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羌声》
历史向
李杜篇
……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
他死了。
太白的一生肆意快活，六十一年风光旖旎的盛唐之旅，从未留下过任何的遗憾。东土大唐的山光水色，无余地留在他清澈的眸中。三千多首壮美的诗篇，将那独属于他自己恢宏伟岸的浪漫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太白的肝胆，无非就是酒与剑，潇洒浪漫，诗仙气宇，不食人间烟火的仙灵之气。三十年多的惺惺相惜，虽子美笔下有二十多首诗道着太白的侠肝义胆，但是上了年纪的他依然惧缩着表达自己真实的心意，直到今日听闻他的死讯时的肝肠寸断，才让子美真真正正地明白这段情愫，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情至深处，他也落下了泪一滴，眼眸中深藏着初遇的情绪。
天宝三年夏天，李白策马驻扎于东都洛阳，在此，他遇上了正蹭蹬不遇的杜子美，就这样，一段注定不解的姻缘开端了。
那时的李白早已名扬全国，盛唐上下，妇孺皆知，借着一张阳光的笑容，捕获万千少女的芳心，而杜甫却仍是风华正茂，有着更加锋芒的一身傲骨和满腔热血，但却受困局限于洛阳小城。萍水相逢的他们抛却了所谓的身份尊卑，筵席一桌，小碟酒菜，没有没有名人杰士的恃才据傲，没有后生小辈的一昧称颂，谈吐自然舒缓，闹市洛阳，如同静默无声，天地缓缓，玉壶冰心，一见如故，远处声声羌笛回响，荡漾着这处于洛阳的片刻安闲……
“子美兄，你的眼睛真美。”太白已经醉了，熏红的面颊上荡漾着满园春光，是一种莫名的诱人，弄乱人的心弦，俊俏的眉宇中露出可染春秋色的脱俗与不凡，这家的酒不是很醇，但却极烈，他的身上有香，但又有异于妇人家的胭脂味道。
“是吗？”子美思忖着这个味道，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他也笑了，同样是阳光灿烂，但是总觉得不适，可能是一种扭捏在里面，悄悄地一股潮红爬上了他的耳根，抓着酒杯的手下由于紧张捏紧了些。
虽然他也喝了不少酒，但仍然保持者原先的清醒。
“我很喜欢。”子美突然愣住了，抓着酒杯的手也下意识的松了松，目光变得呆滞起来，哑然地看着面前笑得前仰后合的李白，凝固了笑容，尴尬地红了脸。
“愈发可爱了呢。”他戏谑地轻笑着，顺势举起手撑住了下巴，歪着头，另一只手粗野地揽走桌上的瓶瓶罐罐，抓住了面前杜子美的手，酒瓶掀了，酒水全部湿在了太白的袖子上，子美浑身一颤，明显是吃了一惊，看着眼前的李白醉倒在了桌子上。
“子美，我喜欢你。”
羌笛换了个曲调，隐约的朦胧感，令人气定神闲，悠扬的，深深镌刻在杜子美的脑畔中。
“太白兄，你醉了。”两侧的嘴角渐渐扬起了弧度，他从刚刚的痴然中回过神来，起身背起了太白，酒味和香味掺和在一起，混合成一股诱人的气味，突然，他搂住了子美的肩，不断的喊着“子美子美”，他没有理会，只是摇摆着步子向着郊外的茅舍走。
一路上，太白伏在子美的耳边支支吾吾地念叨着一些含混不清的音节，时不时地换着阴阳怪气的语调，他只是觉得这是醉酒后的一些胡话，全然没有注意他在说些什么。
……
梁宋访道求仙，东鲁相见……
自那之后，他们的生活就交错在了一起，但嗜酒成性的他，再未说过那句话，任子美苦苦等待了三十多年，时至今日，往事不堪回首，尽管太白的脸上多了几分皱折，但是那笑颜灿烂，永远不会消逝的啊！可他就是撇下他一个人去了，留阴阳两隔。
为何如此吝啬呢太白？！连一张笑颜都不肯留下，我杜子美又欠了你什么？！
......
太白啊。
......
你再笑一次好不好？
......
我求你了......
他走了十年了。
这魂生梦死的十年啊。
茅屋早就没再葺过了，稀薄的草构早已经不起半阵劲风，破碎的酒瓦遍地都是，他弃了朝廷的官爵，笔在没有碰过墨，全部的家当都债了酒钱，包括那唯一一床母亲留的被褥。他的诗兴是太白引起的，终，也终在太白身上，没了他万物黯淡，一纸水墨也没了色彩，本就枯瘦的面庞血色全无，眼窝深深下陷，空洞无神，憔悴的像现今陨落的大唐。
失去一个他，就是擦肩整个世界。
十年，他喝了这辈子没喝的酒，收了这辈子没受过的罪，思了随了半生疾苦十年的人。
床板内侧有个很深的凹洞，夹在中间木条翻出来，横七竖八地指向四方，夜晚的痛苦思潮来的时候，他只能狠狠地扣住床板，一切记忆都写在他右手那只血肉模糊的食指上。
故人的模样要淡忘时，那日婉转悠扬的曲调就会响起来，清澈的声音，如同他的笑一般明媚。
......
茅屋的门被轻轻敲了两下，与此同时，羌笛的声音骤然响起，带回了杜子美那飘散不定的心神。
他没有动。
“子美。”
他颤抖了起来，难以抑制地颤抖起来，他笑出了声，空洞的眸子睁得极大，愈发的笑声连贯了起来。
怎么可能听错呢。
门开了，折射进来的阳光倦怠地洒在身上，让人忘了这是寒冬腊月，瞬间，笛声也清晰了些。
门前站着一位二十又许的少年，灿烂地笑着，眼角的光芒胜过了背后的阳光，少年的锋芒可鉴，长靴短剑，英气勃发。
是他。
不会错的。
......
眼泪和他一起呆住了，唇不断地拍打着，万语千言一同哽咽在了喉中，老态龙钟的脸上交杂着欣喜与苦愁，他站不起来了，瞬间的乏力感让他无法支撑住憔悴的身体，眼眶里雾蒙蒙的，如同撒上了燃尽了的死灰一般烧的通红。
头昏昏沉沉的，缓缓的倒伏在桌上，最后的力气撑在了双眼上。
那个人，是我苦苦等了十年的人，是我深深爱了四十年的人，是我尝尽人间疾苦但没把握住的幸福
......
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他了
............
“子美，我来接你回家。”
他笑了，终是想起了那日烂醉的李白支吾一路的胡话。
“我可是青莲居士！怎么可能会醉！”
......
那双眼，终是没有闭上。
文：花贝贝
转载需告知
｜入圈之作，当时真的特别喜欢历史向，但是能力不足只写了一篇李杜，改了又改，我觉得可以封神了（傲。
喜欢的话动动小手指转发一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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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感激 https://t.cn/RJZw6Ns
历史向
李杜篇
……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
他死了。
太白的一生肆意快活，六十一年风光旖旎的盛唐之旅，从未留下过任何的遗憾。东土大唐的山光水色，无余地留在他清澈的眸中。三千多首壮美的诗篇，将那独属于他自己恢宏伟岸的浪漫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太白的肝胆，无非就是酒与剑，潇洒浪漫，诗仙气宇，不食人间烟火的仙灵之气。三十年多的惺惺相惜，虽子美笔下有二十多首诗道着太白的侠肝义胆，但是上了年纪的他依然惧缩着表达自己真实的心意，直到今日听闻他的死讯时的肝肠寸断，才让子美真真正正地明白这段情愫，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情至深处，他也落下了泪一滴，眼眸中深藏着初遇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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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李白早已名扬全国，盛唐上下，妇孺皆知，借着一张阳光的笑容，捕获万千少女的芳心，而杜甫却仍是风华正茂，有着更加锋芒的一身傲骨和满腔热血，但却受困局限于洛阳小城。萍水相逢的他们抛却了所谓的身份尊卑，筵席一桌，小碟酒菜，没有没有名人杰士的恃才据傲，没有后生小辈的一昧称颂，谈吐自然舒缓，闹市洛阳，如同静默无声，天地缓缓，玉壶冰心，一见如故，远处声声羌笛回响，荡漾着这处于洛阳的片刻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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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子美思忖着这个味道，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他也笑了，同样是阳光灿烂，但是总觉得不适，可能是一种扭捏在里面，悄悄地一股潮红爬上了他的耳根，抓着酒杯的手下由于紧张捏紧了些。
虽然他也喝了不少酒，但仍然保持者原先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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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美，我喜欢你。”
羌笛换了个曲调，隐约的朦胧感，令人气定神闲，悠扬的，深深镌刻在杜子美的脑畔中。
“太白兄，你醉了。”两侧的嘴角渐渐扬起了弧度，他从刚刚的痴然中回过神来，起身背起了太白，酒味和香味掺和在一起，混合成一股诱人的气味，突然，他搂住了子美的肩，不断的喊着“子美子美”，他没有理会，只是摇摆着步子向着郊外的茅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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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新鲜事[超话]#求福是好事，但得有足够的本事去享受这份福气！
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曾写过一副对联，把福与祸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
福与祸的关系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
若问此理是若何？
子孙钱多胆也大，
天样大事都不怕，
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少，产也少，
后来子孙祸也少。
若问此理是若何？
子孙钱少胆也小，
些微产业知自保，
俭使俭用也过了。
古人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过分求福，适以速祸；
安分适祸，将自得福。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过分地求福，
将使祸事加速降临；
对于突发的灾祸安然处之，
自然能够逢凶化吉。
01
过分求福，适以速祸
中国古人做事都讲究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好事也会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物极必反”。
求福是好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得到更多的幸福，也都有权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对幸福的追求还是不能过度。
过度追求自己的幸福，势必会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不择手段，最终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
一旦损害到别人的利益了，就难免哪天自己也会遭受算计。而当你得到过度的福气之后，势必会招来别人的觊觎。同样的道理，在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本事去享受这份福气，反而会遭到他人的嫉恨，最终有可能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灾祸。
02
安分适祸，将自得福
同样，当灾祸到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颗安分平和的心态去对待。
就事情发展本身而言，福与祸都是在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
然而，我们在遇到灾祸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负面情绪中不能自拔，悲观、消极的心态容易让人做出过激的行为，从而对事情发展产生负面的作用。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一个安分平和的心态，使自己从消极心态中解脱出来，平和安分的面对祸事的发展。
用一份随缘处世的态度朝着积极方向去努力，也许事情还会出现一丝转机。发展到最后，一切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
明白了福祸相依的道理后，我们不得不问：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确保获得福报而又不致招来祸事呢？有！净宗法师告诉我们：一称“南无阿弥陀佛”，具足无量无边功德。
《经》言：若人以四天下七宝，供养佛及菩萨、缘觉、声闻，得福甚多；不如劝人，念佛一声，其福胜彼。
如果有人将小千世界四天下宝藏全部供养佛、菩萨、圣人，得到的福报很多。这么多的福报，比较起来，不如劝人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出来了。有人学佛法，搞世间慈善，慈善是不错，但是他不教人念佛，那福报就差多了。所以，《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能有多少修行供养佛菩萨？我们能拿四天下七宝供养佛菩萨、声闻、缘觉吗？我们不可能。但是即使是那么大的福报，跟念佛相比，劝人家念佛一声，就能超过它！
《涅槃经》言：佛告大王：假令开大库藏，一月之中，布施一切众生，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称佛一口，功德过前，不可较量。
假如把国王的宝库打开，一个月之内，布施一切众生，这个人所得功德很大。但是，还不如张口念一句佛，念佛的功德大大超过上述功德，不能为比。
你还不愿专念弥陀名号？你真的是丢掉西瓜，拣了芝麻。西瓜和芝麻的差别远远无法形容念佛和布施的差别。
《增一阿含经》言：四事供养阎浮提一切众生，若有称佛名号，如构牛乳倾，功德过上，不可思议。
四事是指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就是生活必需品。把日常用品拿来供养地球一切众生，他们的衣食住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提供的，看看，你的功德大不大？当然很大！但是，如果有人用挤牛奶那么长时间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则其功德要大得多，两者的差别令人无法想象。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些修行是有为、有漏、有上的，不能作为出离之因，不能解脱。“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呢，真实、无为、无漏、无上，具有可以到净土成佛的功德啊！
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以清净愿心、经过不可思议兆载永劫所修行来的功德啊！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呢？
《大智度论》云：譬如有人，初生堕地，即能一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满中七宝，奉施于佛；不如有人，于后恶世，一声称念，阿弥陀佛，其福胜彼。
譬如有人一生下来就能日行千里，他足足走了一千年，你想想看，走了多远！这么一片大地上的宝藏，全部供养佛陀，其功德不如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摘自《念佛胜易》 https://t.cn/RyhHGaW
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曾写过一副对联，把福与祸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
福与祸的关系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
若问此理是若何？
子孙钱多胆也大，
天样大事都不怕，
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少，产也少，
后来子孙祸也少。
若问此理是若何？
子孙钱少胆也小，
些微产业知自保，
俭使俭用也过了。
古人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过分求福，适以速祸；
安分适祸，将自得福。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过分地求福，
将使祸事加速降临；
对于突发的灾祸安然处之，
自然能够逢凶化吉。
01
过分求福，适以速祸
中国古人做事都讲究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好事也会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物极必反”。
求福是好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得到更多的幸福，也都有权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对幸福的追求还是不能过度。
过度追求自己的幸福，势必会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不择手段，最终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
一旦损害到别人的利益了，就难免哪天自己也会遭受算计。而当你得到过度的福气之后，势必会招来别人的觊觎。同样的道理，在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本事去享受这份福气，反而会遭到他人的嫉恨，最终有可能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灾祸。
02
安分适祸，将自得福
同样，当灾祸到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颗安分平和的心态去对待。
就事情发展本身而言，福与祸都是在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
然而，我们在遇到灾祸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负面情绪中不能自拔，悲观、消极的心态容易让人做出过激的行为，从而对事情发展产生负面的作用。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一个安分平和的心态，使自己从消极心态中解脱出来，平和安分的面对祸事的发展。
用一份随缘处世的态度朝着积极方向去努力，也许事情还会出现一丝转机。发展到最后，一切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
明白了福祸相依的道理后，我们不得不问：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确保获得福报而又不致招来祸事呢？有！净宗法师告诉我们：一称“南无阿弥陀佛”，具足无量无边功德。
《经》言：若人以四天下七宝，供养佛及菩萨、缘觉、声闻，得福甚多；不如劝人，念佛一声，其福胜彼。
如果有人将小千世界四天下宝藏全部供养佛、菩萨、圣人，得到的福报很多。这么多的福报，比较起来，不如劝人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出来了。有人学佛法，搞世间慈善，慈善是不错，但是他不教人念佛，那福报就差多了。所以，《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能有多少修行供养佛菩萨？我们能拿四天下七宝供养佛菩萨、声闻、缘觉吗？我们不可能。但是即使是那么大的福报，跟念佛相比，劝人家念佛一声，就能超过它！
《涅槃经》言：佛告大王：假令开大库藏，一月之中，布施一切众生，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称佛一口，功德过前，不可较量。
假如把国王的宝库打开，一个月之内，布施一切众生，这个人所得功德很大。但是，还不如张口念一句佛，念佛的功德大大超过上述功德，不能为比。
你还不愿专念弥陀名号？你真的是丢掉西瓜，拣了芝麻。西瓜和芝麻的差别远远无法形容念佛和布施的差别。
《增一阿含经》言：四事供养阎浮提一切众生，若有称佛名号，如构牛乳倾，功德过上，不可思议。
四事是指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就是生活必需品。把日常用品拿来供养地球一切众生，他们的衣食住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提供的，看看，你的功德大不大？当然很大！但是，如果有人用挤牛奶那么长时间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则其功德要大得多，两者的差别令人无法想象。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些修行是有为、有漏、有上的，不能作为出离之因，不能解脱。“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呢，真实、无为、无漏、无上，具有可以到净土成佛的功德啊！
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以清净愿心、经过不可思议兆载永劫所修行来的功德啊！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呢？
《大智度论》云：譬如有人，初生堕地，即能一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满中七宝，奉施于佛；不如有人，于后恶世，一声称念，阿弥陀佛，其福胜彼。
譬如有人一生下来就能日行千里，他足足走了一千年，你想想看，走了多远！这么一片大地上的宝藏，全部供养佛陀，其功德不如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摘自《念佛胜易》 https://t.cn/RyhHG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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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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