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一个普通的夏日傍晚,我在汾河畔逐渐咂么出了「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是什么味儿的句子。在一条流淌了很多年的河流面前,我发现「我」是无足轻重的。
很多年少时的烦恼会让人愁到想要跳汾河。少年会觉得难以言说的情愫或理想,哪怕不需要要穷极一生去追逐,也得搭上整个青春。但可笑的是,所谓耗费整个青春的问题可能只不过一两年就会被解决,甚至自动消失在成人世界的喧闹里。以整个人生的跨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小段欲买桂花般的可爱回忆罢了。
产生这样的想法时,我又觉得我的一生对于汾河来说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霎,不过是在一笑间就付之东流了。所以当下又有什么理由不能和自己的过去和解呢。
很多年少时的烦恼会让人愁到想要跳汾河。少年会觉得难以言说的情愫或理想,哪怕不需要要穷极一生去追逐,也得搭上整个青春。但可笑的是,所谓耗费整个青春的问题可能只不过一两年就会被解决,甚至自动消失在成人世界的喧闹里。以整个人生的跨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小段欲买桂花般的可爱回忆罢了。
产生这样的想法时,我又觉得我的一生对于汾河来说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霎,不过是在一笑间就付之东流了。所以当下又有什么理由不能和自己的过去和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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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作者:兰小欢)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1. 中国的崛起极大地降低了全球不平等。按照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定义(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9美元),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亿下降为2015年的7亿,减少了12亿(图5-4)。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期的世界总人口还增加了约30亿。但如果不算中国,全球同期贫困人口只减少了不到3亿人。而在1981年至2008年的近30年间,中国以外的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基本没有变化。可以说,全球的减贫成绩主要来自中国。
2.中国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全球收入分布的格局。1990年,全球共有53亿人,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约四成生活在我国,而最富的20%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到了2016年,全球人口将近74亿,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只有约15%是中国人,而最富的另一半人中约22%是中国人。我国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约为19%,因此在全球穷人中中国人占比偏低,在中高收入组别中中国人占比偏高。按国别分,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中我国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3.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3, 2017年 上升到了0.47。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48%,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占有全部收入的4%。
4. 1998年至2008年,以城镇居民为例,虽然收入最高的20%其实际收入30年间增长了约13倍,但收入最低的40%和居中的40%的收入也分别增长了6倍和9倍。
5. 如果每代人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上代人,那人们就会更看重自己的劳动收入,继承自父母的财富相对就不太重要。
6. 累积的财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
7.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2019年净资产最高的20%的家庭占有居民全部净资产的65%,而最低的20%只占有2%。在经济发达、资产增值更快的沿海省份,父母累积的财产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比在内地省份更大。
8. 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得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停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9. 美国情况则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穷人(收入最低的50%)的实际收入完全没有增长,中产(收入居中的40%)的收入近40年的累积增幅不过区区35%,而富人(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却增长了2.5倍。
10. 最近这些年,美国种族冲突加剧,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黑人的贫困。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不及白人的六成,且这种差距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一个出身贫困(父母家庭收入属于最低的20%)的白人,“逆袭”成为富人(同代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概率是10.6%,而继续贫困下去的概率是29%。但对一个出身贫困的黑人来说,“逆袭”的概率只有区区2.5%,但继续贫困的概率却高达37%。
11. 影响子女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的大环境。
12. 到了美国的“80后”,这概率就低多了:如果父母是穷人(收入最低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还不到六成;若父母是中产(收入居中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仅四成。
13.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中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呈现出“倒U形”模式。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大噪的曲线,其实不过是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把时间拉长、样本扩大,数据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倒U形”,而是贫富差距不断起起伏伏的“波浪形”。(……)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
第三章 结语
1.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
2. 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作用。上述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国际竞争体系之后,工业企业必须扩大规模,充分利用规模效应来增强竞争力,同时需要靠近港口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因此制造业开始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大量农民工也随之迁徙。(……)充分利用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所以各项产业仍然集聚在沿海或一些中心大城市。
3. 最近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而所谓“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注
1. “ 两房”并非国企,而是和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私企,属于“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享受各种政府优惠,也承担政策任务。“两房”可以从财政部获取信用额度,几乎相当于政府对其债务的隐形担保,虽然法律上政府并无担保义务。
2.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非常注重投资的作用。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但波动远比消费剧烈,常常是经济周期的主要推手。随着对债务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消费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1. 中国的崛起极大地降低了全球不平等。按照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定义(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9美元),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亿下降为2015年的7亿,减少了12亿(图5-4)。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期的世界总人口还增加了约30亿。但如果不算中国,全球同期贫困人口只减少了不到3亿人。而在1981年至2008年的近30年间,中国以外的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基本没有变化。可以说,全球的减贫成绩主要来自中国。
2.中国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全球收入分布的格局。1990年,全球共有53亿人,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约四成生活在我国,而最富的20%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到了2016年,全球人口将近74亿,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只有约15%是中国人,而最富的另一半人中约22%是中国人。我国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约为19%,因此在全球穷人中中国人占比偏低,在中高收入组别中中国人占比偏高。按国别分,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中我国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3.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3, 2017年 上升到了0.47。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48%,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占有全部收入的4%。
4. 1998年至2008年,以城镇居民为例,虽然收入最高的20%其实际收入30年间增长了约13倍,但收入最低的40%和居中的40%的收入也分别增长了6倍和9倍。
5. 如果每代人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上代人,那人们就会更看重自己的劳动收入,继承自父母的财富相对就不太重要。
6. 累积的财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
7.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2019年净资产最高的20%的家庭占有居民全部净资产的65%,而最低的20%只占有2%。在经济发达、资产增值更快的沿海省份,父母累积的财产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比在内地省份更大。
8. 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得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停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9. 美国情况则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穷人(收入最低的50%)的实际收入完全没有增长,中产(收入居中的40%)的收入近40年的累积增幅不过区区35%,而富人(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却增长了2.5倍。
10. 最近这些年,美国种族冲突加剧,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黑人的贫困。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不及白人的六成,且这种差距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一个出身贫困(父母家庭收入属于最低的20%)的白人,“逆袭”成为富人(同代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概率是10.6%,而继续贫困下去的概率是29%。但对一个出身贫困的黑人来说,“逆袭”的概率只有区区2.5%,但继续贫困的概率却高达37%。
11. 影响子女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的大环境。
12. 到了美国的“80后”,这概率就低多了:如果父母是穷人(收入最低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还不到六成;若父母是中产(收入居中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仅四成。
13.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中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呈现出“倒U形”模式。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大噪的曲线,其实不过是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把时间拉长、样本扩大,数据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倒U形”,而是贫富差距不断起起伏伏的“波浪形”。(……)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
第三章 结语
1.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
2. 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作用。上述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国际竞争体系之后,工业企业必须扩大规模,充分利用规模效应来增强竞争力,同时需要靠近港口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因此制造业开始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大量农民工也随之迁徙。(……)充分利用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所以各项产业仍然集聚在沿海或一些中心大城市。
3. 最近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而所谓“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注
1. “ 两房”并非国企,而是和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私企,属于“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享受各种政府优惠,也承担政策任务。“两房”可以从财政部获取信用额度,几乎相当于政府对其债务的隐形担保,虽然法律上政府并无担保义务。
2.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非常注重投资的作用。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但波动远比消费剧烈,常常是经济周期的主要推手。随着对债务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消费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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