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城市相同的守护者#转发一篇文章。70多岁的上海知名文艺评论家、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先生《关于尽快调整抗疫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毛时安先生文末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七字，字字千钧，让人感慨，见下：
尽快调整抗疫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毛时安 最近全国20多个省和上海都发生了疫情奥密克戎反复的状况。全国各地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管控措施。工厂停产，商场关闭，住宅小区封闭隔离，大中小学停课，反复核酸检测……疫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尽快调整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抗疫管控政策。
据目前全球和中国医学界形成的基本的对奥密克戎基本判断有如下几点：一，隐蔽性强、传播力高。二，但它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弱，不少艾米克隆的患者病菌仅到了喉咙，接近于上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较少。三，因此，重症率低，死亡率极低。四，甚至有预测，奥密克戎是新冠的最后一次变异。当然，这个预测，有待观察。但目前的流行的奥密克戎BA1/BA2变株比原始的奥密克戎重疹率死亡率更低，已有共识。根据目前的疫情数据，死于奥密克戎的人数趋于无穷小。相反，倒是我们的防疫人员，医疗人员，社区工作者、抗疫志愿者，有人倒在抗疫一线，死亡率高于患病者。我认为我们真的要对奥密克戎它实际的危害性有一个量化的数据和科学的、清醒的评估，而不是凭主观感觉的定性。
目前我们的抗疫，对奥密克戎采取的措施缺陷是：一，成本过于高昂。1，整个国民经济、全社会生活不断地按下暂停键，不断启动、暂停、启动、暂停，每一次转换都需巨大的成本投入。据观察网提供的数据，仅深圳富士康停工就牵涉到45万员工。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外有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美元通胀，疫情带来的普遍运输、产业链、生产资源原材料涨价，再加上俄乌战争造成了全世界的产业链和航空线路的严重的阻断断，都给中国制造成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内部，我们除了工业，还有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第三产业旅游、宾馆、空运、铁路、娱乐相关上下游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个冲击过程中，第三产业不少的从业人员面临着大规模裁员、减薪的严重的生存危机，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消极要素。2，近期全国有不少地方规定几天内三番五次反复核酸检测，完全失去了检测的意义，而且给病毒传染形成新的传播渠道和环境。劳民伤财。3，随意大规模省、市、地区的空间封闭，造成生产和生活物资的流通短缺和恐慌。特别是星标地区范围过大，经常一个区级行政单位出现了疫情影响到省市之间人员交流。4，疫情管控的对象和边界在哪里？管控的病理学依据在哪里？重症患者、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密接者、次密接者，是否是否科学，是否都要管控？是不是管控扩大化，越扩大越好。5，公共空间，尤其是露天的公园完全随意的关闭，造成老百姓缺乏健身活动场所，反而导致免疫力下降。6，两年多的抗疫，不断的长社会活动停摆，无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无法进入正常社会生活，就会引起全社会普遍的心理焦虑和心理隐患，给人的心理上，全社会都处在一种高度紧张恐慌的状态当中，给民众造成一些重大的精神压力和伤害，对于我们的社会的正常的运行和生产会产生许多潜在的精神影响，导致社会情绪的失控等无法预知的隐蔽的“次生灾难”。古人说，凡事过犹不及，科学也是这样。如果科学被夸大到盲目地迷信的程度，那么科学本身也会导向荒谬。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考量，怎么更科学地理解的防疫。根据疫情变化，防疫要从严防死守转为严防巧守。
我建议：一，指导思想要辩证化，不要把病毒清零与病毒共存完全对立。二，防疫智库，除了医疗卫生、疾控专家，还要有经济学家，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国际问题专家。防疫不是简单的病理学传染病学问题，还有一个社会综合系统的资源调配、平衡、协调，特别是国际开放后，我国的正确应对。二，具体抗疫政策，1，基本以健康码为主要依据，取消各种附加证据。2，改变并不具备病理学意义的人群划分，全力以赴把重点放在感染者重症，没有明确病理要求的一般不搞大规模的核检和封闭。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3，仍然要求强化疫苗种植，欧洲一度有强制性的疫苗出行要求。4，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启动社会进入常态管理和常态秩序。全力压缩，严格报批企业停工停产。经核酸检测阴性的所有部门和企事单位，应尽快复工复课。防疫为生命，生产保民生。防疫是短期的，民生是长远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坐井观天，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简介：毛时安 ，生于1948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任上海社科院文化室主任，《上海文论》主编，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助理，上海市文广局副巡视员，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https://t.cn/RVJk9aF
毛时安先生文末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七字，字字千钧，让人感慨，见下：
尽快调整抗疫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毛时安 最近全国20多个省和上海都发生了疫情奥密克戎反复的状况。全国各地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管控措施。工厂停产，商场关闭，住宅小区封闭隔离，大中小学停课，反复核酸检测……疫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尽快调整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抗疫管控政策。
据目前全球和中国医学界形成的基本的对奥密克戎基本判断有如下几点：一，隐蔽性强、传播力高。二，但它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弱，不少艾米克隆的患者病菌仅到了喉咙，接近于上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较少。三，因此，重症率低，死亡率极低。四，甚至有预测，奥密克戎是新冠的最后一次变异。当然，这个预测，有待观察。但目前的流行的奥密克戎BA1/BA2变株比原始的奥密克戎重疹率死亡率更低，已有共识。根据目前的疫情数据，死于奥密克戎的人数趋于无穷小。相反，倒是我们的防疫人员，医疗人员，社区工作者、抗疫志愿者，有人倒在抗疫一线，死亡率高于患病者。我认为我们真的要对奥密克戎它实际的危害性有一个量化的数据和科学的、清醒的评估，而不是凭主观感觉的定性。
目前我们的抗疫，对奥密克戎采取的措施缺陷是：一，成本过于高昂。1，整个国民经济、全社会生活不断地按下暂停键，不断启动、暂停、启动、暂停，每一次转换都需巨大的成本投入。据观察网提供的数据，仅深圳富士康停工就牵涉到45万员工。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外有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美元通胀，疫情带来的普遍运输、产业链、生产资源原材料涨价，再加上俄乌战争造成了全世界的产业链和航空线路的严重的阻断断，都给中国制造成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内部，我们除了工业，还有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第三产业旅游、宾馆、空运、铁路、娱乐相关上下游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个冲击过程中，第三产业不少的从业人员面临着大规模裁员、减薪的严重的生存危机，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消极要素。2，近期全国有不少地方规定几天内三番五次反复核酸检测，完全失去了检测的意义，而且给病毒传染形成新的传播渠道和环境。劳民伤财。3，随意大规模省、市、地区的空间封闭，造成生产和生活物资的流通短缺和恐慌。特别是星标地区范围过大，经常一个区级行政单位出现了疫情影响到省市之间人员交流。4，疫情管控的对象和边界在哪里？管控的病理学依据在哪里？重症患者、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密接者、次密接者，是否是否科学，是否都要管控？是不是管控扩大化，越扩大越好。5，公共空间，尤其是露天的公园完全随意的关闭，造成老百姓缺乏健身活动场所，反而导致免疫力下降。6，两年多的抗疫，不断的长社会活动停摆，无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无法进入正常社会生活，就会引起全社会普遍的心理焦虑和心理隐患，给人的心理上，全社会都处在一种高度紧张恐慌的状态当中，给民众造成一些重大的精神压力和伤害，对于我们的社会的正常的运行和生产会产生许多潜在的精神影响，导致社会情绪的失控等无法预知的隐蔽的“次生灾难”。古人说，凡事过犹不及，科学也是这样。如果科学被夸大到盲目地迷信的程度，那么科学本身也会导向荒谬。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考量，怎么更科学地理解的防疫。根据疫情变化，防疫要从严防死守转为严防巧守。
我建议：一，指导思想要辩证化，不要把病毒清零与病毒共存完全对立。二，防疫智库，除了医疗卫生、疾控专家，还要有经济学家，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国际问题专家。防疫不是简单的病理学传染病学问题，还有一个社会综合系统的资源调配、平衡、协调，特别是国际开放后，我国的正确应对。二，具体抗疫政策，1，基本以健康码为主要依据，取消各种附加证据。2，改变并不具备病理学意义的人群划分，全力以赴把重点放在感染者重症，没有明确病理要求的一般不搞大规模的核检和封闭。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3，仍然要求强化疫苗种植，欧洲一度有强制性的疫苗出行要求。4，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启动社会进入常态管理和常态秩序。全力压缩，严格报批企业停工停产。经核酸检测阴性的所有部门和企事单位，应尽快复工复课。防疫为生命，生产保民生。防疫是短期的，民生是长远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坐井观天，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简介：毛时安 ，生于1948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任上海社科院文化室主任，《上海文论》主编，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助理，上海市文广局副巡视员，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https://t.cn/RVJk9aF
【京津冀纵深协同还需做哪些“功课”？专家学者这样说】在26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高端论坛（2022）”上，来自中国国经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暨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使命展开深入研讨。https://t.cn/A66Zv7k6
#京津冀协同发展八周年#【京津冀纵深协同还需做哪些“功课”？专家学者这样说】在2月26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高端论坛（2022）”上，来自中国国经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暨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使命展开深入研讨。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8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国经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认为，京津冀三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已经走出一条整体谋篇、优势互补、优化布局、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从交通路网到生态环境，从产业转型到公共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建议从三个“新”着手下一步工作：新高地，面向未来，京津冀需明确城市群定位，谋划建设政策、战略和制度新高地、开放新高地和创新新高地；新基地，主要是打造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先进农业新基地；新优势，主要是充分发挥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及一体化发展新优势，从体制机制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产业品牌建设、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新设想。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基本上完成了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退出和区域性批发市场大规模疏解任务，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指出，京津冀医药产业已形成覆盖“生物药、化药、中药、医疗器械”全产业集群，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国内其他重大战略区域相比，在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区内差距也为协同发展带来较大的挑战。京津冀三地亟需从教育资源配置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出发，进一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论坛上，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新时期的任务，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强调京津冀都市圈高质量发展，通过建立统一的都市圈划定标准体系有助于精准施策，清楚把握各个都市圈规划实施及相关评估考核；同时明确都市圈下一步重点监测领域和考评方向，严格实行都市圈发展“双控”战略，先行先试、分类指导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出台都市圈建设“负面清单”，强化都市圈核心功能圈建设，加强都市圈监测、考核等发展建设。
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张贵提出，以合理的大都市城镇体系和先进的京津、京雄、津雄产业带共建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支点”；激活创新活力，实体经济要换“芯”，以中关村为创新源头的跨京津冀科技创新链为重点，推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加码区域发展动力，打造生态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端产业共生体系，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区域集群化。
从天津市的未来发展出发，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认为，首先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义和特点进行再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本地区发展问题，也关乎我国由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其次，应更紧密地结合当前形势，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速天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步伐；最后，结合天津现状找准尽快落实功能定位的具体路径，充分利用制造业基础、口岸、区位三大红利，在经济振兴、市场化进程推进、开放窗口建设、产业链重构、区域红利释放等发挥更大作用。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兰冰则从“制造业立市”方面提出了天津市应把握的关键点：统筹把握产业规模与产业质量的关系，分层次推进就业导向型、财税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制造业；以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优化制造业技术供给；以市场化方式促进要素集聚与产业链拓展；把握人才流动规律，为制造业创新以及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其他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协调发展，专家们也分别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覃成林着重从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联动发展角度提出对策建议：制订统筹推动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联动机制和工作计划，推动南北两个国家级增长极互动融合发展；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扩大产业深度合作，加快市场协同联动；加强创新驱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多链建设、区域一体化、公共服务等方面互学互鉴。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梳理了长三角发展经验，表明当今都市圈和城市群都已成为区域战略合作以及城市合作的发展的桥头堡和先锋队，未来需打造小尺度、跨区域更精准的试验田，发挥增长极的核心作用，衔接其他区域战略。与此同时，建议创新区域合作模式，以多元化合作模式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对接与协同。
山东大学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余东华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协同联动提出对策建议，着重强调了原始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宽松的试错容错机制、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五大方面的协同。（北京日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8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国经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认为，京津冀三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已经走出一条整体谋篇、优势互补、优化布局、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从交通路网到生态环境，从产业转型到公共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建议从三个“新”着手下一步工作：新高地，面向未来，京津冀需明确城市群定位，谋划建设政策、战略和制度新高地、开放新高地和创新新高地；新基地，主要是打造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先进农业新基地；新优势，主要是充分发挥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及一体化发展新优势，从体制机制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产业品牌建设、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新设想。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基本上完成了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退出和区域性批发市场大规模疏解任务，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指出，京津冀医药产业已形成覆盖“生物药、化药、中药、医疗器械”全产业集群，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国内其他重大战略区域相比，在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区内差距也为协同发展带来较大的挑战。京津冀三地亟需从教育资源配置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出发，进一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论坛上，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新时期的任务，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强调京津冀都市圈高质量发展，通过建立统一的都市圈划定标准体系有助于精准施策，清楚把握各个都市圈规划实施及相关评估考核；同时明确都市圈下一步重点监测领域和考评方向，严格实行都市圈发展“双控”战略，先行先试、分类指导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出台都市圈建设“负面清单”，强化都市圈核心功能圈建设，加强都市圈监测、考核等发展建设。
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张贵提出，以合理的大都市城镇体系和先进的京津、京雄、津雄产业带共建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支点”；激活创新活力，实体经济要换“芯”，以中关村为创新源头的跨京津冀科技创新链为重点，推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加码区域发展动力，打造生态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端产业共生体系，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区域集群化。
从天津市的未来发展出发，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认为，首先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义和特点进行再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本地区发展问题，也关乎我国由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其次，应更紧密地结合当前形势，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速天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步伐；最后，结合天津现状找准尽快落实功能定位的具体路径，充分利用制造业基础、口岸、区位三大红利，在经济振兴、市场化进程推进、开放窗口建设、产业链重构、区域红利释放等发挥更大作用。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兰冰则从“制造业立市”方面提出了天津市应把握的关键点：统筹把握产业规模与产业质量的关系，分层次推进就业导向型、财税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制造业；以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优化制造业技术供给；以市场化方式促进要素集聚与产业链拓展；把握人才流动规律，为制造业创新以及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其他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协调发展，专家们也分别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覃成林着重从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联动发展角度提出对策建议：制订统筹推动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联动机制和工作计划，推动南北两个国家级增长极互动融合发展；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扩大产业深度合作，加快市场协同联动；加强创新驱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多链建设、区域一体化、公共服务等方面互学互鉴。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梳理了长三角发展经验，表明当今都市圈和城市群都已成为区域战略合作以及城市合作的发展的桥头堡和先锋队，未来需打造小尺度、跨区域更精准的试验田，发挥增长极的核心作用，衔接其他区域战略。与此同时，建议创新区域合作模式，以多元化合作模式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对接与协同。
山东大学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余东华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协同联动提出对策建议，着重强调了原始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宽松的试错容错机制、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五大方面的协同。（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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