔别一个月的幼儿园。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幼儿园还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征，精心设计了“开学第一课”，确定了疫情防控、健康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内容，根据各个年龄段孩子的特点，分别开展巩固防疫小知识、宣讲防疫小妙招、争做卫生小能手等活动，更好地帮助孩子们掌握校园防疫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