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种业遭西方卡脖子# #西方种子断供阴云下俄产粮区提高警惕#【局中局！俄罗斯种业遭西方“卡脖子”，命门被外国企业掐住！】编者的话：世界著名医药和农资企业德国拜耳集团近日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将停止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所有非必要业务”。拜耳手握全球种子大权，鲜为人知的是，粮食大国俄罗斯对国外种业的依赖程度触目惊心。面对西方的威胁，俄罗斯媒体形容，“我们用国产谷物烤面包，用自己的甜菜生产糖，用种子生产葵花籽油，但是我们从国外进口90%的马铃薯种子和几乎100%的甜菜种子”。在西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的背景下，俄罗斯亮出了“粮食武器”，这被称为是俄的“撒手锏”之一。但种子被西方控制，使得俄与西方的制裁与反制裁之战暗流汹涌。俄种业是如何授人以柄的？哪些西方公司控制了俄罗斯“命门”？《环球时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从玉米、甜菜到马铃薯和大豆
西方种子企业主要倾销地
德国《经济周刊》称，拜耳集团于3月14日宣布，该集团将停止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所有非必要业务”。拜耳表示，已经向俄罗斯农民提供了2022年度的农业物资，将根据乌克兰局势发展来决定是否向俄罗斯提供2023年及之后的农业物资供应。
在拜耳发表声明之前，位于美国的全球四大粮商中的嘉吉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也已表示，会缩减在俄罗斯非必要活动并停止投资。
当前发生军事冲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谷物和油料出口大国，其中小麦、大麦、葵花籽和玉米的出口量均居世界前五。但鲜为人知的是，俄罗斯很多农作物大幅依赖国外种子。统计显示，目前，俄罗斯玉米种子进口份额占播种量总数约六成，油菜籽为88%，甜菜近100%。马铃薯、大豆、向日葵和油菜等也是外国种子占主导。不过在小麦、荞麦等谷物方面，俄罗斯国产种子则处于领先地位。
俄罗斯中央黑土经济区（包括沃罗涅日州、坦波夫州、库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利佩茨克州）是主要农业产区，这里是俄主要的甜菜、谷物等生产基地，但也是西方种子的主要倾销地。
从2021年中央黑土经济区部分州的进口种子比例来看，俄罗斯对外国种业的依赖令人触目惊心。以别尔哥罗德州为例，进口种子占粮食和豆科作物种子份额的43.5%、占油料作物种子份额的51%，占甜菜种子份额的91%。
“俄罗斯1公顷未播种的土地也不会有”
在西方种子断供的阴云下，俄罗斯产粮区也提高警惕。“俄罗斯1公顷未播种的土地也不会有！”沃罗涅日州巴夫洛夫斯卡亚·尼瓦育种中心主任萨夫琴科认为，即使进口种子供应完全中断，俄罗斯政府和企业也会为此做好准备。
坦波夫州方面，截至3月底，该州粮食和豆类种子供应率达到100%，葵花籽55%，甜菜种子60%。去年该州向日葵和甜菜的进口种子份额高达93%。
俄罗斯金穗种业科技公司科研部门负责人玛丽娜·莎霍娃称，最近俄各地对国产种子的需求量显著增加，“国产玉米种子有些被农民低估，尽管我们的杂交种子在产量和质量指标上与进口种子并无明显差异”。
向日葵等种子未来或有困难
2022年的春播，由于在西方实施制裁前就已购买了种子，俄罗斯中央黑土经济区相对避免了种子方面出现重大短缺问题。
“好在我们去年秋季付了款，已经收到90%的种子，但后来买的人可能得在5-6月份才能收到种子，如果还能收到的话，”俄罗斯兹明农业食品公司负责人尤里·兹明说，明年几乎无法预测，西方也可能会禁止向俄罗斯供应种子。
“自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来，我就没有用外国的种子，只用国产的。”俄罗斯农民尼古拉·沙波瓦尔在自己的农场种植卷心菜、土豆、胡萝卜和甜菜，最“土生土长”的是土豆。“这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通常农场会保留去年的土豆种子。我也买国外的精品种子，但它们很贵，不是每年我都能负担得起增加10%新品种的成本，”尼古拉称，对于胡萝卜和甜菜，“俄罗斯产”和“外国产”比例是一半一半。
以蔬菜为例，俄对外国种子依赖最高的是卷心菜，高达90%来自荷兰，种子价格比俄国产贵10倍。“荷兰人说他们需要8到15年才能培育一个新品种，这我相信。俄罗斯人开始谈论我们的卷心菜品种是件好事，我们要朝着种子的进口替代这个方向努力，”尼古拉说。
俄罗斯农业部门预计，如果制裁持续，未来甜菜、玉米和向日葵等作物种子可能会出现困难，这些作物种子多年来都是外国产品占主导地位。
上世纪90年代埋下祸根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近日报道称，不能说俄罗斯市场上根本没有国产种子，有，但是没有需求！
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拥有30年经验的农艺师、农民弗拉基米尔·斯科尼亚科夫告诉记者，他的土地上的农作物约有98%是“外国产”，包括土豆、胡萝卜、甜菜、洋葱等。“有时外国种子不够用，我也会买国产的，但是国产种子种出来的农作物产量低，存储和销售更差，胡萝卜品相很难看，要么太大，要么非常小，分叉，污垢也不容易清洗，”这位农民说，用进口种子种出来的胡萝卜则令人赏心悦目。
据斯科尼亚科夫回忆，问题的根源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外国技术涌入俄罗斯，西方资本家以低廉的价格给了俄罗斯人好种子。俄罗斯农民逐渐不再购买国产种子，国家拨给种子站的钱越来越少。当外国公司摧毁竞争对手后，他们就开始提高价格，“还记得当年关于俄罗斯鸡腿发生了什么吗？国外的肉很便宜，我们自己的种鸡变得无利可图，种子也是一样”。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斯科尔科沃法律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金砖国家竞争法和政策国际中心主任阿列克谢·伊万诺夫说，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农工综合体私有化期间，私营公司获得土地所有权，但没有从事育种和种子生产。结果，这个市场被大型外国公司占据。
实际上，俄罗斯政府对本国种业也十分重视。1997年，该国通过《俄罗斯联邦种子保护法》，为农作物和森林植物种子的生产、供给、加工等提供法律依据。2021年，俄政府审议新版《种子法》草案，对种子使用、生产和质量提出强制性要求。
俄罗斯为了保证农业安全，正在推动种子本土化。2020年1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一项关于粮食安全的新计划，希望未来75%的重要农作物种子来自国产。到2027年，俄希望能培育出30种转基因种子作物，包括大麦、马铃薯、小麦和甜菜。
但国家扶持下的俄国产种业也存在不少问题。“多年来，我们的育种科学完全忽视了市场和农民的需求，更多地关注如何从国家预算中获得资金，而不是开发和推广我们自己的高产种子”，俄罗斯谷物出口商联盟主席泽尔尼称。阿列克谢·伊万诺夫补充道，“我们国家的许多育种和种子计划都是使用老式方法进行的，尚未达到使用分子育种和生物信息学方法的全球行业领导者水平”。
沃罗涅日州巴夫洛夫斯卡亚-尼瓦育种中心主任萨夫琴科认为，俄需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国产种业发展创造条件，让社会资本进入种业，让种植者作为最终受益人参与种业发展。
西方哪些企业掐住俄“命门”？
德国《商报》称，德国种子企业在俄罗斯提供近100种种子，在俄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拜耳在俄罗斯拥有约1800名员工，向俄提供转基因作物种子，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和小麦。根据市场分析机构Kynetec统计数据，2020年全球种子行业市场中，拜耳市场份额达20%，居世界首位。
除了拜耳，还有多家公司在俄罗斯具有庞大业务。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报告称，德国和俄罗斯合资的乳制品集团Ekosem-Agrar公司，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建造一家生产谷物种子的工厂。德国育种公司Strube向俄供应甜菜、小麦、向日葵种子以及杂交种子。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种子生产商Solana在俄聚焦食用土豆的种薯研发。德国种子巨头KWS公司正在俄罗斯利佩茨克地区建立一个种子生产厂。
德国农业经济学者塞尔法尔特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果欧美制裁俄罗斯种子，首先意味着，俄罗斯发展粮食生产的大计划将受到打击。俄罗斯希望到2024年，农产品出口额将增加到450亿美元。俄总统普京近期还表示，今年俄罗斯将密切监测“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出口。而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关键要素在于所播种子的质量。
“中期来看，俄罗斯仍无法消除对欧美种子公司的依赖。”塞尔法尔特说，俄罗斯种子如果“断供”，将影响它的粮食产量，最终也将影响世界粮食的供应，尤其受影响的有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区，还有亚洲国家。
不过，塞尔法尔特认为，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般都在保证自己利益不受损或少受损的前提下实施，之后再一步步扩大。俄罗斯方面也早有准备，而且它也不缺市场，关键是尽早提高种子质量。（《环球时报》4月18日7版文章，作者： 安然 郝戈 昭东）
从玉米、甜菜到马铃薯和大豆
西方种子企业主要倾销地
德国《经济周刊》称，拜耳集团于3月14日宣布，该集团将停止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所有非必要业务”。拜耳表示，已经向俄罗斯农民提供了2022年度的农业物资，将根据乌克兰局势发展来决定是否向俄罗斯提供2023年及之后的农业物资供应。
在拜耳发表声明之前，位于美国的全球四大粮商中的嘉吉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也已表示，会缩减在俄罗斯非必要活动并停止投资。
当前发生军事冲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谷物和油料出口大国，其中小麦、大麦、葵花籽和玉米的出口量均居世界前五。但鲜为人知的是，俄罗斯很多农作物大幅依赖国外种子。统计显示，目前，俄罗斯玉米种子进口份额占播种量总数约六成，油菜籽为88%，甜菜近100%。马铃薯、大豆、向日葵和油菜等也是外国种子占主导。不过在小麦、荞麦等谷物方面，俄罗斯国产种子则处于领先地位。
俄罗斯中央黑土经济区（包括沃罗涅日州、坦波夫州、库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利佩茨克州）是主要农业产区，这里是俄主要的甜菜、谷物等生产基地，但也是西方种子的主要倾销地。
从2021年中央黑土经济区部分州的进口种子比例来看，俄罗斯对外国种业的依赖令人触目惊心。以别尔哥罗德州为例，进口种子占粮食和豆科作物种子份额的43.5%、占油料作物种子份额的51%，占甜菜种子份额的91%。
“俄罗斯1公顷未播种的土地也不会有”
在西方种子断供的阴云下，俄罗斯产粮区也提高警惕。“俄罗斯1公顷未播种的土地也不会有！”沃罗涅日州巴夫洛夫斯卡亚·尼瓦育种中心主任萨夫琴科认为，即使进口种子供应完全中断，俄罗斯政府和企业也会为此做好准备。
坦波夫州方面，截至3月底，该州粮食和豆类种子供应率达到100%，葵花籽55%，甜菜种子60%。去年该州向日葵和甜菜的进口种子份额高达93%。
俄罗斯金穗种业科技公司科研部门负责人玛丽娜·莎霍娃称，最近俄各地对国产种子的需求量显著增加，“国产玉米种子有些被农民低估，尽管我们的杂交种子在产量和质量指标上与进口种子并无明显差异”。
向日葵等种子未来或有困难
2022年的春播，由于在西方实施制裁前就已购买了种子，俄罗斯中央黑土经济区相对避免了种子方面出现重大短缺问题。
“好在我们去年秋季付了款，已经收到90%的种子，但后来买的人可能得在5-6月份才能收到种子，如果还能收到的话，”俄罗斯兹明农业食品公司负责人尤里·兹明说，明年几乎无法预测，西方也可能会禁止向俄罗斯供应种子。
“自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来，我就没有用外国的种子，只用国产的。”俄罗斯农民尼古拉·沙波瓦尔在自己的农场种植卷心菜、土豆、胡萝卜和甜菜，最“土生土长”的是土豆。“这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通常农场会保留去年的土豆种子。我也买国外的精品种子，但它们很贵，不是每年我都能负担得起增加10%新品种的成本，”尼古拉称，对于胡萝卜和甜菜，“俄罗斯产”和“外国产”比例是一半一半。
以蔬菜为例，俄对外国种子依赖最高的是卷心菜，高达90%来自荷兰，种子价格比俄国产贵10倍。“荷兰人说他们需要8到15年才能培育一个新品种，这我相信。俄罗斯人开始谈论我们的卷心菜品种是件好事，我们要朝着种子的进口替代这个方向努力，”尼古拉说。
俄罗斯农业部门预计，如果制裁持续，未来甜菜、玉米和向日葵等作物种子可能会出现困难，这些作物种子多年来都是外国产品占主导地位。
上世纪90年代埋下祸根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近日报道称，不能说俄罗斯市场上根本没有国产种子，有，但是没有需求！
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拥有30年经验的农艺师、农民弗拉基米尔·斯科尼亚科夫告诉记者，他的土地上的农作物约有98%是“外国产”，包括土豆、胡萝卜、甜菜、洋葱等。“有时外国种子不够用，我也会买国产的，但是国产种子种出来的农作物产量低，存储和销售更差，胡萝卜品相很难看，要么太大，要么非常小，分叉，污垢也不容易清洗，”这位农民说，用进口种子种出来的胡萝卜则令人赏心悦目。
据斯科尼亚科夫回忆，问题的根源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外国技术涌入俄罗斯，西方资本家以低廉的价格给了俄罗斯人好种子。俄罗斯农民逐渐不再购买国产种子，国家拨给种子站的钱越来越少。当外国公司摧毁竞争对手后，他们就开始提高价格，“还记得当年关于俄罗斯鸡腿发生了什么吗？国外的肉很便宜，我们自己的种鸡变得无利可图，种子也是一样”。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斯科尔科沃法律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金砖国家竞争法和政策国际中心主任阿列克谢·伊万诺夫说，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农工综合体私有化期间，私营公司获得土地所有权，但没有从事育种和种子生产。结果，这个市场被大型外国公司占据。
实际上，俄罗斯政府对本国种业也十分重视。1997年，该国通过《俄罗斯联邦种子保护法》，为农作物和森林植物种子的生产、供给、加工等提供法律依据。2021年，俄政府审议新版《种子法》草案，对种子使用、生产和质量提出强制性要求。
俄罗斯为了保证农业安全，正在推动种子本土化。2020年1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一项关于粮食安全的新计划，希望未来75%的重要农作物种子来自国产。到2027年，俄希望能培育出30种转基因种子作物，包括大麦、马铃薯、小麦和甜菜。
但国家扶持下的俄国产种业也存在不少问题。“多年来，我们的育种科学完全忽视了市场和农民的需求，更多地关注如何从国家预算中获得资金，而不是开发和推广我们自己的高产种子”，俄罗斯谷物出口商联盟主席泽尔尼称。阿列克谢·伊万诺夫补充道，“我们国家的许多育种和种子计划都是使用老式方法进行的，尚未达到使用分子育种和生物信息学方法的全球行业领导者水平”。
沃罗涅日州巴夫洛夫斯卡亚-尼瓦育种中心主任萨夫琴科认为，俄需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国产种业发展创造条件，让社会资本进入种业，让种植者作为最终受益人参与种业发展。
西方哪些企业掐住俄“命门”？
德国《商报》称，德国种子企业在俄罗斯提供近100种种子，在俄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拜耳在俄罗斯拥有约1800名员工，向俄提供转基因作物种子，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和小麦。根据市场分析机构Kynetec统计数据，2020年全球种子行业市场中，拜耳市场份额达20%，居世界首位。
除了拜耳，还有多家公司在俄罗斯具有庞大业务。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报告称，德国和俄罗斯合资的乳制品集团Ekosem-Agrar公司，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建造一家生产谷物种子的工厂。德国育种公司Strube向俄供应甜菜、小麦、向日葵种子以及杂交种子。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种子生产商Solana在俄聚焦食用土豆的种薯研发。德国种子巨头KWS公司正在俄罗斯利佩茨克地区建立一个种子生产厂。
德国农业经济学者塞尔法尔特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果欧美制裁俄罗斯种子，首先意味着，俄罗斯发展粮食生产的大计划将受到打击。俄罗斯希望到2024年，农产品出口额将增加到450亿美元。俄总统普京近期还表示，今年俄罗斯将密切监测“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出口。而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关键要素在于所播种子的质量。
“中期来看，俄罗斯仍无法消除对欧美种子公司的依赖。”塞尔法尔特说，俄罗斯种子如果“断供”，将影响它的粮食产量，最终也将影响世界粮食的供应，尤其受影响的有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区，还有亚洲国家。
不过，塞尔法尔特认为，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般都在保证自己利益不受损或少受损的前提下实施，之后再一步步扩大。俄罗斯方面也早有准备，而且它也不缺市场，关键是尽早提高种子质量。（《环球时报》4月18日7版文章，作者： 安然 郝戈 昭东）
我知道我终将面对命运，
在那上面，在缥缈的云间；
与我战斗的，我并不仇恨，
受我保护的，我也不眷恋；
（此处略去四行）
不为法律，也不为责任而战，
不为诸公，也不为欢呼的群众，
好寂寞的一阵喜悦的灵感
驱我直上这骚动的云中；
我思前想后，一切与一切，
未来的岁月像虚度的日子，
虚度的日子是以往的岁月，
比起这样的生来，这样的死。
By [爱尔兰] 叶芝
#读书[超话]##与诗同行#
在那上面，在缥缈的云间；
与我战斗的，我并不仇恨，
受我保护的，我也不眷恋；
（此处略去四行）
不为法律，也不为责任而战，
不为诸公，也不为欢呼的群众，
好寂寞的一阵喜悦的灵感
驱我直上这骚动的云中；
我思前想后，一切与一切，
未来的岁月像虚度的日子，
虚度的日子是以往的岁月，
比起这样的生来，这样的死。
By [爱尔兰] 叶芝
#读书[超话]##与诗同行#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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