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海标 ：价格低、疗效高、用药简、药源足，学会这几个古方，解决气血不足的问题！[鲜花][鲜花][鲜花]
血是人身中的重要体液，它与气相互为用，成为维持生命活动的两大物质基础。气血的关系，犹鱼之与水，一刻不能偶离，故前人有“ 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以运血，血以载气”等说，它们的密切关系，有如此者。
血的运行，虽然赖气的推动，而其功能，主要是循环不息，把人体内由饮食精微所化生的营养物质，供给于脏腑和组织，以至四肢百骸，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又把脏腑组织中要排泄的废料，带到肺脏，经过呼吸和出汗等方式而排出体外。故《 黄帝内经》说：“ 肺者，气之本也。”《 黄帝内经》说：“ 肺朝百脉。”即所以说明肺主呼吸，以营其呼碳吸氧和气运血行的功能。至于经论对血的功能的论述，往往把营血并称，如《 黄帝内经·痹论》说：“ 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 黄帝内经·邪客》说：“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这些经论，就是说明上面所述的循环作用。
血的功能，除上述外，还与精神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黄帝内经·本神》说：“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藏气，气舍魄……肾臧精，精舍志……”这就明确指出血和精神七情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如血旺则精神慧爽，心情舒畅，反此，则精神萎顿，情绪抑郁，又从病理来说，热病的膀胱蓄血证，妇科病的热入血室，皆因血与热结，致使神识昏乱，出现如狂、发狂的症状。反过来说，精神过激，盛怒之后，每易引起血气上逆，甚至呕血；或由于所欲不遂，情志郁结，久必成为营血虚弱的证候。所以《 黄帝内经·八正神明论》说：“ 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就是教人以调血养神之道。
血液的来源及其生化过程，《 黄帝内经·决气》说：“ 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 黄帝内经·经脉别论》说：“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这就明白而具体地说明血的来源和生化过程，就是中焦的脾胃把饮食水谷的精微输送到心脏，得心火的宣化，而后变成赤色的血液，血液经心脏的收缩，淫注于脉道，循环往复，运行不息，就成为脉气流经的生理功能。胃又把水谷的精微，输送于肝，使肝所藏的血液充盛，得以营养筋脉。据此，治疗贫血，必须补脾胃，宣心阳和补心液才能得到疗效，而补气以生血，也是要法。如蓄血或血逆上行．又要破血逐瘀，清火凉血以分别治之。血从下行出者，多因气虚不能固摄与火动妄行所致，补气以维血，清火以止血，又为扼要之图。
古人对补血的方剂，主要是依据血的来源和生化过程而制定的。如炙甘草汤是补阴以生血的，人参养营汤是宣心阳以生血的，当归补血汤是补气以生血的，而皆不外补中焦生血之源的主要法则。
我本于血液的来源和生化过程的生理功能，运用桂枝汤、桂枝甘草汤、桂枝人参汤、黄芪建中汤、芍药甘草汤等方，以为治疗贫血之用，效果颇如人意。其用方要旨，除芍药甘草汤是根于“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的论点，以炙甘草补脾，使食气入胃，产生精微，以白芍和肝血，益以为散精于肝，淫气于筋之用。其余 4 方，皆取补中之药，以为中焦受气取汁之用，取桂枝以宣心阳，使变化而赤，则血得以资生矣。芍药甘草汤是血虚而阴不足者用，余方皆为血虚而阳不生阴之治。黄芪建中汤更能于补阳生阴之中达到补气生血之妙。
为了验证我对经论的理解和古方运用与实践的效价，现仅举出用桂枝汤和桂枝甘草汤以治疗贫血的几个例子，以为印证。
病例一
病员卢某，女性，56 岁，住本镇郊区后山大队后山大街， 初诊日期：1974 年 3 月 11 日。
她于 3 年前患钩虫病，经驱虫后，仍贫血不能恢复，多方 治疗，效果不大。并经常眩晕、心悸、气促，时或胸胁不舒，虽家务操作，都不能胜任。饮食小进，二便自调。脉弦涩小，舌色淡红，无苔，面色苍白，眼睑无华，形体消瘦。
大便检查：未发现钩虫卵。血常规：RBC 2.8×10^12/L，Hb 85g/L。血压：145/88mmHg。
治疗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3 天，用当归四逆汤，主要以养血温肝，治其眩晕。第二阶段 3 天，眩晕已解，反腹痛便溏，仍胸胁不舒，用桂枝人参汤以调治心脾，温中止利。第三阶段 6 天，用桂枝汤、桂枝甘草汤相间服，意取补心益脾以生血液，而心悸气促已愈。在这个阶段的治疗中，病人面色已渐红润，眼睑血管复现赤色，血压 164/88mmHg。血常规：RBC 3.28×10^12/L，Hb 95g/L。病家在这种病的好转佳兆中，认为疗效满意。事实证明，于操持家务中，打水、挑水都无心 悸、气促出现，因而中止治疗。
我们及时进行家访，得悉她中止治疗的原因如上，并劝她继续治疗，以巩固效果。所以，第四阶段治疗共 4 天，仍用第三阶段的方法。血常规检查，RBC 6.9×10^12/L，Hb 110g/L。至此 3 年来由于贫血而致的心悸、气促久病，已恢复健康了。并嘱多吃三果（ 桂圆肉、荔枝干、大枣），间服归脾丸，以为远效之施。
本例第二阶段用桂枝人参汤虽是调治心脾，温中止利之用，实则是补血之治，因为理中汤是补脾以滋血液生化之源，桂枝以宣心阳，奉心化赤而为血的。病者痊愈后，事隔 3 年半，她来岐在马路中与我邂逅相逢，见她精神慧爽、容光焕发，并对我说身体健康，胜于往年，互相欣慰而别。
（小编：治疗过程四个阶段一共才半个月时间，治好了患者3年的贫血，血常规检查有如此明显的改变，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写在篇后
1.上面运用以治疗贫血的五方，皆有价格低、疗效高、用药简、药源足的优点，合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2．当归是补血的药，而当归建中汤尤为补血的方剂，为什么不选入应用呢？这有两点理由：（1）黄芪建中汤，在补中生血之中，更有补气以资血之功，它比当归建中汤单于补血而无补气者胜了一筹。（2）当归原属活血之药，不是补血之品，观炙甘草汤是补血的主方，都没有取当归配伍。后世的四物汤中，用当归以理血，不是补血，故柯韵伯说：“ 是方乃肝经调血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也。”当归补血汤是补血的名方，反以黄芪为主药，当归则成为臣药以次之。基于上述两点理由，故所选以为运用补血之方，皆不用当归的。
3．人参养营汤与归脾汤都同是补脾生血的方剂，而前者因有肉桂、熟地、远志等，长于补血；后者因有桂圆肉、酸枣仁、远志等，故长于补心安神。这两条方，在补血中，宜互相应用，不可偏废。
4．当归不是补血之药与补血的治剂，都已阐述于前，而补血之药，应以何物为主呢？根据炙甘草汤的组织意义，炙甘草、大枣，是补中焦生血之源，桂枝、生地黄，一以宣心阳变化而赤，一以助心液，与归心的浊气，结合而成血，人参补气以资生血液，即补无形以生有形者也。以此理由而推广之，凡北黄芪、肉桂、远志、熟地、桂圆肉（与荔枝干、大枣三物共食，名三果饵，能补心肝脾三经而益血）、荔枝干等物，都是补血之品，至于当归主要用于妇女调经，尤为妙品。
特别提醒：本文所涉及之处方用药，仅供临床医生参考，非中医专业人士请勿擅自试方。
血是人身中的重要体液，它与气相互为用，成为维持生命活动的两大物质基础。气血的关系，犹鱼之与水，一刻不能偶离，故前人有“ 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以运血，血以载气”等说，它们的密切关系，有如此者。
血的运行，虽然赖气的推动，而其功能，主要是循环不息，把人体内由饮食精微所化生的营养物质，供给于脏腑和组织，以至四肢百骸，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又把脏腑组织中要排泄的废料，带到肺脏，经过呼吸和出汗等方式而排出体外。故《 黄帝内经》说：“ 肺者，气之本也。”《 黄帝内经》说：“ 肺朝百脉。”即所以说明肺主呼吸，以营其呼碳吸氧和气运血行的功能。至于经论对血的功能的论述，往往把营血并称，如《 黄帝内经·痹论》说：“ 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 黄帝内经·邪客》说：“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这些经论，就是说明上面所述的循环作用。
血的功能，除上述外，还与精神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黄帝内经·本神》说：“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藏气，气舍魄……肾臧精，精舍志……”这就明确指出血和精神七情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如血旺则精神慧爽，心情舒畅，反此，则精神萎顿，情绪抑郁，又从病理来说，热病的膀胱蓄血证，妇科病的热入血室，皆因血与热结，致使神识昏乱，出现如狂、发狂的症状。反过来说，精神过激，盛怒之后，每易引起血气上逆，甚至呕血；或由于所欲不遂，情志郁结，久必成为营血虚弱的证候。所以《 黄帝内经·八正神明论》说：“ 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就是教人以调血养神之道。
血液的来源及其生化过程，《 黄帝内经·决气》说：“ 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 黄帝内经·经脉别论》说：“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这就明白而具体地说明血的来源和生化过程，就是中焦的脾胃把饮食水谷的精微输送到心脏，得心火的宣化，而后变成赤色的血液，血液经心脏的收缩，淫注于脉道，循环往复，运行不息，就成为脉气流经的生理功能。胃又把水谷的精微，输送于肝，使肝所藏的血液充盛，得以营养筋脉。据此，治疗贫血，必须补脾胃，宣心阳和补心液才能得到疗效，而补气以生血，也是要法。如蓄血或血逆上行．又要破血逐瘀，清火凉血以分别治之。血从下行出者，多因气虚不能固摄与火动妄行所致，补气以维血，清火以止血，又为扼要之图。
古人对补血的方剂，主要是依据血的来源和生化过程而制定的。如炙甘草汤是补阴以生血的，人参养营汤是宣心阳以生血的，当归补血汤是补气以生血的，而皆不外补中焦生血之源的主要法则。
我本于血液的来源和生化过程的生理功能，运用桂枝汤、桂枝甘草汤、桂枝人参汤、黄芪建中汤、芍药甘草汤等方，以为治疗贫血之用，效果颇如人意。其用方要旨，除芍药甘草汤是根于“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的论点，以炙甘草补脾，使食气入胃，产生精微，以白芍和肝血，益以为散精于肝，淫气于筋之用。其余 4 方，皆取补中之药，以为中焦受气取汁之用，取桂枝以宣心阳，使变化而赤，则血得以资生矣。芍药甘草汤是血虚而阴不足者用，余方皆为血虚而阳不生阴之治。黄芪建中汤更能于补阳生阴之中达到补气生血之妙。
为了验证我对经论的理解和古方运用与实践的效价，现仅举出用桂枝汤和桂枝甘草汤以治疗贫血的几个例子，以为印证。
病例一
病员卢某，女性，56 岁，住本镇郊区后山大队后山大街， 初诊日期：1974 年 3 月 11 日。
她于 3 年前患钩虫病，经驱虫后，仍贫血不能恢复，多方 治疗，效果不大。并经常眩晕、心悸、气促，时或胸胁不舒，虽家务操作，都不能胜任。饮食小进，二便自调。脉弦涩小，舌色淡红，无苔，面色苍白，眼睑无华，形体消瘦。
大便检查：未发现钩虫卵。血常规：RBC 2.8×10^12/L，Hb 85g/L。血压：145/88mmHg。
治疗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3 天，用当归四逆汤，主要以养血温肝，治其眩晕。第二阶段 3 天，眩晕已解，反腹痛便溏，仍胸胁不舒，用桂枝人参汤以调治心脾，温中止利。第三阶段 6 天，用桂枝汤、桂枝甘草汤相间服，意取补心益脾以生血液，而心悸气促已愈。在这个阶段的治疗中，病人面色已渐红润，眼睑血管复现赤色，血压 164/88mmHg。血常规：RBC 3.28×10^12/L，Hb 95g/L。病家在这种病的好转佳兆中，认为疗效满意。事实证明，于操持家务中，打水、挑水都无心 悸、气促出现，因而中止治疗。
我们及时进行家访，得悉她中止治疗的原因如上，并劝她继续治疗，以巩固效果。所以，第四阶段治疗共 4 天，仍用第三阶段的方法。血常规检查，RBC 6.9×10^12/L，Hb 110g/L。至此 3 年来由于贫血而致的心悸、气促久病，已恢复健康了。并嘱多吃三果（ 桂圆肉、荔枝干、大枣），间服归脾丸，以为远效之施。
本例第二阶段用桂枝人参汤虽是调治心脾，温中止利之用，实则是补血之治，因为理中汤是补脾以滋血液生化之源，桂枝以宣心阳，奉心化赤而为血的。病者痊愈后，事隔 3 年半，她来岐在马路中与我邂逅相逢，见她精神慧爽、容光焕发，并对我说身体健康，胜于往年，互相欣慰而别。
（小编：治疗过程四个阶段一共才半个月时间，治好了患者3年的贫血，血常规检查有如此明显的改变，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写在篇后
1.上面运用以治疗贫血的五方，皆有价格低、疗效高、用药简、药源足的优点，合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2．当归是补血的药，而当归建中汤尤为补血的方剂，为什么不选入应用呢？这有两点理由：（1）黄芪建中汤，在补中生血之中，更有补气以资血之功，它比当归建中汤单于补血而无补气者胜了一筹。（2）当归原属活血之药，不是补血之品，观炙甘草汤是补血的主方，都没有取当归配伍。后世的四物汤中，用当归以理血，不是补血，故柯韵伯说：“ 是方乃肝经调血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也。”当归补血汤是补血的名方，反以黄芪为主药，当归则成为臣药以次之。基于上述两点理由，故所选以为运用补血之方，皆不用当归的。
3．人参养营汤与归脾汤都同是补脾生血的方剂，而前者因有肉桂、熟地、远志等，长于补血；后者因有桂圆肉、酸枣仁、远志等，故长于补心安神。这两条方，在补血中，宜互相应用，不可偏废。
4．当归不是补血之药与补血的治剂，都已阐述于前，而补血之药，应以何物为主呢？根据炙甘草汤的组织意义，炙甘草、大枣，是补中焦生血之源，桂枝、生地黄，一以宣心阳变化而赤，一以助心液，与归心的浊气，结合而成血，人参补气以资生血液，即补无形以生有形者也。以此理由而推广之，凡北黄芪、肉桂、远志、熟地、桂圆肉（与荔枝干、大枣三物共食，名三果饵，能补心肝脾三经而益血）、荔枝干等物，都是补血之品，至于当归主要用于妇女调经，尤为妙品。
特别提醒：本文所涉及之处方用药，仅供临床医生参考，非中医专业人士请勿擅自试方。
中国物流业的发展现状、面临形势与未来方向
一、中国物流业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物流大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快递等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吞吐量、包裹量位居世界前列。
物流基础设施取得重大成就，物流服务网络不断扩展。形成了以"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为主骨架的综合交通网，"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高铁网络，"首都连接省会、省会彼此相通，连接主要地市、覆盖重要县市"的国家高速公路网络，"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为主体的内河航道体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均位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基本实现了"县县通"。邮政基础网络实现"乡乡设所、村村通邮"。
物流装备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物流技术装备的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柔性化、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例如，数字化技术大大推进了智能物流发展，大数据智能分单、分仓，库存前置，末端配送，及时送达、定时送达、智能终端服务等越来越普及，差错率越来越少，消费者体验不断提升。
物流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日趋多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物流市场，也是最重要的物流市场之一。国内物流市场主体众多。有一批大型骨干物流企业集团、大量中小物流企业。有国有、民营、外资物流企业。民营物流企业富有活力、大量涌现。国内物流市场竞争激烈，市场不断细分，新增需求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是物流模式创新最活跃国家。电商物流、快递、配送、平台物流、末端物流等发展迅速。
物流与产业、地区联动程度更为明显。物流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供需对接能力。物流增强了地区与外部市场连接能力，改善着地区发展环境，为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
物流深度融进供应链体系。物流与商流、信息流、资金流耦合加强，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合作加深。
二、中国物流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与短板
主要表现为：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结构性矛盾突出，全球连接能力不强，应急物流薄弱，供应链发展滞后。
市场集中度低。企业多小散，行业利润率低。
集约化水平不高。互联互通、社会协同、组织化程度、综合性系统性有待提升，全社会物流成本偏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多式联运、综合物流等发展滞后。
结构性矛盾突出。铁路物流、航空物流、冷链物流发展严重滞后。物流基础设施结构性短缺，如货运机场至今仍为空白。农村、西部地区物流发展滞后。、服务质量不理想，质量体系、标准体系、物流大数据平台等建设有待加强。
国际竞争力弱。全球连接能力、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弱，难以提供高水平全球物流服务，物流的国际化能力亟待提升。
应急物流薄弱。应急物资保障效果不理想。难以实现第一时间把正确数量、质量的应急物资以正确的方式送达目的地。
不可持续问题。如安全、环境污染问题凸现。
供应链发展滞后。供应链体系的韧性不足。关键环节的控制力、管理水平、供应链创新等存在明显短板。供应链运作效率低、缺乏链主企业、缺乏备链计划，供应链敏捷化、数字化、生态化、绿色化、安全化、平台化水平不高。
三、中国物流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十四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数字化、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绿色化、多元化将持续推进，物流业发展的需求、技术供给、制度、资源环境均会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全方位、立体式推进，从工业2.0迈向工业3.0、4.0和5.0，驱动以往单一、各自发展的物流业态向联接、联合、联动、共利、共赢、共享的综合物流与一体化物流转变；
新产业革命推动着中国从消费互联网大国向产业互联网大国迈进，加之消费升级和市场细分，电子商务物流、数字物流、智能物流、平台物流、协同物流、共享物流、末端物流、快递、配送等会快速发展，数据驱动将成为物流发展的新模式。市场体系完善与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将在更广领域配置资源，充分竞争的市场将提高物流产业集中度；要素成本上涨、土地、资源环境、安全约束加强，对精益物流、绿色物流提出迫切要求；迈向高收入国家，要求加快发展更好服务于民、方便于民、受益于民的民生物流；中国推动着东西方互动的全球化，以"一带一路"物流为突破口的全球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将深入推进。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物流与供应链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全球物流与供应链体系、结构与空间分布会有很大变化，供应链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中国物流业正处在国内外深刻变革的进程，物流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改善物流绩效，增强物流流能力，推动物流业由大变强，是应对全球变革的必然要求，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国家竞争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繁荣市场、推进国际化、保障民生与供应链安全，均有重大的意义。
四、物流强国建设需实施"七大战略"
物流业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强国战略的制定，要有全球视角、战略思维、紧扣国情，把物流业发展放到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加以考虑。中国物流业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国际国内，统筹城乡，紧紧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以"完善体系，优化网络，调整结构、价值创造、整合资源、联动发展、一体化运作、节能环保、惠及民生"为着力点，以更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为保障，构筑起面向未来的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体系。
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世界物流强国。物流服务体系全面完善，物流网络省际互通、市县互达、城乡兼顾，乡乡有网点，村村有物流。物流结构全面优化，物流服务功能和水平全面提高，物流资源全面协同，物流与制造业、商贸流通、电子商务和农业全面联动，物流业与互联网、物联网全面融合，物流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全面实现，物流国际竞争力全面增强，物流创新全面突破，物流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改善，物流现代化全面推进，物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全面体现。全社会物流费用占GDP比重约为8%，拥有5-8家国际竞争力很强的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和全球供应链服务企业集团，拥有大量专业化、精细化和特色化中小物流企业群体。到205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领先的物流强国，引领全球物流业发展。
为此，需实施"七大战略"：
网络化战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和优化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组织网络、运营网络和信息网络，构筑统筹国际国内、东中西、沿海和内地、城市与农村、省市县乡、社会化与自营的不同层级、不同功能、有效衔接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精细化战略。满足不断分层化、分散化和精细化的市场，紧扣用户体验、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需求，使物流服务精准定位、精细服务、精细管理、精确评价，精益求精、止于至善。
智能化战略。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应用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物流资源的全方位连接和安全、高效、灵敏、实时、可控、人性的智能物流服务。
联动战略。着眼于物流业服务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内在要求, 加强物流资源和供应链整合，提升物流服务和供应链管理能力，推动物流业与各次产业、地区经济互动协同发展，充分发挥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纽带、助推器、总调度等作用。
全球化战略。把握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变化的新特点，本着"利他共生，共创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打造全球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全球连接、全球服务、提供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可持续战略。着眼于生态文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安全等，实现土地、能源、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减少污染、降低排放，最大程度减少物流活动的负面影响。
创新战略。通过理念、制度、服务、商业模式、组织、流程、管理、品牌、渠道和技术等方面创新，使物流业创造更多价值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五、国家要抓好三大战略工程
建设物流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诸多重大任务，但关键的任务是：构建强大、智能、绿色的国家物流系统；打造连接世界的全球物流体系；推进物流现代化。
国家物流系统是从总体和长远的角度，着眼于国民经济总效率总效益，根据物流活动的时空范围、物流业务间的内在联系、物流发展规律，通过市场和政府力量的有机结合，优化配置物流资源，形成一个涵盖交通运输、邮政、快递、配送、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信息等在内的跨行业、跨地区、多层次、全方位联接的综合物流系统，具有"互联互通、社会协同、全方位集成、大规模定制"等功能特征。强大、智能、绿色国家物流系统的构建，有利于消除 "孤岛"效应，提升全社会物流资源互联互通与综合协同的能力，有利于为生产、流通、消费、各次产业、人民生活提供更优的物流服务，有利于为用户创造价值、为企业提升能力、为社会节约资源、为国家赢得竞争优势，为经济、社会、生态乃至军事提供强大的物流保障。
全球物流体系是中国连接各国各地区的物流服务体系，服务于中国的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及世界各国的发展。全球物流体系由 "四梁""八柱"构成，"八柱"，即国际铁路运输网络、国际公路运输网络、国际航空运输网络、国际海运网络、国际管道网络、国际快递网络、国际仓储网络和国际配送网络；"四梁"，即全球物流信息系统、全球物流标准体系、全球物流政策体系和全球物流运营体系。全球物流体系的建设，将大大增强中国连接世界的能力，支撑中国实现"全球买、全球卖、全球造、全球运、全球递"，也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物流现代化是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未来物流转变的过程，是物流业全面、持续升级的方向。要加快推进物流业发展理念与模式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要素与技术装备现代化、组织运营现代化、绿色化以及制度现代化。
六、物流企业要提升六大能力
对于物流企业而言，面对变化的形势，面对增加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挑战与机遇并存。物流企业需持续推动升级、提升能力与质量水平，构建起面向未来、更具韧性、竞争力、持续发展能力的物流服务体系，为新一轮产业变革做好准备。
提升连接能力：包括物流网络连接、信息连接、数据连接、客户连接等。
提升响应能力：能够对市场做出灵敏反应，灵活变化。
提升定制能力：能够满足市场日益细分与个性化需求。
提升增值能力：能够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能够守住安全底线，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提升绿色发展能力：秉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理念，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物流业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物流大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快递等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吞吐量、包裹量位居世界前列。
物流基础设施取得重大成就，物流服务网络不断扩展。形成了以"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为主骨架的综合交通网，"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高铁网络，"首都连接省会、省会彼此相通，连接主要地市、覆盖重要县市"的国家高速公路网络，"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为主体的内河航道体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均位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基本实现了"县县通"。邮政基础网络实现"乡乡设所、村村通邮"。
物流装备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物流技术装备的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柔性化、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例如，数字化技术大大推进了智能物流发展，大数据智能分单、分仓，库存前置，末端配送，及时送达、定时送达、智能终端服务等越来越普及，差错率越来越少，消费者体验不断提升。
物流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日趋多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物流市场，也是最重要的物流市场之一。国内物流市场主体众多。有一批大型骨干物流企业集团、大量中小物流企业。有国有、民营、外资物流企业。民营物流企业富有活力、大量涌现。国内物流市场竞争激烈，市场不断细分，新增需求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是物流模式创新最活跃国家。电商物流、快递、配送、平台物流、末端物流等发展迅速。
物流与产业、地区联动程度更为明显。物流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供需对接能力。物流增强了地区与外部市场连接能力，改善着地区发展环境，为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
物流深度融进供应链体系。物流与商流、信息流、资金流耦合加强，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合作加深。
二、中国物流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与短板
主要表现为：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结构性矛盾突出，全球连接能力不强，应急物流薄弱，供应链发展滞后。
市场集中度低。企业多小散，行业利润率低。
集约化水平不高。互联互通、社会协同、组织化程度、综合性系统性有待提升，全社会物流成本偏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多式联运、综合物流等发展滞后。
结构性矛盾突出。铁路物流、航空物流、冷链物流发展严重滞后。物流基础设施结构性短缺，如货运机场至今仍为空白。农村、西部地区物流发展滞后。、服务质量不理想，质量体系、标准体系、物流大数据平台等建设有待加强。
国际竞争力弱。全球连接能力、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弱，难以提供高水平全球物流服务，物流的国际化能力亟待提升。
应急物流薄弱。应急物资保障效果不理想。难以实现第一时间把正确数量、质量的应急物资以正确的方式送达目的地。
不可持续问题。如安全、环境污染问题凸现。
供应链发展滞后。供应链体系的韧性不足。关键环节的控制力、管理水平、供应链创新等存在明显短板。供应链运作效率低、缺乏链主企业、缺乏备链计划，供应链敏捷化、数字化、生态化、绿色化、安全化、平台化水平不高。
三、中国物流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十四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数字化、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绿色化、多元化将持续推进，物流业发展的需求、技术供给、制度、资源环境均会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全方位、立体式推进，从工业2.0迈向工业3.0、4.0和5.0，驱动以往单一、各自发展的物流业态向联接、联合、联动、共利、共赢、共享的综合物流与一体化物流转变；
新产业革命推动着中国从消费互联网大国向产业互联网大国迈进，加之消费升级和市场细分，电子商务物流、数字物流、智能物流、平台物流、协同物流、共享物流、末端物流、快递、配送等会快速发展，数据驱动将成为物流发展的新模式。市场体系完善与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将在更广领域配置资源，充分竞争的市场将提高物流产业集中度；要素成本上涨、土地、资源环境、安全约束加强，对精益物流、绿色物流提出迫切要求；迈向高收入国家，要求加快发展更好服务于民、方便于民、受益于民的民生物流；中国推动着东西方互动的全球化，以"一带一路"物流为突破口的全球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将深入推进。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物流与供应链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全球物流与供应链体系、结构与空间分布会有很大变化，供应链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中国物流业正处在国内外深刻变革的进程，物流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改善物流绩效，增强物流流能力，推动物流业由大变强，是应对全球变革的必然要求，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国家竞争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繁荣市场、推进国际化、保障民生与供应链安全，均有重大的意义。
四、物流强国建设需实施"七大战略"
物流业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强国战略的制定，要有全球视角、战略思维、紧扣国情，把物流业发展放到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加以考虑。中国物流业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国际国内，统筹城乡，紧紧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以"完善体系，优化网络，调整结构、价值创造、整合资源、联动发展、一体化运作、节能环保、惠及民生"为着力点，以更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为保障，构筑起面向未来的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体系。
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世界物流强国。物流服务体系全面完善，物流网络省际互通、市县互达、城乡兼顾，乡乡有网点，村村有物流。物流结构全面优化，物流服务功能和水平全面提高，物流资源全面协同，物流与制造业、商贸流通、电子商务和农业全面联动，物流业与互联网、物联网全面融合，物流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全面实现，物流国际竞争力全面增强，物流创新全面突破，物流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改善，物流现代化全面推进，物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全面体现。全社会物流费用占GDP比重约为8%，拥有5-8家国际竞争力很强的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和全球供应链服务企业集团，拥有大量专业化、精细化和特色化中小物流企业群体。到205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领先的物流强国，引领全球物流业发展。
为此，需实施"七大战略"：
网络化战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和优化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组织网络、运营网络和信息网络，构筑统筹国际国内、东中西、沿海和内地、城市与农村、省市县乡、社会化与自营的不同层级、不同功能、有效衔接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精细化战略。满足不断分层化、分散化和精细化的市场，紧扣用户体验、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需求，使物流服务精准定位、精细服务、精细管理、精确评价，精益求精、止于至善。
智能化战略。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应用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物流资源的全方位连接和安全、高效、灵敏、实时、可控、人性的智能物流服务。
联动战略。着眼于物流业服务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内在要求, 加强物流资源和供应链整合，提升物流服务和供应链管理能力，推动物流业与各次产业、地区经济互动协同发展，充分发挥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纽带、助推器、总调度等作用。
全球化战略。把握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变化的新特点，本着"利他共生，共创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打造全球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全球连接、全球服务、提供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可持续战略。着眼于生态文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安全等，实现土地、能源、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减少污染、降低排放，最大程度减少物流活动的负面影响。
创新战略。通过理念、制度、服务、商业模式、组织、流程、管理、品牌、渠道和技术等方面创新，使物流业创造更多价值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五、国家要抓好三大战略工程
建设物流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诸多重大任务，但关键的任务是：构建强大、智能、绿色的国家物流系统；打造连接世界的全球物流体系；推进物流现代化。
国家物流系统是从总体和长远的角度，着眼于国民经济总效率总效益，根据物流活动的时空范围、物流业务间的内在联系、物流发展规律，通过市场和政府力量的有机结合，优化配置物流资源，形成一个涵盖交通运输、邮政、快递、配送、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信息等在内的跨行业、跨地区、多层次、全方位联接的综合物流系统，具有"互联互通、社会协同、全方位集成、大规模定制"等功能特征。强大、智能、绿色国家物流系统的构建，有利于消除 "孤岛"效应，提升全社会物流资源互联互通与综合协同的能力，有利于为生产、流通、消费、各次产业、人民生活提供更优的物流服务，有利于为用户创造价值、为企业提升能力、为社会节约资源、为国家赢得竞争优势，为经济、社会、生态乃至军事提供强大的物流保障。
全球物流体系是中国连接各国各地区的物流服务体系，服务于中国的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及世界各国的发展。全球物流体系由 "四梁""八柱"构成，"八柱"，即国际铁路运输网络、国际公路运输网络、国际航空运输网络、国际海运网络、国际管道网络、国际快递网络、国际仓储网络和国际配送网络；"四梁"，即全球物流信息系统、全球物流标准体系、全球物流政策体系和全球物流运营体系。全球物流体系的建设，将大大增强中国连接世界的能力，支撑中国实现"全球买、全球卖、全球造、全球运、全球递"，也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物流现代化是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未来物流转变的过程，是物流业全面、持续升级的方向。要加快推进物流业发展理念与模式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要素与技术装备现代化、组织运营现代化、绿色化以及制度现代化。
六、物流企业要提升六大能力
对于物流企业而言，面对变化的形势，面对增加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挑战与机遇并存。物流企业需持续推动升级、提升能力与质量水平，构建起面向未来、更具韧性、竞争力、持续发展能力的物流服务体系，为新一轮产业变革做好准备。
提升连接能力：包括物流网络连接、信息连接、数据连接、客户连接等。
提升响应能力：能够对市场做出灵敏反应，灵活变化。
提升定制能力：能够满足市场日益细分与个性化需求。
提升增值能力：能够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能够守住安全底线，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提升绿色发展能力：秉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理念，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可持续发展
“仁政” 走向 “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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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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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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