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63）
《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序
国际烹饪大师甄文达
饮食之道，体现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饮食文化遗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它的源远流长，回望这浩荡的文化源流，可以领悟到中华文明雄厚根基之所在。
探讨整理我国饮食文化的宝贵遗产，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时代前进的要求。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有这样一位饮食服务业的专家，穷20余年之功力，矢志不移，孜孜不倦，为弘扬中华饮食文化、推动中国餐饮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就是《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主编，我的好朋友关伟雄先生。
读《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人们不但能够尽情地领略1万年的华夏文明，还可以见证中华民族77万年的烹饪历程，探索1800万年的自然酿饮之源，追寻4500万年的人类
足迹……
《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中有1500多幅珍贵图片和翔实的文字说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而独到的专业理论，再现了人类进化、烹饪演进、饮食文化发展的简明过程。图书视角独特，以炊具的更新和演进为分期依据，将中华饮食文化的历史进程形象地
概括为八个阶段——
第1个阶段：从距今约4500万年前山西“世纪署猿”的出现到77万年前“北京人”学会用火熟食为“烹前时期”。如：17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或115万年前陕西蓝田人，他们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过着未开化的“茹毛饮血，生吞活嚼”之饮食生活，完全不识“熟”滋味。
第2个阶段：中国烹饪诞生的时间约公元前77万年至公元前3万年为“无炊具烹时期”。如：北京周口店猿人洞遗址，发现人类用火遗迹，中国考古学家据此做出“北京人”发明用火熟食论断，证明这里就是中国烹饪发源地，距今约77万年的历史。以前教科书上老写“北京人”生活约50万年前，2009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冠军等人采用最新考古方法“铝铍埋藏测年法”重新测定了“北京人”遗址和用火遗迹，认为这些远古人类生活在77万年前。烹饪诞生的伟大意义就是人类从此与动物划清界线走向文明。
第3个阶段：历史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万年—公元前1万年）为“石烹时期”。如：山顶洞人发现烤肉时，小块原料偶然落在石头上面，肉很快成熟，又不会烤糊，于是利用石块烹制食物，从而诞生石烹。
第4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2600年）则为“陶烹时期”。如：1962年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出土中国最早的陶器，随后在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烹饪进入“陶烹时期”。
第5个阶段：青铜食器得到广泛应用的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475年为“铜烹时期”。如：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青铜器, 随着青铜炊具、食具逐渐出现，中国烹饪进入“铜烹时期”。
第6个阶段：根据河北平山县出土战国时期的铁釜后，铁制炊具逐渐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的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911年为“铁烹时期”。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到清朝有两千多年，所以又分为：战秦汉魏晋南北朝为铁烹早期，隋唐宋为铁烹中期，元明清为铁烹近期。
第7个阶段：公元1911年至2006年，随着电器炊具的逐渐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为“电器烹时期”。
第8个阶段：公元2006年,国外出现分子烹饪 并被国内餐厅引进制作，中国烹饪开始进入“分子烹时期”。
这一崭新的提法在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史上可谓独树一帜，首开先河，使读者对中华饮食文化有了更为系统而明晰的理解。
关伟雄为编著《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一书进行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他一头扎进77万年中华饮食文明的海洋里，查阅图书、收集资料、寻访专家、考察全国各地省市级博物馆、古迹遗址……20多年里，没有谁能统计出关伟雄啃过多少本晦涩难懂的饮食典籍，做过多少万字的读书笔记，没有人会知道他在考证饮食文化遗址的漫漫旅程中洒下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艰辛的付出必然会获得相应的回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考证，反复修改，关伟雄终于编著成稿《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这本书不仅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饮食文化情节，而且为弘扬中华饮食文化提出了具有创见性的诠释。特别是在饮食文化的研究理论上，他不仅系统、全面、深入地将中国饮食文化进行了归纳、整理，而且独辟蹊径，结出了丰硕的新的理论成果，具有宝贵的原创性。
我深信《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必将受到大众的欢迎与喜爱，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是华夏儿女的骄傲，让我们共同期待它的早日出版。我坚信：“甄能煮、你也能煮”，成功无它，用心而已！
《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序
国际烹饪大师甄文达
饮食之道，体现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饮食文化遗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它的源远流长，回望这浩荡的文化源流，可以领悟到中华文明雄厚根基之所在。
探讨整理我国饮食文化的宝贵遗产，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时代前进的要求。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有这样一位饮食服务业的专家，穷20余年之功力，矢志不移，孜孜不倦，为弘扬中华饮食文化、推动中国餐饮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就是《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主编，我的好朋友关伟雄先生。
读《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人们不但能够尽情地领略1万年的华夏文明，还可以见证中华民族77万年的烹饪历程，探索1800万年的自然酿饮之源，追寻4500万年的人类
足迹……
《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中有1500多幅珍贵图片和翔实的文字说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而独到的专业理论，再现了人类进化、烹饪演进、饮食文化发展的简明过程。图书视角独特，以炊具的更新和演进为分期依据，将中华饮食文化的历史进程形象地
概括为八个阶段——
第1个阶段：从距今约4500万年前山西“世纪署猿”的出现到77万年前“北京人”学会用火熟食为“烹前时期”。如：17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或115万年前陕西蓝田人，他们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过着未开化的“茹毛饮血，生吞活嚼”之饮食生活，完全不识“熟”滋味。
第2个阶段：中国烹饪诞生的时间约公元前77万年至公元前3万年为“无炊具烹时期”。如：北京周口店猿人洞遗址，发现人类用火遗迹，中国考古学家据此做出“北京人”发明用火熟食论断，证明这里就是中国烹饪发源地，距今约77万年的历史。以前教科书上老写“北京人”生活约50万年前，2009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冠军等人采用最新考古方法“铝铍埋藏测年法”重新测定了“北京人”遗址和用火遗迹，认为这些远古人类生活在77万年前。烹饪诞生的伟大意义就是人类从此与动物划清界线走向文明。
第3个阶段：历史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万年—公元前1万年）为“石烹时期”。如：山顶洞人发现烤肉时，小块原料偶然落在石头上面，肉很快成熟，又不会烤糊，于是利用石块烹制食物，从而诞生石烹。
第4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2600年）则为“陶烹时期”。如：1962年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出土中国最早的陶器，随后在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烹饪进入“陶烹时期”。
第5个阶段：青铜食器得到广泛应用的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475年为“铜烹时期”。如：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青铜器, 随着青铜炊具、食具逐渐出现，中国烹饪进入“铜烹时期”。
第6个阶段：根据河北平山县出土战国时期的铁釜后，铁制炊具逐渐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的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911年为“铁烹时期”。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到清朝有两千多年，所以又分为：战秦汉魏晋南北朝为铁烹早期，隋唐宋为铁烹中期，元明清为铁烹近期。
第7个阶段：公元1911年至2006年，随着电器炊具的逐渐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为“电器烹时期”。
第8个阶段：公元2006年,国外出现分子烹饪 并被国内餐厅引进制作，中国烹饪开始进入“分子烹时期”。
这一崭新的提法在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史上可谓独树一帜，首开先河，使读者对中华饮食文化有了更为系统而明晰的理解。
关伟雄为编著《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一书进行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他一头扎进77万年中华饮食文明的海洋里，查阅图书、收集资料、寻访专家、考察全国各地省市级博物馆、古迹遗址……20多年里，没有谁能统计出关伟雄啃过多少本晦涩难懂的饮食典籍，做过多少万字的读书笔记，没有人会知道他在考证饮食文化遗址的漫漫旅程中洒下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艰辛的付出必然会获得相应的回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考证，反复修改，关伟雄终于编著成稿《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这本书不仅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饮食文化情节，而且为弘扬中华饮食文化提出了具有创见性的诠释。特别是在饮食文化的研究理论上，他不仅系统、全面、深入地将中国饮食文化进行了归纳、整理，而且独辟蹊径，结出了丰硕的新的理论成果，具有宝贵的原创性。
我深信《图说中国77万年饮食文化史》必将受到大众的欢迎与喜爱，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是华夏儿女的骄傲，让我们共同期待它的早日出版。我坚信：“甄能煮、你也能煮”，成功无它，用心而已！
从北京到南宁这七年（之二）|经历三次小骗，对新环境有了新认知
【导引】“一个南方人与一个北方人因为生活方式、职业阅历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可能同步，面对新环境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初心、思想、人文、科普，主流认识恰当表述。本篇讲一讲经历的三次“小骗”，以及相应的总结……
经历三次小骗，对新环境有了新认知
——孙雨果
有些被骗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而有些被骗是不能谅解（自己），必须好好反思和总结，并校正自己的思考与应对方式的。
1.骗子很多，被骗只有两种
自大二利用暑假与北京、浙江、山东、四川、河南五位同学骑行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五省6000里对人生之旅有点豁然开朗开始，到后来利用工作、假期之便，开启走遍中国的不懈中，各色骗子都成为了工作、生活中的花絮——成为了我和同僚、挚友的谈资。
不管是“背景很大、来头不小，张嘴就来，满嘴跑火车”的京骗，还是“豹子一样野心，狐狸一样狡猾，老鼠一样胆怯”的苏、浙等东部地区小骗，也包括“套路很深”的东北地区与“又土又赖”中部地区小骗，以及“苦练多年，却总是落伍”的西南、西北偏远地区小骗，在探讨如何对付，乃至收拾他们中，当然非常鄙视、蔑视这类人。
简单的来说，被骗分为主动被骗与被动被骗两种：主动被骗基本源自因为同情、怜悯而被骗，而施骗着都来自农耕后代人情社会的熟人——即所谓的亲、友等至近；被动被骗则源自轻信、妄想——异想天开，或称不守底线而落入陷阱。可以说，七年前，个人主动性被骗有过多次，多属于同情，“丢”出去一些钱财，而被动性受骗一次都没有。
2.三次被骗，促自己清醒！
“见识过大江大浪后，最恶心的莫过于在小河沟翻了船”，刚来广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次小骗后，让我不由得对新环境提高了警惕。
第一件是：初次租经营场所被骗。由于太想早点开始干事了，以至于匆忙之中缺乏理性判断，导致租了一个W州炒房客的房子迟迟不能按期交付——答应好的装修也是弄一大堆废品应付，却因为合同缺乏相应的惩罚细则而拿他没办法。面对这种南方式土赖，一是不想与其缠斗，也没有精力与其缠斗；二是不想再与这种人发生任何关系，看着那厮可怜巴巴的还想再诈取一些，个人坚定的告诉自己——爷不和你玩了，最后损失了5000元定金。
第二件是：弄花园草坪被骗。因为正好我回北京办事，感觉妻自己近乎没日没夜的准备开张，又感觉这应该是男人才明白的大事儿，故特别咨询、托付了当时认为的明白、靠谱，也算至近的人，但没想到，最后竟然“花肥”被诈去了将近三千元。更要命的是，因为太过阴湿，铺设的草坪根本不能用，不到半年，又全部换上了人工草坪与橡胶地垫。
第三件是：维修抽油烟机被骗。“劳心者智，劳力者疲”一个人干过多的体力活必然影响智力的发展，同样，一个靠智慧的人如果过于疲劳必然失智。本来，在正常情况下，根据我对IT、数码、家电、通信等行业的深度了解，是万万不应该去搜索排名中找“维修工”的，但当时就是没过脑子。怕对身边孩子有影响，被网上找来的维修工眼睁睁的多诈去300元。
3.被骗后的小总结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交得学费虽然不多——被骗万八千，但都发生在最炎热的季节，作为一个还没有适应气候的北方人确实郁闷了一阵子，但细想一想，问题还是出在自身，比如不够从容自如，以及两个人沟通不够，进而被骗子钻了空子。
一个南方人与一个北方人因为生活方式、职业阅历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可能同步，面对新环境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随后，两个人进一步清晰了分工——对外的一些大事儿我来，同时，遇到相关的问题，两个人先统一意见——避免被歹人钻了空子，最重要的是：强化埋头苦干意识，不然不但没有回京的可能，弄不好还会沦为笑话。
从我个人的改变来说，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必须亲力亲为，并多多探索研究，绝不轻信“过路者”不负责任的胡诌；二是，尽快推进微社群建设，尽快融入当地；三是，做好本业——不懈著文章，记录、传播思想乃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其它必须从属于此。
经过短暂的混沌，对新环境有了新的认知后。重新坚定起来，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来，并想法设法让工作、生活丰富、有趣。
欢迎关注：从北京到南宁这七年（之三）|凸出不同，才能彰显价值！
【关于】孙雨果，社会学者、专栏作家、人文记录者。迄今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各级媒体，以及海外华文媒体发表作品愈千篇。自大二与小伙伴单车6000里，完成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五省的社会调查后，坚定开启走遍中国、记录世界的不懈之旅。对于社会、财经、文化的思考、探索从未停歇……
【导引】“一个南方人与一个北方人因为生活方式、职业阅历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可能同步，面对新环境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初心、思想、人文、科普，主流认识恰当表述。本篇讲一讲经历的三次“小骗”，以及相应的总结……
经历三次小骗，对新环境有了新认知
——孙雨果
有些被骗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而有些被骗是不能谅解（自己），必须好好反思和总结，并校正自己的思考与应对方式的。
1.骗子很多，被骗只有两种
自大二利用暑假与北京、浙江、山东、四川、河南五位同学骑行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五省6000里对人生之旅有点豁然开朗开始，到后来利用工作、假期之便，开启走遍中国的不懈中，各色骗子都成为了工作、生活中的花絮——成为了我和同僚、挚友的谈资。
不管是“背景很大、来头不小，张嘴就来，满嘴跑火车”的京骗，还是“豹子一样野心，狐狸一样狡猾，老鼠一样胆怯”的苏、浙等东部地区小骗，也包括“套路很深”的东北地区与“又土又赖”中部地区小骗，以及“苦练多年，却总是落伍”的西南、西北偏远地区小骗，在探讨如何对付，乃至收拾他们中，当然非常鄙视、蔑视这类人。
简单的来说，被骗分为主动被骗与被动被骗两种：主动被骗基本源自因为同情、怜悯而被骗，而施骗着都来自农耕后代人情社会的熟人——即所谓的亲、友等至近；被动被骗则源自轻信、妄想——异想天开，或称不守底线而落入陷阱。可以说，七年前，个人主动性被骗有过多次，多属于同情，“丢”出去一些钱财，而被动性受骗一次都没有。
2.三次被骗，促自己清醒！
“见识过大江大浪后，最恶心的莫过于在小河沟翻了船”，刚来广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次小骗后，让我不由得对新环境提高了警惕。
第一件是：初次租经营场所被骗。由于太想早点开始干事了，以至于匆忙之中缺乏理性判断，导致租了一个W州炒房客的房子迟迟不能按期交付——答应好的装修也是弄一大堆废品应付，却因为合同缺乏相应的惩罚细则而拿他没办法。面对这种南方式土赖，一是不想与其缠斗，也没有精力与其缠斗；二是不想再与这种人发生任何关系，看着那厮可怜巴巴的还想再诈取一些，个人坚定的告诉自己——爷不和你玩了，最后损失了5000元定金。
第二件是：弄花园草坪被骗。因为正好我回北京办事，感觉妻自己近乎没日没夜的准备开张，又感觉这应该是男人才明白的大事儿，故特别咨询、托付了当时认为的明白、靠谱，也算至近的人，但没想到，最后竟然“花肥”被诈去了将近三千元。更要命的是，因为太过阴湿，铺设的草坪根本不能用，不到半年，又全部换上了人工草坪与橡胶地垫。
第三件是：维修抽油烟机被骗。“劳心者智，劳力者疲”一个人干过多的体力活必然影响智力的发展，同样，一个靠智慧的人如果过于疲劳必然失智。本来，在正常情况下，根据我对IT、数码、家电、通信等行业的深度了解，是万万不应该去搜索排名中找“维修工”的，但当时就是没过脑子。怕对身边孩子有影响，被网上找来的维修工眼睁睁的多诈去300元。
3.被骗后的小总结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交得学费虽然不多——被骗万八千，但都发生在最炎热的季节，作为一个还没有适应气候的北方人确实郁闷了一阵子，但细想一想，问题还是出在自身，比如不够从容自如，以及两个人沟通不够，进而被骗子钻了空子。
一个南方人与一个北方人因为生活方式、职业阅历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可能同步，面对新环境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随后，两个人进一步清晰了分工——对外的一些大事儿我来，同时，遇到相关的问题，两个人先统一意见——避免被歹人钻了空子，最重要的是：强化埋头苦干意识，不然不但没有回京的可能，弄不好还会沦为笑话。
从我个人的改变来说，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必须亲力亲为，并多多探索研究，绝不轻信“过路者”不负责任的胡诌；二是，尽快推进微社群建设，尽快融入当地；三是，做好本业——不懈著文章，记录、传播思想乃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其它必须从属于此。
经过短暂的混沌，对新环境有了新的认知后。重新坚定起来，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来，并想法设法让工作、生活丰富、有趣。
欢迎关注：从北京到南宁这七年（之三）|凸出不同，才能彰显价值！
【关于】孙雨果，社会学者、专栏作家、人文记录者。迄今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各级媒体，以及海外华文媒体发表作品愈千篇。自大二与小伙伴单车6000里，完成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五省的社会调查后，坚定开启走遍中国、记录世界的不懈之旅。对于社会、财经、文化的思考、探索从未停歇……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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