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前瞻 | 2022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要点#
2021年，以服务国家战略、突出信用应用、坚持目标导向为主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进展。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全方位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现梳理形成“2022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前瞻）”，供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参考。
01 社会信用立法工作加快推进
在国家层面，社会信用方面的法律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截至2021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41部法律、49部行政法规专门写入了信用条款。在地方层面，陕西、湖北、上海等近20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社会信用地方性法规，10多个省（区、市）已提请审议或列入立法计划。
2022年，国家层面将加快信用立法进程，各领域专项法规中信用内容将进一步完善，地方层面的信用立法有望提速。同时，在国家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和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的基础上，编制适用于本地区的补充目录和补充清单，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真正全面步入法治化轨道。
02 新型信用监管机制不断夯实
为规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扩大社会监督，促进诚信自律，2021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等三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推动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2022年，随着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按照市场主体不同信用状况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瞄准风险、靶向监管，实现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各行业监管部门做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助推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保持高质量发展始终走在最前列。
03 数字化赋予信用建设新内涵
当前，数字经济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透过2021年各地区陆续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浙江以建成信用“531Ｘ”工程2.0版为重点，打造信用数字化建设先行省；江苏省推进协同管理、集约高效、数据支撑和基础服务一体化信用信息系统建设；重庆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支点撬动数字化变革，不断增强社会信用作为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生活协同建设的强力纽带……
2022年，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的驱动下，信用建设将在跨部门多场景协同应用、一体化智能化平台、信用信息数据开放共享等方面，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信用应用，更大范围拓展社会信用应用，推动实现数字赋能、智慧协同、高效智治的数字信用体系的构建。
04 信用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近年来，各地方、各金融机构在深入推进“信易贷”工作过程中，呈现出了一站式服务、立体化画像、便捷化办理、多渠道分担等“信易贷”特色模式。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通过扩大信用信息共享范围、提升信用信息共享质量、降低信用信息获取成本，将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最急需的纳税、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进出口、水电气费等缴纳情况、不动产、知识产权、科技研发等共计14大类、37项信息纳入共享范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缓解。
2022年，随着国家高规格制度设计的路径明晰，数据共享一体化、融资服务一体化、监测预警一体化、标准规范一体化的“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建设的步伐加快，各地方在推进“信易贷”工作中，将在构建平台网络、归集信用信息、推荐企业名单、建立风险分担防范机制、创新产品服务、配置信贷资源等方面投入更大力度，推动“信易贷”工作提质增效。
05 “信易+”应用场景不断创新
随着“信易行”“信易游”“信易租”等“信易+”阵容的不断扩大，“信易保”“信易惠”“信易评”等创新场景的不断探索，“信易+”应用加快深入行业重点领域，突出信用惠民便企，加快形成行业管理部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多方合作的信用应用场景，“信易+”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正逐步实现。
2022年，随着各地各部门“信易+”工作的落实、落细、落准，下一步将在政府与社会互促、行政与市场共融的信用服务模式方面加快探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协调并优化资源配置，扩展“信易+”应用场景，丰富“信易+”激励内容，搭建多渠道、多元化的“信易+”应用体系。
06 信用经济发展迎来新机遇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创建信用经济试验区，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诚信建设，在市场监管、税收监管、贸易监管、投融资体制、绿色发展等领域，推进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创新。文化和旅游部率先启动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14个地区入围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地区。
2022年，在国家、地方和行业的大力推动下，信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与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各地方将在信用建设的总体框架下，坚持创新思维和系统观念，突出自身优势和地方特色，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创新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07 信用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信用服务机构诚信经营水平和信用服务行业公信力，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推进信用服务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先后发布10余家信用服务机构涉嫌违法失信预警信息。此外，2021年的征信市场沿着“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方向继续稳步前行。在个人征信方面，朴道征信成为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筹）个人征信业务申请获央行受理。在企业征信方面，2021年新增企业征信备案机构7家、注销4家。
2022年，在加大对信用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鼓励和引导信用服务机构参与信用建设工作，协助政府部门做好信用系统建设、评价标准设计、数据价值挖掘等工作的同时，仍需进一步完善行业管理体系，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不断培育出一批具有较强市场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信用服务企业。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服务职能，在开展会员企业信用监管等方面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08 区域信用合作网络持续扩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信用一体化建设，逐步形成统一的区域信用政策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支持共同开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信用产品。《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提到，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出发，着力构建区域动力系统。
2022年，加之已经形成示范效应的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珠三角等区域，布局谋划更高水平的区域信用合作，推动信用监管一体化，强化信用信息融合共享、互联互查，组织跨区域信用建设互动等方面，建立健全跨区域协调共推机制，在跨地区规制共建、信息共享、监管共为、市场共育等方面有望再上新台阶。
——文章来源：源点credit
2021年，以服务国家战略、突出信用应用、坚持目标导向为主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进展。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全方位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现梳理形成“2022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前瞻）”，供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参考。
01 社会信用立法工作加快推进
在国家层面，社会信用方面的法律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截至2021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41部法律、49部行政法规专门写入了信用条款。在地方层面，陕西、湖北、上海等近20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社会信用地方性法规，10多个省（区、市）已提请审议或列入立法计划。
2022年，国家层面将加快信用立法进程，各领域专项法规中信用内容将进一步完善，地方层面的信用立法有望提速。同时，在国家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和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的基础上，编制适用于本地区的补充目录和补充清单，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真正全面步入法治化轨道。
02 新型信用监管机制不断夯实
为规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扩大社会监督，促进诚信自律，2021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等三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推动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2022年，随着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按照市场主体不同信用状况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瞄准风险、靶向监管，实现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各行业监管部门做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助推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保持高质量发展始终走在最前列。
03 数字化赋予信用建设新内涵
当前，数字经济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透过2021年各地区陆续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浙江以建成信用“531Ｘ”工程2.0版为重点，打造信用数字化建设先行省；江苏省推进协同管理、集约高效、数据支撑和基础服务一体化信用信息系统建设；重庆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支点撬动数字化变革，不断增强社会信用作为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生活协同建设的强力纽带……
2022年，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的驱动下，信用建设将在跨部门多场景协同应用、一体化智能化平台、信用信息数据开放共享等方面，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信用应用，更大范围拓展社会信用应用，推动实现数字赋能、智慧协同、高效智治的数字信用体系的构建。
04 信用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近年来，各地方、各金融机构在深入推进“信易贷”工作过程中，呈现出了一站式服务、立体化画像、便捷化办理、多渠道分担等“信易贷”特色模式。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通过扩大信用信息共享范围、提升信用信息共享质量、降低信用信息获取成本，将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最急需的纳税、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进出口、水电气费等缴纳情况、不动产、知识产权、科技研发等共计14大类、37项信息纳入共享范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缓解。
2022年，随着国家高规格制度设计的路径明晰，数据共享一体化、融资服务一体化、监测预警一体化、标准规范一体化的“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建设的步伐加快，各地方在推进“信易贷”工作中，将在构建平台网络、归集信用信息、推荐企业名单、建立风险分担防范机制、创新产品服务、配置信贷资源等方面投入更大力度，推动“信易贷”工作提质增效。
05 “信易+”应用场景不断创新
随着“信易行”“信易游”“信易租”等“信易+”阵容的不断扩大，“信易保”“信易惠”“信易评”等创新场景的不断探索，“信易+”应用加快深入行业重点领域，突出信用惠民便企，加快形成行业管理部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多方合作的信用应用场景，“信易+”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正逐步实现。
2022年，随着各地各部门“信易+”工作的落实、落细、落准，下一步将在政府与社会互促、行政与市场共融的信用服务模式方面加快探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协调并优化资源配置，扩展“信易+”应用场景，丰富“信易+”激励内容，搭建多渠道、多元化的“信易+”应用体系。
06 信用经济发展迎来新机遇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创建信用经济试验区，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诚信建设，在市场监管、税收监管、贸易监管、投融资体制、绿色发展等领域，推进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创新。文化和旅游部率先启动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14个地区入围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地区。
2022年，在国家、地方和行业的大力推动下，信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与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各地方将在信用建设的总体框架下，坚持创新思维和系统观念，突出自身优势和地方特色，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创新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07 信用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信用服务机构诚信经营水平和信用服务行业公信力，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推进信用服务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先后发布10余家信用服务机构涉嫌违法失信预警信息。此外，2021年的征信市场沿着“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方向继续稳步前行。在个人征信方面，朴道征信成为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筹）个人征信业务申请获央行受理。在企业征信方面，2021年新增企业征信备案机构7家、注销4家。
2022年，在加大对信用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鼓励和引导信用服务机构参与信用建设工作，协助政府部门做好信用系统建设、评价标准设计、数据价值挖掘等工作的同时，仍需进一步完善行业管理体系，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不断培育出一批具有较强市场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信用服务企业。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服务职能，在开展会员企业信用监管等方面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08 区域信用合作网络持续扩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信用一体化建设，逐步形成统一的区域信用政策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支持共同开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信用产品。《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提到，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出发，着力构建区域动力系统。
2022年，加之已经形成示范效应的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珠三角等区域，布局谋划更高水平的区域信用合作，推动信用监管一体化，强化信用信息融合共享、互联互查，组织跨区域信用建设互动等方面，建立健全跨区域协调共推机制，在跨地区规制共建、信息共享、监管共为、市场共育等方面有望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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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社恐，我只是“社懒”》文 | 读者：霜落晨曦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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