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棚行】作者：吴宗祜

三、棚挑子

喜庆丧吊办事搭棚的风气，也传到了乡间。于是乡镇之上，也有棚铺出现。规模比城里的棚铺小得多，也不分席棚、布棚，但以搭布棚者占多数。这种城乡内外小范围的经营，叫做“棚挑子”，以言其棚铺之小，所用材料、工具，仅用一副挑子即可挑起来走。此种棚铺，皆为棚行工人积攒些小本钱，买些便宜材料，专搭小棚，做大棚铺不应的小生意。遇到大买卖，他们便转让给大棚铺做，从中得些提成。他们本人也参与搭棚的施工，兼挣一份工资。这种“棚挑子”，有的也有个字号，有的索性连字号也没有。民国三十年的统计，人数在二百人左右。

#春明旧俗#

【北京的棚行】作者：吴宗祜

二、布棚业

清乾隆以后，出现了经营支搭布棚的专业。

当时每年皆要举行祭天、谒陵等盛大的典礼。乾隆喜欢效法乃祖康熙，走出宫廷去各处巡视。每逢典礼，更要大摆排场，显出太平盛世。祭谒之日，各衙署以及军营，均须先期设香案供奉。每当皇帝出猎（去南苑海子里打猎，或去承德、围场狩猎）、犯人处决（每年秋季处斩犯人）、地方验尸（主管官厅官员下来检验尸体）等等，均须支搭棚帐，以作官员临时驻足之所。因为是支搭棚帐，所以做这宗买卖的棚业，叫“帐房铺”。清代所搭之帐房，有一定的规矩。它须用布账支搭中军、虎座、旗纛(dà〇)、帐房。中军，即如今日京剧戏台上所见之大帐；虎座，即帅位，亦即中军账设立的帅椅。帅位的后面，有以布围成屏风式的围幕；旗纛，即大纛旗；帐房，即用布帐支搭之棚（即如后来天桥或庙会内，艺人卖艺所搭之戏棚）。清代中叶，北京专营布棚的棚铺，有“八大义”之称。它们是：东城灯市口之“天义”，演乐胡同的“晋义”，东四牌楼的“三义”，米市大街的“合义”、“天利义”，八面槽的“万义”，东四南大街的“南公义”、“北公义”。这八家都开设在东城，它们的铺掌都是山西人。为什么账房业的铺子都设在东城呢？因为帐房铺的业务，主要应内廷、官署的召唤，民间用帐房的很少。而宫廷里办事，都从东华门出入；各部衙署，也多在内城天安门以东，所以开在东城，呼应方便。帐房铺的门首，各竖大纛旗一面，这就是他们店铺的牌幌。北京的商店，在清末民初，盛行在店门口挂起招牌，以幌子作为特殊的标志。如酒店之高悬酒旗、酒帘；算盘铺在门前挂一个大算盘：棉花店挂一团大棉花团；切面铺挂上纸剪的面条穗等。各家有各家的名目花样，但竖大纛旗的，则只帐房铺一家而已。

“八大义”在东城独占帐房业，因无人竞争，这八家的生意颇为兴隆。一家有活，人工不够用时，可向其他七家邀请帮忙。最初也讲同行义气，不付工资，但须请两顿酒席。后来因相互之间产生意见，工人对仅请两顿酒饭，也有不满，遂取消了互请帮忙，改为请人帮工，建立了临时请工制度。

由于布棚的支搭搬运较席棚轻便，民间亦渐喜欢搭布棚办事。布棚的用途日广，其成本且较席棚为低，所以得以与席棚业并列。清末民初，北京较有名的布棚铺，有东城灯市口“天顺”，西城西安门外“天合”，西四牌楼“义泉”，南城崇外南桥湾“利顺”，宣武门内“泰来”，广安门内米市胡同“兴隆”，北城鼓楼“兴泉永”等七家。

席棚铺、布棚铺日见增多，搭棚的工人，遂成立了街口（即工人集合应候的地方，多在当地的茶馆）。起初，席、布棚分开，时间长了，有时为了抢活，就席、布棚混而为一，席棚铺也兼营布棚，布棚业也兼营席棚。棚行工人，也不分席棚工、布棚工了。自此，棚铺即成为这一行业的统称。

至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底统计，北京城内的大小棚铺，已有二百四十五家。四乡八镇的尚不在内，栅铺兼营轿铺或寿材铺的也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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