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披露！#美军南海军事活动急剧增加#】27日，由“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SCSPI）撰写的《2021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发布。数据显示，相较于2020年，美军2021年在南海的大部分军事行动明显增强，大大推高了中美发生海空摩擦冲突的风险。
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负责人胡波，他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军事行动，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和频繁的军事活动。而自2009年以来，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军事活动的频次和烈度持续显著提升。美国一方面提升自身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一方面炮制所谓“印太战略”，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参与其中搅浑南海。
同时必须看到，美军近年来在西太平洋状况频发，已处于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状态，造成美军一线官兵专业程度下降，同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风险上升，这一点必须警惕。
真相：美军活动的常态化和政治化
记者：五角大楼是否因中美高层密切交流而停止挑衅活动？3月17日，美舰穿越台湾海峡前后发生了什么？
胡波：首先要明确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军始终在中国周边海域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海，保持着常态化的强大力量存在：
军机方面，在黄海、东海、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大型美军侦察机每年有2000架次左右。加上其他的加油机和战斗机，各式飞机约有4000至5000架次；
水面舰艇方面，美军水面力量存在大约为1500至1600个舰日，也就是每天有5艘左右军舰在南海、东海或黄海活动。此外，2021年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在南海撞上海山，说明美军潜艇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强度也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人们感觉美军活动越来越频繁了？事实上，这是因为近年来美军不但加大了行动力度，还刻意进行炒作。
以往，美军无论是穿越台湾海峡还是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活动”，一般较为低调。从军事上讲，此类行动本身并不至于给中国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解放军通常保持全程海空一体化监控。但近年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行动越来越政治化，加强媒体曝光度，还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放大其军事活动，这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值得警惕。
3月17日，美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3月18日中美元首云会晤；3月19日，美军通过媒体报道出美舰过航的消息，这就向外界传递了负面的信息。
从这一系列操作上我们能够看出两点：第一，美国并不真的关心台湾命运，他们强调的是同大陆竞争，并传递威胁信号。第二，美国的军事战略有很强的延续性，无论白宫表面上如何表态、官员如何调整都不会改变，更何况美国已经明确“中国是最大的海上竞争对手”，因此我们要客观适度地来理解拜登的“四不一无”承诺，不要抱有过多期望。
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中国周边海域活动不降反增
记者：南海是中美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领域的竞争缩影。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在南海如何体现？
胡波：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美军此前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有些“例行公事”成分的话，2009年以后美军活动的频次、烈度和针对性已大幅度提升。
据我们观测，包括但不限于：美军抵近侦察次数较2009年翻了一倍，水面力量存在增长了百分之六七十，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增长了30%至4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去年同期。今年1、2月，美军的航母打击群频频进出南海，并在南海及周边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演习。
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可以说，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
所谓“印太战略”，从军事上讲对中国的威胁有几个方面：
第一，“印太战略”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烙印，其框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军将致力于强化在东海、南海、台海与中国的竞争。
第二，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会增加，军事活动会进一步加剧。
第三，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可能不足以遏制中国海上崛起，还要协调日、韩、澳、英，甚至诱导东南亚国家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搅浑南海。
事实上，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核心，就是要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主导地位。
日澳两条腿，为美军活动提供重要支撑
记者：美国的军事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南海域外国家，在南海活动的状况如何？他们的介入使南海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胡波：除了美军之外，在中国周边海域活动比较频繁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基本上“寸步难行”。
美军主要的前进港口和前沿基地，80%是日本提供的。美军每天到东海、南海抵近侦察，90%的飞机是从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的。另外，《美日安保条约》为美国军事行动从资金到各种物质提供了支撑。美日同盟对美军在该地区的活动起到了支柱性作用。
但现在，五角大楼认为一个日本还不够，因此找来澳大利亚。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美军很多的军事存在，包括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等。下一步，在AUKUS框架下，美军应该很快就会将核潜艇部署到澳大利亚。就AUKUS来讲，澳大利亚的核潜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但美国的核潜艇很快会来。美国人说白了就是“用澳大利亚的钱办自己的事”。
除日本、澳大利亚外，英、法、德等其他国家，更多的是“刷存在感”，军事上并不会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不过这些国家通过不定期的军事活动，也会对地区安全局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军过度部署过度疲劳，导致冲突风险增大
记者：3月28日，美国和菲律宾将进行规模超大的“肩并肩”军事演习。美国的军事行为是否已构成冲突风险？中美在南海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有多大？
胡波：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事部署的思路非常清晰。首先，通过加强前沿存在、增加各种活动的频次来威慑中国。
其次，美军近期的演习越来越有针对性，其航母打击群的活动也越来越有“实战”意味。从2015年开始，美国已非常严肃地考虑“跟中国在南海发生海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军开始进行一系列作战概念的创新，提出分布式作战、多域战等各式各样的概念，并开始实地模拟推演。因此我们看到轰炸机、军舰、航母打击群以和过往不同的形态前往南海，进行实战演习，假想敌就是中国。
第三，美国也清楚，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解放军也不是好惹的，美军虽然在为各种各样的冲突做准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与中国进行危机管控。拜登上台之后，这三条线是非常清晰的。
从战略上讲，美军加大对中国的威慑，对我们来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周边保持如此强大规模的军力存在和活动，很难讲是出于和平目的的，这对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从战术上讲，美军活动频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强度越来越高，中国军队当然要进行监视跟踪。带来的结果就是，中美发生海空相遇的概率和风险上升。现在双方每天大约都有十余次海空相遇事件，虽然大部分都较为专业，也有部分离得非常近。
必须说明的是，从2016年以来，美军在西太平洋状况频发，频繁地发生撞船或者撞机事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强调所谓“中国威胁”而导致的过度反应。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已处于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状态。过度疲劳、过度部署会导致美军一线官兵的专业程度下降，专业程度下降就会发生很多意外的情况，这是恶性循环。比如去年美军“海狼”级核潜艇事件，很显然有人为失误的因素。事后美军已经把舰长、副舰长和水手长这三个船上最大的官全撤了。
中国力量越强大，美军为遏制中国要付出的精力就越大，美军在目标跟能力之间，必然出现越来越脱节的状况。除非美国改变在西太地区遏制中国的目标，否则这种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现象会愈发加剧，而这正成为中美两军间愈发凸显的风险源。#美国是世界动荡的幕后黑手#（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记者 李如意 斯基 刘晓琰）
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负责人胡波，他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军事行动，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和频繁的军事活动。而自2009年以来，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军事活动的频次和烈度持续显著提升。美国一方面提升自身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一方面炮制所谓“印太战略”，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参与其中搅浑南海。
同时必须看到，美军近年来在西太平洋状况频发，已处于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状态，造成美军一线官兵专业程度下降，同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风险上升，这一点必须警惕。
真相：美军活动的常态化和政治化
记者：五角大楼是否因中美高层密切交流而停止挑衅活动？3月17日，美舰穿越台湾海峡前后发生了什么？
胡波：首先要明确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军始终在中国周边海域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海，保持着常态化的强大力量存在：
军机方面，在黄海、东海、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大型美军侦察机每年有2000架次左右。加上其他的加油机和战斗机，各式飞机约有4000至5000架次；
水面舰艇方面，美军水面力量存在大约为1500至1600个舰日，也就是每天有5艘左右军舰在南海、东海或黄海活动。此外，2021年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在南海撞上海山，说明美军潜艇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强度也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人们感觉美军活动越来越频繁了？事实上，这是因为近年来美军不但加大了行动力度，还刻意进行炒作。
以往，美军无论是穿越台湾海峡还是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活动”，一般较为低调。从军事上讲，此类行动本身并不至于给中国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解放军通常保持全程海空一体化监控。但近年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行动越来越政治化，加强媒体曝光度，还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放大其军事活动，这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值得警惕。
3月17日，美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3月18日中美元首云会晤；3月19日，美军通过媒体报道出美舰过航的消息，这就向外界传递了负面的信息。
从这一系列操作上我们能够看出两点：第一，美国并不真的关心台湾命运，他们强调的是同大陆竞争，并传递威胁信号。第二，美国的军事战略有很强的延续性，无论白宫表面上如何表态、官员如何调整都不会改变，更何况美国已经明确“中国是最大的海上竞争对手”，因此我们要客观适度地来理解拜登的“四不一无”承诺，不要抱有过多期望。
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中国周边海域活动不降反增
记者：南海是中美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领域的竞争缩影。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在南海如何体现？
胡波：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美军此前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有些“例行公事”成分的话，2009年以后美军活动的频次、烈度和针对性已大幅度提升。
据我们观测，包括但不限于：美军抵近侦察次数较2009年翻了一倍，水面力量存在增长了百分之六七十，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增长了30%至4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去年同期。今年1、2月，美军的航母打击群频频进出南海，并在南海及周边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演习。
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可以说，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
所谓“印太战略”，从军事上讲对中国的威胁有几个方面：
第一，“印太战略”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烙印，其框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军将致力于强化在东海、南海、台海与中国的竞争。
第二，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会增加，军事活动会进一步加剧。
第三，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可能不足以遏制中国海上崛起，还要协调日、韩、澳、英，甚至诱导东南亚国家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搅浑南海。
事实上，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核心，就是要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主导地位。
日澳两条腿，为美军活动提供重要支撑
记者：美国的军事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南海域外国家，在南海活动的状况如何？他们的介入使南海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胡波：除了美军之外，在中国周边海域活动比较频繁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基本上“寸步难行”。
美军主要的前进港口和前沿基地，80%是日本提供的。美军每天到东海、南海抵近侦察，90%的飞机是从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的。另外，《美日安保条约》为美国军事行动从资金到各种物质提供了支撑。美日同盟对美军在该地区的活动起到了支柱性作用。
但现在，五角大楼认为一个日本还不够，因此找来澳大利亚。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美军很多的军事存在，包括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等。下一步，在AUKUS框架下，美军应该很快就会将核潜艇部署到澳大利亚。就AUKUS来讲，澳大利亚的核潜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但美国的核潜艇很快会来。美国人说白了就是“用澳大利亚的钱办自己的事”。
除日本、澳大利亚外，英、法、德等其他国家，更多的是“刷存在感”，军事上并不会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不过这些国家通过不定期的军事活动，也会对地区安全局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军过度部署过度疲劳，导致冲突风险增大
记者：3月28日，美国和菲律宾将进行规模超大的“肩并肩”军事演习。美国的军事行为是否已构成冲突风险？中美在南海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有多大？
胡波：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事部署的思路非常清晰。首先，通过加强前沿存在、增加各种活动的频次来威慑中国。
其次，美军近期的演习越来越有针对性，其航母打击群的活动也越来越有“实战”意味。从2015年开始，美国已非常严肃地考虑“跟中国在南海发生海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军开始进行一系列作战概念的创新，提出分布式作战、多域战等各式各样的概念，并开始实地模拟推演。因此我们看到轰炸机、军舰、航母打击群以和过往不同的形态前往南海，进行实战演习，假想敌就是中国。
第三，美国也清楚，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解放军也不是好惹的，美军虽然在为各种各样的冲突做准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与中国进行危机管控。拜登上台之后，这三条线是非常清晰的。
从战略上讲，美军加大对中国的威慑，对我们来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周边保持如此强大规模的军力存在和活动，很难讲是出于和平目的的，这对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从战术上讲，美军活动频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强度越来越高，中国军队当然要进行监视跟踪。带来的结果就是，中美发生海空相遇的概率和风险上升。现在双方每天大约都有十余次海空相遇事件，虽然大部分都较为专业，也有部分离得非常近。
必须说明的是，从2016年以来，美军在西太平洋状况频发，频繁地发生撞船或者撞机事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强调所谓“中国威胁”而导致的过度反应。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已处于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状态。过度疲劳、过度部署会导致美军一线官兵的专业程度下降，专业程度下降就会发生很多意外的情况，这是恶性循环。比如去年美军“海狼”级核潜艇事件，很显然有人为失误的因素。事后美军已经把舰长、副舰长和水手长这三个船上最大的官全撤了。
中国力量越强大，美军为遏制中国要付出的精力就越大，美军在目标跟能力之间，必然出现越来越脱节的状况。除非美国改变在西太地区遏制中国的目标，否则这种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现象会愈发加剧，而这正成为中美两军间愈发凸显的风险源。#美国是世界动荡的幕后黑手#（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记者 李如意 斯基 刘晓琰）
清朝从一品的直隶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何管不了正三品的顺天府尹？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冷知识#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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