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我们熟知的明星他们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作为一名演员完全是他们的爱好，也不用为生活发愁，对于他们而言做演员完全就是一种人生的体验，让很多人羡慕不已。杜海涛，相信大家都知他是谁，他作为《快乐大本营》这档综艺的主持人，虽然没有像何炅那样成为湖南台一哥，在节目中位置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是经过这十几年的主持生涯人气积累的也不少，他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
在主持《快乐大本营》的这些年里他在节目里面不是很喜欢出风头，他做事的风格一直是很低调的，因为这样还被吐槽过，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杜海涛没有变成电视上随处可见的那种传统的主持人，他用不懈的努力活出了自己帅气中不失笨拙、可爱里不失诙谐的快乐台风，与其他“快乐家族”的成员一起，为全国几亿人掀起了一阵“快乐风暴”。
平时大家都觉得他只是一个主持人，但其实杜海涛除了主持人的身份，他还有许多副业，他开了很多家餐饮店，还有自创的家居品牌，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有经商头脑的人，杜海涛是娱乐圈典型的隐形百万富翁！他之所以在商界如此聪明，有人说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杜海涛父母的身份非同寻常，他父亲叫杜国浩。他是一位被称为江南首富的商业大佬，他的母亲，据说小时候在东北还是很有名的。所以说就以他的家庭背景，再加上他现在的身家，别说沈梦辰了谁不喜欢呢？
据称沈梦辰的家庭条件也是非常的好，从她中曝光的家里面的装修来看，她的家境还是非常不错的，自从两个人公布了恋爱之后，就开始高调的秀恩爱，所以可以看的出来他们两个是真爱，也没有网友说她是靠杜海涛上位的。而当初杜海涛陷入舆论风暴的时候，她还对他是不离不弃，这也让改变了大众对她的看法。
杜海涛能有现在的成就，我们不可否认这是和他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人家的家庭实力在那摆着呢，娱乐圈中的机遇和资源也自然而然的给他了，这些东西还是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的。沈梦辰的眼光还是挺好的，杜海涛有才又有钱，对于杜海涛来说事业、爱情双丰收妥妥的人生赢家！
在主持《快乐大本营》的这些年里他在节目里面不是很喜欢出风头，他做事的风格一直是很低调的，因为这样还被吐槽过，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杜海涛没有变成电视上随处可见的那种传统的主持人，他用不懈的努力活出了自己帅气中不失笨拙、可爱里不失诙谐的快乐台风，与其他“快乐家族”的成员一起，为全国几亿人掀起了一阵“快乐风暴”。
平时大家都觉得他只是一个主持人，但其实杜海涛除了主持人的身份，他还有许多副业，他开了很多家餐饮店，还有自创的家居品牌，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有经商头脑的人，杜海涛是娱乐圈典型的隐形百万富翁！他之所以在商界如此聪明，有人说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杜海涛父母的身份非同寻常，他父亲叫杜国浩。他是一位被称为江南首富的商业大佬，他的母亲，据说小时候在东北还是很有名的。所以说就以他的家庭背景，再加上他现在的身家，别说沈梦辰了谁不喜欢呢？
据称沈梦辰的家庭条件也是非常的好，从她中曝光的家里面的装修来看，她的家境还是非常不错的，自从两个人公布了恋爱之后，就开始高调的秀恩爱，所以可以看的出来他们两个是真爱，也没有网友说她是靠杜海涛上位的。而当初杜海涛陷入舆论风暴的时候，她还对他是不离不弃，这也让改变了大众对她的看法。
杜海涛能有现在的成就，我们不可否认这是和他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人家的家庭实力在那摆着呢，娱乐圈中的机遇和资源也自然而然的给他了，这些东西还是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的。沈梦辰的眼光还是挺好的，杜海涛有才又有钱，对于杜海涛来说事业、爱情双丰收妥妥的人生赢家！
#陕西# 【黄柏塬自然保护区发现稀世“女神之花”】 近日，陕西省太白林业局工作人员在黄柏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资源调查途中，意外邂逅了稀世“女神之花”——扇脉杓兰。这种罕见的花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据悉，扇脉杓兰被称为“女神之花”，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2000米的林灌下，林缘、溪谷、荫蔽山坡等湿润且腐殖质丰富的地方是它的适生区，为兰科杓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秦岭林区的扇脉杓兰一般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开花，其花色彩艳丽，形状奇特，又称“拖鞋兰”，也有人称之为“大口袋花”，有“仙女的拖鞋”美誉。扇脉杓兰极具生存智慧，其由花瓣特化成的囊状口袋，能进不能退，就像是个陷阱，昆虫只要落入其中，在光线、色彩、花粉的诱导下，只能按照它预设好的线路前进才可以得到逃脱，同时也帮它完成了授粉。此次工作人员是在海拔1250米的高度拍摄到的扇脉杓兰，发现地两处，一共6株。其中一处有4株，生长在落叶阔叶林缘，乔木以栎类、槭类为主；另一处2株，生长在巴山木竹林缘，林下土壤为腐殖土，湿润，有机质丰富。
扇脉杓兰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野生种群数量极其稀少，在2021年9月7日公布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据悉，扇脉杓兰被称为“女神之花”，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2000米的林灌下，林缘、溪谷、荫蔽山坡等湿润且腐殖质丰富的地方是它的适生区，为兰科杓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秦岭林区的扇脉杓兰一般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开花，其花色彩艳丽，形状奇特，又称“拖鞋兰”，也有人称之为“大口袋花”，有“仙女的拖鞋”美誉。扇脉杓兰极具生存智慧，其由花瓣特化成的囊状口袋，能进不能退，就像是个陷阱，昆虫只要落入其中，在光线、色彩、花粉的诱导下，只能按照它预设好的线路前进才可以得到逃脱，同时也帮它完成了授粉。此次工作人员是在海拔1250米的高度拍摄到的扇脉杓兰，发现地两处，一共6株。其中一处有4株，生长在落叶阔叶林缘，乔木以栎类、槭类为主；另一处2株，生长在巴山木竹林缘，林下土壤为腐殖土，湿润，有机质丰富。
扇脉杓兰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野生种群数量极其稀少，在2021年9月7日公布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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