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上海众多社区纷纷倒退回“母系社会”。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连平：积极举措有效扩大内需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外汇 ，作者中国外汇
首发于中国外汇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连平
植信投资研究院宏观高级研究员 罗奂劼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随着近年来经济结构转型步伐的加快，消费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持续得到提升，消费增长潜力正在深入挖掘。与此同时，仍然需要充分肯定投资仍具有稳定经济增长和维持内需扩张的关键作用。推进投资提质增效和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既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要求，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房地产市场运行与投资和消费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把握好促进消费和提升投资过程中的重点，发现和解决难点问题，使得扩大内需更好地落到实处。
一、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日趋重要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显著变化。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主要对应外需，而投资和消费主要对应内需，内外需协调配共同合促进经济增长。结合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来看，在外需受到较大冲击且容易被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内需不但是总需求的基本盘，更是在总需求中占比不断扩大的成长盘。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是以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拓展。扩大内需主要涉及三大领域，既要加大投资，也要扩大居民消费，还要发展房地产；房地产行业发展既拉动投资，又扩大消费。
自2000年以来，中国内需呈现出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对外依存度显著下降，内需对经济的贡献持续扩大。二是从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转变。三是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依然保持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挥自身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基于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向广大的外需市场推动出口和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并在2006年达到了68%的最高水平，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曾一度高达8%左右。此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的愈发明显以及我国经济自身向高质量转型发展需求的提升，使得对外依存度下降至如今30%左右的水平，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降至3%左右的水平。我国开始逐渐进入依靠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
从2000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依靠投资和消费的“双管齐下”共同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大力发展包括商品房在内的房地产投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又进一步加快了制造业投资的步伐。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带动消费需求激增。据统计，从2000年至2010年的十一年中，有六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于投资，剩下五年则低于投资。进入2011年，由于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率过高，债务风险过大；房地产过热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过高，房地产企业也面临资金收紧和销售不畅导致的流动性压力，房地产投资增长步伐逐步放缓；制造业投资则受外部不确定性影响较大。通过追加投资对内需的提振作用减少而副作用却逐步显现。在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且对内需提振减弱的情况下，消费就成为了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除个别年份外，从2011年至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5%-69%的区间内，而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保持在22%-46%之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显著高于投资贡献率。表明从2011年开始，中国内需和经济增长正在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路径上转变。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经济运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投资和消费恢复不同步和外需有效弥补了内需的不足。2020年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一年，当年一季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经济负增长，之后通过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扩大来迅速稳定经济断崖式下滑。但在疫情严重冲击下，消费亦受到重创。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拖累GDP增速0.15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投资）的贡献率高达81.5%，拉动GDP增速1.79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疫情被有效地控制，内需和经济增长又回到了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状态。由于财政后置、项目审批严格和房地产市场承压等因素影响下，投资明显放缓。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攀升至65.4%，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大跌至13.7%，不仅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甚至时隔23年后再度出现贡献率不及出口的情况。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需求的转移和我国体系健全的产业链，2020年和2021年的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均高于20%，创下近二十年以来的高位。
详情链接：https://t.cn/A66Q4s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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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连平
植信投资研究院宏观高级研究员 罗奂劼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随着近年来经济结构转型步伐的加快，消费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持续得到提升，消费增长潜力正在深入挖掘。与此同时，仍然需要充分肯定投资仍具有稳定经济增长和维持内需扩张的关键作用。推进投资提质增效和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既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要求，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房地产市场运行与投资和消费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把握好促进消费和提升投资过程中的重点，发现和解决难点问题，使得扩大内需更好地落到实处。
一、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日趋重要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显著变化。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主要对应外需，而投资和消费主要对应内需，内外需协调配共同合促进经济增长。结合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来看，在外需受到较大冲击且容易被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内需不但是总需求的基本盘，更是在总需求中占比不断扩大的成长盘。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是以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拓展。扩大内需主要涉及三大领域，既要加大投资，也要扩大居民消费，还要发展房地产；房地产行业发展既拉动投资，又扩大消费。
自2000年以来，中国内需呈现出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对外依存度显著下降，内需对经济的贡献持续扩大。二是从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转变。三是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依然保持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挥自身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基于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向广大的外需市场推动出口和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并在2006年达到了68%的最高水平，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曾一度高达8%左右。此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的愈发明显以及我国经济自身向高质量转型发展需求的提升，使得对外依存度下降至如今30%左右的水平，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降至3%左右的水平。我国开始逐渐进入依靠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
从2000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依靠投资和消费的“双管齐下”共同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大力发展包括商品房在内的房地产投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又进一步加快了制造业投资的步伐。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带动消费需求激增。据统计，从2000年至2010年的十一年中，有六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于投资，剩下五年则低于投资。进入2011年，由于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率过高，债务风险过大；房地产过热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过高，房地产企业也面临资金收紧和销售不畅导致的流动性压力，房地产投资增长步伐逐步放缓；制造业投资则受外部不确定性影响较大。通过追加投资对内需的提振作用减少而副作用却逐步显现。在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且对内需提振减弱的情况下，消费就成为了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除个别年份外，从2011年至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5%-69%的区间内，而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保持在22%-46%之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显著高于投资贡献率。表明从2011年开始，中国内需和经济增长正在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路径上转变。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经济运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投资和消费恢复不同步和外需有效弥补了内需的不足。2020年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一年，当年一季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经济负增长，之后通过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扩大来迅速稳定经济断崖式下滑。但在疫情严重冲击下，消费亦受到重创。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拖累GDP增速0.15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投资）的贡献率高达81.5%，拉动GDP增速1.79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疫情被有效地控制，内需和经济增长又回到了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状态。由于财政后置、项目审批严格和房地产市场承压等因素影响下，投资明显放缓。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攀升至65.4%，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大跌至13.7%，不仅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甚至时隔23年后再度出现贡献率不及出口的情况。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需求的转移和我国体系健全的产业链，2020年和2021年的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均高于20%，创下近二十年以来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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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交通运输局：严把关口，筑牢屏障，全力守好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宿迁市交通运输局快速响应、迅速行动，动员广大干部职工不负重托，勤勉尽责，不分昼夜奋战在全市抗疫最前沿，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新一轮疫情发生后，宿迁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疫情交通管控工作，先后召开疫情防控推进会、点调会，部署交通运输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强化机制制度建设，提升统筹指挥调度，建立交通管控专班。
为贯彻落实省市交通防控要求，3月29日至30日，该局在成立“一办十组”的基础上，抽调骨干力量，建立挂钩联系县区的督查工作机制，开展疫情交通防控督查工作。该局配合市纪委派驻第九纪检监察组，先后赴沭阳、泗阳、泗洪、市区高速出入口、国省市际交界处疫情防控检查点累计督查11次。同时，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局属各单位分管领导带队，组织开展两轮疫情防控专项督查，对全市交通查验点进行拉网式督查，进一步压实疫情防控职责，督促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
交通卡口是“外防输入”的第一道防线。自3月5日起，该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牵头统筹全市交通执法力量，联合公安、卫健等部门设置查验点进行24小时全天候交通管控，对市外所有来（返）宿车辆和人员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验。
目前，在宁宿徐高速宿迁主线收费站交通管控卡点，来自该局所属单位执勤人员每天分为4个班，总共72名人员参与管控。
截至3月30日24时，全市共设置公路疫情查验点27个，其中高速14个，普通公路12个，县乡道路1个，交通执勤人员累计查验车辆55.72万辆，人员78.50万人，劝返车辆4.31万辆，劝返人数6.4万人，其中黄码15人，均按规定进行处置；设置水路查验点2个，即京杭运河皂河船闸查验点、京杭运河泗阳船闸查验点，累计查验船舶684艘次，船员1242人。
为保障防疫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有序畅通，3月15日，宿迁市交通运输局加强疫情防控期间交通物流绿色通道车辆通行证管理，对防疫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有紧急运输需求，且能够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严格实施管控的企业发放《通行证》，构建物流车辆绿色通道。随后，结合防疫工作要求，该局又进一步明确中小企业、个体运输户通行证办理要求，方便中小企业、从事防疫或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的个体运输户及时快捷领取《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输通行证》。
截至3月30日18时，已累计发放《通行证》1.6万张。在全市公路各查验点，交通执勤人员落实好车辆、人员应检必检防疫要求，并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简化对绿色通道车辆的查验流程，做到快速、精准、安全放行。在水上运输上，该局成子河船闸管理处开通了煤电等专项物资及市重点企业急需物资快速通过的绿色通道，主动走访企业，详细了解需求，宣传绿色通道服务措施，建立服务群专项对接机制，做到第一时间掌握企业通行需求，从而合理制定调度计划，保障重点物资快速通过船闸。
在做好交通管控的同时，该局在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自觉下沉一线，助力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筑牢“前沿防线”。
3月21日，该局铁路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十余名党员前往黄河社区佳源公园一号小区开展“手拉手结对共建 心连心抗击疫情”主题党日活动，向黄河社区赠送防疫、生活物品，同时安排党员志愿者接力社区开展体温检测、健康码检验、核酸检测等工作，助力共建小区疫情防控工作。
3月23日，盐洛高速公路宿泗段工程项目部10名青年志愿者身着蓝色马甲，在泗洪县界集镇唐杨村、盛圩村、梨园村、尤岗村四个村设立服务点开展“全民抗疫 服务人民”志愿服务活动，及时疏导核酸检测点周边交通，向群众发放并指导规范佩戴口罩，为当地疫情防控作出积极贡献。
疫情防控中，该局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纷纷挺身而出，将防疫一线变成检验初心的考场。
该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员干部职工主动请缨，12名党员干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参与到宁宿徐高速宿迁主线查验点交通管控工作中去。
该局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号召，成立“抗疫先锋队”，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市公交公司“防疫志愿者”团队奔赴防疫一线，协助对过往车辆进行“摸底式”登记排查。
宿迁交通人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扛在肩膀上，冲锋一线、站在前沿，用责任与担当，为宿迁市民守好城市“大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岗位、身先士卒，各查验点涌现出众多感人的抗疫先进人物。
今年50多岁的蔡强是水上执法大队五中队中队长，他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超45岁的队伍，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候，全体队员主动请缨，投入到水上疫情防控工作中。
转业军人谢雪峰是一名有着28年党龄的老党员，在获悉宿迁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后，他第一时间提交疫情防控请战书，向党组织表示“党有号召我即行动，守好大家才能保好小家”，强烈要求到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女“战士们”放弃休息，迅速行动，冲到了防疫一线，撑起了疫情防控“半边天”。
宿豫区运输服务中心货运科科长付强和他的同事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担负起为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和生活必需物资运输车辆办理通行证的职责……他们用一簇“交通蓝”，守护满城“健康绿”。
#交通线上看江苏#交通在线#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宿迁市交通运输局快速响应、迅速行动，动员广大干部职工不负重托，勤勉尽责，不分昼夜奋战在全市抗疫最前沿，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新一轮疫情发生后，宿迁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疫情交通管控工作，先后召开疫情防控推进会、点调会，部署交通运输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强化机制制度建设，提升统筹指挥调度，建立交通管控专班。
为贯彻落实省市交通防控要求，3月29日至30日，该局在成立“一办十组”的基础上，抽调骨干力量，建立挂钩联系县区的督查工作机制，开展疫情交通防控督查工作。该局配合市纪委派驻第九纪检监察组，先后赴沭阳、泗阳、泗洪、市区高速出入口、国省市际交界处疫情防控检查点累计督查11次。同时，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局属各单位分管领导带队，组织开展两轮疫情防控专项督查，对全市交通查验点进行拉网式督查，进一步压实疫情防控职责，督促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
交通卡口是“外防输入”的第一道防线。自3月5日起，该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牵头统筹全市交通执法力量，联合公安、卫健等部门设置查验点进行24小时全天候交通管控，对市外所有来（返）宿车辆和人员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验。
目前，在宁宿徐高速宿迁主线收费站交通管控卡点，来自该局所属单位执勤人员每天分为4个班，总共72名人员参与管控。
截至3月30日24时，全市共设置公路疫情查验点27个，其中高速14个，普通公路12个，县乡道路1个，交通执勤人员累计查验车辆55.72万辆，人员78.50万人，劝返车辆4.31万辆，劝返人数6.4万人，其中黄码15人，均按规定进行处置；设置水路查验点2个，即京杭运河皂河船闸查验点、京杭运河泗阳船闸查验点，累计查验船舶684艘次，船员1242人。
为保障防疫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有序畅通，3月15日，宿迁市交通运输局加强疫情防控期间交通物流绿色通道车辆通行证管理，对防疫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有紧急运输需求，且能够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严格实施管控的企业发放《通行证》，构建物流车辆绿色通道。随后，结合防疫工作要求，该局又进一步明确中小企业、个体运输户通行证办理要求，方便中小企业、从事防疫或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的个体运输户及时快捷领取《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输通行证》。
截至3月30日18时，已累计发放《通行证》1.6万张。在全市公路各查验点，交通执勤人员落实好车辆、人员应检必检防疫要求，并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简化对绿色通道车辆的查验流程，做到快速、精准、安全放行。在水上运输上，该局成子河船闸管理处开通了煤电等专项物资及市重点企业急需物资快速通过的绿色通道，主动走访企业，详细了解需求，宣传绿色通道服务措施，建立服务群专项对接机制，做到第一时间掌握企业通行需求，从而合理制定调度计划，保障重点物资快速通过船闸。
在做好交通管控的同时，该局在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自觉下沉一线，助力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筑牢“前沿防线”。
3月21日，该局铁路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十余名党员前往黄河社区佳源公园一号小区开展“手拉手结对共建 心连心抗击疫情”主题党日活动，向黄河社区赠送防疫、生活物品，同时安排党员志愿者接力社区开展体温检测、健康码检验、核酸检测等工作，助力共建小区疫情防控工作。
3月23日，盐洛高速公路宿泗段工程项目部10名青年志愿者身着蓝色马甲，在泗洪县界集镇唐杨村、盛圩村、梨园村、尤岗村四个村设立服务点开展“全民抗疫 服务人民”志愿服务活动，及时疏导核酸检测点周边交通，向群众发放并指导规范佩戴口罩，为当地疫情防控作出积极贡献。
疫情防控中，该局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纷纷挺身而出，将防疫一线变成检验初心的考场。
该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员干部职工主动请缨，12名党员干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参与到宁宿徐高速宿迁主线查验点交通管控工作中去。
该局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号召，成立“抗疫先锋队”，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市公交公司“防疫志愿者”团队奔赴防疫一线，协助对过往车辆进行“摸底式”登记排查。
宿迁交通人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扛在肩膀上，冲锋一线、站在前沿，用责任与担当，为宿迁市民守好城市“大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岗位、身先士卒，各查验点涌现出众多感人的抗疫先进人物。
今年50多岁的蔡强是水上执法大队五中队中队长，他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超45岁的队伍，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候，全体队员主动请缨，投入到水上疫情防控工作中。
转业军人谢雪峰是一名有着28年党龄的老党员，在获悉宿迁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后，他第一时间提交疫情防控请战书，向党组织表示“党有号召我即行动，守好大家才能保好小家”，强烈要求到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女“战士们”放弃休息，迅速行动，冲到了防疫一线，撑起了疫情防控“半边天”。
宿豫区运输服务中心货运科科长付强和他的同事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担负起为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和生活必需物资运输车辆办理通行证的职责……他们用一簇“交通蓝”，守护满城“健康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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