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走出经营困局，汽车维修厂可以试试这样做
今年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企业停工、商场关门、人们在家待业或者在家办公。可以说疫情的到访，让很多企业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对于汽车后市场的维修厂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作者｜甘净
图片｜网络
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来自汽车维修厂的声音。
某维修厂负责人介绍：“春节前后，迎来了一小波高峰期，因为过年，很多人对车进行维修和保养，但是3月份受疫情影响，店里的生意明显下降，并且现在的维修保养生意，本来就不像以前那么好做了。”
某维修厂，我们走访发现大门是关闭的，老板自己在里面清点货存。沟通中老板向我们说：“修理厂已经关了一个月了，一个是因为疫情不让开门，另一个是配件物流都处于停滞状态，来了车，没有配件也是修不了。”
还有一家维修厂老板坦言：“现在的生意真的是难做，上个月就来了4辆车，一个是换滤清器的，一个是换火花塞的，还有一个是车胎扎了，最后一个来咨询润滑油，问我，相同牌子的机油，怎么你这里的价格比网上的贵那么多？然后就走了。再这样下去，我都熬不下去了，房租、水电单、还有员工的薪水都要发不出来了。
由此可见，汽车维修厂正在面临着生意难做、物流停运导致配件短缺、客流量少以及资金断供等难题。再加上今年疫情、俄乌战争等各种原因，让原本就不太好过的汽车维修生意更是雪上加霜。
汽车保有量逐年增长
维修厂盈利为何不升反降
据公安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3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02亿辆，其中汽车保有量3.07亿辆；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34万辆。通过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在不断增长。按理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汽车维修市场应该是随之增长，迎来风口红利。但让人意外的是，大多数维修企业陷入了经营困难的境地，甚至部分维修厂已经不堪重负纷纷倒下。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汽车的维修需求锐减。由于我国汽车加工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汽车质保期越来越长，加上人们维修保养意识的增强，越来越注重汽车的保养，形成以保代修的局面，导致汽车维修的频率相对下降。
市场环境影响。2022年疫情、俄乌战争持续升级，让很多配件商与维修厂按下了暂停键。再加上互联网的冲击，也给传统维修厂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价格透明化、服务公开化让维修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相比于传统维修厂之间的竞争，那些被资本加持过的平台机构更容易营销和获客。简单来说，传统维修厂资源不断被平台抢占，因而传统维修厂升级变革不及时，大多数还靠着以前的生意经，就很难再适应目前市场的发展节奏。
消费者越来越懂车。现在的车主对汽车越来越了解，已经过了什么都不懂，任凭维修师傅判断故障的年代。即便有些车主不懂，在互联网发达的年代，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便也了解了。还有部分配件，车主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就能买到想要的，还能自行更换，比如雨刷。这些因素无疑都让汽修厂失去了赚取产品差价的机会，给线下实体维修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维修厂本身局限。很多维修厂的老板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是技术出身。所以他们在知识储备以及经营管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懂得如何更好的维系客户，在员工管理、财务分析和市场推广上都存在不少欠缺，最终导致坚守不下去，维修厂倒闭。
凤凰涅槃
需要突破自我转型升级
虽然前面讲了很多目前维修厂的困境，以及维修厂盈利难的现状。但是，庞大的汽车保有量，依然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都说买车容易养车难，主要是因为汽车维修保养贯穿于汽车使用的全寿命周期，一辆普通汽车的全寿命保养费用甚至超过车价的一半，因此汽车维修保养产业的存量依然庞大。维修厂如果想改变现状，突破自身、实现盈利，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提升技术。汽车维修行业属于人才专业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但实际上，现在市场中的维修厂技术功底薄弱，在技术和标准方面很难服务于新生代的车主。在汽车后市场发展的开始阶段，很多维修厂尝到了汽车配件和用品暴利的甜头，生生把维修厂开成了超市，现在被互联网平台和供应链头部企业截取了配件用品的利润，搞得自己经营不下去了。回到根本，维修厂说到底，还是需要以维修技术为本，不能因为某些附带利润，把自己的立身之本荒废了。
其次，转型升级。现在维修厂生意越来越难做，主要是由于市场环境变化、消费者需求升级以及维修厂本身一些欠缺因素造成的。市场环境依然在逐年变化，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也在不断升级，维修厂只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更好的谋求生存。同时，也要借助专业的汽修软件，让维修厂管理变得更加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和品牌化，才能摆脱困境，占领行业的制高点。
再次，寻找盈利项目与增长点。现在，一些综合维修厂生意一般，但一些专业店倒是风生水起。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的维修，我们不难看出，只要定位精准，有市场需求，小项目也可以做的很成功。以保养为例，现在很多车主想找的不是哪家维修厂的速度快、又便宜，而是谁家的保养能更让车省油、保值、更不容易出事故。
站在车主的角度，如果你是车主，会选择哪些维修厂呢？
服务专业：这家维修厂先检测后维修，非常专业，可以去试试。
口碑传播：朋友推荐说这家维修厂很棒，值得信赖。
快速高效：在这里修车很快，不用等。
主流品牌：这里的配件很全，都是大品牌，有保障。
优惠活动：这里的服务很好，节假日会有优惠活动，而且很实用。
车主对汽车的理解范围和领悟都在不断地提高，对汽车维护和保养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加强，选择自己满意的服务场所是每个车主最真实的需求。
无论是疫情，还是市场环境对汽车维修的影响都是面向整个行业的，汽车维修行业的每个个体都是站在同一影响层内。这种环境，才是历练企业发展的磨刀石，对于维修厂而言，找到未来的产业路径就是突破困境的方式。布局当下，拓展未来，更是维修厂的不二之选。
-- END --
今年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企业停工、商场关门、人们在家待业或者在家办公。可以说疫情的到访，让很多企业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对于汽车后市场的维修厂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作者｜甘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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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家维修厂老板坦言：“现在的生意真的是难做，上个月就来了4辆车，一个是换滤清器的，一个是换火花塞的，还有一个是车胎扎了，最后一个来咨询润滑油，问我，相同牌子的机油，怎么你这里的价格比网上的贵那么多？然后就走了。再这样下去，我都熬不下去了，房租、水电单、还有员工的薪水都要发不出来了。
由此可见，汽车维修厂正在面临着生意难做、物流停运导致配件短缺、客流量少以及资金断供等难题。再加上今年疫情、俄乌战争等各种原因，让原本就不太好过的汽车维修生意更是雪上加霜。
汽车保有量逐年增长
维修厂盈利为何不升反降
据公安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3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02亿辆，其中汽车保有量3.07亿辆；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34万辆。通过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在不断增长。按理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汽车维修市场应该是随之增长，迎来风口红利。但让人意外的是，大多数维修企业陷入了经营困难的境地，甚至部分维修厂已经不堪重负纷纷倒下。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汽车的维修需求锐减。由于我国汽车加工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汽车质保期越来越长，加上人们维修保养意识的增强，越来越注重汽车的保养，形成以保代修的局面，导致汽车维修的频率相对下降。
市场环境影响。2022年疫情、俄乌战争持续升级，让很多配件商与维修厂按下了暂停键。再加上互联网的冲击，也给传统维修厂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价格透明化、服务公开化让维修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相比于传统维修厂之间的竞争，那些被资本加持过的平台机构更容易营销和获客。简单来说，传统维修厂资源不断被平台抢占，因而传统维修厂升级变革不及时，大多数还靠着以前的生意经，就很难再适应目前市场的发展节奏。
消费者越来越懂车。现在的车主对汽车越来越了解，已经过了什么都不懂，任凭维修师傅判断故障的年代。即便有些车主不懂，在互联网发达的年代，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便也了解了。还有部分配件，车主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就能买到想要的，还能自行更换，比如雨刷。这些因素无疑都让汽修厂失去了赚取产品差价的机会，给线下实体维修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维修厂本身局限。很多维修厂的老板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是技术出身。所以他们在知识储备以及经营管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懂得如何更好的维系客户，在员工管理、财务分析和市场推广上都存在不少欠缺，最终导致坚守不下去，维修厂倒闭。
凤凰涅槃
需要突破自我转型升级
虽然前面讲了很多目前维修厂的困境，以及维修厂盈利难的现状。但是，庞大的汽车保有量，依然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都说买车容易养车难，主要是因为汽车维修保养贯穿于汽车使用的全寿命周期，一辆普通汽车的全寿命保养费用甚至超过车价的一半，因此汽车维修保养产业的存量依然庞大。维修厂如果想改变现状，突破自身、实现盈利，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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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疫情，还是市场环境对汽车维修的影响都是面向整个行业的，汽车维修行业的每个个体都是站在同一影响层内。这种环境，才是历练企业发展的磨刀石，对于维修厂而言，找到未来的产业路径就是突破困境的方式。布局当下，拓展未来，更是维修厂的不二之选。
-- END --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生活中偶尔感到压力是很正常的，压力本身对我们来说也并不一定是坏事。压力可以反映我们处理一些问题或工作时的态度，激励我们全力以赴地完成目标。
但过度的慢性压力却能够对我们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它可能会干扰我们的情绪，并对我们的心理甚至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人生早年受到的重压已被证实与成年后所遭遇的慢性压力有着显著关联。考虑到压力大小和发生时间的影响，人生早年的生活压力可导致成年后因慢性压力罹患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三倍。
然而，有关我们的大脑究竟如何使自己早年间与成年后遭遇的压力形成关联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得到解答。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确定了导致一系列基因变化的分子机制，正是这些基因变化让人生早期的生活压力在成年后以慢性压力的方式延续。重要的是，作者在这篇论文的概念实验中使用小分子药物展示了这些基因变化的可逆性。
考虑到新冠疫情可能会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对孩子们的童年产生未知的影响，这项工作特别及时。
人们的大脑在早年间受到压力后会发生什么
人类大脑的构建方式反映了大脑进化和发展的历史。相比于用新事物取代功能尚且完好的旧事物，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在现有基础上对旧事物进行改良。“不坏不修，缝缝补补”是生物进化时的座右铭。
就大脑而言，虽然大脑皮层具有相对高级的认知功能，但就进化顺序而言，它是大脑中最年轻的部分。大脑中相对更原始的结构位于大脑皮层下方更深的位置，负责维持生命所需的基本功能。为了确保个体和物种的生存，大脑必须首先具备产生饥饿、性欲、口渴和呼吸这些原始行为的能力，再进而发展出思考生命意义的意识和能力。情绪，从外部刺激中获得快感的奖励回路，以及我们对压力的反应，也都来自于大脑原始结构中的复杂功能。
伏隔核是大脑深层的重要结构之一。它是一组能够在整合来自不同脑区的信息后调节我们对压力反应的神经元。它通过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促使着我们趋利避害。因此，它的活跃度决定了一个人在面对压力时出现抑郁或其他精神问题的风险。
人在年轻时的“高压”经历并不意味着成年后注定会面对慢性压力以及相关的负面影响，但人在早年间的压力确实使人们在日后再次遇到压力时更有可能患上慢性焦虑或情绪障碍。研究人员将其描述为对压力“二次打击”的过度敏感。
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助理教授、该论文的两位资深作者之一凯瑟琳·J·佩尼亚 (Catherine J. Peña) 说“在早期生活压力中冷漠和忽视与虐待造成的结果完全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被人们混为一谈。但是最近十年的研究将它们分开讨论。压力发生的时间很关键。压力的不同类型和时间点都会改变成年后出现的症状。”
多米诺骨牌式的分子变化
早期生活中的巨大压力会导致影响伏隔核中神经元转录的变化。 转录是基因表达和制造蛋白质的第一步。RNA 拷贝由包含目标蛋白质合成信息的 DNA 基因片段组成。转录中断可能会对大脑乃至整个身体的功能产生严重影响。
早年生活压力对成年慢性压力的易感性的增加是人在早年遭遇压力后伏隔核中发生的转录变化导致的， 这属于表观遗传效应，反映了环境通过影响基因表达对可遗传性状产生的影响。与突变不同的是，表观遗传效应与DNA 潜在序列的变化无关，只是在相同的基因序列下被激活的基因受环境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科学家们需要细致入微地工作才能发现这些变化中分子层面上的细节。该论文的另一位资深作者、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学术和科学事务教授兼院长埃里克-J-奈斯勒（Eric J. Nestler）指出，“人们在十五年前就认为表观遗传变化可能解释了行为上的经历是如何产生长期影响的。”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是哪些基因与分子变化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研究人员最终将注意力集中在影响染色质结构和功能的两种重要的酶上。染色质是构成染色体的材料，是DNA 和蛋白质的结合。其特殊的结构使DNA 紧紧地盘绕在细胞内。我们体内细胞中的染色体就是我们遗传信息的载体。
他们知道，染色质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在最初导致最初的影响事件发生之后很久才改变基因表达。科学家们发现早期生活的压力造成成年后慢性压力的祸根是转录过程的表观遗传变化导致了两种酶的改变，这两种酶负责通过生化反应促进染色质的合成。
在正常发育过程中，染色质的合成受到这两种酶的严格调控。在酶发生改变时，染色质的合成就会失调。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酶在转录过程中发生变化呢？正是在生命早期关键的发育阶段时所经历的强大压力对生理产生的影响。
支持这一理论的另一个证据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分子变化主要发生在神经元亚群中。这些神经元之前就被证实与更高的抑郁风险有关。另一个负责抵御慢性压力的重要神经元亚群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可喜可贺的是，科学家们能够通过用一种小分子抑制其中一种酶的功能来治疗用于实验的小鼠，从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小鼠受压力刺激后对所产生的慢性压力。不过这些研究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这意味着在治疗人类慢性压力的临床药物上市之前还有大量其他的工作要做。这是临床试验前必不可少的步骤。
正如 Nestler 博士解释的那样，目前测试的药物是在成年小鼠正在承受压力时给予它们的 ，“而下一步是要研究这种药物如果在压力事件过后服用是否依旧有效。”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很多文章阐述了新冠疫情对儿童和年轻人的方方面面所产生的潜在影响。美国疾控中心(CDC) 报告称，从2020年 4 月开始，美国各地与儿科精神健康相关的急诊就诊次数占儿科就诊次数总数的比例显著增加。与 2019 年相比，5到 11 岁的儿童比例增幅约为 24%，12 至 17 岁的儿童，增幅则为 31%。而且截至2020 年 10 月，这些数字仍保持在同一水平。
报告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疫情期间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帮助儿童掌握应对和适应压力的技巧，并增加促进儿童心理健康的相关工作岗位至关重要。”
许多临床研究记录了疫情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向家长和医生们提供了关于如何为适龄儿童提供相关帮助的指南。许多专家还表示，疫情对儿童的影响与一些其他自然灾害和创伤性事件对年轻人们产生的影响类似。据推测，这意味着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在短期和长期都与其他灾害性事件对儿童所造成的影响类似。
显然，由于 疫情的肆虐使世界范围内很大比例的儿童持续承受着巨大的创伤性压力。至于这种压力具体会在何种程度上增加成年后患慢性压力和相关临床疾病的风险，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正如Peña博士所说，失去一位父母的创伤“大致相当于他们在研究中所模拟出的创伤强度”。但有时父母承受的极端压力可能会间接传递给孩子。例如在封城期间，父母可能由于工作和收入上的压力无法在情感上陪伴孩子。当然，这些考量不仅局限于过去的几年，其中的意义也不仅仅拘泥于疫情本身。任何可能对儿童产生大量心理压力的事件都与上述情况息息相关。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Peña 博士还指出家长和社区的照顾通常能够很好地缓冲孩子们对压力的紧张反应。
尽管如此，考虑到受疫情影响的庞大人群，继续研究并试图减轻早年生活压力与成年后慢性生活压力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当前迫在眉睫的课题。此类研究不仅为未来对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相关疾病的临床治疗奠定了基础，还为支持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策考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心理咨询##情感##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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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压力对成年慢性压力的易感性的增加是人在早年遭遇压力后伏隔核中发生的转录变化导致的， 这属于表观遗传效应，反映了环境通过影响基因表达对可遗传性状产生的影响。与突变不同的是，表观遗传效应与DNA 潜在序列的变化无关，只是在相同的基因序列下被激活的基因受环境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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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临床研究记录了疫情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向家长和医生们提供了关于如何为适龄儿童提供相关帮助的指南。许多专家还表示，疫情对儿童的影响与一些其他自然灾害和创伤性事件对年轻人们产生的影响类似。据推测，这意味着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在短期和长期都与其他灾害性事件对儿童所造成的影响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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