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
美国时间的周二是牛哥口中的大日子
银行交款了 房子合同签好了
正式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开心的表达了祝贺
五月31号可以搬家了
1.自己乐高拼了个迎客松，新家的第一件装饰品吧。
2.自己也当上了小组长，学着做点管理 大把问题可以和爸爸请教交流，中美职场的不同。
3.我呢依旧是生活小助理，督促儿子看了眼科和牙科，总有第一次去开始接触新领域。牛哥说做个大人好麻烦啊。
4.第二次抽签没中，有点小失落小焦虑。还有两次机会。这种事情由不得自己去掌控，随缘吧。做好后续的思想准备，到时候再定。
美国时间的周二是牛哥口中的大日子
银行交款了 房子合同签好了
正式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开心的表达了祝贺
五月31号可以搬家了
1.自己乐高拼了个迎客松，新家的第一件装饰品吧。
2.自己也当上了小组长，学着做点管理 大把问题可以和爸爸请教交流，中美职场的不同。
3.我呢依旧是生活小助理，督促儿子看了眼科和牙科，总有第一次去开始接触新领域。牛哥说做个大人好麻烦啊。
4.第二次抽签没中，有点小失落小焦虑。还有两次机会。这种事情由不得自己去掌控，随缘吧。做好后续的思想准备，到时候再定。
#同花顺要闻# 【股债汇三杀！经济全面承压 这次比2020年更难 政策该如何发力？】
本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走贬，在岸人民币走出本月中旬以来6.36-6.37上下的横盘局面，开启持续向上突破，今日开盘失守6.44关口，续创去年10月以来新低。
近期离岸人民币3天大跌超1000个基点，创半年以来新低，主因是国内经济景气度下行，叠加美国加息中美利差倒挂，美债收益率上行。
政策上却较“稳”，股债汇三杀的局面令人担忧。货币政策额方面，央行可能考虑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验，使其认识到在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大幅宽松可能无益于经济企稳，反而有可能导致资金脱实就虚和加剧通胀。
『出口下降 纺织制造一枝独秀』
4月21日，A股大面积下跌，上证指数下跌2.26%跌破3100点，创业板指下跌2.17%，两市超4300只个股下跌，板块上更是“全军覆没”，仅有纺织制造一个板块飘红。
主要由于近期汇率下行，人民币贬值利好出口占比大的纺织业上市公司。而汇率下行也反映了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当前A股仍处在下行通道。
4月以来，美元指数开启连涨，于4月19日触及两年内新高100.84点，近两日回落至100点下方。东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研究所总经理助理沈新凤表示，伴随着美国疫后经济修复、货币政策紧缩进程开启并走深，美元指数从去年中就在积攒上升动能。“客观上，美元指数强势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
“在前期美元走强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比较坚挺，与我国较早控制住疫情恢复生产生活、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出口强势且具备韧性有较强关联。”沈新凤认为，但在3月以来本土疫情复发的情况下，尽管今年我国出口增速仍有一定韧性，但增速逐步下降基本是一致预期，因此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或逐步下降，结汇需求释放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也将同步下降。
天风证券（601162）首席宏观分析师宋雪涛指出，经常账户盈余是支撑前期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因素，如果在内外疫情防控策略差异下，出口份额回落，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关键走贬。“中美利差倒挂只是中美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错位的结果，不是决定汇率走势的原因。”
利差并非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在有些时间段内，中美利差变动方向甚至与预期的资本流动变动方向相反。
中国采取了管道式的资本项目开放，外贸外资企业(而非居民和金融投资者)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更为突出。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而非证券组合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主导了我国的短期资本流动。
『供应链扰动与美元强势导致人民币汇率短期承压』
中信证券认为，新冠疫情爆发以及美元强势导致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贬值。虽然与上一轮不同，此轮人民币汇率背景伴随着中美利差缩窄，但中美利差缩窄并非人民币汇率主导因素，对于人民币汇率影响较为有限。
与2020年那一轮人民币贬值背景相似的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增大，也是主要来自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与美元走强两方面的因素。供应链扰动叠加美元指数上行或将使短期人民币承压，但无需对人民币形成贬值预期。
预计人民币贬值对于货币政策影响有限，但由于货币政策需内外兼顾，货币政策或将让位于财政等宽信用政策。
简单来说，基本面不强是主要因素，短期人民币承压，接下来则需要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表现。
财政政策上有专业人士认为，发放消费券是一种拉动消费需求的方法。例如香港这两年发消费券效果极好。发100块钱，基本上花了80块钱，效率非常高。也就是说，1万亿消费券大概就能刺激8000亿的消费，而消费会带来乘数效应，对GDP产生正面贡献。有钱才能消费，有消费才能刺激生产，当然，前提是允许生活和消费。
『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恢复更难』
经济方面，核心是上海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根据克拉克森研究的数据显示，上海港的集装箱船在港数量于3月中下旬攀升，最高值较月初增长约14%；但经过快速运营调整，近期上海港集装箱船在港数量已回落至常态。
不过较严格的管控可能导致进出港的陆路运输仍然存在堵点。整车货运指数虽处在低位，但已开始小幅回暖至四月初水平，国内执行航班数量继续下滑。整体来看，上海疫情对供应链的短期压力没有明显缓解。
这波上海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其对经济冲击比2020年武汉疫情更大，恢复也比当年更难。
与2020年相比，当时我国一季度GDP是-6.8%，经过三四季度的疯狂追赶，房地产、基建、货币政策、资本市场齐发力下疯狂追赶，同时海外一团混乱而国内秩序井然，海外订单飞涨，外贸重焕青春，而今年，这些条件都不在了。
房地产恢复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一直“稳健”；去年的收缩性政策把几大行业打得灰头土脸，市场预期一塌糊涂；海外生产恢复；国内物流受阻，订单回流严重，外贸增速快速回落。资本市场萎靡不振，群众经过了长时间拉锯战，心理生理都相当疲惫。
『汇率如何走？股市、债市承担了稳汇率的成本』
汇率如何影响股市和债市？央行政策的关注点很重要。人民币跌破6.4，而A股和国债均出现大幅调整，但是在隔海相望的日本，日元加速贬值之下日经指数却企稳反弹。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YCC的政策下日本央行更加注重国内利率和经济，人民银行近期降准25bp，保持利率不变则向市场暗示了一个信号――汇率稳定在人行的政策考量中似乎依旧拥有不小的份量，央行似乎依旧重视汇率。
人民银行的政策逻辑则意味着股市、债市要承担稳汇率的成本。
在经济企稳乏力的情况下，稳汇率的考量会让货币政策宽松束手束脚。“基本面不好+政策谨慎”的组合对于股市十分不友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股市和债市承担了稳汇率的成本。
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验使得央行认识到在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大幅宽松可能无益于经济企稳，反而有可能导致资金脱实就虚和加剧通胀。
4月底、5月初上海疫情可能将得到初步控制，人民银行下一步将怎么走，对于汇率、股市和债市至关重要。如果继续保持克制，股债汇市场都将面临较大的波动。
本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走贬，在岸人民币走出本月中旬以来6.36-6.37上下的横盘局面，开启持续向上突破，今日开盘失守6.44关口，续创去年10月以来新低。
近期离岸人民币3天大跌超1000个基点，创半年以来新低，主因是国内经济景气度下行，叠加美国加息中美利差倒挂，美债收益率上行。
政策上却较“稳”，股债汇三杀的局面令人担忧。货币政策额方面，央行可能考虑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验，使其认识到在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大幅宽松可能无益于经济企稳，反而有可能导致资金脱实就虚和加剧通胀。
『出口下降 纺织制造一枝独秀』
4月21日，A股大面积下跌，上证指数下跌2.26%跌破3100点，创业板指下跌2.17%，两市超4300只个股下跌，板块上更是“全军覆没”，仅有纺织制造一个板块飘红。
主要由于近期汇率下行，人民币贬值利好出口占比大的纺织业上市公司。而汇率下行也反映了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当前A股仍处在下行通道。
4月以来，美元指数开启连涨，于4月19日触及两年内新高100.84点，近两日回落至100点下方。东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研究所总经理助理沈新凤表示，伴随着美国疫后经济修复、货币政策紧缩进程开启并走深，美元指数从去年中就在积攒上升动能。“客观上，美元指数强势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
“在前期美元走强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比较坚挺，与我国较早控制住疫情恢复生产生活、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出口强势且具备韧性有较强关联。”沈新凤认为，但在3月以来本土疫情复发的情况下，尽管今年我国出口增速仍有一定韧性，但增速逐步下降基本是一致预期，因此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或逐步下降，结汇需求释放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也将同步下降。
天风证券（601162）首席宏观分析师宋雪涛指出，经常账户盈余是支撑前期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因素，如果在内外疫情防控策略差异下，出口份额回落，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关键走贬。“中美利差倒挂只是中美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错位的结果，不是决定汇率走势的原因。”
利差并非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在有些时间段内，中美利差变动方向甚至与预期的资本流动变动方向相反。
中国采取了管道式的资本项目开放，外贸外资企业(而非居民和金融投资者)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更为突出。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而非证券组合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主导了我国的短期资本流动。
『供应链扰动与美元强势导致人民币汇率短期承压』
中信证券认为，新冠疫情爆发以及美元强势导致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贬值。虽然与上一轮不同，此轮人民币汇率背景伴随着中美利差缩窄，但中美利差缩窄并非人民币汇率主导因素，对于人民币汇率影响较为有限。
与2020年那一轮人民币贬值背景相似的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增大，也是主要来自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与美元走强两方面的因素。供应链扰动叠加美元指数上行或将使短期人民币承压，但无需对人民币形成贬值预期。
预计人民币贬值对于货币政策影响有限，但由于货币政策需内外兼顾，货币政策或将让位于财政等宽信用政策。
简单来说，基本面不强是主要因素，短期人民币承压，接下来则需要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表现。
财政政策上有专业人士认为，发放消费券是一种拉动消费需求的方法。例如香港这两年发消费券效果极好。发100块钱，基本上花了80块钱，效率非常高。也就是说，1万亿消费券大概就能刺激8000亿的消费，而消费会带来乘数效应，对GDP产生正面贡献。有钱才能消费，有消费才能刺激生产，当然，前提是允许生活和消费。
『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恢复更难』
经济方面，核心是上海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根据克拉克森研究的数据显示，上海港的集装箱船在港数量于3月中下旬攀升，最高值较月初增长约14%；但经过快速运营调整，近期上海港集装箱船在港数量已回落至常态。
不过较严格的管控可能导致进出港的陆路运输仍然存在堵点。整车货运指数虽处在低位，但已开始小幅回暖至四月初水平，国内执行航班数量继续下滑。整体来看，上海疫情对供应链的短期压力没有明显缓解。
这波上海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其对经济冲击比2020年武汉疫情更大，恢复也比当年更难。
与2020年相比，当时我国一季度GDP是-6.8%，经过三四季度的疯狂追赶，房地产、基建、货币政策、资本市场齐发力下疯狂追赶，同时海外一团混乱而国内秩序井然，海外订单飞涨，外贸重焕青春，而今年，这些条件都不在了。
房地产恢复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一直“稳健”；去年的收缩性政策把几大行业打得灰头土脸，市场预期一塌糊涂；海外生产恢复；国内物流受阻，订单回流严重，外贸增速快速回落。资本市场萎靡不振，群众经过了长时间拉锯战，心理生理都相当疲惫。
『汇率如何走？股市、债市承担了稳汇率的成本』
汇率如何影响股市和债市？央行政策的关注点很重要。人民币跌破6.4，而A股和国债均出现大幅调整，但是在隔海相望的日本，日元加速贬值之下日经指数却企稳反弹。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YCC的政策下日本央行更加注重国内利率和经济，人民银行近期降准25bp，保持利率不变则向市场暗示了一个信号――汇率稳定在人行的政策考量中似乎依旧拥有不小的份量，央行似乎依旧重视汇率。
人民银行的政策逻辑则意味着股市、债市要承担稳汇率的成本。
在经济企稳乏力的情况下，稳汇率的考量会让货币政策宽松束手束脚。“基本面不好+政策谨慎”的组合对于股市十分不友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股市和债市承担了稳汇率的成本。
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验使得央行认识到在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大幅宽松可能无益于经济企稳，反而有可能导致资金脱实就虚和加剧通胀。
4月底、5月初上海疫情可能将得到初步控制，人民银行下一步将怎么走，对于汇率、股市和债市至关重要。如果继续保持克制，股债汇市场都将面临较大的波动。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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