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蚊子小能手再次上线[哈哈]
图一：刚刚在我WC时[笑cry]，一只蚊子飞过[doge]，我一把抓住它的一条腿（仔细看能看见一条隐隐约约的黑线）[笑而不语]，吓得我赶紧往腿上一摸死了[嘻嘻]，一肚子血[挖鼻]
图二：二十七号[挤眼]，我本来在沙发上要躺一会[doge]，它来找我嗡嗡嗡的[白眼]，我就换了一个屋[允悲]，果不其然它又来找我了[笑cry]，我一把就抓死了[doge]，然而没有血迹[摊手] https://t.cn/RJPQJ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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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吻]早上好*^_^*[太阳][微笑]
美好的一天从我的问候开始！
今天5月19号 星期二 农历四月二十七 烟台小雨 10 ---- 17℃西北风 3 -- 4级
人生旅途的美妙，不仅仅是快速抵达终点，也在于享受路途的风景。再远的路，一步步走总能到达；再难的事，一件件做总有收获。只要终点是你渴望的方向，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早安！ https://t.cn/RyhH8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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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刊書目】《景宋八行本周禮疏》（一）引言
公众号原载地址
https://t.cn/A6AHjeHq
目録
一、引言
二、二部半《周禮疏》——從宋刻宋印到元明遞修
三、攜帶刻工走天涯——董康其人
四、內外之真——珂羅版和覆刻本
五、神奇的卷四十八——董康重構“宋本”始末
六、與子同遊——師顧堂製書旨趣
師顧堂《景宋八行本周禮疏》的編印工作自2018年夏天進入最有“味道”的關鍵時期，同年11月全書定稿。2019年末又根據新的研讀所得增加了“補記”。其間很多值得回味的經歷，這些經歷自然無法通過所影印的書直接體現出來。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已製作樣書，具體出版時間以師顧堂發佈的預訂信息為準），把一些讀書、做書的經歷言簡意賅的分享出來，和讀者們“衆樂樂”，那將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情。
《隋書經籍志》著録周官禮義疏四種，分別爲四十卷本、十九卷本、十卷本和九卷本，除了四十卷本題沈重撰外，其餘三種均不著撰人，篇幅也較小。至唐太宗時，詔令編修五經正義，由孔穎達主其事，賈公彦曾參與其中《禮記正義》修定。賈氏後又私下獨自爲《周禮》《儀禮》作疏，即後世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所收録的《周禮疏》《儀禮疏》。
賈公彥的《周禮疏》凡五十卷，是在沈重《周禮義疏》四十卷的基礎上剪裁訂補而成。因爲與《儀禮疏》相比，唐代以前的《周禮》舊疏更爲完備，可資利用的材料更爲豐富，所以賈氏《周禮疏》的質量也較其《儀禮疏》爲佳，朱熹的《朱子語類》就評價爲《儀禮疏》不甚分明而《周禮疏》最好。賈公彥受劉焯、劉炫與孔穎達的影響，其《周禮疏》在形式上沿襲舊疏，對經注文字逐一解釋，在內容上則對舊疏多加刪改，捨棄其敷衍迂怪之論，故與南北朝義疏強調通理辨經、不受經文本意限制、積極開拓創新的旨趣迥然有別。經過此番改良，賈氏《周禮疏》無疑更便於後學通過閱讀疏文瞭解經注本意，因而能夠步武鄭注，佔據《周禮》注釋的正統地位。當然，我們也應認識到賈疏中多有編撰草率、强彼釋此，剪裁失當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書無完書，不必刻意爲賢者諱。
與其他經書一樣，《周禮》的經注和疏最初也是分爲兩書，各自單行。唐人疏文的體例特點是對所疏解的經注不録全文，只標起訖，敦煌卷子、日本古鈔本及北宋國子監刻諸經單疏本莫不如此。因爲經注與疏各自單行，不便參照對讀，所以在南宋時開始出現經注疏合刻本，而舊有的單疏本則在宋代以後不復刊行，逐漸湮没。《周禮疏》的單疏本在中國已經亡佚，僅有一部根據刻本傳鈔的三十一卷殘本保存在日本的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南宋高宗時，兩浙東路茶鹽司首次將《周易》《尚書》《周禮》三書的經、注、疏合併刊行，因刻於越州，版式爲半葉八行，故世稱越州本、八行本或越刻八行本。此後《毛詩》《禮記》《左傳》《論語》《孟子》諸經皆沿用此模式相繼合刊，這些合刻本的版式、字體基本一致，刻工也多相同，因爲出於官刻，校勘精審，文字上也比較接近古本的原貌，故在經學文獻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備受學界關注。
當時刊印八行本的基本思路是以單疏爲基礎，將經注分割開來，置於對應疏文的前面，以達到合刊的目的，但在經注疏排列的具體設計上，《周禮》與同批刊行的八行本《周易》《尚書》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周易》《尚書》基本遵循經文——注文—疏文的排列順序，而《周禮》採用的卻是經文——經文疏——注文——注文疏的排列模式，旨在使疏文與它疏解的經文或注文各自緊密相連。八行本《周禮疏》的出文格式也與他經不同，其他八行本的出文或是完全保留單疏本的出文原貌，或是僅刪除各節疏文之首的出文而保留其他出文，《周禮疏》則在經文、注文之下直接用“釋曰”引出疏文，刪去了所有單疏本舊有的出文（根據日藏《周禮》單疏鈔本可知，《周禮》單疏本原來是有出文的）。此類差別應該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只能理解爲在合刊經注疏的初始階段，主事者尚未考慮成熟，所以嘗試不同的體例而已。
宋槧八行本《周禮疏》存世者主要有三部，其中全本兩部，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殘本一部，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圖本經清怡王府、朱學勤、徐乃昌諸家遞藏。臺北故宮本出自清宮，但不是天祿琳瑯的舊物，故天祿琳瑯書目前後編均未著録。清康熙年間，何焯在內府得見此本，並用於校勘，後來惠棟根據何校本校勘汲古閣本，阮元又採擇惠校録入其《周禮注疏校勘記》中。北大本經袁忠徹、宋筠、李盛鐸遞藏，今存卷一至二、十三至十四、二十七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共計二十七卷。除了這三部之外，日本無窮會天淵文庫藏有八行本一冊，爲殘四十七、四十八兩卷，臺灣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也藏有殘本三十葉，這兩種殘本篇幅過少，影響遠不及前述三本之大。
具體而言，國圖本與臺北故宮本刷印時間較爲接近，都屬於宋槧元明遞修後印本，至少經歷了五次修版。與這兩個本子相比，北大本的刷印時間更早，保留了較多的宋槧原版，少數補版修版的葉面也出自宋人之手，故版本價值最高。對校三本，差異實繁，如卷一共二十二葉，北大本與臺北故宮本同版刷印者不過四葉，臺北故宮本的其餘葉面或爲補版，或爲修版（對原版下方漫漶處加以局部補刻）；卷三十三共二十八葉，北大本與臺北故宮本同版刷印者有十五葉，但即使是同版的葉面，後者的斷版、漫漶等問題也比前者更加嚴重。國圖本與臺北故宮本的情況基本類似，都明顯遜色於北大本。今國圖本有《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影印本，臺北故宮本有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年影印本，北大本有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董康珂羅版影印本（北大本原闕部分，用臺北本補足），在這三種影印本中，董康所用底本時間最早，印數最少，較爲希見，故師顧堂此次影印，選用董康珂羅版作爲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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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二部半《周禮疏》——從宋刻宋印到元明遞修
三、攜帶刻工走天涯——董康其人
四、內外之真——珂羅版和覆刻本
五、神奇的卷四十八——董康重構“宋本”始末
六、與子同遊——師顧堂製書旨趣
師顧堂《景宋八行本周禮疏》的編印工作自2018年夏天進入最有“味道”的關鍵時期，同年11月全書定稿。2019年末又根據新的研讀所得增加了“補記”。其間很多值得回味的經歷，這些經歷自然無法通過所影印的書直接體現出來。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已製作樣書，具體出版時間以師顧堂發佈的預訂信息為準），把一些讀書、做書的經歷言簡意賅的分享出來，和讀者們“衆樂樂”，那將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情。
《隋書經籍志》著録周官禮義疏四種，分別爲四十卷本、十九卷本、十卷本和九卷本，除了四十卷本題沈重撰外，其餘三種均不著撰人，篇幅也較小。至唐太宗時，詔令編修五經正義，由孔穎達主其事，賈公彦曾參與其中《禮記正義》修定。賈氏後又私下獨自爲《周禮》《儀禮》作疏，即後世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所收録的《周禮疏》《儀禮疏》。
賈公彥的《周禮疏》凡五十卷，是在沈重《周禮義疏》四十卷的基礎上剪裁訂補而成。因爲與《儀禮疏》相比，唐代以前的《周禮》舊疏更爲完備，可資利用的材料更爲豐富，所以賈氏《周禮疏》的質量也較其《儀禮疏》爲佳，朱熹的《朱子語類》就評價爲《儀禮疏》不甚分明而《周禮疏》最好。賈公彥受劉焯、劉炫與孔穎達的影響，其《周禮疏》在形式上沿襲舊疏，對經注文字逐一解釋，在內容上則對舊疏多加刪改，捨棄其敷衍迂怪之論，故與南北朝義疏強調通理辨經、不受經文本意限制、積極開拓創新的旨趣迥然有別。經過此番改良，賈氏《周禮疏》無疑更便於後學通過閱讀疏文瞭解經注本意，因而能夠步武鄭注，佔據《周禮》注釋的正統地位。當然，我們也應認識到賈疏中多有編撰草率、强彼釋此，剪裁失當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書無完書，不必刻意爲賢者諱。
與其他經書一樣，《周禮》的經注和疏最初也是分爲兩書，各自單行。唐人疏文的體例特點是對所疏解的經注不録全文，只標起訖，敦煌卷子、日本古鈔本及北宋國子監刻諸經單疏本莫不如此。因爲經注與疏各自單行，不便參照對讀，所以在南宋時開始出現經注疏合刻本，而舊有的單疏本則在宋代以後不復刊行，逐漸湮没。《周禮疏》的單疏本在中國已經亡佚，僅有一部根據刻本傳鈔的三十一卷殘本保存在日本的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南宋高宗時，兩浙東路茶鹽司首次將《周易》《尚書》《周禮》三書的經、注、疏合併刊行，因刻於越州，版式爲半葉八行，故世稱越州本、八行本或越刻八行本。此後《毛詩》《禮記》《左傳》《論語》《孟子》諸經皆沿用此模式相繼合刊，這些合刻本的版式、字體基本一致，刻工也多相同，因爲出於官刻，校勘精審，文字上也比較接近古本的原貌，故在經學文獻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備受學界關注。
當時刊印八行本的基本思路是以單疏爲基礎，將經注分割開來，置於對應疏文的前面，以達到合刊的目的，但在經注疏排列的具體設計上，《周禮》與同批刊行的八行本《周易》《尚書》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周易》《尚書》基本遵循經文——注文—疏文的排列順序，而《周禮》採用的卻是經文——經文疏——注文——注文疏的排列模式，旨在使疏文與它疏解的經文或注文各自緊密相連。八行本《周禮疏》的出文格式也與他經不同，其他八行本的出文或是完全保留單疏本的出文原貌，或是僅刪除各節疏文之首的出文而保留其他出文，《周禮疏》則在經文、注文之下直接用“釋曰”引出疏文，刪去了所有單疏本舊有的出文（根據日藏《周禮》單疏鈔本可知，《周禮》單疏本原來是有出文的）。此類差別應該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只能理解爲在合刊經注疏的初始階段，主事者尚未考慮成熟，所以嘗試不同的體例而已。
宋槧八行本《周禮疏》存世者主要有三部，其中全本兩部，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殘本一部，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圖本經清怡王府、朱學勤、徐乃昌諸家遞藏。臺北故宮本出自清宮，但不是天祿琳瑯的舊物，故天祿琳瑯書目前後編均未著録。清康熙年間，何焯在內府得見此本，並用於校勘，後來惠棟根據何校本校勘汲古閣本，阮元又採擇惠校録入其《周禮注疏校勘記》中。北大本經袁忠徹、宋筠、李盛鐸遞藏，今存卷一至二、十三至十四、二十七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共計二十七卷。除了這三部之外，日本無窮會天淵文庫藏有八行本一冊，爲殘四十七、四十八兩卷，臺灣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也藏有殘本三十葉，這兩種殘本篇幅過少，影響遠不及前述三本之大。
具體而言，國圖本與臺北故宮本刷印時間較爲接近，都屬於宋槧元明遞修後印本，至少經歷了五次修版。與這兩個本子相比，北大本的刷印時間更早，保留了較多的宋槧原版，少數補版修版的葉面也出自宋人之手，故版本價值最高。對校三本，差異實繁，如卷一共二十二葉，北大本與臺北故宮本同版刷印者不過四葉，臺北故宮本的其餘葉面或爲補版，或爲修版（對原版下方漫漶處加以局部補刻）；卷三十三共二十八葉，北大本與臺北故宮本同版刷印者有十五葉，但即使是同版的葉面，後者的斷版、漫漶等問題也比前者更加嚴重。國圖本與臺北故宮本的情況基本類似，都明顯遜色於北大本。今國圖本有《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影印本，臺北故宮本有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年影印本，北大本有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董康珂羅版影印本（北大本原闕部分，用臺北本補足），在這三種影印本中，董康所用底本時間最早，印數最少，較爲希見，故師顧堂此次影印，選用董康珂羅版作爲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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