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 2015年，我34岁，带着丈夫和4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广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程国强：警惕全球粮价上涨与减产“双碰头”】
2022年04月26日 10:19
粮食、化肥等资源供给短缺，粮价飞涨、贸易转移、各国自危，多重因素正在共同催化一场产生更多贫困人口的灾难
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程老师学术动态##粮食安全##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乌克兰#
【财新网】“今年的粮食危机风险骤然上升，全球粮食危机或不可避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近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
黑海地区、北美、南美，是全球三大粮仓。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物流受阻，俄罗斯受金融制裁、贸易限制，乌克兰与俄罗斯也都在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突然之间的贸易转移，带来粮价一飞冲天。”程国强认为，供货不足、贸易转移，加上投机资本炒作等多方因素，催化了粮食危机。
粮价、减产、化肥三重危机
2020年5月至战前2022年1月，月度发布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49%。战争爆发的2022年2月及3月，该指数在两个月内（较1月份）上涨了17%，两度破历史新高。
农作物期货行情代表性指标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主力合约4月25日报每蒲式耳10.8545美元，较2020年约5美元的低位翻超一番，较战前约8美元进一步上涨了三分之一。
俄罗斯是全球化肥供应大国，欧洲化肥厂又缺原料，全球化肥供给正急剧下降。程国强介绍，粮食播种、生长期都需施肥，若没有足够的施肥，按照农业技术专家的估计，减产比例或达到30%-50%，对今年以及明年的粮食产量都会有影响。
“到今年下半年，粮价上涨的危机和减产的危机有可能叠加，形成‘双碰头’风险。比过去单纯粮价上涨的危机，要严重地多。”程国强说。
俄罗斯是小麦、油籽、玉米、大麦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和贸易大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小麦产量合计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15%，出口则占到全球贸易的30%左右。两国也是全球油料作物的主产区，油籽产量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21%，出口占到全球贸易约16%；其中以葵花籽油最为突出，两国葵花籽油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两国玉米产量不算高，但是乌克兰玉米出口高，占到全球玉米贸易的14%-15%。两国大麦产量占到全球的11%-12%，不过出口共计占到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两成。
当前战事蔓延，乌克兰粮油的物流、仓储、港口、码头等设施，都遭到了破坏。程国强介绍，此前乌克兰主要通过亚速海、黑海出口，但亚述海已被俄罗斯封锁。当下乌克兰如要运出粮食，只能运到毗邻黑海的其他口岸，比如罗马尼亚的口岸，需要通过内河、铁路运输转运，现在也很困难。
乌克兰也担心今年农业生产不能正常开展，国内会出现粮荒，并且已经在3月初限制农产品出口。乌克兰去年的秋收还没有完全收完，春播又极可能受到影响，总体来看，乌克兰国内的小麦、玉米、大麦、油籽等产量今年都会受到影响。
而俄罗斯由于受到经济制裁，被踢出SWIFT系统，存在结算障碍，很多欧盟国家不愿从俄罗斯进口粮食。俄罗斯也在3月中旬开始，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谷物。
除此，俄罗斯农药、种子依赖国际市场，拜耳等农业跨国巨头，也已停止对俄罗斯的非必要业务以及新增投资。如果后面农药巨头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农药，俄罗斯或也会面临大幅减产。即使俄罗斯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农药，也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因此，全球农产品供应急剧减少。以小麦为例，全球正常1.88亿吨全球贸易中，突然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5400万吨出口。
作为化石能源生产大国的俄罗斯，还在全球化肥供应中举足轻重。2021年，俄罗斯是氮肥的的第一大出口国、钾肥的第二大供应国，以及磷肥的第三大供应国。
当前，俄罗斯已暂停化肥出口。程国强指出，很多粮食主产区都使用俄罗斯化肥，缺失这部分化肥供给，未来对全球粮食主产地会带来很大影响。其中，南美、东欧、中亚等很多国家，30%以上化肥来自俄罗斯。而受经济制裁以及企业自裁影响，欧洲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作原料的化肥厂也开不了工。
两相夹击，全球化肥供给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今年粮食产量会有很大的减产风险。”程国强称，化肥短缺或许是今年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减产风险因素。
贫困人口增长警报
程国强认为，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北非、西亚、东亚等紧邻黑海地区、直接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的国家，会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粮源。
这里面，埃及、土耳其、孟加拉、伊朗等国家60%以上的小麦来自黑海地区的，受到的冲击最直接、最显著。2015-2020年，俄罗斯小麦第一大买家是埃及，占埃及小麦总进口的60%。俄罗斯小麦大约有22%的小麦去往埃及，有21%的小麦去往土耳其，有约5%-6%卖到孟加拉。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仅400吨小麦，影响不算大。
俄乌冲突给农产品市场带来的次生影响同样显著。自3月以来，除俄乌两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阿根廷、吉尔吉斯斯坦、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尼等三十几个国家均已宣布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程国强解释，俄乌冲突前景不明，多国预期不稳，担心自己吃粮会有问题，于是禁止出口，又进一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
更为严重的是，粮价的突然上涨，抬高了全球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成本，尤其是低收入的粮食净进口国。他介绍，其中风险较大的是非洲、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长期存在风险，每一次粮价波动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而在俄乌冲突之前，新冠疫情冲击供应链两年，加上美国大规模量化宽松，从2020年一季度开始，全球粮价就在一路走高，粮食价格本在高位运行。这次俄乌冲突加上经济制裁，又给低收入国家带来了新的困难。“实际上，过去全球粮食是过剩的。不是全球没有粮食供给，而是这些低收入者买不起粮食的危机。”程国强称。
新冠疫情本已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挑战。根据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0年，全球人口的约十分之一（约8.11亿人）面临食物不足困境。进入2021年，粮价又继续攀升。
程国强分析，去年的警报还没解除，如果不采取措施，今年预估会再增加2000-3000万贫困人口。
打破谷物供给三角格局
更令人担忧的是，黑海地区是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全球新兴粮食供给地，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谷物供给地。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或重塑全球粮食供给格局。贸易转移之后，俄罗斯、乌克兰或不得不被迫减产，而腾出来的空档会被其他产区逐步填补。
2000年—2009年，俄罗斯小麦年均产量4789万吨，增长到俄乌冲突前的8300万吨，增长近1倍，占世界小麦产量从6.4%增加到10.8%；小麦出口能力从年均962万吨增加到35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
同一期间，乌克兰小麦则从年均产量1800万吨增长到2900万吨；小麦出口占比从3%增加到10%。
“本来已经形成了全球谷物供给的三角格局，但现在黑海这一角可能会出问题。”程国强认为，供给格局越多元化，全球粮食安全就越稳定。但这次战争的冲击可能改变三角供应格局，对全球粮食安全极为不利，对构建一个多元平衡的全球粮食供应链非常不利，也会增加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影响深远，程国强判断，要修复这轮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短则两年、长则三五年，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势必超过上一轮粮食危机。
全球在现代历史上曾发生两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第一次是70年代初由石油价格危机引起的全球粮食危机；第二次是2008-2011年，在次贷危机下粮价上涨及油价上涨，引发的粮食次生危机。■
文｜财新 罗国平
责任编辑:郭琼 版面编辑: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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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4月26日 10:19
粮食、化肥等资源供给短缺，粮价飞涨、贸易转移、各国自危，多重因素正在共同催化一场产生更多贫困人口的灾难
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程老师学术动态##粮食安全##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乌克兰#
【财新网】“今年的粮食危机风险骤然上升，全球粮食危机或不可避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近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
黑海地区、北美、南美，是全球三大粮仓。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物流受阻，俄罗斯受金融制裁、贸易限制，乌克兰与俄罗斯也都在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突然之间的贸易转移，带来粮价一飞冲天。”程国强认为，供货不足、贸易转移，加上投机资本炒作等多方因素，催化了粮食危机。
粮价、减产、化肥三重危机
2020年5月至战前2022年1月，月度发布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49%。战争爆发的2022年2月及3月，该指数在两个月内（较1月份）上涨了17%，两度破历史新高。
农作物期货行情代表性指标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主力合约4月25日报每蒲式耳10.8545美元，较2020年约5美元的低位翻超一番，较战前约8美元进一步上涨了三分之一。
俄罗斯是全球化肥供应大国，欧洲化肥厂又缺原料，全球化肥供给正急剧下降。程国强介绍，粮食播种、生长期都需施肥，若没有足够的施肥，按照农业技术专家的估计，减产比例或达到30%-50%，对今年以及明年的粮食产量都会有影响。
“到今年下半年，粮价上涨的危机和减产的危机有可能叠加，形成‘双碰头’风险。比过去单纯粮价上涨的危机，要严重地多。”程国强说。
俄罗斯是小麦、油籽、玉米、大麦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和贸易大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小麦产量合计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15%，出口则占到全球贸易的30%左右。两国也是全球油料作物的主产区，油籽产量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21%，出口占到全球贸易约16%；其中以葵花籽油最为突出，两国葵花籽油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两国玉米产量不算高，但是乌克兰玉米出口高，占到全球玉米贸易的14%-15%。两国大麦产量占到全球的11%-12%，不过出口共计占到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两成。
当前战事蔓延，乌克兰粮油的物流、仓储、港口、码头等设施，都遭到了破坏。程国强介绍，此前乌克兰主要通过亚速海、黑海出口，但亚述海已被俄罗斯封锁。当下乌克兰如要运出粮食，只能运到毗邻黑海的其他口岸，比如罗马尼亚的口岸，需要通过内河、铁路运输转运，现在也很困难。
乌克兰也担心今年农业生产不能正常开展，国内会出现粮荒，并且已经在3月初限制农产品出口。乌克兰去年的秋收还没有完全收完，春播又极可能受到影响，总体来看，乌克兰国内的小麦、玉米、大麦、油籽等产量今年都会受到影响。
而俄罗斯由于受到经济制裁，被踢出SWIFT系统，存在结算障碍，很多欧盟国家不愿从俄罗斯进口粮食。俄罗斯也在3月中旬开始，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谷物。
除此，俄罗斯农药、种子依赖国际市场，拜耳等农业跨国巨头，也已停止对俄罗斯的非必要业务以及新增投资。如果后面农药巨头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农药，俄罗斯或也会面临大幅减产。即使俄罗斯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农药，也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因此，全球农产品供应急剧减少。以小麦为例，全球正常1.88亿吨全球贸易中，突然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5400万吨出口。
作为化石能源生产大国的俄罗斯，还在全球化肥供应中举足轻重。2021年，俄罗斯是氮肥的的第一大出口国、钾肥的第二大供应国，以及磷肥的第三大供应国。
当前，俄罗斯已暂停化肥出口。程国强指出，很多粮食主产区都使用俄罗斯化肥，缺失这部分化肥供给，未来对全球粮食主产地会带来很大影响。其中，南美、东欧、中亚等很多国家，30%以上化肥来自俄罗斯。而受经济制裁以及企业自裁影响，欧洲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作原料的化肥厂也开不了工。
两相夹击，全球化肥供给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今年粮食产量会有很大的减产风险。”程国强称，化肥短缺或许是今年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减产风险因素。
贫困人口增长警报
程国强认为，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北非、西亚、东亚等紧邻黑海地区、直接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的国家，会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粮源。
这里面，埃及、土耳其、孟加拉、伊朗等国家60%以上的小麦来自黑海地区的，受到的冲击最直接、最显著。2015-2020年，俄罗斯小麦第一大买家是埃及，占埃及小麦总进口的60%。俄罗斯小麦大约有22%的小麦去往埃及，有21%的小麦去往土耳其，有约5%-6%卖到孟加拉。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仅400吨小麦，影响不算大。
俄乌冲突给农产品市场带来的次生影响同样显著。自3月以来，除俄乌两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阿根廷、吉尔吉斯斯坦、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尼等三十几个国家均已宣布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程国强解释，俄乌冲突前景不明，多国预期不稳，担心自己吃粮会有问题，于是禁止出口，又进一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
更为严重的是，粮价的突然上涨，抬高了全球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成本，尤其是低收入的粮食净进口国。他介绍，其中风险较大的是非洲、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长期存在风险，每一次粮价波动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而在俄乌冲突之前，新冠疫情冲击供应链两年，加上美国大规模量化宽松，从2020年一季度开始，全球粮价就在一路走高，粮食价格本在高位运行。这次俄乌冲突加上经济制裁，又给低收入国家带来了新的困难。“实际上，过去全球粮食是过剩的。不是全球没有粮食供给，而是这些低收入者买不起粮食的危机。”程国强称。
新冠疫情本已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挑战。根据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0年，全球人口的约十分之一（约8.11亿人）面临食物不足困境。进入2021年，粮价又继续攀升。
程国强分析，去年的警报还没解除，如果不采取措施，今年预估会再增加2000-3000万贫困人口。
打破谷物供给三角格局
更令人担忧的是，黑海地区是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全球新兴粮食供给地，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谷物供给地。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或重塑全球粮食供给格局。贸易转移之后，俄罗斯、乌克兰或不得不被迫减产，而腾出来的空档会被其他产区逐步填补。
2000年—2009年，俄罗斯小麦年均产量4789万吨，增长到俄乌冲突前的8300万吨，增长近1倍，占世界小麦产量从6.4%增加到10.8%；小麦出口能力从年均962万吨增加到35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
同一期间，乌克兰小麦则从年均产量1800万吨增长到2900万吨；小麦出口占比从3%增加到10%。
“本来已经形成了全球谷物供给的三角格局，但现在黑海这一角可能会出问题。”程国强认为，供给格局越多元化，全球粮食安全就越稳定。但这次战争的冲击可能改变三角供应格局，对全球粮食安全极为不利，对构建一个多元平衡的全球粮食供应链非常不利，也会增加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影响深远，程国强判断，要修复这轮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短则两年、长则三五年，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势必超过上一轮粮食危机。
全球在现代历史上曾发生两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第一次是70年代初由石油价格危机引起的全球粮食危机；第二次是2008-2011年，在次贷危机下粮价上涨及油价上涨，引发的粮食次生危机。■
文｜财新 罗国平
责任编辑:郭琼 版面编辑: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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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周记如下：
这个周末又什么正经事也没有做。不过还好，我已经充分学会了如何为自己开脱，也许这就叫坦然的接受自己的平庸。我接受自己的懒惰和不努力！
好佩服一些日更4千的网文作者，我在电脑前坐了一下午绞尽脑汁翻来覆去只打出两千多字，伴随着腰酸背痛头昏脑胀。
周日吃了暴多碳水，吃了起码四根紫薯，然后吃了半盒福建特产芋相连。其实不是很甜，但是吃多了很腻，导致我又头昏脑胀。整个周末就在头晕晕中度过了。
进了一个北门外卖群，中午美滋滋吃到肠粉，我真的生是南方人死是南方胃了，所有菜系最喜欢的就是粤菜。但是被徐老师嘲笑就这么几家店啊，无语！
晚上刷豆瓣，好伤好伤…原来我的爱情观是有人愿意陪我去南方的山顶找雪。
好，到此结束。
这个周末又什么正经事也没有做。不过还好，我已经充分学会了如何为自己开脱，也许这就叫坦然的接受自己的平庸。我接受自己的懒惰和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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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吃了暴多碳水，吃了起码四根紫薯，然后吃了半盒福建特产芋相连。其实不是很甜，但是吃多了很腻，导致我又头昏脑胀。整个周末就在头晕晕中度过了。
进了一个北门外卖群，中午美滋滋吃到肠粉，我真的生是南方人死是南方胃了，所有菜系最喜欢的就是粤菜。但是被徐老师嘲笑就这么几家店啊，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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