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情况我很费解：为什么西方国家从官到民都不主张戴口罩？是我们的科学家搞错了，新冠病毒不具备通过飞沫传染的可能性？是飞沫传染可能性极低而可以无视？是口罩供给严重短缺，宁愿互相传染，也要将它节约下来提供给最需要的医务人员和病人？是病人才戴口罩，正常人个人自由和尊严大于生命，为此不要戴口罩？还是害怕人人自危，戴口罩引起社会恐慌伤害经济，为了维持经济稳定而不要戴口罩？是新冠肺炎死亡率低，就是相当于流感而已，为此不必要惊慌失措？
无论从科学上看，还是从经济角度看，从价值观上看，还是从人权观上看，我都一时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戴口罩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别人。既符合个人利益，也维护了公共卫生利益。既减少了传染源，又无损于人际交往。我们的领导人戴口罩开大会，率先垂范，坦然面对。西方领导人自己不戴也号召人民不戴；更有甚者，议员因戴口罩在会议中受到攻击潮讽乃至拒之门外，民众因戴口罩遭到围殴。法律并未禁止人民戴口罩，人们却不惜违法制止他人戴口罩！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态和观念在作怪呢？抑或是还没有领教到这个细小到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一睹真容的病毒的厉害吗？大家能给一下答案吗？
《奥巴马谈新冠肺炎预防：不用戴口罩，不要惊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日前发出呼吁，对新冠肺炎病毒采取“基本预防措施”：遵守勤洗手指南，但不用戴口罩。https://t.cn/A67Q33XJ
无论从科学上看，还是从经济角度看，从价值观上看，还是从人权观上看，我都一时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戴口罩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别人。既符合个人利益，也维护了公共卫生利益。既减少了传染源，又无损于人际交往。我们的领导人戴口罩开大会，率先垂范，坦然面对。西方领导人自己不戴也号召人民不戴；更有甚者，议员因戴口罩在会议中受到攻击潮讽乃至拒之门外，民众因戴口罩遭到围殴。法律并未禁止人民戴口罩，人们却不惜违法制止他人戴口罩！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态和观念在作怪呢？抑或是还没有领教到这个细小到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一睹真容的病毒的厉害吗？大家能给一下答案吗？
《奥巴马谈新冠肺炎预防：不用戴口罩，不要惊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日前发出呼吁，对新冠肺炎病毒采取“基本预防措施”：遵守勤洗手指南，但不用戴口罩。https://t.cn/A67Q33XJ
陈大鹏：创新而行，攀登服装强国之巅
来源：纺织服装周刊
https://t.cn/R7m4jN3 #服装# #时尚#
2020新年看行业
产业互联网、5G元年、人工智能、区块链、中美贸易摩擦、“一带一路”、新生代消费……一个个关键词串连起风云变幻的2019年。这一年来，机遇与挑战并存，荣耀与艰辛同在，对中国服装人而言，该如何总结2019，又该如何开启2020新征程？
辞旧迎新之际，本刊专访了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服装协会会长陈大鹏，研判行业2019，展望行业2020。
“迎着困难和压力，创新而行。”感悟“承压负重”的2019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服装协会会长陈大鹏以关键词“迎难而行”来总结行业这一年。他进一步阐释说，面对宏观层面的“三期叠加”，消费市场层面的低迷不振、信心不足和结构性改变，以及产业层面的巨大变革，中国服装业发挥了市场化主导型产业的特点与优势，迎着压力，不断创新而行。
总体来看，中国服装业正处于“战略重构”和“变革发展”的进程之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以市场化、持续化的创新变革，保持了基本平稳发展。展望未来，中国服装人需以创新之心，坚韧之志，勇攀高峰，必将登上强国之巅。
调整变革期，
行业迎政策、技术、需求利好
据中国服装协会发布的行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19年1～10月规上企业服装产量同比-0.83%，略有下降；内销方面，限额以上单位服装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穿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7.1%；出口方面，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4.52%；投资方面，服装行业实际完成投资额同比-0.5%；效益方面，营业收入同比-0.21%，利润总额同比-3.39%，利润率为5.24%，比上年同期回落0.17个百分点。
透过现象找寻本质。对此，陈大鹏指出，行业经济运行数据正是行业内在调整变革的外在体现。
他分析说，2019年中国服装业经历了三大考验——消费端的结构性变革、商业连接的变革、数字科技引发的制造协同变革；也迎来三大利好——政策利好、技术红利、需求潜力。行走在机遇与挑战之中，中国服装业不断调整、转型、升级，承压负重，迎难而行。
在需求端，消费增速放缓的背后，是消费市场从产品到生产方式、从品牌到价值主张的结构性变化，行业供给侧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考验。
在商业端，消费交互方式、消费链接入口、消费商业逻辑都在发生巨变，如何调整步伐顺应新商业变革，成为考验。
在制造端，数字技术引发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革，行业的协同制造正在发生从供应链经济走向网状经济的重塑，企业组织结构向内在的柔性和外在的协同改变，行业如何适应这一系列的变革，成为考验。
压力与动力相互转换，机遇与挑战相生相伴。中国服装业经历了三重考验的同时，也迎来三方面利好。
政策利好方面，国家宏观层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制造业水平，此外，“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也都为产业发展带来政策利好。陈大鹏表示，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的地位更加突出，“科技、时尚、绿色”的新定位、新认知愈发深入人心。
科技红利方面，数字技术给产业发展带来全新动能与重大机遇，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加速进化，促使互联网进入下半场——产业互联，带来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塑和改造，将为产业转型升级、破解矛盾提供全新的手段。
需求潜力方面，“面对市场压力，依然要看到中国市场巨大的空间和潜力。需求结构性变化的背后就是巨大的空间。”陈大鹏认为，市场分层、城镇化发展、娱乐经济、跨境电商、时尚环保、时尚健康、时尚科技、文化自信、国潮回归等关键词下，巨大的市场需求将是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利好。
协会工作，
以价值服务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桥梁与纽带，作为行业人的“组织”，中国服装协会在行业变革深度调整期更添责任与使命。“技术进步、产业集群、制造升级、产业链协同。”陈大鹏在回顾协会一年来工作时表示，2019年，中国服装协会围绕产业的新定位，聚焦产业新变化，以推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的方向，从四个方面开展了有针对性、有价值的服务工作，推动中国服装业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该项工作是中国服装协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陈大鹏表示，围绕推进智能制造，中服协通过发挥中国服装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平台作用，推动“三衣两裤”全流程自动化技术的行业深化，发布九项智能制造团标，举行中国服装科技发展会议，联合海尔衣联生态平台成立中国服装物联生态联盟，在艺尚小镇创办中国服装科技创新研究院等多重举措，推进工业互联网及数字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推进行业柔性化、智能化新制造体系。
第二，推动产业集群升级。集群化发展，是服装行业的重要特点，也是行业发展基础所在。目前中服协授予的全国服装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共61个。产业集群总体水平即为产业总体水平，一年来，围绕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中服协从技术进步、人才培养、设计创意、社会责任、对接交流等方面推进升级发展，开展了多项工作。
第三，推动产业制造升级。制造升级，是产业核心所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中服协成立中国服装优质制造商联盟，通过打造时尚工园，推动整个产业制造范式的提升和商业逻辑的变革，实现“制造+互联网+数字化工具+新的运营模式”的结合。陈大鹏表示，未来，商业本质的回归，对于真正具备优质制造能力的中小企业而言，将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第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一年来，中服协各专委会的大量工作，以及各平台型的活动，均围绕着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业、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与交流合作而展开，并以此推动产业集成创新。
新征程开启，
行业迈入战略重构期和蓄势发展期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2020年，是“十三五”是收官之年，是“十四五”的蓄势之年。我们该如何总结行业“十三五”，如何开启强国新征程？
对此，陈大鹏总结说，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服装业在技术进步、模式创新、价值回归、发展理念、国际化等方面走在了前列，提升明显，《建设纺织强国纲要（2011－2020年）》规划的纺织强国目标已基本实现。
他指出，“十三五”以来，行业“两化”深度融合、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产业链的数字技术驱动，在全球产业范围来看均已走在前列；行业企业运营模式不断创新提升，大企业做平台，小而美的企业深化细分市场、快速成长，商业渠道持续创新，大量新物种不断涌现；产业本质全面回归，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注重产品的开发、设计、创意，全面重新审视消费者价值、供应链价值；产业发展价值观发生转变，转向高质量、重文化，务实理性，企业向善，责任发展；产业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行业企业通过全球化的布局、并购、运营，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发展体系。
可以说，在“十三五”期间，行业发展打开了新局面，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展望2020年，陈大鹏认为，行业要向强国冲刺，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仍需直面差距与不足，仍需在动能转换、基础能力、软实力、发展理念等方面持续发力。
首先，实现动能转换。中国服装业必须着眼于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大变革，以数字化作为全新生产要素，拉动从企业到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制造体系，推进制造技术、制造系统、制造方式的全面升级。
第二，基础能力补短板。围绕精益管理、精益制造、设计创意、艺术审美、商品企划、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基础能力还需补足，全面提升，夯实基础，为行业走向中高端发展提供内在支撑。
第三，紧抓新生代消费。以95后为主要群体的消费新生代，现已占据全球人口的近40%，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价值观正左右着未来消费的趋势走向。行业企业要将新生代消费者的体验、参与、创造融入企业新价值体系中。
第四，提升行业软实力。软实力是衡量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产业的灵魂和产业真正强大的高度所在。服装行业软实力的两个重要纬度是文化创造和责任发展。文化创造，从产品到产业，从时尚话语权到文化自信，是产业价值创造力的支撑。责任发展，从人本责任到市场责任到环境责任，以及人文情怀，是关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受尊重的强国的重要路径和体现。
第五，转变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转向依靠内生动力带动增长的发展理念，提升核心的创新能力、价值制造、价值创造能力，专注、深耕一定是产业基业常青、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特别是围绕产业链集成协同、集成创新，构建网状经济、数字经济、云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下的产业新理念。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站在新年的起点，陈大鹏认为，行业当前正处于产业战略重构期和蓄势发展期，而要实现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跃迁，犹如攀登珠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奋进中发展，在变革中新生，素来是中国服装人的追求与作为。新一年，新征程行将开启，陈大鹏寄语行业人说：“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行业百年未有之大机遇，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行业充满信心，提升数字化能力，持续务实创新，拥抱新消费，我们的发展空间巨大。大企业做强做好做善，小企业做美做专做特，以创新之心，坚韧之志，我们一定能登上强国之巅。”
来源：纺织服装周刊
https://t.cn/R7m4jN3 #服装# #时尚#
2020新年看行业
产业互联网、5G元年、人工智能、区块链、中美贸易摩擦、“一带一路”、新生代消费……一个个关键词串连起风云变幻的2019年。这一年来，机遇与挑战并存，荣耀与艰辛同在，对中国服装人而言，该如何总结2019，又该如何开启2020新征程？
辞旧迎新之际，本刊专访了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服装协会会长陈大鹏，研判行业2019，展望行业2020。
“迎着困难和压力，创新而行。”感悟“承压负重”的2019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服装协会会长陈大鹏以关键词“迎难而行”来总结行业这一年。他进一步阐释说，面对宏观层面的“三期叠加”，消费市场层面的低迷不振、信心不足和结构性改变，以及产业层面的巨大变革，中国服装业发挥了市场化主导型产业的特点与优势，迎着压力，不断创新而行。
总体来看，中国服装业正处于“战略重构”和“变革发展”的进程之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以市场化、持续化的创新变革，保持了基本平稳发展。展望未来，中国服装人需以创新之心，坚韧之志，勇攀高峰，必将登上强国之巅。
调整变革期，
行业迎政策、技术、需求利好
据中国服装协会发布的行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19年1～10月规上企业服装产量同比-0.83%，略有下降；内销方面，限额以上单位服装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穿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7.1%；出口方面，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4.52%；投资方面，服装行业实际完成投资额同比-0.5%；效益方面，营业收入同比-0.21%，利润总额同比-3.39%，利润率为5.24%，比上年同期回落0.17个百分点。
透过现象找寻本质。对此，陈大鹏指出，行业经济运行数据正是行业内在调整变革的外在体现。
他分析说，2019年中国服装业经历了三大考验——消费端的结构性变革、商业连接的变革、数字科技引发的制造协同变革；也迎来三大利好——政策利好、技术红利、需求潜力。行走在机遇与挑战之中，中国服装业不断调整、转型、升级，承压负重，迎难而行。
在需求端，消费增速放缓的背后，是消费市场从产品到生产方式、从品牌到价值主张的结构性变化，行业供给侧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考验。
在商业端，消费交互方式、消费链接入口、消费商业逻辑都在发生巨变，如何调整步伐顺应新商业变革，成为考验。
在制造端，数字技术引发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革，行业的协同制造正在发生从供应链经济走向网状经济的重塑，企业组织结构向内在的柔性和外在的协同改变，行业如何适应这一系列的变革，成为考验。
压力与动力相互转换，机遇与挑战相生相伴。中国服装业经历了三重考验的同时，也迎来三方面利好。
政策利好方面，国家宏观层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制造业水平，此外，“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也都为产业发展带来政策利好。陈大鹏表示，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的地位更加突出，“科技、时尚、绿色”的新定位、新认知愈发深入人心。
科技红利方面，数字技术给产业发展带来全新动能与重大机遇，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加速进化，促使互联网进入下半场——产业互联，带来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塑和改造，将为产业转型升级、破解矛盾提供全新的手段。
需求潜力方面，“面对市场压力，依然要看到中国市场巨大的空间和潜力。需求结构性变化的背后就是巨大的空间。”陈大鹏认为，市场分层、城镇化发展、娱乐经济、跨境电商、时尚环保、时尚健康、时尚科技、文化自信、国潮回归等关键词下，巨大的市场需求将是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利好。
协会工作，
以价值服务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桥梁与纽带，作为行业人的“组织”，中国服装协会在行业变革深度调整期更添责任与使命。“技术进步、产业集群、制造升级、产业链协同。”陈大鹏在回顾协会一年来工作时表示，2019年，中国服装协会围绕产业的新定位，聚焦产业新变化，以推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的方向，从四个方面开展了有针对性、有价值的服务工作，推动中国服装业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该项工作是中国服装协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陈大鹏表示，围绕推进智能制造，中服协通过发挥中国服装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平台作用，推动“三衣两裤”全流程自动化技术的行业深化，发布九项智能制造团标，举行中国服装科技发展会议，联合海尔衣联生态平台成立中国服装物联生态联盟，在艺尚小镇创办中国服装科技创新研究院等多重举措，推进工业互联网及数字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推进行业柔性化、智能化新制造体系。
第二，推动产业集群升级。集群化发展，是服装行业的重要特点，也是行业发展基础所在。目前中服协授予的全国服装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共61个。产业集群总体水平即为产业总体水平，一年来，围绕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中服协从技术进步、人才培养、设计创意、社会责任、对接交流等方面推进升级发展，开展了多项工作。
第三，推动产业制造升级。制造升级，是产业核心所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中服协成立中国服装优质制造商联盟，通过打造时尚工园，推动整个产业制造范式的提升和商业逻辑的变革，实现“制造+互联网+数字化工具+新的运营模式”的结合。陈大鹏表示，未来，商业本质的回归，对于真正具备优质制造能力的中小企业而言，将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第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一年来，中服协各专委会的大量工作，以及各平台型的活动，均围绕着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业、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与交流合作而展开，并以此推动产业集成创新。
新征程开启，
行业迈入战略重构期和蓄势发展期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2020年，是“十三五”是收官之年，是“十四五”的蓄势之年。我们该如何总结行业“十三五”，如何开启强国新征程？
对此，陈大鹏总结说，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服装业在技术进步、模式创新、价值回归、发展理念、国际化等方面走在了前列，提升明显，《建设纺织强国纲要（2011－2020年）》规划的纺织强国目标已基本实现。
他指出，“十三五”以来，行业“两化”深度融合、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产业链的数字技术驱动，在全球产业范围来看均已走在前列；行业企业运营模式不断创新提升，大企业做平台，小而美的企业深化细分市场、快速成长，商业渠道持续创新，大量新物种不断涌现；产业本质全面回归，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注重产品的开发、设计、创意，全面重新审视消费者价值、供应链价值；产业发展价值观发生转变，转向高质量、重文化，务实理性，企业向善，责任发展；产业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行业企业通过全球化的布局、并购、运营，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发展体系。
可以说，在“十三五”期间，行业发展打开了新局面，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展望2020年，陈大鹏认为，行业要向强国冲刺，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仍需直面差距与不足，仍需在动能转换、基础能力、软实力、发展理念等方面持续发力。
首先，实现动能转换。中国服装业必须着眼于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大变革，以数字化作为全新生产要素，拉动从企业到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制造体系，推进制造技术、制造系统、制造方式的全面升级。
第二，基础能力补短板。围绕精益管理、精益制造、设计创意、艺术审美、商品企划、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基础能力还需补足，全面提升，夯实基础，为行业走向中高端发展提供内在支撑。
第三，紧抓新生代消费。以95后为主要群体的消费新生代，现已占据全球人口的近40%，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价值观正左右着未来消费的趋势走向。行业企业要将新生代消费者的体验、参与、创造融入企业新价值体系中。
第四，提升行业软实力。软实力是衡量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产业的灵魂和产业真正强大的高度所在。服装行业软实力的两个重要纬度是文化创造和责任发展。文化创造，从产品到产业，从时尚话语权到文化自信，是产业价值创造力的支撑。责任发展，从人本责任到市场责任到环境责任，以及人文情怀，是关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受尊重的强国的重要路径和体现。
第五，转变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转向依靠内生动力带动增长的发展理念，提升核心的创新能力、价值制造、价值创造能力，专注、深耕一定是产业基业常青、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特别是围绕产业链集成协同、集成创新，构建网状经济、数字经济、云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下的产业新理念。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站在新年的起点，陈大鹏认为，行业当前正处于产业战略重构期和蓄势发展期，而要实现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跃迁，犹如攀登珠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奋进中发展，在变革中新生，素来是中国服装人的追求与作为。新一年，新征程行将开启，陈大鹏寄语行业人说：“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行业百年未有之大机遇，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行业充满信心，提升数字化能力，持续务实创新，拥抱新消费，我们的发展空间巨大。大企业做强做好做善，小企业做美做专做特，以创新之心，坚韧之志，我们一定能登上强国之巅。”
#澳亚【资讯】#【脱欧：一场“困局”？】“2016年脱欧公投结果表明，脱欧和留欧的比例是52：48，我们怎么定义“英国人民”的利益?代议制度本身就是要代表不同选区、地区和阶层的利益，我觉得很难存在一个长期固定的“英国人民的利益”。政治，特别是代议政治，在多数时期应该强调差异，而不是求同。”
曾飈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博士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和治疗学院讲师
长期关注英国政治，曾于多家媒体发布时政评论类文章
复旦青年记者 齐臻熹 杨雨晖 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 陈天蓝 陈知新 整理
特别鸣谢：王正绪教授
近年来，英国深陷脱欧泥沼，搁置议会是困局的外化，背后有政坛内斗、政党政治的衰弱等多重因素。面对代议制民主的僵局，英国政治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们对话曾飈老师，为读者梳理纷繁的脱欧风波。
事件回顾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脱欧”，开啓英国漫长的脱欧之旅。2019年4月10日，经过英国内外反复磋商，欧盟同意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2019年10月31日。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接替特蕾莎·梅(Theresa May)就任首相。2019年8月28日，约翰逊宣布，经女王批准，将于9月“暂停议会”。2019年9月2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约翰逊“暂停议会”不合法，因而无效，议会次日复会。目前，脱欧仍在进行中。
青年：约翰逊在9月9日辩论后向女王提出结束本届议会会期，让女王10月14日到议会发表演说，这一做法打破了英国一直以来所遵循的惯例。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曾飈：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政体，女王是虚君，不具有实权，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女王不会否决首相的提议。鲍里斯暂停议会，是政府有权作出的决定。此次鲍里斯要求议会暂停五周，并非大逆不道的事情，本届议会的存在时间已经超过了平常。
至于拉上女王这个说法，我认为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司法权侵入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事件，因为延迟议会是议会的议事规则范畴内的，但是反对党认为使用这个规则是具有政治动机的。这就好像拳手在台上比赛完了，不服裁判的裁决，去找法院来裁决。
此外，英国是议会民主，首相的权限不如美国总统大，行政权也在立法权之下。然而行政权超过立法权慢慢成为一种政治趋势，自从布莱尔(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之后，英国政治中行政权渐大，首相明星化，慢慢变得像总统。鲍里斯是一个典型的强势政治人物，目前表现像一个“英国总统”。
青年：该怎么理解“约翰逊更象是位‘总统’” 呢?
曾飙：约翰逊敢于让议会延期，这是很典型的挑战议会的手法。他对议会要求给欧盟写的信申请延期，采取的近乎孩子气的举动，发了一封不签名的信。约翰逊是一个当前很特殊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另文再论。至于“行政权渐大”形象，最典型的是布莱尔时代开始，布莱尔和约翰逊的风格特别明显，两人都是属于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人物，对于议会影向力极大，比如布莱尔能够通过近乎欺骗的手法说服议会同意攻打伊拉克，而约翰逊可以挑战议会;其次，两人在内阁当中，极为强势，个人的幕僚常常凌驾于内阁大臣之上。
青年：您认为各党派之间就脱欧反复争辩，到底是不是为了英国人民的利益在行动?党争对于公投的最后结果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曾飈：议会各党在脱欧问题上反复辩论，应该是一个良性表现，最终是为了英国的整体利益。当议会意识到特丽莎·梅(Theresa May)的方案对英国不利时候，基本上是三投三败的局面。辩论持续的时间长，主要是因为脱欧背后力量对比太接近，而且还有其他起作用的因素。比如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它们在英国西敏寺议会有35席，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但是它们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仅仅关注苏格兰独立和苏格兰利益。留欧是苏格兰民族党的主张，他们对脱欧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反对，最后还会在涉及苏格兰的政策上设置障碍。这对脱欧的直接影向就是，英国中央政府如果对北爱地区有任何可能会推动脱欧进程的优待，都会遭到苏格兰民族党的掣肘。
再者，现代社会是否还存在一个整体的“人民”?2016年脱欧公投结果表明，脱欧和留欧的比例是52：48，我们怎么定义“英国人民”的利益?代议制度本身就是要代表不同选区、地区和阶层的利益，我觉得很难存在一个长期固定的“英国人民的利益”。政治，特别是代议政治，在多数时期应该强调差异，而不是求同。
至于第二个问题，党争对于公投的最后结果产生了怎么样的作用，这个提法，似乎在假设党争影向公投，这个关系我觉得值得商榷。首先，退欧运动在具体运作上，是几个游说团体在进行，各个党派有参与和支持，但不是主体。其次，如果有争斗，主要来自党内。以保守党为例，从英国加入欧盟，到现在离开欧盟，疑欧派和亲欧派的斗争几乎贯穿始终，比如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约翰·梅杰(Sir John Major)的内阁，斗争非常惨烈。而此次脱欧公投得以推出，最直接原因就是保守党内疑欧派议员的直接威胁。如果不举行公投，他们就反对卡梅伦内阁，让它倒台。亲欧的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当时对于退欧不成很有信心，打算通过公投在很长时间内平息党内反对派。如果有党争影向公投的话，可能主要就是在发起公投这个关键环节上。
党派之间的斗争有没有影向公投结果，在这次脱欧运动中，我个人觉得影向不大。另外，英国政党在对待欧盟的态度上也很有意思。以工党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申请加入欧盟，工党几乎是拼死反对，而如今脱欧，工党也是最大的反对力量。因此从政党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立场是变化的。
青年：“退欧运动在具体运作上，是几个游说团体在进行，各个党派有参与和支持，但不是主体”——请问在退欧过程中，游说团体与政党的利益诉求是否会有契合或相冲突的地方?您说英国民主政治的主体是政党，那么这些游说团体又有怎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曾飙：游说团体和政党之间关系是比较微妙。游说团体一般集中一个目标，而政党往往是要提出一揽子计划，为未来施政铺路。脱欧本身在2016年游说造势过程中，与保守党主流(脱欧在保守党内部并非是少数派)合拍。另外在脱欧游说过程，有位英国银行家阿农·班克斯(Arron Banks)既是保守党主要捐款人，也是Vote Leave运动的赞助人，而且也是Brexit党的主要捐款人——这个政党是前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抛弃了英国独立党，另起炉灶成立的，在今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的欧盟议会议员最大党，他们的目标很有趣，很单一就是要脱欧。在接下来的大选中，他们主动帮助保守党，决定不在保守党占优选区参与选举，主攻工党占优选区。
游说团体一般是注册为非盈利的charity，它们在英国社会重要一部分，但是以党派形式参与政治，是赢得权力的主要途径。
青年：您认为代议制民主该如何避免政治僵局?
曾飈：政治僵局是代议制民主的一部分，也是所有政治的一部分，就好像开车就会熄火一样，很难避免，也不需要去避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设计，比如在议员的选举上，英国采取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手法，用简单多数制，这与欧洲很多国家采取的比例制不同。缺点可能是缺乏代表性，比如一度是英国第三大党的自民党，他们参加大选往往存在一个劣势：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得票率都很平均，有可能在支持者总数上与第二大党差别不多，但是他们在各个选区的得票很平均，很难胜出，结果导致支持者多，但是议员数量与支持者人数不成比例。简单多数制的优点是结果简单，投票决策简单，很符合英国人求实用效率的心理。
自民党曾经在2011年短暂联合执政，进行过一次是否实行比例制投票选举的公投，结果68%的选民拒绝比例制选举制。
过去近二十来年，代议制民主受到的最大冲击可能在于传统的政党政治出现衰弱。民主政治的主体和玩家是政党，如果政党党员减少，会使得代表性降低。此外，民众政治参与度降低，特别是年轻人，但往往人到了中年之后又会重新有参与政治和投票的热情。除了制度因素，这两个因素对于政治僵局的影向很大，改变这两个因素或可避免政治僵局。保守党自2006年来大力推行A List计划，以培养新一代政客。
青年：年轻人对政治的疏离感是否来自英国日益喧嚣、混乱的政治局面?就您的观察而言，英国的青年人与中年人在政治观上是否存在差异?
曾飙：应该说英国政治还是非常稳定的。脱欧确实是一件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情，毕竟结果是52%选择脱欧，48%选择留欧，这基本上反映了力量对比。因为相差并不悬殊，造成脱欧进程非常跌宕起伏，特别是在议会角力，但是对实际生活影向并不大。政党政治的弱化，政党难以吸引青年，这似乎是一个西方民主的普遍问题，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传统政治议题满足不了现代年青人意愿，比如环保、性别平等议题，并不是政党政治重点——政党的重点一般是经济、医疗和教育，而年青人往往对这些领域缺乏实际理解和切身体会，第二，单一诉求的政党，很难提供系统纲领，也难以吸引成熟的选民参与。这也是类似于绿党(Green Party)这样的政党难以坐大的原因。
毫无疑问，英国年青人与中年人政治观存在差异，比如脱欧问题，年青人更多选择留欧，中年人，特别是60岁以上人士，多数选择脱欧。政治代际差异是普遍现象，无需惊讶。
青年：在我们的预设中，英国的脱欧僵局反映的是英国民主政治的“困局”，为英国政坛带来不确定性。但通过您的回答，我们发现您似乎认为英国当下政局所发生的问题都有其合理性，是英国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阵痛”，并非反映了英国政治的弊端。因此我们想向您询问：您是否认为英国当下的政局存在“更优解”呢?还是说它有一套成熟的体制，足够靠自我运转来解决脱欧问题?
曾飙：我觉得不存在最优解，几乎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对。好比板球，板球是英国的国球，也是理解英国人思维的好方式。一场板球赛的胜利，有多种得分方式。一个队伍，需要队长临场调度，用不同的得分方式赢得比赛，这比其他简单积分的比赛要复杂很多。比赛过程中的一个选择，比如是击打4分球还是6分球，往往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需要高效的决策。不到最后一刻，胜负难定。
总而言之，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是一个集传统继承和灵活应变的机制。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公开透明专业的代议制。
曾飈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博士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和治疗学院讲师
长期关注英国政治，曾于多家媒体发布时政评论类文章
复旦青年记者 齐臻熹 杨雨晖 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 陈天蓝 陈知新 整理
特别鸣谢：王正绪教授
近年来，英国深陷脱欧泥沼，搁置议会是困局的外化，背后有政坛内斗、政党政治的衰弱等多重因素。面对代议制民主的僵局，英国政治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们对话曾飈老师，为读者梳理纷繁的脱欧风波。
事件回顾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脱欧”，开啓英国漫长的脱欧之旅。2019年4月10日，经过英国内外反复磋商，欧盟同意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2019年10月31日。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接替特蕾莎·梅(Theresa May)就任首相。2019年8月28日，约翰逊宣布，经女王批准，将于9月“暂停议会”。2019年9月2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约翰逊“暂停议会”不合法，因而无效，议会次日复会。目前，脱欧仍在进行中。
青年：约翰逊在9月9日辩论后向女王提出结束本届议会会期，让女王10月14日到议会发表演说，这一做法打破了英国一直以来所遵循的惯例。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曾飈：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政体，女王是虚君，不具有实权，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女王不会否决首相的提议。鲍里斯暂停议会，是政府有权作出的决定。此次鲍里斯要求议会暂停五周，并非大逆不道的事情，本届议会的存在时间已经超过了平常。
至于拉上女王这个说法，我认为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司法权侵入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事件，因为延迟议会是议会的议事规则范畴内的，但是反对党认为使用这个规则是具有政治动机的。这就好像拳手在台上比赛完了，不服裁判的裁决，去找法院来裁决。
此外，英国是议会民主，首相的权限不如美国总统大，行政权也在立法权之下。然而行政权超过立法权慢慢成为一种政治趋势，自从布莱尔(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之后，英国政治中行政权渐大，首相明星化，慢慢变得像总统。鲍里斯是一个典型的强势政治人物，目前表现像一个“英国总统”。
青年：该怎么理解“约翰逊更象是位‘总统’” 呢?
曾飙：约翰逊敢于让议会延期，这是很典型的挑战议会的手法。他对议会要求给欧盟写的信申请延期，采取的近乎孩子气的举动，发了一封不签名的信。约翰逊是一个当前很特殊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另文再论。至于“行政权渐大”形象，最典型的是布莱尔时代开始，布莱尔和约翰逊的风格特别明显，两人都是属于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人物，对于议会影向力极大，比如布莱尔能够通过近乎欺骗的手法说服议会同意攻打伊拉克，而约翰逊可以挑战议会;其次，两人在内阁当中，极为强势，个人的幕僚常常凌驾于内阁大臣之上。
青年：您认为各党派之间就脱欧反复争辩，到底是不是为了英国人民的利益在行动?党争对于公投的最后结果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曾飈：议会各党在脱欧问题上反复辩论，应该是一个良性表现，最终是为了英国的整体利益。当议会意识到特丽莎·梅(Theresa May)的方案对英国不利时候，基本上是三投三败的局面。辩论持续的时间长，主要是因为脱欧背后力量对比太接近，而且还有其他起作用的因素。比如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它们在英国西敏寺议会有35席，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但是它们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仅仅关注苏格兰独立和苏格兰利益。留欧是苏格兰民族党的主张，他们对脱欧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反对，最后还会在涉及苏格兰的政策上设置障碍。这对脱欧的直接影向就是，英国中央政府如果对北爱地区有任何可能会推动脱欧进程的优待，都会遭到苏格兰民族党的掣肘。
再者，现代社会是否还存在一个整体的“人民”?2016年脱欧公投结果表明，脱欧和留欧的比例是52：48，我们怎么定义“英国人民”的利益?代议制度本身就是要代表不同选区、地区和阶层的利益，我觉得很难存在一个长期固定的“英国人民的利益”。政治，特别是代议政治，在多数时期应该强调差异，而不是求同。
至于第二个问题，党争对于公投的最后结果产生了怎么样的作用，这个提法，似乎在假设党争影向公投，这个关系我觉得值得商榷。首先，退欧运动在具体运作上，是几个游说团体在进行，各个党派有参与和支持，但不是主体。其次，如果有争斗，主要来自党内。以保守党为例，从英国加入欧盟，到现在离开欧盟，疑欧派和亲欧派的斗争几乎贯穿始终，比如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约翰·梅杰(Sir John Major)的内阁，斗争非常惨烈。而此次脱欧公投得以推出，最直接原因就是保守党内疑欧派议员的直接威胁。如果不举行公投，他们就反对卡梅伦内阁，让它倒台。亲欧的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当时对于退欧不成很有信心，打算通过公投在很长时间内平息党内反对派。如果有党争影向公投的话，可能主要就是在发起公投这个关键环节上。
党派之间的斗争有没有影向公投结果，在这次脱欧运动中，我个人觉得影向不大。另外，英国政党在对待欧盟的态度上也很有意思。以工党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申请加入欧盟，工党几乎是拼死反对，而如今脱欧，工党也是最大的反对力量。因此从政党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立场是变化的。
青年：“退欧运动在具体运作上，是几个游说团体在进行，各个党派有参与和支持，但不是主体”——请问在退欧过程中，游说团体与政党的利益诉求是否会有契合或相冲突的地方?您说英国民主政治的主体是政党，那么这些游说团体又有怎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曾飙：游说团体和政党之间关系是比较微妙。游说团体一般集中一个目标，而政党往往是要提出一揽子计划，为未来施政铺路。脱欧本身在2016年游说造势过程中，与保守党主流(脱欧在保守党内部并非是少数派)合拍。另外在脱欧游说过程，有位英国银行家阿农·班克斯(Arron Banks)既是保守党主要捐款人，也是Vote Leave运动的赞助人，而且也是Brexit党的主要捐款人——这个政党是前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抛弃了英国独立党，另起炉灶成立的，在今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的欧盟议会议员最大党，他们的目标很有趣，很单一就是要脱欧。在接下来的大选中，他们主动帮助保守党，决定不在保守党占优选区参与选举，主攻工党占优选区。
游说团体一般是注册为非盈利的charity，它们在英国社会重要一部分，但是以党派形式参与政治，是赢得权力的主要途径。
青年：您认为代议制民主该如何避免政治僵局?
曾飈：政治僵局是代议制民主的一部分，也是所有政治的一部分，就好像开车就会熄火一样，很难避免，也不需要去避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设计，比如在议员的选举上，英国采取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手法，用简单多数制，这与欧洲很多国家采取的比例制不同。缺点可能是缺乏代表性，比如一度是英国第三大党的自民党，他们参加大选往往存在一个劣势：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得票率都很平均，有可能在支持者总数上与第二大党差别不多，但是他们在各个选区的得票很平均，很难胜出，结果导致支持者多，但是议员数量与支持者人数不成比例。简单多数制的优点是结果简单，投票决策简单，很符合英国人求实用效率的心理。
自民党曾经在2011年短暂联合执政，进行过一次是否实行比例制投票选举的公投，结果68%的选民拒绝比例制选举制。
过去近二十来年，代议制民主受到的最大冲击可能在于传统的政党政治出现衰弱。民主政治的主体和玩家是政党，如果政党党员减少，会使得代表性降低。此外，民众政治参与度降低，特别是年轻人，但往往人到了中年之后又会重新有参与政治和投票的热情。除了制度因素，这两个因素对于政治僵局的影向很大，改变这两个因素或可避免政治僵局。保守党自2006年来大力推行A List计划，以培养新一代政客。
青年：年轻人对政治的疏离感是否来自英国日益喧嚣、混乱的政治局面?就您的观察而言，英国的青年人与中年人在政治观上是否存在差异?
曾飙：应该说英国政治还是非常稳定的。脱欧确实是一件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情，毕竟结果是52%选择脱欧，48%选择留欧，这基本上反映了力量对比。因为相差并不悬殊，造成脱欧进程非常跌宕起伏，特别是在议会角力，但是对实际生活影向并不大。政党政治的弱化，政党难以吸引青年，这似乎是一个西方民主的普遍问题，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传统政治议题满足不了现代年青人意愿，比如环保、性别平等议题，并不是政党政治重点——政党的重点一般是经济、医疗和教育，而年青人往往对这些领域缺乏实际理解和切身体会，第二，单一诉求的政党，很难提供系统纲领，也难以吸引成熟的选民参与。这也是类似于绿党(Green Party)这样的政党难以坐大的原因。
毫无疑问，英国年青人与中年人政治观存在差异，比如脱欧问题，年青人更多选择留欧，中年人，特别是60岁以上人士，多数选择脱欧。政治代际差异是普遍现象，无需惊讶。
青年：在我们的预设中，英国的脱欧僵局反映的是英国民主政治的“困局”，为英国政坛带来不确定性。但通过您的回答，我们发现您似乎认为英国当下政局所发生的问题都有其合理性，是英国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阵痛”，并非反映了英国政治的弊端。因此我们想向您询问：您是否认为英国当下的政局存在“更优解”呢?还是说它有一套成熟的体制，足够靠自我运转来解决脱欧问题?
曾飙：我觉得不存在最优解，几乎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对。好比板球，板球是英国的国球，也是理解英国人思维的好方式。一场板球赛的胜利，有多种得分方式。一个队伍，需要队长临场调度，用不同的得分方式赢得比赛，这比其他简单积分的比赛要复杂很多。比赛过程中的一个选择，比如是击打4分球还是6分球，往往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需要高效的决策。不到最后一刻，胜负难定。
总而言之，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是一个集传统继承和灵活应变的机制。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公开透明专业的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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