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强：警惕全球粮价上涨与减产“双碰头”】
2022年04月26日 10:19
粮食、化肥等资源供给短缺，粮价飞涨、贸易转移、各国自危，多重因素正在共同催化一场产生更多贫困人口的灾难
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程老师学术动态##粮食安全##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乌克兰#
【财新网】“今年的粮食危机风险骤然上升，全球粮食危机或不可避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近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
黑海地区、北美、南美，是全球三大粮仓。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物流受阻，俄罗斯受金融制裁、贸易限制，乌克兰与俄罗斯也都在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突然之间的贸易转移，带来粮价一飞冲天。”程国强认为，供货不足、贸易转移，加上投机资本炒作等多方因素，催化了粮食危机。
粮价、减产、化肥三重危机
2020年5月至战前2022年1月，月度发布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49%。战争爆发的2022年2月及3月，该指数在两个月内（较1月份）上涨了17%，两度破历史新高。
农作物期货行情代表性指标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主力合约4月25日报每蒲式耳10.8545美元，较2020年约5美元的低位翻超一番，较战前约8美元进一步上涨了三分之一。
俄罗斯是全球化肥供应大国，欧洲化肥厂又缺原料，全球化肥供给正急剧下降。程国强介绍，粮食播种、生长期都需施肥，若没有足够的施肥，按照农业技术专家的估计，减产比例或达到30%-50%，对今年以及明年的粮食产量都会有影响。
“到今年下半年，粮价上涨的危机和减产的危机有可能叠加，形成‘双碰头’风险。比过去单纯粮价上涨的危机，要严重地多。”程国强说。
俄罗斯是小麦、油籽、玉米、大麦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和贸易大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小麦产量合计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15%，出口则占到全球贸易的30%左右。两国也是全球油料作物的主产区，油籽产量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21%，出口占到全球贸易约16%；其中以葵花籽油最为突出，两国葵花籽油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两国玉米产量不算高，但是乌克兰玉米出口高，占到全球玉米贸易的14%-15%。两国大麦产量占到全球的11%-12%，不过出口共计占到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两成。
当前战事蔓延，乌克兰粮油的物流、仓储、港口、码头等设施，都遭到了破坏。程国强介绍，此前乌克兰主要通过亚速海、黑海出口，但亚述海已被俄罗斯封锁。当下乌克兰如要运出粮食，只能运到毗邻黑海的其他口岸，比如罗马尼亚的口岸，需要通过内河、铁路运输转运，现在也很困难。
乌克兰也担心今年农业生产不能正常开展，国内会出现粮荒，并且已经在3月初限制农产品出口。乌克兰去年的秋收还没有完全收完，春播又极可能受到影响，总体来看，乌克兰国内的小麦、玉米、大麦、油籽等产量今年都会受到影响。
而俄罗斯由于受到经济制裁，被踢出SWIFT系统，存在结算障碍，很多欧盟国家不愿从俄罗斯进口粮食。俄罗斯也在3月中旬开始，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谷物。
除此，俄罗斯农药、种子依赖国际市场，拜耳等农业跨国巨头，也已停止对俄罗斯的非必要业务以及新增投资。如果后面农药巨头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农药，俄罗斯或也会面临大幅减产。即使俄罗斯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农药，也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因此，全球农产品供应急剧减少。以小麦为例，全球正常1.88亿吨全球贸易中，突然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5400万吨出口。
作为化石能源生产大国的俄罗斯，还在全球化肥供应中举足轻重。2021年，俄罗斯是氮肥的的第一大出口国、钾肥的第二大供应国，以及磷肥的第三大供应国。
当前，俄罗斯已暂停化肥出口。程国强指出，很多粮食主产区都使用俄罗斯化肥，缺失这部分化肥供给，未来对全球粮食主产地会带来很大影响。其中，南美、东欧、中亚等很多国家，30%以上化肥来自俄罗斯。而受经济制裁以及企业自裁影响，欧洲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作原料的化肥厂也开不了工。
两相夹击，全球化肥供给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今年粮食产量会有很大的减产风险。”程国强称，化肥短缺或许是今年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减产风险因素。
贫困人口增长警报
程国强认为，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北非、西亚、东亚等紧邻黑海地区、直接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的国家，会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粮源。
这里面，埃及、土耳其、孟加拉、伊朗等国家60%以上的小麦来自黑海地区的，受到的冲击最直接、最显著。2015-2020年，俄罗斯小麦第一大买家是埃及，占埃及小麦总进口的60%。俄罗斯小麦大约有22%的小麦去往埃及，有21%的小麦去往土耳其，有约5%-6%卖到孟加拉。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仅400吨小麦，影响不算大。
俄乌冲突给农产品市场带来的次生影响同样显著。自3月以来，除俄乌两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阿根廷、吉尔吉斯斯坦、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尼等三十几个国家均已宣布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程国强解释，俄乌冲突前景不明，多国预期不稳，担心自己吃粮会有问题，于是禁止出口，又进一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
更为严重的是，粮价的突然上涨，抬高了全球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成本，尤其是低收入的粮食净进口国。他介绍，其中风险较大的是非洲、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长期存在风险，每一次粮价波动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而在俄乌冲突之前，新冠疫情冲击供应链两年，加上美国大规模量化宽松，从2020年一季度开始，全球粮价就在一路走高，粮食价格本在高位运行。这次俄乌冲突加上经济制裁，又给低收入国家带来了新的困难。“实际上，过去全球粮食是过剩的。不是全球没有粮食供给，而是这些低收入者买不起粮食的危机。”程国强称。
新冠疫情本已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挑战。根据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0年，全球人口的约十分之一（约8.11亿人）面临食物不足困境。进入2021年，粮价又继续攀升。
程国强分析，去年的警报还没解除，如果不采取措施，今年预估会再增加2000-3000万贫困人口。
打破谷物供给三角格局
更令人担忧的是，黑海地区是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全球新兴粮食供给地，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谷物供给地。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或重塑全球粮食供给格局。贸易转移之后，俄罗斯、乌克兰或不得不被迫减产，而腾出来的空档会被其他产区逐步填补。
2000年—2009年，俄罗斯小麦年均产量4789万吨，增长到俄乌冲突前的8300万吨，增长近1倍，占世界小麦产量从6.4%增加到10.8%；小麦出口能力从年均962万吨增加到35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
同一期间，乌克兰小麦则从年均产量1800万吨增长到2900万吨；小麦出口占比从3%增加到10%。
“本来已经形成了全球谷物供给的三角格局，但现在黑海这一角可能会出问题。”程国强认为，供给格局越多元化，全球粮食安全就越稳定。但这次战争的冲击可能改变三角供应格局，对全球粮食安全极为不利，对构建一个多元平衡的全球粮食供应链非常不利，也会增加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影响深远，程国强判断，要修复这轮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短则两年、长则三五年，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势必超过上一轮粮食危机。
全球在现代历史上曾发生两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第一次是70年代初由石油价格危机引起的全球粮食危机；第二次是2008-2011年，在次贷危机下粮价上涨及油价上涨，引发的粮食次生危机。■
文｜财新 罗国平
责任编辑:郭琼 版面编辑:边放
https://t.cn/A6XPpWJo
2022年04月26日 10:19
粮食、化肥等资源供给短缺，粮价飞涨、贸易转移、各国自危，多重因素正在共同催化一场产生更多贫困人口的灾难
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程老师学术动态##粮食安全##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乌克兰#
【财新网】“今年的粮食危机风险骤然上升，全球粮食危机或不可避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近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
黑海地区、北美、南美，是全球三大粮仓。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物流受阻，俄罗斯受金融制裁、贸易限制，乌克兰与俄罗斯也都在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突然之间的贸易转移，带来粮价一飞冲天。”程国强认为，供货不足、贸易转移，加上投机资本炒作等多方因素，催化了粮食危机。
粮价、减产、化肥三重危机
2020年5月至战前2022年1月，月度发布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49%。战争爆发的2022年2月及3月，该指数在两个月内（较1月份）上涨了17%，两度破历史新高。
农作物期货行情代表性指标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主力合约4月25日报每蒲式耳10.8545美元，较2020年约5美元的低位翻超一番，较战前约8美元进一步上涨了三分之一。
俄罗斯是全球化肥供应大国，欧洲化肥厂又缺原料，全球化肥供给正急剧下降。程国强介绍，粮食播种、生长期都需施肥，若没有足够的施肥，按照农业技术专家的估计，减产比例或达到30%-50%，对今年以及明年的粮食产量都会有影响。
“到今年下半年，粮价上涨的危机和减产的危机有可能叠加，形成‘双碰头’风险。比过去单纯粮价上涨的危机，要严重地多。”程国强说。
俄罗斯是小麦、油籽、玉米、大麦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和贸易大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小麦产量合计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15%，出口则占到全球贸易的30%左右。两国也是全球油料作物的主产区，油籽产量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21%，出口占到全球贸易约16%；其中以葵花籽油最为突出，两国葵花籽油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两国玉米产量不算高，但是乌克兰玉米出口高，占到全球玉米贸易的14%-15%。两国大麦产量占到全球的11%-12%，不过出口共计占到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两成。
当前战事蔓延，乌克兰粮油的物流、仓储、港口、码头等设施，都遭到了破坏。程国强介绍，此前乌克兰主要通过亚速海、黑海出口，但亚述海已被俄罗斯封锁。当下乌克兰如要运出粮食，只能运到毗邻黑海的其他口岸，比如罗马尼亚的口岸，需要通过内河、铁路运输转运，现在也很困难。
乌克兰也担心今年农业生产不能正常开展，国内会出现粮荒，并且已经在3月初限制农产品出口。乌克兰去年的秋收还没有完全收完，春播又极可能受到影响，总体来看，乌克兰国内的小麦、玉米、大麦、油籽等产量今年都会受到影响。
而俄罗斯由于受到经济制裁，被踢出SWIFT系统，存在结算障碍，很多欧盟国家不愿从俄罗斯进口粮食。俄罗斯也在3月中旬开始，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谷物。
除此，俄罗斯农药、种子依赖国际市场，拜耳等农业跨国巨头，也已停止对俄罗斯的非必要业务以及新增投资。如果后面农药巨头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农药，俄罗斯或也会面临大幅减产。即使俄罗斯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农药，也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因此，全球农产品供应急剧减少。以小麦为例，全球正常1.88亿吨全球贸易中，突然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5400万吨出口。
作为化石能源生产大国的俄罗斯，还在全球化肥供应中举足轻重。2021年，俄罗斯是氮肥的的第一大出口国、钾肥的第二大供应国，以及磷肥的第三大供应国。
当前，俄罗斯已暂停化肥出口。程国强指出，很多粮食主产区都使用俄罗斯化肥，缺失这部分化肥供给，未来对全球粮食主产地会带来很大影响。其中，南美、东欧、中亚等很多国家，30%以上化肥来自俄罗斯。而受经济制裁以及企业自裁影响，欧洲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作原料的化肥厂也开不了工。
两相夹击，全球化肥供给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今年粮食产量会有很大的减产风险。”程国强称，化肥短缺或许是今年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减产风险因素。
贫困人口增长警报
程国强认为，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北非、西亚、东亚等紧邻黑海地区、直接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的国家，会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粮源。
这里面，埃及、土耳其、孟加拉、伊朗等国家60%以上的小麦来自黑海地区的，受到的冲击最直接、最显著。2015-2020年，俄罗斯小麦第一大买家是埃及，占埃及小麦总进口的60%。俄罗斯小麦大约有22%的小麦去往埃及，有21%的小麦去往土耳其，有约5%-6%卖到孟加拉。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仅400吨小麦，影响不算大。
俄乌冲突给农产品市场带来的次生影响同样显著。自3月以来，除俄乌两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阿根廷、吉尔吉斯斯坦、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尼等三十几个国家均已宣布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程国强解释，俄乌冲突前景不明，多国预期不稳，担心自己吃粮会有问题，于是禁止出口，又进一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
更为严重的是，粮价的突然上涨，抬高了全球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成本，尤其是低收入的粮食净进口国。他介绍，其中风险较大的是非洲、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长期存在风险，每一次粮价波动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而在俄乌冲突之前，新冠疫情冲击供应链两年，加上美国大规模量化宽松，从2020年一季度开始，全球粮价就在一路走高，粮食价格本在高位运行。这次俄乌冲突加上经济制裁，又给低收入国家带来了新的困难。“实际上，过去全球粮食是过剩的。不是全球没有粮食供给，而是这些低收入者买不起粮食的危机。”程国强称。
新冠疫情本已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挑战。根据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0年，全球人口的约十分之一（约8.11亿人）面临食物不足困境。进入2021年，粮价又继续攀升。
程国强分析，去年的警报还没解除，如果不采取措施，今年预估会再增加2000-3000万贫困人口。
打破谷物供给三角格局
更令人担忧的是，黑海地区是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全球新兴粮食供给地，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谷物供给地。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或重塑全球粮食供给格局。贸易转移之后，俄罗斯、乌克兰或不得不被迫减产，而腾出来的空档会被其他产区逐步填补。
2000年—2009年，俄罗斯小麦年均产量4789万吨，增长到俄乌冲突前的8300万吨，增长近1倍，占世界小麦产量从6.4%增加到10.8%；小麦出口能力从年均962万吨增加到35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
同一期间，乌克兰小麦则从年均产量1800万吨增长到2900万吨；小麦出口占比从3%增加到10%。
“本来已经形成了全球谷物供给的三角格局，但现在黑海这一角可能会出问题。”程国强认为，供给格局越多元化，全球粮食安全就越稳定。但这次战争的冲击可能改变三角供应格局，对全球粮食安全极为不利，对构建一个多元平衡的全球粮食供应链非常不利，也会增加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影响深远，程国强判断，要修复这轮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短则两年、长则三五年，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势必超过上一轮粮食危机。
全球在现代历史上曾发生两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第一次是70年代初由石油价格危机引起的全球粮食危机；第二次是2008-2011年，在次贷危机下粮价上涨及油价上涨，引发的粮食次生危机。■
文｜财新 罗国平
责任编辑:郭琼 版面编辑: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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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是中国特有的一类再加工茶，花茶产于福建、江苏、浙江、广西、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湖北、云南等地。
花茶的起源历史是什么
花茶源于宋朝
中国在宋朝（公元960年）就有在上等绿茶中加入龙脑香（一种香料）作为贡品，这说明在宋朝已能利用香料薰茶。
到宋朝后期，有恐影响茶之真味，不主张用香料薰茶。蔡襄《茶录》中云：“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正当不用。”但是这已是中国花茶窨制的先声，也是中国花茶的始型。
花茶始于明朝
明朝是中国花茶大发展时期，已废团茶为散茶，大量生产炒青、烘青、晒青绿茶，为花茶生产奠定了基础。
同时花茶窨制方法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茶引花香，以益茶味”的制法。据明朝顾元庆（1564－1639年）《茶谱》的“茶诸法”中对花茶窨制技术记载比较详细：“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
诸花开始摘其半合半放蕊之香气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摘花为茶。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
三停茶而一停花始称。如木樨花须去其枝蒂及尘垢、虫蚁，用磁罐一层茶一层花相间至满，纸箸扎固，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
又如“莲花茶，仅日末时将半含莲花拨开放细茶撮纳满蕊中，以麻皮略挚令其经宿，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焙干，再如前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
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对花茶的窨法，原料选择、取花量、窨次、焙干等原始的窨茶法，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与现行的工艺原理是相通的，这时的花茶才称的上是真正的花茶。但其量是不可多得的。
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一书中就有“茉莉可薰茶”的记载，证实了茉莉花茶明朝就有生产。
花茶成于清朝
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福州已有大规模茶作坊进行商品茉莉花茶生产。
当时福州的窨制茉莉花茶运销华北，特别是津、京地区，走海路由福州运至天津，转口北京，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
因此说福州是中国茉莉花茶的发祥地。有了商品就有了市场，有市场就有买卖，这时北京涌现出不少茶庄，“京味”指的就是福建茉莉花茶特有的韵味。
花茶的生产历史
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上等绿茶中加入一种香料－－龙脑香的制法。
13世纪已有茉莉茶窨茶的记载，明朝（1592）程荣所著的《茶谱》一书，对花茶的制法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蕙兰、莲桔、栀子、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放，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气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扎花为拌。
三停茶，一停花，用磁罐，一层茶，一层花，相间至满，纸箬扎固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
清道光年间，吴人顾禄的《清嘉录》载：“珠兰、茉莉花于薰风欲拂，已毕集于山塘花肆，茶叶铺买以为配茶之用者。……茉莉则去蒂衡值，号为打爪”。
清雍正元年（1723年），苏州茉莉花茶批量运销东北、华北、西北市场。
花茶较为大量的生产始于1851年至1861年的清咸丰年间。到1890年花茶生产已较普遍。花茶是中国特有的茶类。
1949年后，中国花茶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产销量逐年增加，主销东北、华北、山东等地，出口东南亚各国，行销港澳地区。
1955年起，出口港澳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东欧、西欧、非洲等地。
花茶的起源历史是什么
花茶源于宋朝
中国在宋朝（公元960年）就有在上等绿茶中加入龙脑香（一种香料）作为贡品，这说明在宋朝已能利用香料薰茶。
到宋朝后期，有恐影响茶之真味，不主张用香料薰茶。蔡襄《茶录》中云：“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正当不用。”但是这已是中国花茶窨制的先声，也是中国花茶的始型。
花茶始于明朝
明朝是中国花茶大发展时期，已废团茶为散茶，大量生产炒青、烘青、晒青绿茶，为花茶生产奠定了基础。
同时花茶窨制方法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茶引花香，以益茶味”的制法。据明朝顾元庆（1564－1639年）《茶谱》的“茶诸法”中对花茶窨制技术记载比较详细：“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
诸花开始摘其半合半放蕊之香气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摘花为茶。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
三停茶而一停花始称。如木樨花须去其枝蒂及尘垢、虫蚁，用磁罐一层茶一层花相间至满，纸箸扎固，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
又如“莲花茶，仅日末时将半含莲花拨开放细茶撮纳满蕊中，以麻皮略挚令其经宿，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焙干，再如前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
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对花茶的窨法，原料选择、取花量、窨次、焙干等原始的窨茶法，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与现行的工艺原理是相通的，这时的花茶才称的上是真正的花茶。但其量是不可多得的。
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一书中就有“茉莉可薰茶”的记载，证实了茉莉花茶明朝就有生产。
花茶成于清朝
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福州已有大规模茶作坊进行商品茉莉花茶生产。
当时福州的窨制茉莉花茶运销华北，特别是津、京地区，走海路由福州运至天津，转口北京，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
因此说福州是中国茉莉花茶的发祥地。有了商品就有了市场，有市场就有买卖，这时北京涌现出不少茶庄，“京味”指的就是福建茉莉花茶特有的韵味。
花茶的生产历史
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上等绿茶中加入一种香料－－龙脑香的制法。
13世纪已有茉莉茶窨茶的记载，明朝（1592）程荣所著的《茶谱》一书，对花茶的制法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蕙兰、莲桔、栀子、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放，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气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扎花为拌。
三停茶，一停花，用磁罐，一层茶，一层花，相间至满，纸箬扎固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
清道光年间，吴人顾禄的《清嘉录》载：“珠兰、茉莉花于薰风欲拂，已毕集于山塘花肆，茶叶铺买以为配茶之用者。……茉莉则去蒂衡值，号为打爪”。
清雍正元年（1723年），苏州茉莉花茶批量运销东北、华北、西北市场。
花茶较为大量的生产始于1851年至1861年的清咸丰年间。到1890年花茶生产已较普遍。花茶是中国特有的茶类。
1949年后，中国花茶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产销量逐年增加，主销东北、华北、山东等地，出口东南亚各国，行销港澳地区。
1955年起，出口港澳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东欧、西欧、非洲等地。
# 上海因疫情被按下“暂停键”，对中国车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
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从“网格化”管理到“划江而治”，持续两周；从“压茬推进”到“全域静态管理”，迄今持续超过一周。疫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峻起来，至今尚未看到日感染人数的拐点。
01 供应链“断路”更具攻击性
位于上海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第一、第二、第三工厂和新能源工厂，位于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位于浦东金桥的上汽通用第一、第二工厂和发动机工厂，都陷入了停工或者低速生产状态。
如果疫情不缓解，社区不解封、市内外交通不恢复，即将进入全面停工。
特斯拉和上汽大众此前都曾征询过员工意见，是否愿意留在工厂里“闭环生产”。在北京冬奥期间，“闭环”是隔绝特定人群的手段，后勤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闭环”管理行之有效。
其实3月14日，上汽大众就开始接到通知，要求安亭工厂需要48小时闭环隔离管控，但事实上远不止48小时。随着疫情进入社区，防疫管控措施不断升级，闭环时间一再延长。
但是，上汽大众仍然坚持生产，部分一线员工吃睡在厂里。虽然安亭一厂的生产节奏，从每天320辆车掉到200辆左右，但是产线保持运转。此时的短板是产线人手不足，另有部分员工被隔离在家，无法上班。据悉，能在工厂坚持上班的员工只有10%。
在3月下旬，上汽通用在浦东的多家工厂仍然维持两班生产，但节奏也要放慢，两班错开1小时。
但从3月31日起，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都开始停止“部分生产”，原因是关键零部件供应受阻。通用汽车总部则表示，供应链正在执行全球范围内的“应急计划”，以减轻限制的影响。据猜测，所谓“应急计划”，可能是启动AB厂的替代供应。
特斯拉临港工厂则于3月29日起，一直处于停工状态。3月16、17日也曾短暂停产过两天，3月后期该厂也执行了两周左右的闭环生产。4月3日，特斯拉中国开始要求员工继续呆在家里并遵守社区规定。
4月2日，马斯克称，由于供应链中断和中国的疫情政策，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季度。停产一周，意味着生产减少1.6万辆电动车。目前欧洲的特斯拉订单需要等待8个月，而中国客户通常要等3个月。
与上海车企遭遇相似的还有东北汽车圈。位于沈阳的华晨宝马大东工厂3月22日起临时停产，至今未复产。华晨宝马的沈阳生产基地包含大东和铁西两大整车厂，是宝马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比华晨宝马更早一周，即3月13日，为配合三轮核酸检测任务，中国一汽决定将长春的五大整车厂（一汽红旗、一汽奔腾、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全部停产到16日，17日复产。停产4天，将造成一汽-大众4.8万产量的损失。
但是停产比预想的要更长。有消息称，4月初，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整车企业已经复产，包含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丰越等中国一汽下属企业。但该说法尚未获得官方证实。
疫情当前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显然上海车企受到的影响更长远。目前没有一家上海车企表态他们预计何时会恢复正常运营。
蔚来、威马、哪吒、天际汽车等新势力的总部，以及沃尔沃亚太、福特中国总部，及部分研发机构，均在上海。虽然蔚来抱怨交付中心“熄火”，但毕竟生产不在上海，影响小多了。
事实证明，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关键库存零部件（不必所有库存）耗光，将直接造成停产。相反，只要供应链保持正常，主机厂总有办法维持一定水准的总装生产。
目前，还未看到疫情对水电气等基础生产供应有重大冲击。
02 零部件断供，生产计划普遍延期
作为制造业大国，涉及汽车制造的各大零部件企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疫情导致的上游的部分供应商停产，不仅会影响这些供应商自身的业务，它也会逐渐开始波及一些主机厂甚至全球的产业链。
目前，浙江湖州一家名为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因疫情公司无法按时履行此前签订的“每周向法国标致集团非洲工厂交付1000套转向机壳体”的合同，需承担约240万元的合同损失，向当地政府开始寻求帮助。
类似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样的零部件厂商并不在少数，他们会直接影响到主机厂们的生产节奏。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恢复生产，除此之外供应商还要和车企加强沟通，及时调整2020年的产销目标，以缓解供应链压力，尽可能降低风险。
TE 汽车事业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钛媒体，“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包括TE汽车事业部下属的苏州工厂）正严格遵守各地政府发布的规定，在保障我们的员工健康安全和落实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尽力尽快恢复工厂的正常生产运营。同时，我们也在和客户协作，共同寻求生产和物流的替代方案，以期能够降低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年开年的黑天鹅事件，让各项经济活动陷入停滞，这也使得在2019年就已处于下行通道的中国车市雪上加霜。
在我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当中，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市场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餐饮、旅游等行业几乎停滞，而作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也不容乐观，制造业的停摆将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车企的生产制造的环节属于第二产业，但是造车并非汽车产业的全部，汽车零售以及汽车后市场的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领域均属于消费产业，这些环节大部分都需要线下门店来完成。
因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正逐渐席卷汽车产业，如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停工导致断供、各大车企产量直线降低、经销商无法完成业绩预期、新车上市速度大幅度放缓、车主闭门不出让后市场意义不在……等等问题接踵而至。
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似乎都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化解这场危机，那么寻求最优解成为了当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封控不会一直持续，一旦社区疫情受到遏制，工厂恢复生产是优先事项，其中重点就是汽车行业。
但是，重启过程本身，将带来新的冲击。除非零部件公司率先重启，并生产出足够一周产量以上的配件，并补齐短板。而且，内地和港口物流都要恢复正常。
在诸多前提下，整车产能才能恢复原来的节奏。现在看，即便解除封控，主机厂产能恢复到全速，也需要一两周过渡时间。
这样一来，不算停产本身（时长难以估计），单就封控前的低速生产和后续恢复时间，相关地区车企就将损失三周的产量。
03 各大车企受影响更大
前不久刚刚开始量产交付新车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处于产能爬坡期的，也已暂停生产。官方公告将于2月10日复工；位于武汉的东风本田、东风日产、神龙等车企则影响更大。
华晨宝马位于沈阳铁西工厂的一位员工向钛媒体表示，“目前工厂暂定2月17日上班，疫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国产的零部件供应紧张，湖北那边的供应商都停产了，所以生产计划一直在修改订单。”
不只是中国，海外的很多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供应中断对海外主机厂的影响逐渐加剧。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大部分工厂从2月7日起全面停产，部分生产线预计将在2月11、12日重新开工；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首席执行官Mike Manley也在2月6日表示，如果零部件无法在未来2-4周内到达，该公司有可能会被迫关闭一家欧洲装配工厂。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对零部件企业一季度的出货量带来的影响正在加剧，虽然短暂停工并不会伤及命脉，但因延期复工会带来很多与下游厂商对接的问题。
04 4S店门可罗雀，汽车销售停滞
生产节奏被打乱，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今年新车上市速度的放缓，许多新车型将会延后上市日期，集中到下半年或者明年的展会再扎堆释放。
而比这更惨的或许是汽车销售了，厂商发新车可以等，但是店里卖车不能等。
对于汽车产业链条来说，进店看车是促成交易非常重要的方式，电子商务发展如此成熟，但是它对汽车销售环节的改变依旧非常有限，线下仍然是大部分消费者最依赖的渠道，而现在这个渠道基本上被卡死了，结果可想而知。
当前大家都在响应号召尽量不出门，且不说成交量多少，进到汽车4S店的人基本为零，整个第一季度销量会呈现断崖式下滑，此时对经销商的压力是最大的，没有销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本来就不充裕的现金流。
经销商与车企存在着很强的利益捆绑，每一家4S店都承担着来自厂商的采购任务，以及场地租金、员工薪资、库存这些风险，像是永达汽车、恒信汽车这些头部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全部都宣布暂停营业。
结 语
汽车行业是一个涉及钢铁、冶金、 塑料、陶瓷等原材料工业以及电子、电器等其他十多个产业部门的复杂门类。这就注定了它需要各行各业的相互协作。但在疫情环伺的大环境中。整车厂、供应商、物流业都受制于疫情，对中国车市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希望上海疫情的阴霾早点散去，车市早日恢复正常。
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
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从“网格化”管理到“划江而治”，持续两周；从“压茬推进”到“全域静态管理”，迄今持续超过一周。疫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峻起来，至今尚未看到日感染人数的拐点。
01 供应链“断路”更具攻击性
位于上海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第一、第二、第三工厂和新能源工厂，位于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位于浦东金桥的上汽通用第一、第二工厂和发动机工厂，都陷入了停工或者低速生产状态。
如果疫情不缓解，社区不解封、市内外交通不恢复，即将进入全面停工。
特斯拉和上汽大众此前都曾征询过员工意见，是否愿意留在工厂里“闭环生产”。在北京冬奥期间，“闭环”是隔绝特定人群的手段，后勤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闭环”管理行之有效。
其实3月14日，上汽大众就开始接到通知，要求安亭工厂需要48小时闭环隔离管控，但事实上远不止48小时。随着疫情进入社区，防疫管控措施不断升级，闭环时间一再延长。
但是，上汽大众仍然坚持生产，部分一线员工吃睡在厂里。虽然安亭一厂的生产节奏，从每天320辆车掉到200辆左右，但是产线保持运转。此时的短板是产线人手不足，另有部分员工被隔离在家，无法上班。据悉，能在工厂坚持上班的员工只有10%。
在3月下旬，上汽通用在浦东的多家工厂仍然维持两班生产，但节奏也要放慢，两班错开1小时。
但从3月31日起，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都开始停止“部分生产”，原因是关键零部件供应受阻。通用汽车总部则表示，供应链正在执行全球范围内的“应急计划”，以减轻限制的影响。据猜测，所谓“应急计划”，可能是启动AB厂的替代供应。
特斯拉临港工厂则于3月29日起，一直处于停工状态。3月16、17日也曾短暂停产过两天，3月后期该厂也执行了两周左右的闭环生产。4月3日，特斯拉中国开始要求员工继续呆在家里并遵守社区规定。
4月2日，马斯克称，由于供应链中断和中国的疫情政策，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季度。停产一周，意味着生产减少1.6万辆电动车。目前欧洲的特斯拉订单需要等待8个月，而中国客户通常要等3个月。
与上海车企遭遇相似的还有东北汽车圈。位于沈阳的华晨宝马大东工厂3月22日起临时停产，至今未复产。华晨宝马的沈阳生产基地包含大东和铁西两大整车厂，是宝马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比华晨宝马更早一周，即3月13日，为配合三轮核酸检测任务，中国一汽决定将长春的五大整车厂（一汽红旗、一汽奔腾、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全部停产到16日，17日复产。停产4天，将造成一汽-大众4.8万产量的损失。
但是停产比预想的要更长。有消息称，4月初，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整车企业已经复产，包含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丰越等中国一汽下属企业。但该说法尚未获得官方证实。
疫情当前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显然上海车企受到的影响更长远。目前没有一家上海车企表态他们预计何时会恢复正常运营。
蔚来、威马、哪吒、天际汽车等新势力的总部，以及沃尔沃亚太、福特中国总部，及部分研发机构，均在上海。虽然蔚来抱怨交付中心“熄火”，但毕竟生产不在上海，影响小多了。
事实证明，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关键库存零部件（不必所有库存）耗光，将直接造成停产。相反，只要供应链保持正常，主机厂总有办法维持一定水准的总装生产。
目前，还未看到疫情对水电气等基础生产供应有重大冲击。
02 零部件断供，生产计划普遍延期
作为制造业大国，涉及汽车制造的各大零部件企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疫情导致的上游的部分供应商停产，不仅会影响这些供应商自身的业务，它也会逐渐开始波及一些主机厂甚至全球的产业链。
目前，浙江湖州一家名为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因疫情公司无法按时履行此前签订的“每周向法国标致集团非洲工厂交付1000套转向机壳体”的合同，需承担约240万元的合同损失，向当地政府开始寻求帮助。
类似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样的零部件厂商并不在少数，他们会直接影响到主机厂们的生产节奏。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恢复生产，除此之外供应商还要和车企加强沟通，及时调整2020年的产销目标，以缓解供应链压力，尽可能降低风险。
TE 汽车事业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钛媒体，“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包括TE汽车事业部下属的苏州工厂）正严格遵守各地政府发布的规定，在保障我们的员工健康安全和落实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尽力尽快恢复工厂的正常生产运营。同时，我们也在和客户协作，共同寻求生产和物流的替代方案，以期能够降低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年开年的黑天鹅事件，让各项经济活动陷入停滞，这也使得在2019年就已处于下行通道的中国车市雪上加霜。
在我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当中，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市场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餐饮、旅游等行业几乎停滞，而作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也不容乐观，制造业的停摆将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车企的生产制造的环节属于第二产业，但是造车并非汽车产业的全部，汽车零售以及汽车后市场的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领域均属于消费产业，这些环节大部分都需要线下门店来完成。
因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正逐渐席卷汽车产业，如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停工导致断供、各大车企产量直线降低、经销商无法完成业绩预期、新车上市速度大幅度放缓、车主闭门不出让后市场意义不在……等等问题接踵而至。
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似乎都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化解这场危机，那么寻求最优解成为了当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封控不会一直持续，一旦社区疫情受到遏制，工厂恢复生产是优先事项，其中重点就是汽车行业。
但是，重启过程本身，将带来新的冲击。除非零部件公司率先重启，并生产出足够一周产量以上的配件，并补齐短板。而且，内地和港口物流都要恢复正常。
在诸多前提下，整车产能才能恢复原来的节奏。现在看，即便解除封控，主机厂产能恢复到全速，也需要一两周过渡时间。
这样一来，不算停产本身（时长难以估计），单就封控前的低速生产和后续恢复时间，相关地区车企就将损失三周的产量。
03 各大车企受影响更大
前不久刚刚开始量产交付新车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处于产能爬坡期的，也已暂停生产。官方公告将于2月10日复工；位于武汉的东风本田、东风日产、神龙等车企则影响更大。
华晨宝马位于沈阳铁西工厂的一位员工向钛媒体表示，“目前工厂暂定2月17日上班，疫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国产的零部件供应紧张，湖北那边的供应商都停产了，所以生产计划一直在修改订单。”
不只是中国，海外的很多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供应中断对海外主机厂的影响逐渐加剧。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大部分工厂从2月7日起全面停产，部分生产线预计将在2月11、12日重新开工；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首席执行官Mike Manley也在2月6日表示，如果零部件无法在未来2-4周内到达，该公司有可能会被迫关闭一家欧洲装配工厂。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对零部件企业一季度的出货量带来的影响正在加剧，虽然短暂停工并不会伤及命脉，但因延期复工会带来很多与下游厂商对接的问题。
04 4S店门可罗雀，汽车销售停滞
生产节奏被打乱，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今年新车上市速度的放缓，许多新车型将会延后上市日期，集中到下半年或者明年的展会再扎堆释放。
而比这更惨的或许是汽车销售了，厂商发新车可以等，但是店里卖车不能等。
对于汽车产业链条来说，进店看车是促成交易非常重要的方式，电子商务发展如此成熟，但是它对汽车销售环节的改变依旧非常有限，线下仍然是大部分消费者最依赖的渠道，而现在这个渠道基本上被卡死了，结果可想而知。
当前大家都在响应号召尽量不出门，且不说成交量多少，进到汽车4S店的人基本为零，整个第一季度销量会呈现断崖式下滑，此时对经销商的压力是最大的，没有销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本来就不充裕的现金流。
经销商与车企存在着很强的利益捆绑，每一家4S店都承担着来自厂商的采购任务，以及场地租金、员工薪资、库存这些风险，像是永达汽车、恒信汽车这些头部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全部都宣布暂停营业。
结 语
汽车行业是一个涉及钢铁、冶金、 塑料、陶瓷等原材料工业以及电子、电器等其他十多个产业部门的复杂门类。这就注定了它需要各行各业的相互协作。但在疫情环伺的大环境中。整车厂、供应商、物流业都受制于疫情，对中国车市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希望上海疫情的阴霾早点散去，车市早日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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