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历史那些事[超话]#1921年，北京千佛寺的“贫儿院”，闯进一个叫郝瓦徳的美国医生。他将孤儿们召集起来说：“我给大家看看，谁有病，带去大医院治疗！”孩子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竟被带去做病毒试验！
孩子们年幼，只能任由他们挑。最后挑选了4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名叫恩宝善，年仅10岁。
恩宝善被带到医院的第二天，郝瓦德就领着穿大褂的人走进病房。他们嘀哩嘟噜讲了一半天话后，就拉着恩宝善的胳膊，猛一下将针扎了下去，疼得小宝善直咧嘴。
不一会儿，针筒里灌满了鲜血。原来，他们是在抽他的血！抽完血后，他们又用手翻开宝善的眼皮，用棉签在他眼睛里拨弄。
郝瓦德接种到恩宝眼里去的是沙眼病毒。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磺胺，所以，沙眼是很难根治的病。为了进行试验，郝瓦德用孤儿来作牺牲品。
恩宝善本来没有沙眼，接种了病毒后，没几天，就得了急性沙眼，两眼肿得像烂桃似的，眼球上布满了滤泡，疼痛难忍。而原本乌黑的眼珠，此时变得浑浊不清，什么东西都看不清。
一阵子过去后，恩宝善的眼“病”好些了，谁知，郝瓦德又来翻他的眼皮。宝善已吃过苦头，这次他哭着不让他们动手。
然而，两个残暴的美国“大夫”，将宝善死死按住，一个压腿，一个扳住胳膊，年幼的宝善，只能任由这些美帝刽子手，又一次翻开他的眼皮，接种上沙眼病毒。
很快，宝善的眼睛就肿了，而且比上一次肿得更厉害，痛得更加揪心，且还伴随着高烧。此后，这些刽子手在宝善的眼皮，多次反复接种沙眼病毒。每试验一次，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要受一次非人的折磨。
在宝善反复被折磨时，这些刽子手不断的作记录，只为他的学术论文积累材料。直到宝善的眼晴，再也没有了试验价值，才将他丢弃。然后，接着找下一个牺牲品。
1922年11月30日，不到一岁的婴儿张琪玖，不小心被一粒花生米卡住了气管。母亲带着孩子到医院抢救。按常规，医生只需用钳子将花生米取出来，孩子的呼吸就会恢复正常。
可是，耳鼻喉科美帝“医生”斯莱克，为了用这个孩子的肺作标本，他故意用橡皮管将卡在气管的花生米，捅到了支气管的分枝处，使孩子窒息而死。
当时，在场的中国大夫见状，建议把孩子翻过来抢救，可斯莱克不允许。年幼的张琪玖，就这样死在了美帝医生手里。
1940年至1941年，有两个美帝医生，一个名叫梅伦纳，另一个名叫兰杜亚。这两个人为了“研究”斑疹伤寒和回归热，便和当时的反动政府勾结，找来大量教养院的孤儿作试验。
斑疹伤寒和回归热，都是可以通过虱子传染的疾病。刽子手们就把虱子放在特制的盒子里，然后将盒子绑在这些可怜的孤儿身上作试验。
孩子们被叮得又痒又疼，全都忍不住地哭喊起来。梅伦纳和兰杜亚，却不准他们把盒子拿下来，并且威胁孩子们说：“谁都不许乱动，谁拿下来，我马上就会知道。”
就这样，连续好几天，孩子们被折磨的吃不下睡不着。而可恶的刽子手梅伦纳和兰杜亚，却满怀期待地观察虱子，以及病情变化。
美帝“医生”为什么要对可怜的孤儿们下手呢，只因为孩子们无父无母，可以任由他们宰割，就这样，不计其数的孩子，成了帝国医生用来做实验的牺牲品。
更为残暴的是，为了从病人身上取得标本，这些美帝刽子手，常常利用看病的机会，蓄意谋杀中国人。
当时，山东有个名叫赵竹君小学老师，有一次得了肺炎，去医院去看诊。美帝“医生”杜儒德在为赵竹君检查身体时，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大，于是动了杀人的念头。
杜儒德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对赵竹君说：“你这病得住院治疗，费用我可以给你免。”赵竹君以为遇到了好人，于是安心地在医院住了下来。
起初，杜儒德装模作样地给赵竹君开了些药，5天后，他停掉了药和护理，想办法让赵竹君死掉。之后，杜儒德将赵竹君的的心脏取出来，浸入玻璃瓶里，留作标本。
还有一个孕妇，因为孕期身体缺钙，得了软骨病，原本来只需开一些钙片就可以。可是美帝“医生”，为了得到软骨病人的骨骼标本，故意在孕妇食物中减少钙含量。
这个可怜的孕妇，最终死了。美帝“医生”立刻解剖了她的尸体，取出了他们想要的骨骼标本。
在当时，美帝“医生”杀害中国人，已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们的“入院规则”上写着：病人住院治疗，附有条件，即必须愿被合理地作教学目的。病人必须愿受一切检验。”
在这些美帝分子眼中，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美国，他们做医学试验，用的是在青蛙、老鼠等动物。可到了中国，他们丧心病狂用人来试验。
美帝医生窦威廉，曾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的就是他们利用当时中国饥荒，“雇佣”了20000中国穷苦百姓做试验的情况。他在文中说道：“我们用老鼠做试验，都没有那么多。”
美帝分子建立的医院，打着“慈善”的名义，暗地里却干着惨无人道的罪行，使无数中国人被残害。它们的罪行令人发指！
如今的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她早已站在世界前列。可美帝犯下的罪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资料来源：《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
#创作力计划#
孩子们年幼，只能任由他们挑。最后挑选了4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名叫恩宝善，年仅10岁。
恩宝善被带到医院的第二天，郝瓦德就领着穿大褂的人走进病房。他们嘀哩嘟噜讲了一半天话后，就拉着恩宝善的胳膊，猛一下将针扎了下去，疼得小宝善直咧嘴。
不一会儿，针筒里灌满了鲜血。原来，他们是在抽他的血！抽完血后，他们又用手翻开宝善的眼皮，用棉签在他眼睛里拨弄。
郝瓦德接种到恩宝眼里去的是沙眼病毒。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磺胺，所以，沙眼是很难根治的病。为了进行试验，郝瓦德用孤儿来作牺牲品。
恩宝善本来没有沙眼，接种了病毒后，没几天，就得了急性沙眼，两眼肿得像烂桃似的，眼球上布满了滤泡，疼痛难忍。而原本乌黑的眼珠，此时变得浑浊不清，什么东西都看不清。
一阵子过去后，恩宝善的眼“病”好些了，谁知，郝瓦德又来翻他的眼皮。宝善已吃过苦头，这次他哭着不让他们动手。
然而，两个残暴的美国“大夫”，将宝善死死按住，一个压腿，一个扳住胳膊，年幼的宝善，只能任由这些美帝刽子手，又一次翻开他的眼皮，接种上沙眼病毒。
很快，宝善的眼睛就肿了，而且比上一次肿得更厉害，痛得更加揪心，且还伴随着高烧。此后，这些刽子手在宝善的眼皮，多次反复接种沙眼病毒。每试验一次，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要受一次非人的折磨。
在宝善反复被折磨时，这些刽子手不断的作记录，只为他的学术论文积累材料。直到宝善的眼晴，再也没有了试验价值，才将他丢弃。然后，接着找下一个牺牲品。
1922年11月30日，不到一岁的婴儿张琪玖，不小心被一粒花生米卡住了气管。母亲带着孩子到医院抢救。按常规，医生只需用钳子将花生米取出来，孩子的呼吸就会恢复正常。
可是，耳鼻喉科美帝“医生”斯莱克，为了用这个孩子的肺作标本，他故意用橡皮管将卡在气管的花生米，捅到了支气管的分枝处，使孩子窒息而死。
当时，在场的中国大夫见状，建议把孩子翻过来抢救，可斯莱克不允许。年幼的张琪玖，就这样死在了美帝医生手里。
1940年至1941年，有两个美帝医生，一个名叫梅伦纳，另一个名叫兰杜亚。这两个人为了“研究”斑疹伤寒和回归热，便和当时的反动政府勾结，找来大量教养院的孤儿作试验。
斑疹伤寒和回归热，都是可以通过虱子传染的疾病。刽子手们就把虱子放在特制的盒子里，然后将盒子绑在这些可怜的孤儿身上作试验。
孩子们被叮得又痒又疼，全都忍不住地哭喊起来。梅伦纳和兰杜亚，却不准他们把盒子拿下来，并且威胁孩子们说：“谁都不许乱动，谁拿下来，我马上就会知道。”
就这样，连续好几天，孩子们被折磨的吃不下睡不着。而可恶的刽子手梅伦纳和兰杜亚，却满怀期待地观察虱子，以及病情变化。
美帝“医生”为什么要对可怜的孤儿们下手呢，只因为孩子们无父无母，可以任由他们宰割，就这样，不计其数的孩子，成了帝国医生用来做实验的牺牲品。
更为残暴的是，为了从病人身上取得标本，这些美帝刽子手，常常利用看病的机会，蓄意谋杀中国人。
当时，山东有个名叫赵竹君小学老师，有一次得了肺炎，去医院去看诊。美帝“医生”杜儒德在为赵竹君检查身体时，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大，于是动了杀人的念头。
杜儒德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对赵竹君说：“你这病得住院治疗，费用我可以给你免。”赵竹君以为遇到了好人，于是安心地在医院住了下来。
起初，杜儒德装模作样地给赵竹君开了些药，5天后，他停掉了药和护理，想办法让赵竹君死掉。之后，杜儒德将赵竹君的的心脏取出来，浸入玻璃瓶里，留作标本。
还有一个孕妇，因为孕期身体缺钙，得了软骨病，原本来只需开一些钙片就可以。可是美帝“医生”，为了得到软骨病人的骨骼标本，故意在孕妇食物中减少钙含量。
这个可怜的孕妇，最终死了。美帝“医生”立刻解剖了她的尸体，取出了他们想要的骨骼标本。
在当时，美帝“医生”杀害中国人，已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们的“入院规则”上写着：病人住院治疗，附有条件，即必须愿被合理地作教学目的。病人必须愿受一切检验。”
在这些美帝分子眼中，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美国，他们做医学试验，用的是在青蛙、老鼠等动物。可到了中国，他们丧心病狂用人来试验。
美帝医生窦威廉，曾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的就是他们利用当时中国饥荒，“雇佣”了20000中国穷苦百姓做试验的情况。他在文中说道：“我们用老鼠做试验，都没有那么多。”
美帝分子建立的医院，打着“慈善”的名义，暗地里却干着惨无人道的罪行，使无数中国人被残害。它们的罪行令人发指！
如今的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她早已站在世界前列。可美帝犯下的罪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资料来源：《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
#创作力计划#
1921年，北京千佛寺的“贫儿院”，闯进一个叫郝瓦徳的美国医生。他将孤儿们召集起来说：“我给大家看看，谁有病，带去大医院治疗！”孩子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竟被带去做病毒试验！
孩子们年幼，只能任由他们挑。最后挑选了4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名叫恩宝善，年仅10岁。
恩宝善被带到医院的第二天，郝瓦德就领着穿大褂的人走进病房。他们嘀哩嘟噜讲了一半天话后，就拉着恩宝善的胳膊，猛一下将针扎了下去，疼得小宝善直咧嘴。
不一会儿，针筒里灌满了鲜血。原来，他们是在抽他的血！抽完血后，他们又用手翻开宝善的眼皮，用棉签在他眼睛里拨弄。
郝瓦德接种到恩宝眼里去的是沙眼病毒。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磺胺，所以，沙眼是很难根治的病。为了进行试验，郝瓦德用孤儿来作牺牲品。
恩宝善本来没有沙眼，接种了病毒后，没几天，就得了急性沙眼，两眼肿得像烂桃似的，眼球上布满了滤泡，疼痛难忍。而原本乌黑的眼珠，此时变得浑浊不清，什么东西都看不清。
一阵子过去后，恩宝善的眼“病”好些了，谁知，郝瓦德又来翻他的眼皮。宝善已吃过苦头，这次他哭着不让他们动手。
然而，两个残暴的美国“大夫”，将宝善死死按住，一个压腿，一个扳住胳膊，年幼的宝善，只能任由这些美帝刽子手，又一次翻开他的眼皮，接种上沙眼病毒。
很快，宝善的眼睛就肿了，而且比上一次肿得更厉害，痛得更加揪心，且还伴随着高烧。此后，这些刽子手在宝善的眼皮，多次反复接种沙眼病毒。每试验一次，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要受一次非人的折磨。
在宝善反复被折磨时，这些刽子手不断的作记录，只为他的学术论文积累材料。直到宝善的眼晴，再也没有了试验价值，才将他丢弃。然后，接着找下一个牺牲品。
1922年11月30日，不到一岁的婴儿张琪玖，不小心被一粒花生米卡住了气管。母亲带着孩子到医院抢救。按常规，医生只需用钳子将花生米取出来，孩子的呼吸就会恢复正常。
可是，耳鼻喉科美帝“医生”斯莱克，为了用这个孩子的肺作标本，他故意用橡皮管将卡在气管的花生米，捅到了支气管的分枝处，使孩子窒息而死。
当时，在场的中国大夫见状，建议把孩子翻过来抢救，可斯莱克不允许。年幼的张琪玖，就这样死在了美帝医生手里。
1940年至1941年，有两个美帝医生，一个名叫梅伦纳，另一个名叫兰杜亚。这两个人为了“研究”斑疹伤寒和回归热，便和当时的反动政府勾结，找来大量教养院的孤儿作试验。
斑疹伤寒和回归热，都是可以通过虱子传染的疾病。刽子手们就把虱子放在特制的盒子里，然后将盒子绑在这些可怜的孤儿身上作试验。
孩子们被叮得又痒又疼，全都忍不住地哭喊起来。梅伦纳和兰杜亚，却不准他们把盒子拿下来，并且威胁孩子们说：“谁都不许乱动，谁拿下来，我马上就会知道。”
就这样，连续好几天，孩子们被折磨的吃不下睡不着。而可恶的刽子手梅伦纳和兰杜亚，却满怀期待地观察虱子，以及病情变化。
美帝“医生”为什么要对可怜的孤儿们下手呢，只因为孩子们无父无母，可以任由他们宰割，就这样，不计其数的孩子，成了帝国医生用来做实验的牺牲品。
更为残暴的是，为了从病人身上取得标本，这些美帝刽子手，常常利用看病的机会，蓄意谋杀中国人。
当时，山东有个名叫赵竹君小学老师，有一次得了肺炎，去医院去看诊。美帝“医生”杜儒德在为赵竹君检查身体时，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大，于是动了杀人的念头。
杜儒德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对赵竹君说：“你这病得住院治疗，费用我可以给你免。”赵竹君以为遇到了好人，于是安心地在医院住了下来。
起初，杜儒德装模作样地给赵竹君开了些药，5天后，他停掉了药和护理，想办法让赵竹君死掉。之后，杜儒德将赵竹君的的心脏取出来，浸入玻璃瓶里，留作标本。
还有一个孕妇，因为孕期身体缺钙，得了软骨病，原本来只需开一些钙片就可以。可是美帝“医生”，为了得到软骨病人的骨骼标本，故意在孕妇食物中减少钙含量。
这个可怜的孕妇，最终死了。美帝“医生”立刻解剖了她的尸体，取出了他们想要的骨骼标本。
在当时，美帝“医生”杀害中国人，已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们的“入院规则”上写着：病人住院治疗，附有条件，即必须愿被合理地作教学目的。病人必须愿受一切检验。”
在这些美帝分子眼中，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美国，他们做医学试验，用的是在青蛙、老鼠等动物。可到了中国，他们丧心病狂用人来试验。
美帝医生窦威廉，曾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的就是他们利用当时中国饥荒，“雇佣”了20000中国穷苦百姓做试验的情况。他在文中说道：“我们用老鼠做试验，都没有那么多。”
美帝分子建立的医院，打着“慈善”的名义，暗地里却干着惨无人道的罪行，使无数中国人被残害。它们的罪行令人发指！
如今的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她早已站在世界前列。可美帝犯下的罪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资料来源：《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
孩子们年幼，只能任由他们挑。最后挑选了4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名叫恩宝善，年仅10岁。
恩宝善被带到医院的第二天，郝瓦德就领着穿大褂的人走进病房。他们嘀哩嘟噜讲了一半天话后，就拉着恩宝善的胳膊，猛一下将针扎了下去，疼得小宝善直咧嘴。
不一会儿，针筒里灌满了鲜血。原来，他们是在抽他的血！抽完血后，他们又用手翻开宝善的眼皮，用棉签在他眼睛里拨弄。
郝瓦德接种到恩宝眼里去的是沙眼病毒。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磺胺，所以，沙眼是很难根治的病。为了进行试验，郝瓦德用孤儿来作牺牲品。
恩宝善本来没有沙眼，接种了病毒后，没几天，就得了急性沙眼，两眼肿得像烂桃似的，眼球上布满了滤泡，疼痛难忍。而原本乌黑的眼珠，此时变得浑浊不清，什么东西都看不清。
一阵子过去后，恩宝善的眼“病”好些了，谁知，郝瓦德又来翻他的眼皮。宝善已吃过苦头，这次他哭着不让他们动手。
然而，两个残暴的美国“大夫”，将宝善死死按住，一个压腿，一个扳住胳膊，年幼的宝善，只能任由这些美帝刽子手，又一次翻开他的眼皮，接种上沙眼病毒。
很快，宝善的眼睛就肿了，而且比上一次肿得更厉害，痛得更加揪心，且还伴随着高烧。此后，这些刽子手在宝善的眼皮，多次反复接种沙眼病毒。每试验一次，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要受一次非人的折磨。
在宝善反复被折磨时，这些刽子手不断的作记录，只为他的学术论文积累材料。直到宝善的眼晴，再也没有了试验价值，才将他丢弃。然后，接着找下一个牺牲品。
1922年11月30日，不到一岁的婴儿张琪玖，不小心被一粒花生米卡住了气管。母亲带着孩子到医院抢救。按常规，医生只需用钳子将花生米取出来，孩子的呼吸就会恢复正常。
可是，耳鼻喉科美帝“医生”斯莱克，为了用这个孩子的肺作标本，他故意用橡皮管将卡在气管的花生米，捅到了支气管的分枝处，使孩子窒息而死。
当时，在场的中国大夫见状，建议把孩子翻过来抢救，可斯莱克不允许。年幼的张琪玖，就这样死在了美帝医生手里。
1940年至1941年，有两个美帝医生，一个名叫梅伦纳，另一个名叫兰杜亚。这两个人为了“研究”斑疹伤寒和回归热，便和当时的反动政府勾结，找来大量教养院的孤儿作试验。
斑疹伤寒和回归热，都是可以通过虱子传染的疾病。刽子手们就把虱子放在特制的盒子里，然后将盒子绑在这些可怜的孤儿身上作试验。
孩子们被叮得又痒又疼，全都忍不住地哭喊起来。梅伦纳和兰杜亚，却不准他们把盒子拿下来，并且威胁孩子们说：“谁都不许乱动，谁拿下来，我马上就会知道。”
就这样，连续好几天，孩子们被折磨的吃不下睡不着。而可恶的刽子手梅伦纳和兰杜亚，却满怀期待地观察虱子，以及病情变化。
美帝“医生”为什么要对可怜的孤儿们下手呢，只因为孩子们无父无母，可以任由他们宰割，就这样，不计其数的孩子，成了帝国医生用来做实验的牺牲品。
更为残暴的是，为了从病人身上取得标本，这些美帝刽子手，常常利用看病的机会，蓄意谋杀中国人。
当时，山东有个名叫赵竹君小学老师，有一次得了肺炎，去医院去看诊。美帝“医生”杜儒德在为赵竹君检查身体时，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大，于是动了杀人的念头。
杜儒德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对赵竹君说：“你这病得住院治疗，费用我可以给你免。”赵竹君以为遇到了好人，于是安心地在医院住了下来。
起初，杜儒德装模作样地给赵竹君开了些药，5天后，他停掉了药和护理，想办法让赵竹君死掉。之后，杜儒德将赵竹君的的心脏取出来，浸入玻璃瓶里，留作标本。
还有一个孕妇，因为孕期身体缺钙，得了软骨病，原本来只需开一些钙片就可以。可是美帝“医生”，为了得到软骨病人的骨骼标本，故意在孕妇食物中减少钙含量。
这个可怜的孕妇，最终死了。美帝“医生”立刻解剖了她的尸体，取出了他们想要的骨骼标本。
在当时，美帝“医生”杀害中国人，已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们的“入院规则”上写着：病人住院治疗，附有条件，即必须愿被合理地作教学目的。病人必须愿受一切检验。”
在这些美帝分子眼中，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美国，他们做医学试验，用的是在青蛙、老鼠等动物。可到了中国，他们丧心病狂用人来试验。
美帝医生窦威廉，曾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的就是他们利用当时中国饥荒，“雇佣”了20000中国穷苦百姓做试验的情况。他在文中说道：“我们用老鼠做试验，都没有那么多。”
美帝分子建立的医院，打着“慈善”的名义，暗地里却干着惨无人道的罪行，使无数中国人被残害。它们的罪行令人发指！
如今的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她早已站在世界前列。可美帝犯下的罪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资料来源：《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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