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独家披露：#美这样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蜿蜒的澜沧江—湄公河就像一条纽带，把中国和湄公河流经的东南亚五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澜湄合作的良好状况让一些西方国家“坐不住”了，“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中国大坝造成东南亚地区国家缺水”等论调不断以研究机构“成果”的面目见诸西方媒体。其中，受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自2020年年底启动以来，不断炒作中国大坝对下游地区造成“负面水文影响”。《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由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及水资源检测机构“地球之眼”共同负责运营的项目，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编织有一条从数据监测到政策影响的完整对华攻击链，而其核心目的就是将湄公河水当成武器，破坏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研究人员可能已经在北冰洋发现了漂浮微塑料的起源】根据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在整个北冰洋发现的高含量微塑料似乎来自欧洲河流。虽然之前的研究已经证实北冰洋中存在微塑料颗粒，但它们的来源尚不清楚。
为了追踪在北冰洋发现的微塑料颗粒的水生路径，研究人员使用了2007年至2017年间的洋流模型。他们将洋流模型与漂浮微塑性运动的模拟相结合。利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模拟了北欧和北极地区21条主要河流中微塑料的释放。该模拟模拟了几十年来的微塑性运动。
接下来，研究人员将模拟结果与2017年和2018年从挪威西海岸附近采集的海水样本进行了比较。对海水样本的分析产生了与研究人员的模拟一致的微塑性颗粒，强化了欧洲起源的理论。
当丢弃的塑料分解成越来越小的无法清理或容纳的碎片时，就会产生微塑料。微塑料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的影响尚不清楚，但它们在全球水域中的浓度越来越高，这促使科学家加强研究。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说：“这种极为耐用的漂浮塑料在北极地区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无脊椎动物、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摄入——导致一系列有害的生理反应。”
根据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每年有近4亿吨的塑料产生，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翻倍。
https://t.cn/A66pn8M8
为了追踪在北冰洋发现的微塑料颗粒的水生路径，研究人员使用了2007年至2017年间的洋流模型。他们将洋流模型与漂浮微塑性运动的模拟相结合。利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模拟了北欧和北极地区21条主要河流中微塑料的释放。该模拟模拟了几十年来的微塑性运动。
接下来，研究人员将模拟结果与2017年和2018年从挪威西海岸附近采集的海水样本进行了比较。对海水样本的分析产生了与研究人员的模拟一致的微塑性颗粒，强化了欧洲起源的理论。
当丢弃的塑料分解成越来越小的无法清理或容纳的碎片时，就会产生微塑料。微塑料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的影响尚不清楚，但它们在全球水域中的浓度越来越高，这促使科学家加强研究。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说：“这种极为耐用的漂浮塑料在北极地区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无脊椎动物、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摄入——导致一系列有害的生理反应。”
根据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每年有近4亿吨的塑料产生，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翻倍。
https://t.cn/A66pn8M8
【人努力天帮忙，北京解渴了，地下水复苏了】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曾经泉源遍地、河流纵横，但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地下水位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呈现加速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地下水漏斗区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
对很多北方城市而言，地下水是城市用水的重要来源，过去几十年中，地下水在北京城市用水中始终超过半壁江山的分量。地下水的超采，令人揪心的地下水漏斗区，无疑是首都城市安全和饮水安全的极大隐患！
幸运的是，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源源不断供给北京市民，也滋润了饥渴的大地，极大地改变了地下水的超采局面。
七八年过去了，“南水”对北京地下水的影响如何？那些干涸的泉眼“复活”了没有？那些断流河道有水了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行了调查。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连续6年回升，超采区面积比2015年最严重时减少82%。不少曾经干涸的泉眼复涌了，市民家门口的“沉睡的河道”又“活”起来了。
地下水，这个北京的“隐藏资源”正悄悄地恢复生机。
81处泉眼复涌见证地下水“复苏”
自2021年汛期以来，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孙胡沟村的一个小变化让村民老范开心了很久：村里干涸多年小河道复苏了，潺潺流水给村里的风景增添了一份秀丽。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怀柔区渤海镇，大榛峪村境内干涸多年的泉眼恢复了生机，汩汩泉水从泉眼喷涌而出，汇入河道，连续十个月水流不断。
“这个泉以前几乎没什么水，也就汛期能稍微多一点。”对于“意外之喜”，大榛峪村村民贾金有格外高兴，复得的水源方便了生活，美化了环境，为村里迎来了写生的学生和民宿客人，“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了！”
根据北京市2021年汛期泉水摸排基本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北京市共有81眼泉水表现出复涌迹象，复涌泉水占摸排总量的11.1%。在怀柔区，36眼复涌的泉水中有14眼至今仍在涌水。
泉水又被称为“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复涌的泉水也折射出北京市地下水资源的动态变化。据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君介绍，自去年以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累计回升5.75米，地下水储量增加了29.4亿立方米。
北京市的地下水因何而复苏？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北京近年来降水条件相对稳定，特别是2021年的“超长汛期”降雨颇丰，为北京市地下水修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帮忙”之外，还有“人努力”。北京市水文总站地下水监测评价科科长白国营介绍，2014年底“南水”进京后成为保障北京城市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为地下水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多类外来水的支援下，北京完成了永定河、潮白河等多条流域的生态补水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砂石坑、蓄滞洪区、河道水网回补地下水，推进河流沿线地下水水位回升、储备能力提高。
此外，北京市近年来还通过严控地下水开采、强化重点领域节水、做好水源置换等方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对地下水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莹介绍：“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已经从2004年的约27亿立方米下降至现在的约13.5亿立方米，减少了一半。”
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6年累计回升9.64米。根据北京市水文总站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北京市3月中旬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为16.30米。“目前北京市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仍处于近年来同期最高水位。”白国营介绍道。
科学应对地下水“欠账”
人类逐水而居，城市因水而兴。北京历史上水资源极为丰富，泉眼众多，河湖广布，但前些年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地下水一度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
而随着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进京，北京的水危机才得到缓解。
“地下水资源除了生产价值外，还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和战略储备价值。”陈莹指出，地下水超采会威胁到地表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诸如湿地面积减小、植物资源减少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地下水过度利用还会削减城市的地下水资源储量，严重制约城市未来的发展，威胁用水安全。
尽管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地下水水位回升，但在白国营看来，北京的地下水总体上仍处于“还历史欠账”的阶段。
例如，目前北京仍有109眼泉水处于干涸状态，一些山间的小流域仍存在断流状态，难以实现对周围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陈莹认为，地下水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北京的地下水尚未达到采补平衡的状态，地下水储备与北京的战略需求相比仍显不足，因此地下水资源需要进一步涵养与合理开发利用。
“我们既应该补好历史‘欠账’，也得结合城市发展情况科学管控地下水水位。”针对目前北京地下水的情况，不少业内人士与专家提出了看似“矛盾”的建议。
考虑到历史“欠账”，地下水位是否越高越好？答案是否定的。白国营说，在一些地下水丰水区，过度回升的地下水会造成地下空间渗水，甚至建筑失稳的问题。因此在北京市水文总站定期发布的地下水动态情况通报里，总会附上“密切关注地下水动态信息”“做好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等服务提示。
陈莹介绍，地下水位升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自然降水、地下水补排、开发等因素息息相关。水利部门在进行地下水修复工作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情况，参考多年数据精细化制定地下水恢复目标。“地下水水位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到城市的安全，因此合理水位管控工作至关重要。”她说。
让地下水被公众“看得见”
2014年“南水”进入北京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达到150立方米左右，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还是摆在人们面前：作为首都，北京仍是一个特大型缺水城市。
为此，北京市制定了最为严格的用水“红线”。北京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伊锋在近期举行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十四五”期末，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10立方米以内，生产生活年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地下水年开采量力争降至14亿立方米左右。
可以预见的是，北京地下水修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开源，节流更是当务之急。提升公众对北京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现状的认识、切实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的贺玉凤是远近闻名的“环保奶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延庆区的母亲河——妫水河边捡拾垃圾，保护河湖环境。在她看来，公众爱水护水的意识正在不断被唤醒。
“以前我捡垃圾，别人总说我‘闲得没事干’，现在不仅没人说了，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河边也很少看到垃圾了。”谈到游客们河流保护意识的提升，贺玉凤非常欣慰。
区别于地表水，地下水由于深埋地下，公众对其变化缺乏直观感受，因此了解度和关注度相对较低。“使用水井的农村地区还能通过水的深浅感知一下地下水，在更多使用自来水的城市里，很多公众对于地下水是没有概念的。”白国营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万金红认为，如同地表水保护，地下水资源的修复与保护中，公众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加强地下水知识科普，让公众理解地下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能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就目前而言，我国还缺乏系统的水常识教育，爱水护水的理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何提升公众护水意识？陈莹认为应该让地下水从“看不见”的水变为“看得见”的水，让大家从思想与行动上关注地下水、爱护地下水。她建议，以《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抓手，利用各类网站、媒体等加大对于法律法规的解读，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思想和行动上自觉。
政府部门加大地下水信息公开力度，也是让地下水“看得见”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白国营介绍，北京市已有相关部门开展专门的地质科普工作，北京市水文总站也从2020年开始定期在网络上公布地下水监测数据，向公众介绍地下水信息，经过积累逐步形成了一些“粉丝”。
“我们每个月都能接到许多咨询电话，这也从侧面证明，一些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隐形’的水资源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白国营说。（来源：新华社）
对很多北方城市而言，地下水是城市用水的重要来源，过去几十年中，地下水在北京城市用水中始终超过半壁江山的分量。地下水的超采，令人揪心的地下水漏斗区，无疑是首都城市安全和饮水安全的极大隐患！
幸运的是，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源源不断供给北京市民，也滋润了饥渴的大地，极大地改变了地下水的超采局面。
七八年过去了，“南水”对北京地下水的影响如何？那些干涸的泉眼“复活”了没有？那些断流河道有水了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行了调查。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连续6年回升，超采区面积比2015年最严重时减少82%。不少曾经干涸的泉眼复涌了，市民家门口的“沉睡的河道”又“活”起来了。
地下水，这个北京的“隐藏资源”正悄悄地恢复生机。
81处泉眼复涌见证地下水“复苏”
自2021年汛期以来，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孙胡沟村的一个小变化让村民老范开心了很久：村里干涸多年小河道复苏了，潺潺流水给村里的风景增添了一份秀丽。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怀柔区渤海镇，大榛峪村境内干涸多年的泉眼恢复了生机，汩汩泉水从泉眼喷涌而出，汇入河道，连续十个月水流不断。
“这个泉以前几乎没什么水，也就汛期能稍微多一点。”对于“意外之喜”，大榛峪村村民贾金有格外高兴，复得的水源方便了生活，美化了环境，为村里迎来了写生的学生和民宿客人，“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了！”
根据北京市2021年汛期泉水摸排基本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北京市共有81眼泉水表现出复涌迹象，复涌泉水占摸排总量的11.1%。在怀柔区，36眼复涌的泉水中有14眼至今仍在涌水。
泉水又被称为“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复涌的泉水也折射出北京市地下水资源的动态变化。据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君介绍，自去年以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累计回升5.75米，地下水储量增加了29.4亿立方米。
北京市的地下水因何而复苏？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北京近年来降水条件相对稳定，特别是2021年的“超长汛期”降雨颇丰，为北京市地下水修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帮忙”之外，还有“人努力”。北京市水文总站地下水监测评价科科长白国营介绍，2014年底“南水”进京后成为保障北京城市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为地下水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多类外来水的支援下，北京完成了永定河、潮白河等多条流域的生态补水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砂石坑、蓄滞洪区、河道水网回补地下水，推进河流沿线地下水水位回升、储备能力提高。
此外，北京市近年来还通过严控地下水开采、强化重点领域节水、做好水源置换等方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对地下水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莹介绍：“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已经从2004年的约27亿立方米下降至现在的约13.5亿立方米，减少了一半。”
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6年累计回升9.64米。根据北京市水文总站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北京市3月中旬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为16.30米。“目前北京市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仍处于近年来同期最高水位。”白国营介绍道。
科学应对地下水“欠账”
人类逐水而居，城市因水而兴。北京历史上水资源极为丰富，泉眼众多，河湖广布，但前些年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地下水一度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
而随着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进京，北京的水危机才得到缓解。
“地下水资源除了生产价值外，还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和战略储备价值。”陈莹指出，地下水超采会威胁到地表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诸如湿地面积减小、植物资源减少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地下水过度利用还会削减城市的地下水资源储量，严重制约城市未来的发展，威胁用水安全。
尽管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地下水水位回升，但在白国营看来，北京的地下水总体上仍处于“还历史欠账”的阶段。
例如，目前北京仍有109眼泉水处于干涸状态，一些山间的小流域仍存在断流状态，难以实现对周围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陈莹认为，地下水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北京的地下水尚未达到采补平衡的状态，地下水储备与北京的战略需求相比仍显不足，因此地下水资源需要进一步涵养与合理开发利用。
“我们既应该补好历史‘欠账’，也得结合城市发展情况科学管控地下水水位。”针对目前北京地下水的情况，不少业内人士与专家提出了看似“矛盾”的建议。
考虑到历史“欠账”，地下水位是否越高越好？答案是否定的。白国营说，在一些地下水丰水区，过度回升的地下水会造成地下空间渗水，甚至建筑失稳的问题。因此在北京市水文总站定期发布的地下水动态情况通报里，总会附上“密切关注地下水动态信息”“做好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等服务提示。
陈莹介绍，地下水位升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自然降水、地下水补排、开发等因素息息相关。水利部门在进行地下水修复工作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情况，参考多年数据精细化制定地下水恢复目标。“地下水水位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到城市的安全，因此合理水位管控工作至关重要。”她说。
让地下水被公众“看得见”
2014年“南水”进入北京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达到150立方米左右，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还是摆在人们面前：作为首都，北京仍是一个特大型缺水城市。
为此，北京市制定了最为严格的用水“红线”。北京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伊锋在近期举行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十四五”期末，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10立方米以内，生产生活年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地下水年开采量力争降至14亿立方米左右。
可以预见的是，北京地下水修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开源，节流更是当务之急。提升公众对北京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现状的认识、切实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的贺玉凤是远近闻名的“环保奶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延庆区的母亲河——妫水河边捡拾垃圾，保护河湖环境。在她看来，公众爱水护水的意识正在不断被唤醒。
“以前我捡垃圾，别人总说我‘闲得没事干’，现在不仅没人说了，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河边也很少看到垃圾了。”谈到游客们河流保护意识的提升，贺玉凤非常欣慰。
区别于地表水，地下水由于深埋地下，公众对其变化缺乏直观感受，因此了解度和关注度相对较低。“使用水井的农村地区还能通过水的深浅感知一下地下水，在更多使用自来水的城市里，很多公众对于地下水是没有概念的。”白国营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万金红认为，如同地表水保护，地下水资源的修复与保护中，公众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加强地下水知识科普，让公众理解地下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能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就目前而言，我国还缺乏系统的水常识教育，爱水护水的理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何提升公众护水意识？陈莹认为应该让地下水从“看不见”的水变为“看得见”的水，让大家从思想与行动上关注地下水、爱护地下水。她建议，以《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抓手，利用各类网站、媒体等加大对于法律法规的解读，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思想和行动上自觉。
政府部门加大地下水信息公开力度，也是让地下水“看得见”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白国营介绍，北京市已有相关部门开展专门的地质科普工作，北京市水文总站也从2020年开始定期在网络上公布地下水监测数据，向公众介绍地下水信息，经过积累逐步形成了一些“粉丝”。
“我们每个月都能接到许多咨询电话，这也从侧面证明，一些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隐形’的水资源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白国营说。（来源：新华社）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