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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港独作家死因引争议#，亲人质疑医院延误治疗】
近日，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辑、知名媒体人、作家江迅在荃湾仁济医院逝世，终年74岁。而他在短短数日由“无事出院”到“突然离世”，加之本人还曾在修例风波期间支持反“港独”，这让他就诊的医院受到外界质疑。就此，香港多名时事评论员已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江迅于10月10日因发烧被送至仁济医院，11日下午约2点半左右疑因退烧，获医院通知出院。但在当晚11时许，江迅再度发烧，并出现颤抖、疼痛等症状，于是再度入院。
据江迅亲人较早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第二次入院时，感到剧烈疼痛，而且剧痛迟迟未能得到缓解。在12日凌晨2时14分，江迅给妻子发信息说，“我又进了医院，70年来，从来没有这么难受，多次想到死”及“痛不欲生”。
由于江迅的不断求救，其家属多次在病房门外按门铃，提醒医护救治。但是，主诊医生迟迟未予理会。直至12日早上10时33分，江迅向妻子发信息，家属才得知医生名字，而当时江迅已疼痛超过10小时。妻子发信息问他：“现在好些了吗？”江迅的回复是，“一样一样痛”。
据报道，江迅妻子在病房外心急如焚，求医生诊治，但在12小时后，医生才看过病人一次。江迅妻子还说，期间医生也没有对症下药。江迅家属称，江迅的病情在其后急转直下，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并被送入深切治疗病房（ICU）紧急治疗。直到13日下午2时许，江迅不治身亡。
据家属表示，江迅被送入病房后，家人无法陪伴左右，其间医护没告知接受什么检查，直到江迅离世，医院也没透露他的死因。然而，江迅在信息中表达自己无比痛楚，但却没获得缓解措施，家属多次向医护反映也未获正视。
江迅家属质疑，病人只是发烧入院，却于短短两天离世，其间他第一次发烧入院，不久疑因退烧，医院容许出院，但为何出院数小时后又再发烧入院？而第二次入院后，为何一直不能缓解病人疼痛，导致身体情况恶化得那么快。其间，医院是否采取措施，为何直至江迅死亡也不能向家属公布死因。
对于江迅家属的质疑，15日，仁济医院高层与江迅遗孀等家属会面，解释治疗过程。据了解，院方在会面中声称治疗过程未有问题，只承认在沟通方面有“改善空间”，但至今仍未能清楚解答江迅离世前全身剧痛的原因和死因。
对于院方的解释，江迅家属感到气愤难平。他们批评院方解释事情来龙去脉时避重就轻，未提及责任归属问题。江迅家属又指，院方关于事件的描述是在偷换概念，并反问，“既然医院说做了那么多？为何不知道病人为什么发烧、发颤？又为何直至死也不知病因？如果不知病因，那治什么病？”江迅家属表明不接受院方解释，促请医院管理局彻查事件，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江迅不治身亡事件引发香港舆论讨论，在15日当日，多名时事评论员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希望采取一切可行的行动，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信中指出，在江迅第二次入院后的头12个小时期间，他给妻子发出的信息以“痛不欲生”来形容他的剧痛，其妻子从语音信息中听到他在痛苦地尖叫以及呻吟。而且在该12小时内，虽然江迅的发烧以及剧痛是急切需要医疗诊治的明显信号，但一直没有医生过问。一名资深医生表示，任何在出院3天内而再次入院的病人，都说明其所得到的处理质量不佳，以江迅的例子，他在出院后9个小时情况变差才再次入院。信中强调，江迅在仁济医院所得到医疗处理的质量，以及他后来离世，引发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引发很多亟待关注的问题。
这些时事评论员表示，在调查后若发现仁济医院需要为错失负责，就要给江迅家属赔偿。同时，他们还呼吁立法会成立专责事务委员会或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公立医院的服务及运作，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议。目前，涉事医院已将此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以确定江迅死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迅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之时，质疑此事与医护人员政治倾向有关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香港《东方日报》16日就刊文指出，先前香港医院和医护人员一向以医德好、医术高、管理好、效率高、具专业精神，享誉香江，多年来港人以此为傲。然而，这些年事情有了深切的变化，专业和医德抵不住“政治侵袭”。在“反中乱港”煽惑和恶斗下，社会撕裂，仇恨弥漫，“政治病毒”传进医院，传染了某些医护人员。他们参与黑暴活动，对受伤入院的黑暴分子百般呵护，对受伤警察态度恶劣，肆意羞辱；有人还为暴乱分子和虚假“伤病”出假证。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他们不顾市民的健康安危举行罢工，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入职时的神圣崇高誓言，让“黑政治”弄坏了脑子、毒化了心灵，有市民称他们为“黄医护、黑衣护”。
就此，《东方日报》表示，作为知名媒体人，江迅在“修例风波”期间曾采访过反黑暴人士，支持他们坚决反“港独”的立场，支持港警。他还说过，香港警察没有因为“止暴”而打死一个暴徒。“这些话，暴乱分子、黄医护们是肯定不爱听的，是会‘结仇’的。若（江迅）落到他们手里，大有可能‘发生不幸’。”
《大公报》也发表评论，指香港有部分医护“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为自身有“颜色”，也以“颜色”划分病人。在前年“修例风波”期间及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都有医护人员发动及参与罢工。“当医护人员将个人政治理念置于病人权益之上，怎么可能不出现医疗问题？”
近日，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辑、知名媒体人、作家江迅在荃湾仁济医院逝世，终年74岁。而他在短短数日由“无事出院”到“突然离世”，加之本人还曾在修例风波期间支持反“港独”，这让他就诊的医院受到外界质疑。就此，香港多名时事评论员已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江迅于10月10日因发烧被送至仁济医院，11日下午约2点半左右疑因退烧，获医院通知出院。但在当晚11时许，江迅再度发烧，并出现颤抖、疼痛等症状，于是再度入院。
据江迅亲人较早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第二次入院时，感到剧烈疼痛，而且剧痛迟迟未能得到缓解。在12日凌晨2时14分，江迅给妻子发信息说，“我又进了医院，70年来，从来没有这么难受，多次想到死”及“痛不欲生”。
由于江迅的不断求救，其家属多次在病房门外按门铃，提醒医护救治。但是，主诊医生迟迟未予理会。直至12日早上10时33分，江迅向妻子发信息，家属才得知医生名字，而当时江迅已疼痛超过10小时。妻子发信息问他：“现在好些了吗？”江迅的回复是，“一样一样痛”。
据报道，江迅妻子在病房外心急如焚，求医生诊治，但在12小时后，医生才看过病人一次。江迅妻子还说，期间医生也没有对症下药。江迅家属称，江迅的病情在其后急转直下，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并被送入深切治疗病房（ICU）紧急治疗。直到13日下午2时许，江迅不治身亡。
据家属表示，江迅被送入病房后，家人无法陪伴左右，其间医护没告知接受什么检查，直到江迅离世，医院也没透露他的死因。然而，江迅在信息中表达自己无比痛楚，但却没获得缓解措施，家属多次向医护反映也未获正视。
江迅家属质疑，病人只是发烧入院，却于短短两天离世，其间他第一次发烧入院，不久疑因退烧，医院容许出院，但为何出院数小时后又再发烧入院？而第二次入院后，为何一直不能缓解病人疼痛，导致身体情况恶化得那么快。其间，医院是否采取措施，为何直至江迅死亡也不能向家属公布死因。
对于江迅家属的质疑，15日，仁济医院高层与江迅遗孀等家属会面，解释治疗过程。据了解，院方在会面中声称治疗过程未有问题，只承认在沟通方面有“改善空间”，但至今仍未能清楚解答江迅离世前全身剧痛的原因和死因。
对于院方的解释，江迅家属感到气愤难平。他们批评院方解释事情来龙去脉时避重就轻，未提及责任归属问题。江迅家属又指，院方关于事件的描述是在偷换概念，并反问，“既然医院说做了那么多？为何不知道病人为什么发烧、发颤？又为何直至死也不知病因？如果不知病因，那治什么病？”江迅家属表明不接受院方解释，促请医院管理局彻查事件，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江迅不治身亡事件引发香港舆论讨论，在15日当日，多名时事评论员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希望采取一切可行的行动，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信中指出，在江迅第二次入院后的头12个小时期间，他给妻子发出的信息以“痛不欲生”来形容他的剧痛，其妻子从语音信息中听到他在痛苦地尖叫以及呻吟。而且在该12小时内，虽然江迅的发烧以及剧痛是急切需要医疗诊治的明显信号，但一直没有医生过问。一名资深医生表示，任何在出院3天内而再次入院的病人，都说明其所得到的处理质量不佳，以江迅的例子，他在出院后9个小时情况变差才再次入院。信中强调，江迅在仁济医院所得到医疗处理的质量，以及他后来离世，引发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引发很多亟待关注的问题。
这些时事评论员表示，在调查后若发现仁济医院需要为错失负责，就要给江迅家属赔偿。同时，他们还呼吁立法会成立专责事务委员会或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公立医院的服务及运作，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议。目前，涉事医院已将此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以确定江迅死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迅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之时，质疑此事与医护人员政治倾向有关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香港《东方日报》16日就刊文指出，先前香港医院和医护人员一向以医德好、医术高、管理好、效率高、具专业精神，享誉香江，多年来港人以此为傲。然而，这些年事情有了深切的变化，专业和医德抵不住“政治侵袭”。在“反中乱港”煽惑和恶斗下，社会撕裂，仇恨弥漫，“政治病毒”传进医院，传染了某些医护人员。他们参与黑暴活动，对受伤入院的黑暴分子百般呵护，对受伤警察态度恶劣，肆意羞辱；有人还为暴乱分子和虚假“伤病”出假证。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他们不顾市民的健康安危举行罢工，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入职时的神圣崇高誓言，让“黑政治”弄坏了脑子、毒化了心灵，有市民称他们为“黄医护、黑衣护”。
就此，《东方日报》表示，作为知名媒体人，江迅在“修例风波”期间曾采访过反黑暴人士，支持他们坚决反“港独”的立场，支持港警。他还说过，香港警察没有因为“止暴”而打死一个暴徒。“这些话，暴乱分子、黄医护们是肯定不爱听的，是会‘结仇’的。若（江迅）落到他们手里，大有可能‘发生不幸’。”
《大公报》也发表评论，指香港有部分医护“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为自身有“颜色”，也以“颜色”划分病人。在前年“修例风波”期间及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都有医护人员发动及参与罢工。“当医护人员将个人政治理念置于病人权益之上，怎么可能不出现医疗问题？”
【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节选）】（现代大学周刊 8月31日）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一
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象话，简直不能读。
二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复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三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诃，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1918年到1920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竟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像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作“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寄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作成，而且恐怕永远也作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https://t.cn/EPGgjli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一
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象话，简直不能读。
二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复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三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诃，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1918年到1920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竟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像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作“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寄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作成，而且恐怕永远也作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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