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道教课诵诸神释疑
举凡宗教，都有诵经的规仪，各宗教无不如此，经文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课诵”。课诵的“课”字，按《说文解字》释为：“课，试也”。朱子曰：“宽著期限，紧著课程”（《朱子全书.学六》），是讲功课的进程，也就是说，“课”就是功课，分课以致用。“诵”是朗读的意思。
宗教为什么都要实行课诵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经文中所表达的思想、理论、意境灌输到信徒的脑海之中，使其开悟，最终通达经文的奥义。
道教的早晚功课，经文与其他宗教有一种明显的不同。道教经书在每一段落之后，往往穿插着很多“神名”。如“常清常静天尊”、“神威如在天尊”、“道经师宝天尊”等等。在诵读天尊名讳时，很自然地便要恭身朝拜。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在道教科书中有许多尊神名讳是随声显应的，并非象三清、四御、三官、五老那样，是定型的尊神。如《关圣宝诰》，在“志心朝礼”之后，列有24位大帝或天尊，名讳随声而起。如“中检图箓大帝”、“赤心卫国大帝”、“乾坤正气天尊”、“扶持社稷天尊”等等，有许多的信士弟子对此大惑不解，只好跟着糊里糊涂地朗诵朝拜。
那么，对这些数也数不清的、随声显应的“真君”、“大帝”又该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神”本观念的产物，所以“神”无处不在
万物有神，神形相依，是道教在对人类认识论方面的一大贡献，她精辟地解开了人们对于物质与精神这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诸多困惑。
神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人类社会从混沌状态向原始文明的过渡逐步演变而来的。我国从远古的三皇五帝时就已经有了神的崇拜。在《左传》中记载：“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说明在尧舜时就已经开始祀神了。
那么， “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万物皆有神？
神是人塑造的，如果地球上没有“人”或没有人类的文明，这个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神”。那么，人为什么要塑造众多的“神”？要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首先，人是从原始动物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原始阶段，“记忆”是人类的最初意识。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记忆中的现象又可以跨越时空，长存于人的脑海之中。当各种自然现象对人们本身产生“刺激”时（如对灾害的恐惧，对收成的喜悦等），便会产生“梦境”。梦是一种奇异的现象，是对“记忆”的重新组合，这就使人们逐渐地感到，在自然界，乃至于人的本身，有一种无法理解的东西可以离开本体而“游离”。随着人类语言的形成，文字的产生，这种“游离”之物便成了“神”的观念的雏形。
当神灵观念产生之后，人们便给“神”塑造了种种有形的“形象”，比如祖先的形象、圣人、英雄的形象，而对那些无法塑造形象的，比如“天”、“地”、“山”、“海”等等，人们便将它们拟人化，以人的形象来加以崇拜，比如玉皇大帝、紫微大帝、东岳大帝、海神爷等等。由此可知，拟人化只是对“神”的表意，本非真正的“神”。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呢？笔者认为，山的本身是“形”而不是“神”，但山的气势给人的感应才是神；海的本身也不是神，但海的壮观广阔才是神；雷的本身不是神，雷的威力才是神。推而及人，人的身体不是神，而人的一种气质，精神，留给别人的“记忆”才是神。总而言之，一切能够引起人的回忆，感应，震撼的、无形的力量就是“神”。道经中说：“道为最尊，常在三清，出诸天上。以是义故，故号天尊，或号玉帝，或号高皇，随便一切也。”（《天师请问经》）以此来理解道经中随声显应的神名便可解惑了。
二、神在我心，心诚则有神
南宋大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有一句名言：“我心即宇宙，宇宙在我心”。这个“心”指的是什么：就是依附于人又能超越于人的“神”，它能与天地鬼神沟通，能悟彻过去、现在、未来。
人到底有没有“先知先觉”，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命题。从老子对“道”的认知来看，他并未提出“先知先觉”，而是“恍兮惚兮”（《道德经》）21章）“吾不知谁之子，像帝之先”（《道德经》四章），说明他是通过认真的观察和思索才明白“道”的存在的。然而，老子毕竟是圣人，惟有他才能从浩瀚宇宙、万端变化中发现“道”的存在，并认识到“道”是“万物之舟”，“众妙之门”（一章）。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心”的感悟。
圣人对神的感悟，自然比一般人要高明得多，透彻得多。但一般的人，只要心中有神，真诚信仰，不断追求，也能得到“神”的荫佑。这里所说的荫佑，并不是平常 所谓理解的“神灵附体”，而是使人自然而然地获得某种神奇效应或超常智慧。
心诚则神往，古今中外不泛事例。达摩祖师面壁三年而成佛；陈传老祖“抱道山中，洗心物外”从而成为易学和丹道的真仙，都说明心诚则通神的道理。
三、课诵是“形”，悟道才是真
按照道家道教关于形神相依的理论，一切的“神”（这里指无形的力量）都必须依附于“形”，即有形的物象。比如人的灵魂、思想，必然依附于身体，才能组成活的整体，而人类的所有活动，也必然会依附一定的形式。
“课诵”规仪，是宗教活动的形式之一。而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课诵内容的实质要求，是使全体道众能够悟道明理。有一句话叫“道士念经有口无心”，又说：“做一天和尚（道士）撞一天钟。”话虽有些“刻薄”，倒也一针见血。作为一个道士，如果只注重课诵的形式，随心唱和，心不在焉，对经文的内容、涵义不仔细领会。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即以早晚功课经之《太清宝诰》为例，全文是：
“志心皈命礼。随方设教，历劫度人。为皇者师、帝者师、王者师。假名易号，立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隐圣显凡，总千二百之官君，包亿万重之梵炁。化行古今，著《道德》凡五千言。主握阴阳，命雷霆用九五数。大悲大願、大圣大慈、太上老君道德天真。”
这段经文，从“志心皈命礼”开始便提出了要求严肃、虔诚的告诫，然后称颂太上老君随方设教，历劫度人的胸怀和功绩。故而成为帝王之师，无疑更是万民之师。接下来讲《道德经》的微言奥旨。语言精练，层次分明。“九五数”与易经之数暗合。最后口诵太上老君宝号，恭身朝拜，表示已拜读了经文。如果课诵者不能专心致志、心领神会，则既不能明白经文的意思，更不能教化别人，而“课诵”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总之，课诵诸神，神在心中，惟诚惟信，必有所成，愿与诸位同道共勉。
（文/龙虎山正一观 杨水金）文章来源:龙虎山道教
举凡宗教，都有诵经的规仪，各宗教无不如此，经文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课诵”。课诵的“课”字，按《说文解字》释为：“课，试也”。朱子曰：“宽著期限，紧著课程”（《朱子全书.学六》），是讲功课的进程，也就是说，“课”就是功课，分课以致用。“诵”是朗读的意思。
宗教为什么都要实行课诵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经文中所表达的思想、理论、意境灌输到信徒的脑海之中，使其开悟，最终通达经文的奥义。
道教的早晚功课，经文与其他宗教有一种明显的不同。道教经书在每一段落之后，往往穿插着很多“神名”。如“常清常静天尊”、“神威如在天尊”、“道经师宝天尊”等等。在诵读天尊名讳时，很自然地便要恭身朝拜。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在道教科书中有许多尊神名讳是随声显应的，并非象三清、四御、三官、五老那样，是定型的尊神。如《关圣宝诰》，在“志心朝礼”之后，列有24位大帝或天尊，名讳随声而起。如“中检图箓大帝”、“赤心卫国大帝”、“乾坤正气天尊”、“扶持社稷天尊”等等，有许多的信士弟子对此大惑不解，只好跟着糊里糊涂地朗诵朝拜。
那么，对这些数也数不清的、随声显应的“真君”、“大帝”又该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神”本观念的产物，所以“神”无处不在
万物有神，神形相依，是道教在对人类认识论方面的一大贡献，她精辟地解开了人们对于物质与精神这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诸多困惑。
神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人类社会从混沌状态向原始文明的过渡逐步演变而来的。我国从远古的三皇五帝时就已经有了神的崇拜。在《左传》中记载：“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说明在尧舜时就已经开始祀神了。
那么， “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万物皆有神？
神是人塑造的，如果地球上没有“人”或没有人类的文明，这个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神”。那么，人为什么要塑造众多的“神”？要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首先，人是从原始动物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原始阶段，“记忆”是人类的最初意识。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记忆中的现象又可以跨越时空，长存于人的脑海之中。当各种自然现象对人们本身产生“刺激”时（如对灾害的恐惧，对收成的喜悦等），便会产生“梦境”。梦是一种奇异的现象，是对“记忆”的重新组合，这就使人们逐渐地感到，在自然界，乃至于人的本身，有一种无法理解的东西可以离开本体而“游离”。随着人类语言的形成，文字的产生，这种“游离”之物便成了“神”的观念的雏形。
当神灵观念产生之后，人们便给“神”塑造了种种有形的“形象”，比如祖先的形象、圣人、英雄的形象，而对那些无法塑造形象的，比如“天”、“地”、“山”、“海”等等，人们便将它们拟人化，以人的形象来加以崇拜，比如玉皇大帝、紫微大帝、东岳大帝、海神爷等等。由此可知，拟人化只是对“神”的表意，本非真正的“神”。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呢？笔者认为，山的本身是“形”而不是“神”，但山的气势给人的感应才是神；海的本身也不是神，但海的壮观广阔才是神；雷的本身不是神，雷的威力才是神。推而及人，人的身体不是神，而人的一种气质，精神，留给别人的“记忆”才是神。总而言之，一切能够引起人的回忆，感应，震撼的、无形的力量就是“神”。道经中说：“道为最尊，常在三清，出诸天上。以是义故，故号天尊，或号玉帝，或号高皇，随便一切也。”（《天师请问经》）以此来理解道经中随声显应的神名便可解惑了。
二、神在我心，心诚则有神
南宋大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有一句名言：“我心即宇宙，宇宙在我心”。这个“心”指的是什么：就是依附于人又能超越于人的“神”，它能与天地鬼神沟通，能悟彻过去、现在、未来。
人到底有没有“先知先觉”，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命题。从老子对“道”的认知来看，他并未提出“先知先觉”，而是“恍兮惚兮”（《道德经》）21章）“吾不知谁之子，像帝之先”（《道德经》四章），说明他是通过认真的观察和思索才明白“道”的存在的。然而，老子毕竟是圣人，惟有他才能从浩瀚宇宙、万端变化中发现“道”的存在，并认识到“道”是“万物之舟”，“众妙之门”（一章）。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心”的感悟。
圣人对神的感悟，自然比一般人要高明得多，透彻得多。但一般的人，只要心中有神，真诚信仰，不断追求，也能得到“神”的荫佑。这里所说的荫佑，并不是平常 所谓理解的“神灵附体”，而是使人自然而然地获得某种神奇效应或超常智慧。
心诚则神往，古今中外不泛事例。达摩祖师面壁三年而成佛；陈传老祖“抱道山中，洗心物外”从而成为易学和丹道的真仙，都说明心诚则通神的道理。
三、课诵是“形”，悟道才是真
按照道家道教关于形神相依的理论，一切的“神”（这里指无形的力量）都必须依附于“形”，即有形的物象。比如人的灵魂、思想，必然依附于身体，才能组成活的整体，而人类的所有活动，也必然会依附一定的形式。
“课诵”规仪，是宗教活动的形式之一。而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课诵内容的实质要求，是使全体道众能够悟道明理。有一句话叫“道士念经有口无心”，又说：“做一天和尚（道士）撞一天钟。”话虽有些“刻薄”，倒也一针见血。作为一个道士，如果只注重课诵的形式，随心唱和，心不在焉，对经文的内容、涵义不仔细领会。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即以早晚功课经之《太清宝诰》为例，全文是：
“志心皈命礼。随方设教，历劫度人。为皇者师、帝者师、王者师。假名易号，立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隐圣显凡，总千二百之官君，包亿万重之梵炁。化行古今，著《道德》凡五千言。主握阴阳，命雷霆用九五数。大悲大願、大圣大慈、太上老君道德天真。”
这段经文，从“志心皈命礼”开始便提出了要求严肃、虔诚的告诫，然后称颂太上老君随方设教，历劫度人的胸怀和功绩。故而成为帝王之师，无疑更是万民之师。接下来讲《道德经》的微言奥旨。语言精练，层次分明。“九五数”与易经之数暗合。最后口诵太上老君宝号，恭身朝拜，表示已拜读了经文。如果课诵者不能专心致志、心领神会，则既不能明白经文的意思，更不能教化别人，而“课诵”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总之，课诵诸神，神在心中，惟诚惟信，必有所成，愿与诸位同道共勉。
（文/龙虎山正一观 杨水金）文章来源:龙虎山道教
曾氏祖坟喝形形“观音望海”
张士玉蒋大鸿大玄空风水万里行
2019年春，我们组织风水爱好者到江西赣州考察名人祖坟。其中就有观音望海一局，节录格局分析。
“观音望海”墓地坐坤山艮向兼未丑，最后一步龙是坤龙束气入首，艮水上堂，水口在癸！
此地位于中田村之罗潭，乃曾文辿十世孙巽山为其夫人钟氏所建之墓，为上兴国县最具代表性之名地。始建于宋乾德三年，后巽山公逝，遗嘱与夫人合葬于此。其地山海奇观，水环玉带，龙护虎卫，重重出帐，数十里剥换牵扶而至，入首顿起尊星。登临其穴，气象万千，远观近瞻，严偌美女屹立于霄汉之间，如置身于书画之中，故肖其形为观音望海，穴扦于心口，坐向碑石上刻有为：坤兼未。此地现场考定入首龙格定为午龙，坤脉入穴。艮方来水悠扬屈曲，流经明堂，右大溪水如玉带围腰，两水交汇归于癸位，城门雄峙，水口关锁有力，合古谱记载内容。曾氏自得此墓后，即奠定成为“潋水名宗”之根本，丁财富贵之源泉。
宋朝时期，三僚曾氏十世祖巽山公，是个著名的风水先生，一辈子为别人寻龙捉脉，声名远播，可是他自己却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夫人钟氏经常埋怨他天天为别人找好风水，也不为自己找个好风水，你不看看你们祖上到你这辈，十代单传，你枉在外面这么大的名声。钟氏经常唠叨，巽山公实在急了，不得不对夫人说，不是我不想，也不是我没有能力，我们三僚曾姓的地盘上实在是找不到发丁的好地盘了，倒是你娘家有大地。钟氏闻言，不再吭声，但记在了心上。
钟氏的父亲八十大寿的时候，钟氏坐着轿子前往娘家为老父拜寿。轿子快到娘家（古龙岗忠村）村口的时候，钟氏摘下自己的戒指，吞金而亡。巽山公强忍悲痛，他知道妻子肯定是记住了他所说的话，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曾家的人丁兴旺。巽山公将妻子的遗体暗中停放在岳父大人家的茅草房，谎称钟氏病重，无法前来拜寿。寿宴结束，巽山公便禀告岳父大人，既然妻子死在娘家，请求岳父就近在娘家寻一地将妻子落葬。岳父不好推脱，答应了他的请求。钟氏族人都知道巽山公是个出名的风水先生，怕他会寻得一块好地，夺了自家的风水。巽山公在寻地的时候，许多钟氏族人跟在他的后面，惟恐他相中一块好地。其实，巽山公早就暗中相好了一块“观音望海”的风水宝地，但他要故弄玄虚。来到钟氏祠堂边上，他说此地为“凤凰栖桐”，就葬这吧，钟氏家族的人忙说此地早已被岳父大人相中。巽山公只得另觅他处，来到一菜地，他说此地为“鲤鱼跃龙门”，钟氏家族的长老说此地也被族人相中，一行人来到山脚，巽山公说此地为“五虎下山”，还是被钟氏族人以别的理由拒绝了。巽山公对岳父大人说，可怜吾妻是无地可葬了。岳父于是与钟氏族人商量，最后决定“平地没你份，高山任你选”，此语一出，正中巽山公下怀。巽山似乎很不经意地朝村口两水汇合处的高山随手一指，说道，既然这样，那就只好葬这里了。
巽山公回到村里，请来工匠，在山上搭起工棚，曾氏建造这处风水竟然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巽山公早就相中了这块风水。一条水对面而来，在左边的山脚环抱而去，水在左边汇合，逆流而下，此处的水势可以称之为“三十里回头水”，这是风水上难得的水之形局。《地理大书·山法全书》指出：“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山下为一条通衢大道，附近村落前往龙岗、梅窖墟市赶集都必须经过堂前，“日有千人朝拜，夜有万盏明灯”，此地喝形为“观音望海”与“美女踏车”。墓建好之后，为了防止别人破坏，据说碑石就放了七层，在建“观音望海”的同时，巽山公还建了另外一处风水，就是“美女踏车”，建好之后一把火烧了工棚，墓地掩埋在灰烬之中，后来雨水冲刷才显露出来，喝形为“美女踏车”。这两处风水建好之后，相传曾氏结束了单传的尴尬局面，人财两旺，成就万丁之族。
在“观音望海”的左下方，有一座更大的古墓，古墓并排三块石碑，墓碑上记载：宋代曾氏十一、十二、十三世祖，坐向：坤兼申，为罗滩虎形，俗称：“美女踏车”，前边堂局与上相似，水在艮寅方上堂，丑方出。
至于巽山公为什么要在“观音望海”的旁边再建“美女踏车”的风水，关涉到曾氏万丁家族的秘密。
《兴国三僚武城郡曾氏重修族谱》“坟图”载：十代祖巽山公妣钟氏婆太葬钟田罗滩人形坤山艮向，十一代祖益斋公妣刘氏婆太，十二代祖炜公妣钟氏叶氏婆太，十三代祖铭公妣刘氏婆太，十七代伯祖月湖公俱葬罗滩虎形坟图。
曾氏在钟氏的地盘修建自己的风水，在钟氏人看来，几乎是被曾氏骗取了一处好风水，钟氏家族难免心有不甘。清朝光绪年间，钟氏家族终于有人带头破坏曾氏罗滩祖坟，在曾氏祖坟附近新造两坟，意图挖坟代葬。钟、曾两姓为此大打出手，酿成家族械斗，死伤数人。为此，曾氏告官，并打赢了这场官司，兴国县衙为此专门颁示严禁：
《罗滩坟山张宪颁示严禁》：
钦加同知衔赏带花翎署兴国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
张为示严禁事。据职员曾衍桂等呈，称伊有祖坟二所，葬有罗滩地方，历有年。近来屡被挖毁侵害，呈请严禁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处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坟冢为死者所凭依，山场为各姓所自主，挖坟代葬，越界盗伐，例禁綦严，亟宜痛改前非，免惧法网。自示之后，倘敢故态复萌，一经发现，定即拘案究办，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违。
张宪在曾氏三房塘子面继汉老爷家当堂断案：
堂断
府委
县正堂程 为
讯结事看得钟曾两姓因争坟山互斗致命一案，查该罗滩山各坟业经程前县勘明，原系曾姓祖坟，绘图贴说在卷。兹据中人山员杨守清、职员肖振纲、禀生杨益、生员肖春芳、生员钟阜生、监生李敬敷等出为调处，并据生员钟元音等、生员曾瀛等各递悔结，前来虚公研讯，虽罪无可赦，而情有可原。钟姓所葬之坟，实为起衅，当饰起迁曾姓祖坟，毁伤未甚，不必深求。原差分别修理埋平以清讼源。嗣后该处曾姓坟山上下左右再不许田葬代造，以息争端，而杜后祸。至互控命案，查两造供词核与悔结相符，均宽免究。已死之尸骸，因还杀殒，命犯已身死，供证确凿，分免置议，其钟永保尸身，佥称被伤后落河冲，一概行免。拟烧毁房屋虽多寡不同，罪亦相等，应由中人修补，各帖服遵从。嗣后各捐前嫌，永敦和好，勿再滋事致干。……（《兴国三僚武城郡曾氏重修族谱》）
张士玉蒋大鸿大玄空风水万里行
2019年春，我们组织风水爱好者到江西赣州考察名人祖坟。其中就有观音望海一局，节录格局分析。
“观音望海”墓地坐坤山艮向兼未丑，最后一步龙是坤龙束气入首，艮水上堂，水口在癸！
此地位于中田村之罗潭，乃曾文辿十世孙巽山为其夫人钟氏所建之墓，为上兴国县最具代表性之名地。始建于宋乾德三年，后巽山公逝，遗嘱与夫人合葬于此。其地山海奇观，水环玉带，龙护虎卫，重重出帐，数十里剥换牵扶而至，入首顿起尊星。登临其穴，气象万千，远观近瞻，严偌美女屹立于霄汉之间，如置身于书画之中，故肖其形为观音望海，穴扦于心口，坐向碑石上刻有为：坤兼未。此地现场考定入首龙格定为午龙，坤脉入穴。艮方来水悠扬屈曲，流经明堂，右大溪水如玉带围腰，两水交汇归于癸位，城门雄峙，水口关锁有力，合古谱记载内容。曾氏自得此墓后，即奠定成为“潋水名宗”之根本，丁财富贵之源泉。
宋朝时期，三僚曾氏十世祖巽山公，是个著名的风水先生，一辈子为别人寻龙捉脉，声名远播，可是他自己却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夫人钟氏经常埋怨他天天为别人找好风水，也不为自己找个好风水，你不看看你们祖上到你这辈，十代单传，你枉在外面这么大的名声。钟氏经常唠叨，巽山公实在急了，不得不对夫人说，不是我不想，也不是我没有能力，我们三僚曾姓的地盘上实在是找不到发丁的好地盘了，倒是你娘家有大地。钟氏闻言，不再吭声，但记在了心上。
钟氏的父亲八十大寿的时候，钟氏坐着轿子前往娘家为老父拜寿。轿子快到娘家（古龙岗忠村）村口的时候，钟氏摘下自己的戒指，吞金而亡。巽山公强忍悲痛，他知道妻子肯定是记住了他所说的话，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曾家的人丁兴旺。巽山公将妻子的遗体暗中停放在岳父大人家的茅草房，谎称钟氏病重，无法前来拜寿。寿宴结束，巽山公便禀告岳父大人，既然妻子死在娘家，请求岳父就近在娘家寻一地将妻子落葬。岳父不好推脱，答应了他的请求。钟氏族人都知道巽山公是个出名的风水先生，怕他会寻得一块好地，夺了自家的风水。巽山公在寻地的时候，许多钟氏族人跟在他的后面，惟恐他相中一块好地。其实，巽山公早就暗中相好了一块“观音望海”的风水宝地，但他要故弄玄虚。来到钟氏祠堂边上，他说此地为“凤凰栖桐”，就葬这吧，钟氏家族的人忙说此地早已被岳父大人相中。巽山公只得另觅他处，来到一菜地，他说此地为“鲤鱼跃龙门”，钟氏家族的长老说此地也被族人相中，一行人来到山脚，巽山公说此地为“五虎下山”，还是被钟氏族人以别的理由拒绝了。巽山公对岳父大人说，可怜吾妻是无地可葬了。岳父于是与钟氏族人商量，最后决定“平地没你份，高山任你选”，此语一出，正中巽山公下怀。巽山似乎很不经意地朝村口两水汇合处的高山随手一指，说道，既然这样，那就只好葬这里了。
巽山公回到村里，请来工匠，在山上搭起工棚，曾氏建造这处风水竟然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巽山公早就相中了这块风水。一条水对面而来，在左边的山脚环抱而去，水在左边汇合，逆流而下，此处的水势可以称之为“三十里回头水”，这是风水上难得的水之形局。《地理大书·山法全书》指出：“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山下为一条通衢大道，附近村落前往龙岗、梅窖墟市赶集都必须经过堂前，“日有千人朝拜，夜有万盏明灯”，此地喝形为“观音望海”与“美女踏车”。墓建好之后，为了防止别人破坏，据说碑石就放了七层，在建“观音望海”的同时，巽山公还建了另外一处风水，就是“美女踏车”，建好之后一把火烧了工棚，墓地掩埋在灰烬之中，后来雨水冲刷才显露出来，喝形为“美女踏车”。这两处风水建好之后，相传曾氏结束了单传的尴尬局面，人财两旺，成就万丁之族。
在“观音望海”的左下方，有一座更大的古墓，古墓并排三块石碑，墓碑上记载：宋代曾氏十一、十二、十三世祖，坐向：坤兼申，为罗滩虎形，俗称：“美女踏车”，前边堂局与上相似，水在艮寅方上堂，丑方出。
至于巽山公为什么要在“观音望海”的旁边再建“美女踏车”的风水，关涉到曾氏万丁家族的秘密。
《兴国三僚武城郡曾氏重修族谱》“坟图”载：十代祖巽山公妣钟氏婆太葬钟田罗滩人形坤山艮向，十一代祖益斋公妣刘氏婆太，十二代祖炜公妣钟氏叶氏婆太，十三代祖铭公妣刘氏婆太，十七代伯祖月湖公俱葬罗滩虎形坟图。
曾氏在钟氏的地盘修建自己的风水，在钟氏人看来，几乎是被曾氏骗取了一处好风水，钟氏家族难免心有不甘。清朝光绪年间，钟氏家族终于有人带头破坏曾氏罗滩祖坟，在曾氏祖坟附近新造两坟，意图挖坟代葬。钟、曾两姓为此大打出手，酿成家族械斗，死伤数人。为此，曾氏告官，并打赢了这场官司，兴国县衙为此专门颁示严禁：
《罗滩坟山张宪颁示严禁》：
钦加同知衔赏带花翎署兴国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
张为示严禁事。据职员曾衍桂等呈，称伊有祖坟二所，葬有罗滩地方，历有年。近来屡被挖毁侵害，呈请严禁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处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坟冢为死者所凭依，山场为各姓所自主，挖坟代葬，越界盗伐，例禁綦严，亟宜痛改前非，免惧法网。自示之后，倘敢故态复萌，一经发现，定即拘案究办，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违。
张宪在曾氏三房塘子面继汉老爷家当堂断案：
堂断
府委
县正堂程 为
讯结事看得钟曾两姓因争坟山互斗致命一案，查该罗滩山各坟业经程前县勘明，原系曾姓祖坟，绘图贴说在卷。兹据中人山员杨守清、职员肖振纲、禀生杨益、生员肖春芳、生员钟阜生、监生李敬敷等出为调处，并据生员钟元音等、生员曾瀛等各递悔结，前来虚公研讯，虽罪无可赦，而情有可原。钟姓所葬之坟，实为起衅，当饰起迁曾姓祖坟，毁伤未甚，不必深求。原差分别修理埋平以清讼源。嗣后该处曾姓坟山上下左右再不许田葬代造，以息争端，而杜后祸。至互控命案，查两造供词核与悔结相符，均宽免究。已死之尸骸，因还杀殒，命犯已身死，供证确凿，分免置议，其钟永保尸身，佥称被伤后落河冲，一概行免。拟烧毁房屋虽多寡不同，罪亦相等，应由中人修补，各帖服遵从。嗣后各捐前嫌，永敦和好，勿再滋事致干。……（《兴国三僚武城郡曾氏重修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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