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三种精神品格#茶文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徽商，然则窃以为，最能体现中国精神特色的当以北方的晋商为代表。
第一，合和为本的儒商精神。
“合”即天人合一；“和”即人际和谐。前者昭示了山西商人巧于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秉赋、条件的本事。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她“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于是，晋人就既做贩马的营生，又兼营盐的事业。如春秋时师从陶朱公范蠡的晋国人猗顿，就是把盐业做大、做强，“与王者埒富”的成功人士；又如战国时的段木干，就是顺势在贩马事业中发迹的大商贾。这种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顺天时、地利而成的思路，是儒商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由同为三晋商人的翘楚之一———白圭具体化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为商命题。而这一命题，也正与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所阐明的“比较利益原则”相切。就后者讲，则彰显了山西商人巧于利用人际关系的血缘、地缘特色而“为仁作义”的本领。山西人“齐家”的本事是很大的。然而，他们不仅仅在同宗、同族的圈子里打转，为了四处贸易货物，他们需要“走出去”，因而，他们也很会处理五姓杂处的地缘关系下的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刘、关、张三结义”的精神让山西人用在“商战”上也很奏效。山西人信奉“无网而不胜的道理”。“走出去”的山西人人生地不熟，但他们为人“活络”，擅长“关节”，很快就会融入当地的社区，他们的“团队精神”委实可圈可点。晋南是周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周太史史伯的“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想必让这些商人全都学去了。
第二，晋商恪守的真实信用的诚信原则。
孔子有言：人无信不立。这说的是做人必须讲一个诚信。诚者无伪，诚者不欺，诚则本真，诚则有信，诚即自然，诚则“止于至善”。晋商把这一原则也运用在了商业经营中，这就是被人们称道的商业中的“上帝的准则”。在晋商看来，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乱真，“骗了老张骗老李”的“一锤子买卖”，只能是自毁“金字招牌”，无异于堵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所以，他们诚集优质货，诚待天下客，以优质的“货真”和物有所值的“价实”服务于社会，周而复始地参与商业资本的良性周转和循环，从而集腋成裘，把生意做大。商业资本离不开诚信，银行资本更应是“无信不立”。山西“票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所以东渡扶桑，西被东欧，南涉诸岛，“名誉著于全球”，就是因为他们谨守了“信用”二字。在山西“票号”那里，“信用”不仅仅是一种作风，而且是一种制度安排，这是保证其事业历久不衰的守护神。
第三，山西商人天生具有以政济财的政商意识。
山西商人成功者不少，然而我们发现，他们不但在商言商，也更“讲政治”。三晋大地夹在吕梁、太行两山中间，上承北京，下接西京安 。山虽高，但“皇帝”却“不远”，此“讲政治”之地缘优势也；三晋自古为法家人物，有如申不害、韩非子等才俊辈出之地，此“讲政治”之人文旺脉也。这种“统政理财”的做法，被许多人称之为晋商的“双向思维”。说到底，政治本来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重商主义的创始人孟克莱贤有一篇文章就叫“献给国王与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他也确实把该文献给了国王和王太后，从而也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可见，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经营家们，就应该研究政治、利用政治、发展经济、振兴经济。
晋商之所以能积淀以上精神气质，这和他们在哲学世界观上恪守居庸处常、尚中贵和的中庸思想有极大关系。“庸”即人伦日常日用，孜孜于此，就会对人民生活、生计心怀殷忧，把淑世之情变成入世之行；就会以平常、平等之心接人待事，从而善于创建自己的新文化。“中”即“执两用中”，恪守“中道”，就会不傍不倚，胆大心小，独立自主，明智决策；就会克勤克俭，节用有度，讲求效益，精于算计，从而在励精图治中事业做大。但是，我们该如何竖起“社会道德规范”这杆人类进程中的红色“镖旗”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徽商，然则窃以为，最能体现中国精神特色的当以北方的晋商为代表。
第一，合和为本的儒商精神。
“合”即天人合一；“和”即人际和谐。前者昭示了山西商人巧于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秉赋、条件的本事。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她“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于是，晋人就既做贩马的营生，又兼营盐的事业。如春秋时师从陶朱公范蠡的晋国人猗顿，就是把盐业做大、做强，“与王者埒富”的成功人士；又如战国时的段木干，就是顺势在贩马事业中发迹的大商贾。这种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顺天时、地利而成的思路，是儒商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由同为三晋商人的翘楚之一———白圭具体化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为商命题。而这一命题，也正与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所阐明的“比较利益原则”相切。就后者讲，则彰显了山西商人巧于利用人际关系的血缘、地缘特色而“为仁作义”的本领。山西人“齐家”的本事是很大的。然而，他们不仅仅在同宗、同族的圈子里打转，为了四处贸易货物，他们需要“走出去”，因而，他们也很会处理五姓杂处的地缘关系下的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刘、关、张三结义”的精神让山西人用在“商战”上也很奏效。山西人信奉“无网而不胜的道理”。“走出去”的山西人人生地不熟，但他们为人“活络”，擅长“关节”，很快就会融入当地的社区，他们的“团队精神”委实可圈可点。晋南是周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周太史史伯的“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想必让这些商人全都学去了。
第二，晋商恪守的真实信用的诚信原则。
孔子有言：人无信不立。这说的是做人必须讲一个诚信。诚者无伪，诚者不欺，诚则本真，诚则有信，诚即自然，诚则“止于至善”。晋商把这一原则也运用在了商业经营中，这就是被人们称道的商业中的“上帝的准则”。在晋商看来，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乱真，“骗了老张骗老李”的“一锤子买卖”，只能是自毁“金字招牌”，无异于堵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所以，他们诚集优质货，诚待天下客，以优质的“货真”和物有所值的“价实”服务于社会，周而复始地参与商业资本的良性周转和循环，从而集腋成裘，把生意做大。商业资本离不开诚信，银行资本更应是“无信不立”。山西“票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所以东渡扶桑，西被东欧，南涉诸岛，“名誉著于全球”，就是因为他们谨守了“信用”二字。在山西“票号”那里，“信用”不仅仅是一种作风，而且是一种制度安排，这是保证其事业历久不衰的守护神。
第三，山西商人天生具有以政济财的政商意识。
山西商人成功者不少，然而我们发现，他们不但在商言商，也更“讲政治”。三晋大地夹在吕梁、太行两山中间，上承北京，下接西京安 。山虽高，但“皇帝”却“不远”，此“讲政治”之地缘优势也；三晋自古为法家人物，有如申不害、韩非子等才俊辈出之地，此“讲政治”之人文旺脉也。这种“统政理财”的做法，被许多人称之为晋商的“双向思维”。说到底，政治本来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重商主义的创始人孟克莱贤有一篇文章就叫“献给国王与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他也确实把该文献给了国王和王太后，从而也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可见，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经营家们，就应该研究政治、利用政治、发展经济、振兴经济。
晋商之所以能积淀以上精神气质，这和他们在哲学世界观上恪守居庸处常、尚中贵和的中庸思想有极大关系。“庸”即人伦日常日用，孜孜于此，就会对人民生活、生计心怀殷忧，把淑世之情变成入世之行；就会以平常、平等之心接人待事，从而善于创建自己的新文化。“中”即“执两用中”，恪守“中道”，就会不傍不倚，胆大心小，独立自主，明智决策；就会克勤克俭，节用有度，讲求效益，精于算计，从而在励精图治中事业做大。但是，我们该如何竖起“社会道德规范”这杆人类进程中的红色“镖旗”呢？
哎，我不理解
就开开心心上山，追剧快乐了，两位演员的互动也带给你快乐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现在慢慢退潮，就和和气气下山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其他东西就好了嘛，为什么戾气这么重呢。磕的时候放大化，不磕的时候加倍放大化，没有人能经得起这种黑化。
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嘛！放过演员，也放过你自己吧
就开开心心上山，追剧快乐了，两位演员的互动也带给你快乐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现在慢慢退潮，就和和气气下山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其他东西就好了嘛，为什么戾气这么重呢。磕的时候放大化，不磕的时候加倍放大化，没有人能经得起这种黑化。
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嘛！放过演员，也放过你自己吧
【庄子：左右为难，为何还要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讲过一个“叶公子高将使于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涉及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转换到今天，可以视作有关于组织间的合作与竞争。在这其中，负责协调关系的中间人，该如何保持分寸，既完成职责，又保全自己，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每天读国学#
叶公子高，姓沈名诸梁，字子高，是楚庄王的玄孙。因为封于叶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叶县，所以称叶公。子高的名气很大，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叶公好龙”的故事。按今天的考证，叶公好龙是从叶公治水的史实中编排出来的。
叶公子高出使齐国，发生在楚昭王时期。此时吴国来犯，楚国节节战败，就派遣子高去齐国求援。楚昭王的心情很迫切，但决策方向错误——齐国太精明，并不是个可以信赖的主。子高一方面忧心国家，一方面又担忧自己夹在中间难以做人，所以来向孔子请教。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
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叶公子高是个厚道人，平时想的就是过过小日子，但这一次情况紧急，他被派出使齐国，去完成君王指派的目标，于是赶紧过来向孔子请教。
叶公说我们的君王还是挺看重我的，派遣我出使齐国，但齐国的外交风格您是知道的，特别有手腕——他们对所有使者都很优待，毕恭毕敬，但就是不办事，一拖再拖，最后再将他们打发回去。
叶公继续说，像我这样的人，“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我劝说普通人做事都劝不动，更何况叫我去游说诸侯！我很着急。夫子您以前教导过我，凡事不管是小是大，很少有不行道就能够做得很愉快的。而且，事情如果做不成，会有“人道之患”，君王会来责备你；如果勉强做成了，“必有阴阳之患”，即身体会阴阳失调，会生病的。
叶公说的这个情况确实存在。很多时候，事情做成了，身体垮了；做不成，又会遭到批评。“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不管做成做不成，都没有后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夫子您是说过的——有德者才能做到。叶公的意思是，夫子您还是教教我这方面的方法吧！
为了强调自己的困境，叶公又说：夫子您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我吃饭都只吃一些粗粮。“不臧”，不吃那些很精细的东西；做饭也是自己做，甚至洗碗都是我跟我夫人一块洗。这个历史上确有记载，叶公夫妇特别优待下人，洗碗都自己洗。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早上接受了命令，我晚上就开始吃冰块了，真是急火攻心呀。我还没有做事，就有“阴阳之患”了；如果事情做不成，还将有“人道之患”。这两患相加，我该如何是好？我为人臣的能力不够，不足以胜任这样的大事，夫子您快教教我吧！
看得出来，叶公确实是个老实人。仲尼答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孔子劝叶公把心态放平，首先要接受现实。孔子说，天下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第一是“命”，第二是“义”。
什么叫“命”呢？子女对待父母的感情就叫做“命”。比如，想要忘掉自己的母亲，可能实现吗？即使母亲做了不对的事情，子女还是会牵挂她；即使母亲伤害了子女，子女也不愿意伤害她——伤害母亲等于自我伤害。
什么叫“义”呢？臣子帮助君王做事就叫做“义”，这是本分。环看天下，哪里有不受君王管控的地方呢？归隐山间或许可以，但你能够丢下你的亲族不管吗？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天地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躲避“命”和“义”的。生而为人，在世间行走，就逃不出社会关系。因此“命”和“义”这两者叫“大戒”，人只能选择一个相对妥善的处理方法。
侍奉父母，要“不择地而安之”，做儿女的应该随时随地善待父母。我们不能选好了时间地点，才愿意侍奉父母；也不能等挣了一个亿之后，再去供养父母。这种延后的心理，会使人的内心长时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应该是有能力了就做一点，尽力而为。
侍奉君王，则应该“不择事而安之”，不能挑挑拣拣、拈轻怕重。君王分派任务的时候，不能只接受好的任命，而推掉不好的差事，这个叫做忠于职守。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孔子在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这段话是摆事实——因为世间的规则就是如此，如果做不到，就会被规则碾压。
孔子说，侍奉自己内心的人，“哀乐不易施乎前”，不会被哀乐中痛苦的情绪影响自己的心情。把“命”和“义”安排好的同时，也要把自己的内心安排好，要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安之若命”这个成语就出自《庄子》。人还是要接受自己的命运。生在战国时期的中土大地，也是庄子无法选择的啊！反观今日世界，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躲是躲不过的，还需要自己踏实地去应对才好。
“德之至也”，能够做到以上这些，就是一个人德性的高度体现了。
所以“为人臣子者，故有所不得已”。你要注意的是，把对身家性命的顾虑放下一点，不要太过贪生怕死，这样的话，至少这趟差事你就可以去做了。
庄子绕了半天，其实就一个意思——你不去能行吗？所以，庄子祖上肯定是贵族出身，只有贵族会这样说话——全是旁敲侧击，从不正面硬扛。他一个故事绕过来，再一个故事绕过去，真是知识水平越高，越是意在言外。
关于“叶公好龙”的主角叶公子高，有必要多说一些，给子高正个名。
春秋末期人才辈出，叶公子高其实是当时相当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叶地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东西二陂，是历史上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比都江堰还要早两百年左右。据叶家的族谱记载，在子高的居所中，悬挂着巨大的水利施工图，施工图上渠网密布。古代称引水为引龙，所以外面渐渐误传为子高喜欢龙，再进一步，就有文人墨客编排出叶公好龙的故事。
楚惠王在位期间，因为令尹子西沽名钓誉，引狼入室，非要把对楚王室有成见、报复心又很强的白公熊胜请回来做安置，最终导致了公元前479年的白公胜之乱。子西被白公胜杀害，楚惠王则仓皇逃出。最后，还是子高率军打败了白公胜，迎回楚惠王，平定了楚国的内乱。子高的作为，完全就是力挽狂澜。此后子高身兼令尹和司马二职，军政大权一把抓，帮助楚国度过了春秋末年的艰难时日。四年之后，子高功成身退，回到叶地安度晚年。
从这些经历来看，叶公子高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君子的典型。
叶公子高，姓沈名诸梁，字子高，是楚庄王的玄孙。因为封于叶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叶县，所以称叶公。子高的名气很大，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叶公好龙”的故事。按今天的考证，叶公好龙是从叶公治水的史实中编排出来的。
叶公子高出使齐国，发生在楚昭王时期。此时吴国来犯，楚国节节战败，就派遣子高去齐国求援。楚昭王的心情很迫切，但决策方向错误——齐国太精明，并不是个可以信赖的主。子高一方面忧心国家，一方面又担忧自己夹在中间难以做人，所以来向孔子请教。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
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叶公子高是个厚道人，平时想的就是过过小日子，但这一次情况紧急，他被派出使齐国，去完成君王指派的目标，于是赶紧过来向孔子请教。
叶公说我们的君王还是挺看重我的，派遣我出使齐国，但齐国的外交风格您是知道的，特别有手腕——他们对所有使者都很优待，毕恭毕敬，但就是不办事，一拖再拖，最后再将他们打发回去。
叶公继续说，像我这样的人，“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我劝说普通人做事都劝不动，更何况叫我去游说诸侯！我很着急。夫子您以前教导过我，凡事不管是小是大，很少有不行道就能够做得很愉快的。而且，事情如果做不成，会有“人道之患”，君王会来责备你；如果勉强做成了，“必有阴阳之患”，即身体会阴阳失调，会生病的。
叶公说的这个情况确实存在。很多时候，事情做成了，身体垮了；做不成，又会遭到批评。“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不管做成做不成，都没有后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夫子您是说过的——有德者才能做到。叶公的意思是，夫子您还是教教我这方面的方法吧！
为了强调自己的困境，叶公又说：夫子您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我吃饭都只吃一些粗粮。“不臧”，不吃那些很精细的东西；做饭也是自己做，甚至洗碗都是我跟我夫人一块洗。这个历史上确有记载，叶公夫妇特别优待下人，洗碗都自己洗。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早上接受了命令，我晚上就开始吃冰块了，真是急火攻心呀。我还没有做事，就有“阴阳之患”了；如果事情做不成，还将有“人道之患”。这两患相加，我该如何是好？我为人臣的能力不够，不足以胜任这样的大事，夫子您快教教我吧！
看得出来，叶公确实是个老实人。仲尼答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孔子劝叶公把心态放平，首先要接受现实。孔子说，天下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第一是“命”，第二是“义”。
什么叫“命”呢？子女对待父母的感情就叫做“命”。比如，想要忘掉自己的母亲，可能实现吗？即使母亲做了不对的事情，子女还是会牵挂她；即使母亲伤害了子女，子女也不愿意伤害她——伤害母亲等于自我伤害。
什么叫“义”呢？臣子帮助君王做事就叫做“义”，这是本分。环看天下，哪里有不受君王管控的地方呢？归隐山间或许可以，但你能够丢下你的亲族不管吗？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天地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躲避“命”和“义”的。生而为人，在世间行走，就逃不出社会关系。因此“命”和“义”这两者叫“大戒”，人只能选择一个相对妥善的处理方法。
侍奉父母，要“不择地而安之”，做儿女的应该随时随地善待父母。我们不能选好了时间地点，才愿意侍奉父母；也不能等挣了一个亿之后，再去供养父母。这种延后的心理，会使人的内心长时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应该是有能力了就做一点，尽力而为。
侍奉君王，则应该“不择事而安之”，不能挑挑拣拣、拈轻怕重。君王分派任务的时候，不能只接受好的任命，而推掉不好的差事，这个叫做忠于职守。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孔子在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这段话是摆事实——因为世间的规则就是如此，如果做不到，就会被规则碾压。
孔子说，侍奉自己内心的人，“哀乐不易施乎前”，不会被哀乐中痛苦的情绪影响自己的心情。把“命”和“义”安排好的同时，也要把自己的内心安排好，要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安之若命”这个成语就出自《庄子》。人还是要接受自己的命运。生在战国时期的中土大地，也是庄子无法选择的啊！反观今日世界，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躲是躲不过的，还需要自己踏实地去应对才好。
“德之至也”，能够做到以上这些，就是一个人德性的高度体现了。
所以“为人臣子者，故有所不得已”。你要注意的是，把对身家性命的顾虑放下一点，不要太过贪生怕死，这样的话，至少这趟差事你就可以去做了。
庄子绕了半天，其实就一个意思——你不去能行吗？所以，庄子祖上肯定是贵族出身，只有贵族会这样说话——全是旁敲侧击，从不正面硬扛。他一个故事绕过来，再一个故事绕过去，真是知识水平越高，越是意在言外。
关于“叶公好龙”的主角叶公子高，有必要多说一些，给子高正个名。
春秋末期人才辈出，叶公子高其实是当时相当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叶地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东西二陂，是历史上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比都江堰还要早两百年左右。据叶家的族谱记载，在子高的居所中，悬挂着巨大的水利施工图，施工图上渠网密布。古代称引水为引龙，所以外面渐渐误传为子高喜欢龙，再进一步，就有文人墨客编排出叶公好龙的故事。
楚惠王在位期间，因为令尹子西沽名钓誉，引狼入室，非要把对楚王室有成见、报复心又很强的白公熊胜请回来做安置，最终导致了公元前479年的白公胜之乱。子西被白公胜杀害，楚惠王则仓皇逃出。最后，还是子高率军打败了白公胜，迎回楚惠王，平定了楚国的内乱。子高的作为，完全就是力挽狂澜。此后子高身兼令尹和司马二职，军政大权一把抓，帮助楚国度过了春秋末年的艰难时日。四年之后，子高功成身退，回到叶地安度晚年。
从这些经历来看，叶公子高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君子的典型。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