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营利双增不抵总市值缩水？仲景食品香菇酱“加量不加价”背后有何打算？】消费日报网财经讯 4月7日，仲景食品发布2020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实现营收约7.27亿元，同比增长15.68%；归母扣非净利润约1.18亿元，同比增长37.48%。公司表示，2020年度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进行市场开拓，调味食品业务销量增加；持续研发投入，打造新品、差异化竞争，劲道牛肉酱、特色调味油等产品销量增加；强化扁平管理，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期间费用率有所降低。从股价和市值来看，仲景食品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2020年11月23日，仲景食品正式登陆创业板，股价涨幅超200%，总市值达120亿元，随后股价一路下跌，2021年3月16日达到最低价58.48元/股，4月7日以64.02元/股收盘，总市值为64.02亿元，与上市首日相比，缩水近一半。上市不足四月，仲景食品靠涨价营利双增？股价跳水、总市值缩水，未来道路又将走向何处？公司表示：“2020年以生产230g香菇酱为主，210g规格不再生产，未来电商业务将正常开展。”加量不加价，给予顾客更多实惠？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持续进行调味配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分产品来看，2020年调味食品实现营收约3.9亿元，同比增长29.42%；调味配料实现营收约3.34亿元，同比增长2.61%。(资料来源：2020年年度报告)2008年，公司利用“西峡香菇”的资源优势，结合自行研发的香菇发酵专利技术、真空浸润、生物酶解等香菇综合加工利用技术，率先研发出仲景香菇酱系列产品，开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健康调味新品类，形成了一条香菇深度开发的产业链。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结合企业优势，不断丰富创新产品，已经拥有仲景香菇酱、劲道牛肉酱、辣辣队新鲜辣椒酱、仲景香菇肉丁、北极蓝野生蓝莓果酱等调味酱和花椒油、藤椒油等调味油以及火锅底料等，为消费者和部分餐饮企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公司表示，疫情期间，为部分经销商纾困解难，以保障市场流通，香菇酱、牛肉酱产品加量不加价，给予顾客更多实惠。香菇酱一直是调味食品营收主要来源，“涨价”也一度是成为仲景食品的热门词。2019年，随着牛肉酱等新产品逐渐被市场认可，香菇酱产品收入贡献下滑至73.71%，但仍牢牢占据第一的位置。然而，此前香菇酱的涨价之路从未停止过。作为主要原材料，2017至2019年，仲景食品香菇柄采购价分别为13.90元/千克、17.20元/千克和25.05元/千克，分别上涨23.74%和45.64%。受原材料涨价影响，2018年仲景食品主打产品香菇酱(210g)直接材料成本上升0.10元/瓶，涨幅4.44%。2019年，香菇酱(210g)直接材料成本上升0.22元/瓶，涨幅9.57%。2018至2019年，香菇酱(210g)每瓶销售均价分别为5.66元、5.99元及6.46元，分别上涨5.85%和7.86%。由此可以看出，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上升基本上可以提价转嫁给终端消费者。但是，由于提价幅度均略低于原材料涨幅，近三年毛利率分别为54.31%、53.86%及53.85%，略有下滑。对于提价，消费者买不买账呢？2018年，香菇酱(210g)首次提价，营收下降21.60%；2019年，香菇酱(210g)再次提价，营收同比增长11.06%，但低于2017年的2.34亿元。从销量上看，2017年香菇酱卖出4509万瓶，2018年卖出3479万瓶，销量下滑22.84%，2019年卖出3683万瓶，较2018年增长5.86%。直接材料支出一直是调味食品与调味配料的主要支出，2020年，调味食品直接材料约1.87亿元，占总成本的83.31%；调味配料直接材料约1.82亿元，占总成本的90.59%。(资料来源：2020年年度报告)据2021年4月7日官网最新消息，香菇酱规格从16g至2.5kg不等，仲景食品旗舰店中，2瓶230g香菇酱价格为29.90元，单瓶价格为14.95元。(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资料来源：仲景食品旗舰店)国盛证券2021年3月24日研报称，调味酱在调味品行业中占比约10%，市场规模约400亿元。酱类品种繁多，渗透率仍处低位，市场空间较大，其中香菇酱整体酱行业中仍是较为细分的赛道。同时酱类食用区域性明显，集中度较低，2019年CR3约22%，香菇酱品类参与者众多，竞争格局分散。电商占比较小 明星大单品如何打造？公司调味食品的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客户主要为经销商，产品在销售给经销商后通过超市、便利店、蔬菜生鲜店等终端最终到达消费者，并在农贸、餐饮渠道有所尝试和突破；另外通过公司电商部门在天猫、京东等自营旗舰店和授权网上店铺，产品直达消费者。公司调味配料的销售以直销模式为主，客户主要是食品生产企业，另外有少部分通过经销商进行销售。2020年，经销模式实现营收约3.91亿元，同比增长28.05%，毛利率为42.79%；直销实现营收约3.33亿元，同比增长3.61%，毛利率为39.29%。(资料来源：2020年年度报告) 从经销商分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公司表示，2020年末，经销商数量同比增长22.37%，主要因为公司加快调味食品渠道拓宽和下沉的速度，开发新渠道、推广新产品带来的经销商数量增加。(资料来源：2020年年度报告) 公司调味食品经销商主要采取先款后货，公司给予直营商超、调味配料经销商一定的信用额度和账期，按照约定的信用政策结算。2020年，公司通过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自营店铺，直接销售调味食品产品。2020年，公司自营电商业务实现销售额2365.52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26%，占比较小。12月22日，公司发布《关于向公司全体股东赠送新产品试用的公告》，公告称，为了感谢股东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公司决定以免费方式向全体股东赠送仲景香菇酱和辣辣队辣酱，并征集对公司产品试用后的意见或建议。赠送对象及内容为截止2020年12月14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每位股东可以申领公司免费赠送的新产品礼包一份(包含仲景香菇酱2瓶，辣辣队辣酱2瓶)。据仲景食品2020年12月16日在深交所互动易中披露，截至2020年12月10日，公司股东户数为30714户，较上期(2020年11月30日)减少1252户，减幅为3.92%，仲景食品天猫旗舰店上看到所赠新产品礼包售价49.8元，如果股东户数变动不大并全部申领，合计送出礼品价值约153万元。除了向股东赠送新产品，开展体验活动，公司打算把香菇酱打造成全国性明星大单品，把辣辣队辣椒酱打造成新一代辣酱品类代表，把仲景花椒油打造成新一代数字化调味油品类代表；增加一人食规格和餐饮饭店使用的大规格，使产品更贴近顾客；研发上市香菇蚝油等复合调味料新产品。坚持地道好食材，做好风味好味道，仲景食品未来如何发力，我们将拭目以待。
#大江·讯息# 【毛巾、床垫、白酒、英语培训都能“高仿”，你着过道吗？身边案例折射知识产权侵权新变化】
今年4月26日是第二十个知识产权日，今年的主题是“为绿色未来而创新”。知识产权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从我们每天接触的日常生活用品、信赖认可的知名品牌产品、休闲娱乐的音乐、电影、文学等版权作品，处处都有知识产权的印记。知识产权保护就像一张绿色大伞，呵护着创新智慧、巧思匠心和每一点让生活更美好的努力。
还记得芜湖名小吃被“山寨”、“熊大熊二”被侵权、遍地开花的山寨马可波罗卫浴、难辨真伪的高仿古井贡酒吗？近年来，我们报道多起发生在芜湖本地的知产侵权案件，记者从芜湖经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获悉，去年以来，我市的知产侵权案件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蹭名牌”，打擦边球，到高仿名牌，让人难辨真伪；从无知侵权到恶意重复侵权，企业合法权益与消费者权益正在被侵害。
镜湖区某经营部销售高仿“金号毛巾”
金号品牌毛巾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不少消费者会认准品牌购买，而你买的金号毛巾确定是正品吗？ 2019年5月1日，山东金号家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号公司）与河南省洛阳市九鼎公证处工作人员来到芜湖市镜湖区沿河路与柳春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针织品店铺，购得印有“金号、依诗家”字样标签的毛巾一条和其他日用品。后经对吊牌、商标标识、图案、缝边工艺等鉴定，发现前述购买产品与品牌正品不符，非金号公司生产，属假冒产品。
芜湖经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金号公司是 “金号KING SHORE”商标、“KINGSHORE”商标的权利人。镜湖区某针织品经营部销售的毛巾印有“金号织业”、“KINGSHORE”及图案，将其与金号公司的前述注册商标进行比对，两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构成近似，且经鉴定该经营部销售的毛巾相比正品相比，具有明显的缺陷与区别。该针织品经营部未能就产品缺陷与区别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就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作出合理性说明。法庭认为镜湖区某针织品经营部构成对金号公司注册商标的侵权，判决该经营部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及其他合理开支2500元。
鸠江区白茆镇某家具店销售高仿“皖宝床垫”
合肥皖宝集团床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宝公司）系“皖宝”文字及图形商标、“金典皖宝”文字商标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0类：床、床垫、弹簧床垫、家具等。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皖宝公司在第20类床垫、弹簧床垫商品上注册的“皖宝”文字及图形商标为驰名商标。
2018年7月3日，芜湖市鸠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鸠江区白茆镇某家具店进行了查处，当场查封标有“金典皖宝”字样的床垫6张，经鉴定，前述6张床垫为侵权商品，对该家具店罚款3600元，并没收了案涉侵权商品。
芜湖经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鸠江区白茆镇某家具店擅自销售标有“金典皖宝”字样的床垫，除文字造型略有不同外，文字及组合完全相同，侵犯了皖宝公司“金典皖宝”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该家具店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及合理开支4653元。
芜湖“朗格英语”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朗阁公司）“朗阁LONGRE”文字、图形组合商标，“LONGRE”英文商标，“朗阁”文字商标的权利人，核定服务项目为第41类学校（教育）、培训、教育等。
2019年2月，上海朗阁公司分别对芜湖朗格泓泰英语培训中心的经营场所、官方网站、百度口碑网、微信公众号等多处使用“朗阁•泓泰LONGRE HONG TAI”、“朗格•泓泰LONGRE HONG TAI”图形标识，“朗格•泓泰”、“朗阁”及“朗格”文字标识进行证据保全。
上海朗阁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上海朗阁公司）曾于2016年4月11日起诉芜湖朗阁英语培训中心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芜湖朗阁英语培训中心办理名称变更手续，变更后的名称不得含有“朗阁”字样。本判决生效后，芜湖朗阁英语培训中心变更名称为被告芜湖朗格泓泰英语培训中心。
由于上海朗阁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上海朗阁公司）与芜湖朗阁英语培训中心关于侵害“朗阁”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曾进行过诉讼，芜湖朗格泓泰英语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对此明确知晓，却再次侵权，主观上具有恶意，芜湖经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酌定芜湖朗格泓泰英语培训中心赔偿经济损失40000元。
安徽“快手云”公司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案
原告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20日，主要从事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旗下主要产品为“快手”APP。该公司通过关联公司已经在第9、35、38、41、42等商标类别中取得了“快手”等注册商标。通过大量地推广、宣传与使用，成为全国公众所熟知的APP产品及品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涉案的企业字号与商标“快手”，已经与原告在互联网领域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区别和识别相关产品和服务来源的识别功能。
被告安徽快手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20日，从事网站建设、运营、软件开发等业务。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的经营业务领域存在交叉，二者具有竞争关系。被告在明知原告的注册商标以及“快手”的企业字号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情况下，未进行合理避让，仍然注册和使用与原告相同的企业字号，具有攀附他人知名度的恶意，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
原告向芜湖经开区法院提出判令被告停止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快手”字号，并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申请变更企业名称；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等诉讼请求。2020年4月22日上午，该案在经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重复侵权、真假难辨 近期案件折射知产侵权新变化
芜湖经开区法院作为全省三家可以审理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之一，近年来办理了芜湖众多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案件。该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助理吴杰健通过对2019年以来芜湖发生的知产侵权案件的梳理和分析发现，2019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与以往相比出现两个新变化。
一是恶意的重复侵权开始凸显。商标法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进行一倍到五倍的惩罚性赔偿。对于重复侵权，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恶意，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司法机关将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大对恶意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让恶意侵权者无利可图。
二是侵权标识与注册商标趋于相同。往年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中的侵权标识，基本是与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属于打“擦边球”之举，相关消费者只要进行细心地辨别，基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而新发的一些侵权案件中，侵权标识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属于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不经过专业的鉴定，很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细微分别，这让相关消费者选择时无从区分。这样的高仿侵权，不仅进一步损害了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权益，更是对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构成侵害，人民法院一经发现将重点惩处。
大江晚报记者 顾娅 文/摄
今年4月26日是第二十个知识产权日，今年的主题是“为绿色未来而创新”。知识产权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从我们每天接触的日常生活用品、信赖认可的知名品牌产品、休闲娱乐的音乐、电影、文学等版权作品，处处都有知识产权的印记。知识产权保护就像一张绿色大伞，呵护着创新智慧、巧思匠心和每一点让生活更美好的努力。
还记得芜湖名小吃被“山寨”、“熊大熊二”被侵权、遍地开花的山寨马可波罗卫浴、难辨真伪的高仿古井贡酒吗？近年来，我们报道多起发生在芜湖本地的知产侵权案件，记者从芜湖经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获悉，去年以来，我市的知产侵权案件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蹭名牌”，打擦边球，到高仿名牌，让人难辨真伪；从无知侵权到恶意重复侵权，企业合法权益与消费者权益正在被侵害。
镜湖区某经营部销售高仿“金号毛巾”
金号品牌毛巾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不少消费者会认准品牌购买，而你买的金号毛巾确定是正品吗？ 2019年5月1日，山东金号家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号公司）与河南省洛阳市九鼎公证处工作人员来到芜湖市镜湖区沿河路与柳春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针织品店铺，购得印有“金号、依诗家”字样标签的毛巾一条和其他日用品。后经对吊牌、商标标识、图案、缝边工艺等鉴定，发现前述购买产品与品牌正品不符，非金号公司生产，属假冒产品。
芜湖经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金号公司是 “金号KING SHORE”商标、“KINGSHORE”商标的权利人。镜湖区某针织品经营部销售的毛巾印有“金号织业”、“KINGSHORE”及图案，将其与金号公司的前述注册商标进行比对，两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构成近似，且经鉴定该经营部销售的毛巾相比正品相比，具有明显的缺陷与区别。该针织品经营部未能就产品缺陷与区别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就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作出合理性说明。法庭认为镜湖区某针织品经营部构成对金号公司注册商标的侵权，判决该经营部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及其他合理开支2500元。
鸠江区白茆镇某家具店销售高仿“皖宝床垫”
合肥皖宝集团床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宝公司）系“皖宝”文字及图形商标、“金典皖宝”文字商标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0类：床、床垫、弹簧床垫、家具等。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皖宝公司在第20类床垫、弹簧床垫商品上注册的“皖宝”文字及图形商标为驰名商标。
2018年7月3日，芜湖市鸠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鸠江区白茆镇某家具店进行了查处，当场查封标有“金典皖宝”字样的床垫6张，经鉴定，前述6张床垫为侵权商品，对该家具店罚款3600元，并没收了案涉侵权商品。
芜湖经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鸠江区白茆镇某家具店擅自销售标有“金典皖宝”字样的床垫，除文字造型略有不同外，文字及组合完全相同，侵犯了皖宝公司“金典皖宝”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该家具店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及合理开支4653元。
芜湖“朗格英语”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朗阁公司）“朗阁LONGRE”文字、图形组合商标，“LONGRE”英文商标，“朗阁”文字商标的权利人，核定服务项目为第41类学校（教育）、培训、教育等。
2019年2月，上海朗阁公司分别对芜湖朗格泓泰英语培训中心的经营场所、官方网站、百度口碑网、微信公众号等多处使用“朗阁•泓泰LONGRE HONG TAI”、“朗格•泓泰LONGRE HONG TAI”图形标识，“朗格•泓泰”、“朗阁”及“朗格”文字标识进行证据保全。
上海朗阁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上海朗阁公司）曾于2016年4月11日起诉芜湖朗阁英语培训中心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芜湖朗阁英语培训中心办理名称变更手续，变更后的名称不得含有“朗阁”字样。本判决生效后，芜湖朗阁英语培训中心变更名称为被告芜湖朗格泓泰英语培训中心。
由于上海朗阁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上海朗阁公司）与芜湖朗阁英语培训中心关于侵害“朗阁”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曾进行过诉讼，芜湖朗格泓泰英语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对此明确知晓，却再次侵权，主观上具有恶意，芜湖经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酌定芜湖朗格泓泰英语培训中心赔偿经济损失40000元。
安徽“快手云”公司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案
原告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20日，主要从事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旗下主要产品为“快手”APP。该公司通过关联公司已经在第9、35、38、41、42等商标类别中取得了“快手”等注册商标。通过大量地推广、宣传与使用，成为全国公众所熟知的APP产品及品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涉案的企业字号与商标“快手”，已经与原告在互联网领域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区别和识别相关产品和服务来源的识别功能。
被告安徽快手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20日，从事网站建设、运营、软件开发等业务。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的经营业务领域存在交叉，二者具有竞争关系。被告在明知原告的注册商标以及“快手”的企业字号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情况下，未进行合理避让，仍然注册和使用与原告相同的企业字号，具有攀附他人知名度的恶意，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
原告向芜湖经开区法院提出判令被告停止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快手”字号，并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申请变更企业名称；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等诉讼请求。2020年4月22日上午，该案在经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重复侵权、真假难辨 近期案件折射知产侵权新变化
芜湖经开区法院作为全省三家可以审理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之一，近年来办理了芜湖众多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案件。该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助理吴杰健通过对2019年以来芜湖发生的知产侵权案件的梳理和分析发现，2019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与以往相比出现两个新变化。
一是恶意的重复侵权开始凸显。商标法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进行一倍到五倍的惩罚性赔偿。对于重复侵权，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恶意，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司法机关将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大对恶意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让恶意侵权者无利可图。
二是侵权标识与注册商标趋于相同。往年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中的侵权标识，基本是与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属于打“擦边球”之举，相关消费者只要进行细心地辨别，基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而新发的一些侵权案件中，侵权标识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属于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不经过专业的鉴定，很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细微分别，这让相关消费者选择时无从区分。这样的高仿侵权，不仅进一步损害了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权益，更是对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构成侵害，人民法院一经发现将重点惩处。
大江晚报记者 顾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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