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复试前的一周，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提交复试材料那天，学校规定要写一篇1500字内研究计划同复试材料提交上去，当晚整整赶了一夜，中间睡了三个小时，梦里还是在抗战时期到处被人追着跑，醒来还是很累。
拖着超负荷运转的身体在房间里呆了一周，这一周内从没下过楼，连院子都没去过。饭是爸妈帮我拿到房间里，每半天三包黑咖啡。其实这些都没什么，毕竟初试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犹记得初试逢上了郑州720暴雨，随即又爆发了疫情，我自己在宿舍隔离了一个月，食堂每天只开半小时，错过了就没法吃，外卖也送不进来。
复试更多的是精神压力，紧紧的绷着那根弦，害怕排名末位的我被刷，每天不断的崩溃自愈崩溃自愈，压力大的时候阅读支架和小书桌也被我摔的粉碎。
还好，现在再回头看时，已经穿过了风暴。
提交复试材料那天，学校规定要写一篇1500字内研究计划同复试材料提交上去，当晚整整赶了一夜，中间睡了三个小时，梦里还是在抗战时期到处被人追着跑，醒来还是很累。
拖着超负荷运转的身体在房间里呆了一周，这一周内从没下过楼，连院子都没去过。饭是爸妈帮我拿到房间里，每半天三包黑咖啡。其实这些都没什么，毕竟初试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犹记得初试逢上了郑州720暴雨，随即又爆发了疫情，我自己在宿舍隔离了一个月，食堂每天只开半小时，错过了就没法吃，外卖也送不进来。
复试更多的是精神压力，紧紧的绷着那根弦，害怕排名末位的我被刷，每天不断的崩溃自愈崩溃自愈，压力大的时候阅读支架和小书桌也被我摔的粉碎。
还好，现在再回头看时，已经穿过了风暴。
《我的越秀山故事》征文连载（39）| “五层楼”撤兵 开博物馆
文/图 胡荣华
1913年，越秀山曾被军阀龙济光划为军事重地，禁止市民入内。
一、越秀山曾堡垒林立重兵把守
1929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筹备不足半年的广州市立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广州民国日报》等广州本地媒体对此事开展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就连远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也及时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称这家建在名胜古迹上的博物馆“始克告成，已于元旦开幕，任人游览”，向生活在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人们传递这一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在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年出生的广西人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咨府军官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领导的第四军，因在北伐中的卓著表现，被赞为“铁军”名满天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同时，李济深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曾有“天风佛我若为容，立马名山第一峰，回望竹深沉碧海，却疑松古化苍龙”的佳句流传。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掀起了一场以纪念孙中山、构筑革命文化、发扬南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设施建设热。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选址于风景名胜云集的越秀山南麓，开始依次推进。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率部进入广州后，向据守在越秀的讨袁军进攻，讨袁军不支，撤离广州。随后，越秀山也被龙划为军事重地，建筑堡垒加派重兵把守，禁止民众游览。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也因日久失修，渐趋圯塌。
对此，1928年应李济深之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近代著名报人黄觉，在《重修镇海楼记》中说：
“辛亥以还，龙济光据粤，于楼之西南筑镇武楼，置炮石火药，布逻骑，禁樵采，而楼逐荒。其后八九年兵火不绝，争城者必争山，楼乃没为马槽军灶矣。”
这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及其周边古迹继明朝中期被火焚毁、清顺治平藩之乱后的第三次历史浩劫。
二、用英国水泥加固五层楼
李济深主政广东后，应当地士绅和民众要求，先是撤去越秀山上的驻兵，在越秀山上筹建了孙总理纪念园，1926年12月，在纪念园基础上经向市民和华侨筹款扩建而成的越秀公园（时称中山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接着提议在山麓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所在地建筑中山纪念堂、在山顶建筑中山纪念碑，在山岭建筑纪念辛亥革命将领邓仲元的仲元图书馆。
在规划这批广州早期文化设施的过程中，李济深吸纳了时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和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修复镇海楼、在楼上建立广州博物馆的建议。
林云陔是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到美国留过学，1920年后，一度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在民初政治家中，他以品行和实干著称。1927年5月20日，林云陔第二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实际兵权，以“不多言”且勤勉实干的为政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州的市政建设上，任上草拟了《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镇海楼历经兵荒马乱之后的破败，引发了林云陔保护、修复名胜古迹的责任感。1928年，他向李济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了修复镇海楼的议案。对此，黄觉也证实“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叹斯楼倾圮，建议修复……请于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获得通过。
陆幼刚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毕业生。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任上的陆幼刚草拟了筹设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提议，其中称：
“广州为我国岭南文化中枢，际兹训政伊始，举凡启发民智之事业，自宜尽量建设，次第举行……且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之所。现拟在本市设立完备之博物院一所，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等美术陈列。院内任人观览，附以注释，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兴趣。”
意思是，为开启民智，各国大都市均建设宏伟的博物馆。作为政府新政的重要举措，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也相继开办公立博物馆，供市民观摩文化，而当时的广州尚没有一座体现岭南地区地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陆幼刚的提议放眼全球，阐明了在广州建设一座博物馆的必要性，同时勾画了博物馆展陈的内容，明确了博物馆创办的初衷。
经李济深和林云陔首可，经广州市工务局和教育局共同筹划，博物馆定址越秀山镇海楼。被誉为“五岭以南第一楼”和“岭南第一胜概”的镇海楼，又名“五层楼”，是广州著名古建筑，为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为修缮广州城，在北城垣拓展至越秀山的最高处建造。该楼在清代以“镇海层楼”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色尽收眼底。数百年来，文人墨客在此赞叹抒怀者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
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建筑设计理念。外面依照旧式建筑样式用英国水泥加固，里面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一番。为让博物馆有耳目一新之感，广州市政当局还在镇海楼原建筑基础上，在外围兴建花园一座。工程拨款“四万有奇”，1928年5月5日开工，12月底完工。《重修镇海楼记》这样对比了镇海楼修复前后的面貌：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三、为充实藏品市民踊跃捐献
1928年11月21日，李济深辞去广东省主席兼职一事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但广州市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依旧，12月，广州市立博物院常务委员和美术部主任、著名书画家丁衍庸，被派赴上海征集名家作品。丁衍庸凭借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威望争取到支持、满载而归，于右任、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徐悲鸿、张聿光、高剑父、朱应鹏、黄宾虹、程瑶笙、吴仲熊、江小鹣等著名书画家的多幅作品被征集进馆。
1929年2月11日，经广州市政当局几经筹备，由镇海楼改建而成的广州市立博物馆开馆纳客，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的馆联，是林云陔致信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所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是李济深和林云陔共同的老朋友。
据《北洋画报》报道，新开张的广州博物馆“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开馆后，各机构和海内外民众不断为博物馆充实藏品。4月25日，市民彭炳均向博物馆捐献了奇异鱼虾介壳等海产品。该月月底，市民林崇志捐献了从海南岛带回的罕见鸟类标本多种。以至于1929年年底，博物馆开馆临近一年之际，《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市博物馆成立以来，各名人硕彦，多有赠送品物，留院纪念，以资观感”。
1933年，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上举办了广州市的第一次展览会，设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个馆，镇海楼为市政陈列馆馆址。
文/图 胡荣华
1913年，越秀山曾被军阀龙济光划为军事重地，禁止市民入内。
一、越秀山曾堡垒林立重兵把守
1929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筹备不足半年的广州市立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广州民国日报》等广州本地媒体对此事开展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就连远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也及时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称这家建在名胜古迹上的博物馆“始克告成，已于元旦开幕，任人游览”，向生活在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人们传递这一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在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年出生的广西人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咨府军官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领导的第四军，因在北伐中的卓著表现，被赞为“铁军”名满天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同时，李济深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曾有“天风佛我若为容，立马名山第一峰，回望竹深沉碧海，却疑松古化苍龙”的佳句流传。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掀起了一场以纪念孙中山、构筑革命文化、发扬南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设施建设热。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选址于风景名胜云集的越秀山南麓，开始依次推进。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率部进入广州后，向据守在越秀的讨袁军进攻，讨袁军不支，撤离广州。随后，越秀山也被龙划为军事重地，建筑堡垒加派重兵把守，禁止民众游览。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也因日久失修，渐趋圯塌。
对此，1928年应李济深之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近代著名报人黄觉，在《重修镇海楼记》中说：
“辛亥以还，龙济光据粤，于楼之西南筑镇武楼，置炮石火药，布逻骑，禁樵采，而楼逐荒。其后八九年兵火不绝，争城者必争山，楼乃没为马槽军灶矣。”
这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及其周边古迹继明朝中期被火焚毁、清顺治平藩之乱后的第三次历史浩劫。
二、用英国水泥加固五层楼
李济深主政广东后，应当地士绅和民众要求，先是撤去越秀山上的驻兵，在越秀山上筹建了孙总理纪念园，1926年12月，在纪念园基础上经向市民和华侨筹款扩建而成的越秀公园（时称中山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接着提议在山麓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所在地建筑中山纪念堂、在山顶建筑中山纪念碑，在山岭建筑纪念辛亥革命将领邓仲元的仲元图书馆。
在规划这批广州早期文化设施的过程中，李济深吸纳了时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和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修复镇海楼、在楼上建立广州博物馆的建议。
林云陔是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到美国留过学，1920年后，一度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在民初政治家中，他以品行和实干著称。1927年5月20日，林云陔第二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实际兵权，以“不多言”且勤勉实干的为政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州的市政建设上，任上草拟了《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镇海楼历经兵荒马乱之后的破败，引发了林云陔保护、修复名胜古迹的责任感。1928年，他向李济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了修复镇海楼的议案。对此，黄觉也证实“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叹斯楼倾圮，建议修复……请于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获得通过。
陆幼刚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毕业生。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任上的陆幼刚草拟了筹设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提议，其中称：
“广州为我国岭南文化中枢，际兹训政伊始，举凡启发民智之事业，自宜尽量建设，次第举行……且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之所。现拟在本市设立完备之博物院一所，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等美术陈列。院内任人观览，附以注释，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兴趣。”
意思是，为开启民智，各国大都市均建设宏伟的博物馆。作为政府新政的重要举措，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也相继开办公立博物馆，供市民观摩文化，而当时的广州尚没有一座体现岭南地区地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陆幼刚的提议放眼全球，阐明了在广州建设一座博物馆的必要性，同时勾画了博物馆展陈的内容，明确了博物馆创办的初衷。
经李济深和林云陔首可，经广州市工务局和教育局共同筹划，博物馆定址越秀山镇海楼。被誉为“五岭以南第一楼”和“岭南第一胜概”的镇海楼，又名“五层楼”，是广州著名古建筑，为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为修缮广州城，在北城垣拓展至越秀山的最高处建造。该楼在清代以“镇海层楼”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色尽收眼底。数百年来，文人墨客在此赞叹抒怀者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
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建筑设计理念。外面依照旧式建筑样式用英国水泥加固，里面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一番。为让博物馆有耳目一新之感，广州市政当局还在镇海楼原建筑基础上，在外围兴建花园一座。工程拨款“四万有奇”，1928年5月5日开工，12月底完工。《重修镇海楼记》这样对比了镇海楼修复前后的面貌：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三、为充实藏品市民踊跃捐献
1928年11月21日，李济深辞去广东省主席兼职一事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但广州市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依旧，12月，广州市立博物院常务委员和美术部主任、著名书画家丁衍庸，被派赴上海征集名家作品。丁衍庸凭借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威望争取到支持、满载而归，于右任、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徐悲鸿、张聿光、高剑父、朱应鹏、黄宾虹、程瑶笙、吴仲熊、江小鹣等著名书画家的多幅作品被征集进馆。
1929年2月11日，经广州市政当局几经筹备，由镇海楼改建而成的广州市立博物馆开馆纳客，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的馆联，是林云陔致信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所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是李济深和林云陔共同的老朋友。
据《北洋画报》报道，新开张的广州博物馆“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开馆后，各机构和海内外民众不断为博物馆充实藏品。4月25日，市民彭炳均向博物馆捐献了奇异鱼虾介壳等海产品。该月月底，市民林崇志捐献了从海南岛带回的罕见鸟类标本多种。以至于1929年年底，博物馆开馆临近一年之际，《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市博物馆成立以来，各名人硕彦，多有赠送品物，留院纪念，以资观感”。
1933年，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上举办了广州市的第一次展览会，设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个馆，镇海楼为市政陈列馆馆址。
【张树荣:他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父亲生前最喜欢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讲述的扒火车、捉汉奸、地下联络等故事，他们也都经历过。”12月2日，85岁高龄的张光女士这样讲述起自己的父亲张树荣。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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