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阅读力：生命茁壮的关键能力——读程载国《由理解到创造》】 阅读，似乎人人皆会，好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只要识字就能读、会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实际上，社会大众的阅读素养大相径庭，作家赫尔曼·黑塞曾说：“当多数缺少天赋的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风魔（因为它们古时候都曾经是富有魔力的符箓和咒语）。这少数人就将成为读书家。”
如今，许多人已经逐渐认识到，阅读素养是一种对人后天发展影响巨大、需要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近年来，各类指导阅读的书籍登上了各类排行榜，可谓风靡一时，但就中小学生而言，这些书籍尚缺乏必要的针对性。近日，程载国的《由理解到创造——中学生阅读力的有效提升》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可以说适逢其时。
《由理解到创造》提出了“中学生阅读力”这一极具统整性的核心概念。2017年，聂震宁在其《阅读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阅读力”这一概念：“阅读力指的是对所读图书的理解、运用和反思的能力。”程载国则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实际，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根据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将阅读力分解为“专注力”“理解力”“批判力”和“表达力”四项要素，进而建构了有关“中学生阅读力”培养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方便实施的操作路径。
一、阅读力的发展必须以“我”为主，从深入理解抵达冷静批判。
关于读书，王阳明主张：“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了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程载国执教于王阳明故里，对阳明心学有深切的领悟。他认为，理解不局限于读出来、读准确，而要以“我”为主，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主体。诚然，读书就是“读自己”：不是为了记住人家说了什么，也不单是想知道人家说了什么；而是要积极地、以平等的姿态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最终目的在于成就最好的自己。
因此，程载国在提倡“理解一部作品有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两条路径”之后，特别指出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的多寡“与我们的提问意识”很有关联。他根据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明确指出“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赋予的”。至于如何解决疑问，他提出了三条路径：回到作品，联系生活，求诸专家。这样做，无疑回归到了阅读的本意，也可以达成对作品的深度解读。这样定位“理解力”，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近年来，批判性阅读已成为一种热潮，程载国也把“批判力”作为精读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他认为：“批判性阅读是一个‘理解—思考—超越’的过程。”他从朱熹等中国古代先哲身上汲取了有关阅读的智慧，提炼形成了“批判力”训练的三条途径：自我反思，与作者较量，和读友辩论。
二、阅读力的高阶是“说、评、写”等输出，是阅读能力的综合表现。
程载国把“表达力”作为中学生阅读力四要素之一，极具创意。面对可能存在的质疑，他回应说：“合上书卷之后遐思品味书中的情节人物，打开笔记本来为该书编写内容提要，在知乎、豆瓣等网络平台发表读书感言，甚至读完该书之后有了写作冲动，从而为该书写就评论文章，这些活动怎能被排除在‘阅读’之外呢？”
的确，阅读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觉活动。他考察近年来PISA国际阅读素养评价题型的转变后，敏锐地发现它已经“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表达，从静态的识记阅读逐渐走向动态的运用阅读”，因为“输出”暗藏着“对自主整合分析、独立筛选判断等思维素养的要求”。于是，他提出要“扭转传统阅读以‘听、读、记’等输入性能力为本的阅读教育，代之以更高层次的‘说、评、写’”。可以说，这种主张把握了阅读学研究的风向，切中了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充实了“中学生阅读力”的内涵，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实际上，《由理解到创造》一书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程载国撰写的30篇文学评论性文章，如《王阳明〈黄楼夜涛赋〉赏读》《鲁迅的“故乡情结”》《〈哈姆雷特〉：生命之轻与责任之重》等，这是他阅读“表达力”的精彩展现，也是对中学生读者的亲身示范。值得一提的是，程载国评析的多是课本上的文章或是学生课外爱读的书籍，他如何“理解”？如何“创造”？显然对广大中学生而言，更加具有启发价值。
三、阅读力的养成须提升阅读的专业化水平，要注意书籍适切的打开方式。
清代《魏叔子文集》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蓄积学问像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沉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当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中学生阅读，亦是如此，贵在兼收并蓄，博闻广识。成长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不断拓宽阅读的边界，阅读不同体例，不同门类，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文章。但也需注意，不同的书籍应采取适切的方法，依体而读，因文而读，须切记“每一卷书，都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程载国说：“学生在阅读方面应该实现由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由休闲阅读到专业阅读的飞跃。”的确，真正的阅读力，应该是一种专业化的阅读能力。《由理解到创造》除“导读”外，共有六辑，分别谈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的阅读方式。每一辑先用一篇文章谈这一文体总的阅读方法，再用三五篇文本评论性文章具体示例。如第一辑“诗歌：语言的魔方”，《诗歌阅读漫谈》一文，从顾随、周啸天、叶嘉莹等人诗歌阅读的经验中，提出鉴赏诗歌应从语言入手，强调“只有准确把握了一首诗的语言收敛性、多义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特征，我们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接着，用《元稹与他的悼亡诗》《从〈李凭箜篌引〉中见李贺“奇峭”诗风》《惠特曼〈草叶集〉：向劳作者致敬》《像孩子一样——重读〈海子的诗〉》等评论性文章，具体演绎了如何从语言入手，准确理解一首诗。
程载国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以其丰富的思想价值助益青少年的成长”，他专门用一辑来谈人物传记的阅读方法，并推荐了《富兰克林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西潮·新潮》等几本传记作品。近年来，高中语文教材上专门提出了学术著作研读的要求，这无疑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深造。程载国说：“阅读学术著作时，我们额头上的一道道皱纹都是美丽的。”在书中，他用一篇《学术著作阅读漫谈》和三篇相关评论文章，以及一则《乡土中国》的教学回顾，全面地介绍了这一崭新文类的阅读门径，极具开拓价值。
阅读，需要有一种闲静之心，这样才有望悟得天机，尽享书海泛游的无穷趣味。《由理解到创造》则是最佳的伴读之作。 （作者：欧阳凯 系浙江省慈溪中学语文教师）
如今，许多人已经逐渐认识到，阅读素养是一种对人后天发展影响巨大、需要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近年来，各类指导阅读的书籍登上了各类排行榜，可谓风靡一时，但就中小学生而言，这些书籍尚缺乏必要的针对性。近日，程载国的《由理解到创造——中学生阅读力的有效提升》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可以说适逢其时。
《由理解到创造》提出了“中学生阅读力”这一极具统整性的核心概念。2017年，聂震宁在其《阅读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阅读力”这一概念：“阅读力指的是对所读图书的理解、运用和反思的能力。”程载国则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实际，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根据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将阅读力分解为“专注力”“理解力”“批判力”和“表达力”四项要素，进而建构了有关“中学生阅读力”培养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方便实施的操作路径。
一、阅读力的发展必须以“我”为主，从深入理解抵达冷静批判。
关于读书，王阳明主张：“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了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程载国执教于王阳明故里，对阳明心学有深切的领悟。他认为，理解不局限于读出来、读准确，而要以“我”为主，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主体。诚然，读书就是“读自己”：不是为了记住人家说了什么，也不单是想知道人家说了什么；而是要积极地、以平等的姿态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最终目的在于成就最好的自己。
因此，程载国在提倡“理解一部作品有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两条路径”之后，特别指出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的多寡“与我们的提问意识”很有关联。他根据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明确指出“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赋予的”。至于如何解决疑问，他提出了三条路径：回到作品，联系生活，求诸专家。这样做，无疑回归到了阅读的本意，也可以达成对作品的深度解读。这样定位“理解力”，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近年来，批判性阅读已成为一种热潮，程载国也把“批判力”作为精读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他认为：“批判性阅读是一个‘理解—思考—超越’的过程。”他从朱熹等中国古代先哲身上汲取了有关阅读的智慧，提炼形成了“批判力”训练的三条途径：自我反思，与作者较量，和读友辩论。
二、阅读力的高阶是“说、评、写”等输出，是阅读能力的综合表现。
程载国把“表达力”作为中学生阅读力四要素之一，极具创意。面对可能存在的质疑，他回应说：“合上书卷之后遐思品味书中的情节人物，打开笔记本来为该书编写内容提要，在知乎、豆瓣等网络平台发表读书感言，甚至读完该书之后有了写作冲动，从而为该书写就评论文章，这些活动怎能被排除在‘阅读’之外呢？”
的确，阅读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觉活动。他考察近年来PISA国际阅读素养评价题型的转变后，敏锐地发现它已经“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表达，从静态的识记阅读逐渐走向动态的运用阅读”，因为“输出”暗藏着“对自主整合分析、独立筛选判断等思维素养的要求”。于是，他提出要“扭转传统阅读以‘听、读、记’等输入性能力为本的阅读教育，代之以更高层次的‘说、评、写’”。可以说，这种主张把握了阅读学研究的风向，切中了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充实了“中学生阅读力”的内涵，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实际上，《由理解到创造》一书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程载国撰写的30篇文学评论性文章，如《王阳明〈黄楼夜涛赋〉赏读》《鲁迅的“故乡情结”》《〈哈姆雷特〉：生命之轻与责任之重》等，这是他阅读“表达力”的精彩展现，也是对中学生读者的亲身示范。值得一提的是，程载国评析的多是课本上的文章或是学生课外爱读的书籍，他如何“理解”？如何“创造”？显然对广大中学生而言，更加具有启发价值。
三、阅读力的养成须提升阅读的专业化水平，要注意书籍适切的打开方式。
清代《魏叔子文集》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蓄积学问像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沉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当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中学生阅读，亦是如此，贵在兼收并蓄，博闻广识。成长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不断拓宽阅读的边界，阅读不同体例，不同门类，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文章。但也需注意，不同的书籍应采取适切的方法，依体而读，因文而读，须切记“每一卷书，都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程载国说：“学生在阅读方面应该实现由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由休闲阅读到专业阅读的飞跃。”的确，真正的阅读力，应该是一种专业化的阅读能力。《由理解到创造》除“导读”外，共有六辑，分别谈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的阅读方式。每一辑先用一篇文章谈这一文体总的阅读方法，再用三五篇文本评论性文章具体示例。如第一辑“诗歌：语言的魔方”，《诗歌阅读漫谈》一文，从顾随、周啸天、叶嘉莹等人诗歌阅读的经验中，提出鉴赏诗歌应从语言入手，强调“只有准确把握了一首诗的语言收敛性、多义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特征，我们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接着，用《元稹与他的悼亡诗》《从〈李凭箜篌引〉中见李贺“奇峭”诗风》《惠特曼〈草叶集〉：向劳作者致敬》《像孩子一样——重读〈海子的诗〉》等评论性文章，具体演绎了如何从语言入手，准确理解一首诗。
程载国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以其丰富的思想价值助益青少年的成长”，他专门用一辑来谈人物传记的阅读方法，并推荐了《富兰克林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西潮·新潮》等几本传记作品。近年来，高中语文教材上专门提出了学术著作研读的要求，这无疑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深造。程载国说：“阅读学术著作时，我们额头上的一道道皱纹都是美丽的。”在书中，他用一篇《学术著作阅读漫谈》和三篇相关评论文章，以及一则《乡土中国》的教学回顾，全面地介绍了这一崭新文类的阅读门径，极具开拓价值。
阅读，需要有一种闲静之心，这样才有望悟得天机，尽享书海泛游的无穷趣味。《由理解到创造》则是最佳的伴读之作。 （作者：欧阳凯 系浙江省慈溪中学语文教师）
【阅读力：生命茁壮的关键能力——读程载国《由理解到创造》】发布时间：2021-08-18作者：欧阳凯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阅读，似乎人人皆会，好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只要识字就能读、会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实际上，社会大众的阅读素养大相径庭，作家赫尔曼·黑塞曾说：“当多数缺少天赋的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风魔（因为它们古时候都曾经是富有魔力的符箓和咒语）。这少数人就将成为读书家。”
如今，许多人已经逐渐认识到，阅读素养是一种对人后天发展影响巨大、需要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近年来，各类指导阅读的书籍登上了各类排行榜，可谓风靡一时，但就中小学生而言，这些书籍尚缺乏必要的针对性。近日，程载国的《由理解到创造——中学生阅读力的有效提升》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可以说适逢其时。
《由理解到创造》提出了“中学生阅读力”这一极具统整性的核心概念。2017年，聂震宁在其《阅读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阅读力”这一概念：“阅读力指的是对所读图书的理解、运用和反思的能力。”程载国则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实际，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根据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将阅读力分解为“专注力”“理解力”“批判力”和“表达力”四项要素，进而建构了有关“中学生阅读力”培养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方便实施的操作路径。
一、阅读力的发展必须以“我”为主，从深入理解抵达冷静批判。
关于读书，王阳明主张：“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了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程载国执教于王阳明故里，对阳明心学有深切的领悟。他认为，理解不局限于读出来、读准确，而要以“我”为主，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主体。诚然，读书就是“读自己”：不是为了记住人家说了什么，也不单是想知道人家说了什么；而是要积极地、以平等的姿态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最终目的在于成就最好的自己。
因此，程载国在提倡“理解一部作品有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两条路径”之后，特别指出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的多寡“与我们的提问意识”很有关联。他根据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明确指出“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赋予的”。至于如何解决疑问，他提出了三条路径：回到作品，联系生活，求诸专家。这样做，无疑回归到了阅读的本意，也可以达成对作品的深度解读。这样定位“理解力”，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近年来，批判性阅读已成为一种热潮，程载国也把“批判力”作为精读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他认为：“批判性阅读是一个‘理解—思考—超越’的过程。”他从朱熹等中国古代先哲身上汲取了有关阅读的智慧，提炼形成了“批判力”训练的三条途径：自我反思，与作者较量，和读友辩论。
二、阅读力的高阶是“说、评、写”等输出，是阅读能力的综合表现。
程载国把“表达力”作为中学生阅读力四要素之一，极具创意。面对可能存在的质疑，他回应说：“合上书卷之后遐思品味书中的情节人物，打开笔记本来为该书编写内容提要，在知乎、豆瓣等网络平台发表读书感言，甚至读完该书之后有了写作冲动，从而为该书写就评论文章，这些活动怎能被排除在‘阅读’之外呢？”
的确，阅读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觉活动。他考察近年来PISA国际阅读素养评价题型的转变后，敏锐地发现它已经“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表达，从静态的识记阅读逐渐走向动态的运用阅读”，因为“输出”暗藏着“对自主整合分析、独立筛选判断等思维素养的要求”。于是，他提出要“扭转传统阅读以‘听、读、记’等输入性能力为本的阅读教育，代之以更高层次的‘说、评、写’”。可以说，这种主张把握了阅读学研究的风向，切中了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充实了“中学生阅读力”的内涵，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实际上，《由理解到创造》一书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程载国撰写的30篇文学评论性文章，如《王阳明〈黄楼夜涛赋〉赏读》《鲁迅的“故乡情结”》《〈哈姆雷特〉：生命之轻与责任之重》等，这是他阅读“表达力”的精彩展现，也是对中学生读者的亲身示范。值得一提的是，程载国评析的多是课本上的文章或是学生课外爱读的书籍，他如何“理解”？如何“创造”？显然对广大中学生而言，更加具有启发价值。
三、阅读力的养成须提升阅读的专业化水平，要注意书籍适切的打开方式。
清代《魏叔子文集》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蓄积学问像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沉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当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中学生阅读，亦是如此，贵在兼收并蓄，博闻广识。成长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不断拓宽阅读的边界，阅读不同体例，不同门类，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文章。但也需注意，不同的书籍应采取适切的方法，依体而读，因文而读，须切记“每一卷书，都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程载国说：“学生在阅读方面应该实现由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由休闲阅读到专业阅读的飞跃。”的确，真正的阅读力，应该是一种专业化的阅读能力。《由理解到创造》除“导读”外，共有六辑，分别谈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的阅读方式。每一辑先用一篇文章谈这一文体总的阅读方法，再用三五篇文本评论性文章具体示例。如第一辑“诗歌：语言的魔方”，《诗歌阅读漫谈》一文，从顾随、周啸天、叶嘉莹等人诗歌阅读的经验中，提出鉴赏诗歌应从语言入手，强调“只有准确把握了一首诗的语言收敛性、多义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特征，我们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接着，用《元稹与他的悼亡诗》《从〈李凭箜篌引〉中见李贺“奇峭”诗风》《惠特曼〈草叶集〉：向劳作者致敬》《像孩子一样——重读〈海子的诗〉》等评论性文章，具体演绎了如何从语言入手，准确理解一首诗。
程载国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以其丰富的思想价值助益青少年的成长”，他专门用一辑来谈人物传记的阅读方法，并推荐了《富兰克林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西潮·新潮》等几本传记作品。近年来，高中语文教材上专门提出了学术著作研读的要求，这无疑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深造。程载国说：“阅读学术著作时，我们额头上的一道道皱纹都是美丽的。”在书中，他用一篇《学术著作阅读漫谈》和三篇相关评论文章，以及一则《乡土中国》的教学回顾，全面地介绍了这一崭新文类的阅读门径，极具开拓价值。
阅读，需要有一种闲静之心，这样才有望悟得天机，尽享书海泛游的无穷趣味。《由理解到创造》则是最佳的伴读之作。
（作者系浙江省慈溪中学语文教师）
作者：欧阳凯
《中国教育报》2021年08月18日第4版 版名：读书周刊 https://t.cn/RyhoNEq
阅读，似乎人人皆会，好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只要识字就能读、会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实际上，社会大众的阅读素养大相径庭，作家赫尔曼·黑塞曾说：“当多数缺少天赋的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风魔（因为它们古时候都曾经是富有魔力的符箓和咒语）。这少数人就将成为读书家。”
如今，许多人已经逐渐认识到，阅读素养是一种对人后天发展影响巨大、需要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近年来，各类指导阅读的书籍登上了各类排行榜，可谓风靡一时，但就中小学生而言，这些书籍尚缺乏必要的针对性。近日，程载国的《由理解到创造——中学生阅读力的有效提升》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可以说适逢其时。
《由理解到创造》提出了“中学生阅读力”这一极具统整性的核心概念。2017年，聂震宁在其《阅读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阅读力”这一概念：“阅读力指的是对所读图书的理解、运用和反思的能力。”程载国则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实际，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根据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将阅读力分解为“专注力”“理解力”“批判力”和“表达力”四项要素，进而建构了有关“中学生阅读力”培养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方便实施的操作路径。
一、阅读力的发展必须以“我”为主，从深入理解抵达冷静批判。
关于读书，王阳明主张：“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了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程载国执教于王阳明故里，对阳明心学有深切的领悟。他认为，理解不局限于读出来、读准确，而要以“我”为主，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主体。诚然，读书就是“读自己”：不是为了记住人家说了什么，也不单是想知道人家说了什么；而是要积极地、以平等的姿态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最终目的在于成就最好的自己。
因此，程载国在提倡“理解一部作品有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两条路径”之后，特别指出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理解的多寡“与我们的提问意识”很有关联。他根据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明确指出“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赋予的”。至于如何解决疑问，他提出了三条路径：回到作品，联系生活，求诸专家。这样做，无疑回归到了阅读的本意，也可以达成对作品的深度解读。这样定位“理解力”，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近年来，批判性阅读已成为一种热潮，程载国也把“批判力”作为精读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他认为：“批判性阅读是一个‘理解—思考—超越’的过程。”他从朱熹等中国古代先哲身上汲取了有关阅读的智慧，提炼形成了“批判力”训练的三条途径：自我反思，与作者较量，和读友辩论。
二、阅读力的高阶是“说、评、写”等输出，是阅读能力的综合表现。
程载国把“表达力”作为中学生阅读力四要素之一，极具创意。面对可能存在的质疑，他回应说：“合上书卷之后遐思品味书中的情节人物，打开笔记本来为该书编写内容提要，在知乎、豆瓣等网络平台发表读书感言，甚至读完该书之后有了写作冲动，从而为该书写就评论文章，这些活动怎能被排除在‘阅读’之外呢？”
的确，阅读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觉活动。他考察近年来PISA国际阅读素养评价题型的转变后，敏锐地发现它已经“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表达，从静态的识记阅读逐渐走向动态的运用阅读”，因为“输出”暗藏着“对自主整合分析、独立筛选判断等思维素养的要求”。于是，他提出要“扭转传统阅读以‘听、读、记’等输入性能力为本的阅读教育，代之以更高层次的‘说、评、写’”。可以说，这种主张把握了阅读学研究的风向，切中了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充实了“中学生阅读力”的内涵，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实际上，《由理解到创造》一书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程载国撰写的30篇文学评论性文章，如《王阳明〈黄楼夜涛赋〉赏读》《鲁迅的“故乡情结”》《〈哈姆雷特〉：生命之轻与责任之重》等，这是他阅读“表达力”的精彩展现，也是对中学生读者的亲身示范。值得一提的是，程载国评析的多是课本上的文章或是学生课外爱读的书籍，他如何“理解”？如何“创造”？显然对广大中学生而言，更加具有启发价值。
三、阅读力的养成须提升阅读的专业化水平，要注意书籍适切的打开方式。
清代《魏叔子文集》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蓄积学问像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沉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当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中学生阅读，亦是如此，贵在兼收并蓄，博闻广识。成长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不断拓宽阅读的边界，阅读不同体例，不同门类，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文章。但也需注意，不同的书籍应采取适切的方法，依体而读，因文而读，须切记“每一卷书，都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程载国说：“学生在阅读方面应该实现由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由休闲阅读到专业阅读的飞跃。”的确，真正的阅读力，应该是一种专业化的阅读能力。《由理解到创造》除“导读”外，共有六辑，分别谈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的阅读方式。每一辑先用一篇文章谈这一文体总的阅读方法，再用三五篇文本评论性文章具体示例。如第一辑“诗歌：语言的魔方”，《诗歌阅读漫谈》一文，从顾随、周啸天、叶嘉莹等人诗歌阅读的经验中，提出鉴赏诗歌应从语言入手，强调“只有准确把握了一首诗的语言收敛性、多义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特征，我们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接着，用《元稹与他的悼亡诗》《从〈李凭箜篌引〉中见李贺“奇峭”诗风》《惠特曼〈草叶集〉：向劳作者致敬》《像孩子一样——重读〈海子的诗〉》等评论性文章，具体演绎了如何从语言入手，准确理解一首诗。
程载国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以其丰富的思想价值助益青少年的成长”，他专门用一辑来谈人物传记的阅读方法，并推荐了《富兰克林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西潮·新潮》等几本传记作品。近年来，高中语文教材上专门提出了学术著作研读的要求，这无疑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深造。程载国说：“阅读学术著作时，我们额头上的一道道皱纹都是美丽的。”在书中，他用一篇《学术著作阅读漫谈》和三篇相关评论文章，以及一则《乡土中国》的教学回顾，全面地介绍了这一崭新文类的阅读门径，极具开拓价值。
阅读，需要有一种闲静之心，这样才有望悟得天机，尽享书海泛游的无穷趣味。《由理解到创造》则是最佳的伴读之作。
（作者系浙江省慈溪中学语文教师）
作者：欧阳凯
《中国教育报》2021年08月18日第4版 版名：读书周刊 https://t.cn/RyhoN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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