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拍卖”骗局：估价百万 现场全是“托儿”】10件藏品，总估价1400多万元，远超过武汉市民朱女士的心理预期。朱女士决定与估价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将藏品运至境外拍卖。然而，一年多过去，朱女士的藏品不仅一件没卖出去，而且还按对方要求先后支付了“服务费”“鉴定费”等各类费用近20万元。
警方循线深挖，一个由12人自导自演的“文物拍卖”骗局终于被揭开。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获悉，这起前后办理长达3年多的案件，成为湖北省破获的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判刑人数最多、追赃挽损比例最高的一起案件。
一件普通藏品估价380万元
朱女士是一位艺术收藏品爱好者，2013年6月，一个名叫“楚汉文谷”的公司主动打电话给她，称可以帮她展示和拍卖藏品。之后，朱女士专程到这家公司探访。“公司与境外多家拍卖公司有合作，可以帮助客户将藏品拿到美国拍卖，成交几率非常高。”接待朱女士的业务经理刘某称。
朱女士动了心，带着自己的10件艺术藏品来到该公司。公司“鉴定师”郑某逐一鉴定后，兴奋地告诉她：“这些都是国宝级珍品，可以送到美国参加纽约汉仕德展览拍卖会！”
经“鉴定师”评估，朱女士的10件藏品总估价14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一只“青釉花口盘”估价就达380万元。这远远超出了她的心理价位。
刘某承诺，客户到时候可以观看出关记录和境外拍卖视频，而且无论是否成交都可以退还90%的前期费用。朱女士当即和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并支付两万元“服务费”“鉴定费”。将藏品交给公司后，她满心期待地回了家。
之后的一年多里，公司又以种种名义先后要朱女士交纳“证书费”“出关费”“保证金”等费用共计15万元。然而，合同到期后，朱女士的藏品一件也没有卖出去，公司还以各种理由拒不退款。
2016年2月，这家公司突然关门停业。
各地上当受骗达230多人
办案民警介绍，受害人不止朱女士一个，2016年2月后，江岸警方陆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人报案。仅直接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就达238名，涉案金额686万余元。
江岸分局经侦大队组织专班展开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办公场所一片狼藉，电脑硬盘、账本等重要物证被毁坏。于是，办案民警一面回访受害人，收集证人证言，制作询问笔录，一面到工商、海关、文物、文化等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同时，对涉案人员上网追逃，通过多警种合成作战实施追抓。
2016年6月，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在广东落网；同年8月，警方在湖南长沙抓获公司“副总”王某，“市场部经理”刘某（女）和“鉴定师”郑某。至2017年2月，警方又先后抓获公司“副总”刘某、“市场部总监”冯某等骨干成员8人。经查，涉案公司名叫“武汉楚汉文谷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设有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监、市场部经理、鉴定师及多个业务部。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以文玩藏品为诱导，一步步将受害人诱入精心设计的骗局，诈骗手法极具欺骗性和隐蔽性。他们首先通过业务员在网上收集藏友信息，宣称能帮助其拍卖藏品，将藏友诱骗来店后，由所谓“鉴定师”对藏品进行鉴定，通过虚估远高于藏品的价格，让受害人对藏品产生较高期望值，诱使其与之签订各种拍卖合同及附加协议，收取各种名义的“服务费”，然后组织境外虚假拍卖欺骗受害人。
拍卖现场全是“托儿”
2014年4月，受害人李先生曾亲自到“楚汉文谷”在澳门某酒店的拍卖现场一探究竟，却发现参加竞拍的“买家”竟然都是老年人，甚至还有10多个小孩，现场约六七十人，整个过程没有一笔成交。拍卖结束后，现场“买家”都忙着领纪念品。
经查证，涉案公司不具备任何从事拍卖的资质和审批手续。丁某等人为了掩人耳目，以“文化艺术品出境展示”的名义，将部分藏品运往境外进行所谓“拍卖”，在现场“摆造型”，拍摄视频、图片后，再原状复运回国。自公司成立到案发，丁某等人先后组织过多次赴美国及香港、澳门拍卖活动，却没有成交过一件藏品。所谓的“境外拍卖”就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骗局。
经警方调查，丁某将郑某招募到公司后，将其包装成“有着30多年从业经验”的“国家级鉴定师”，在公司“坐堂鉴宝”，实则没有任何鉴定资格。在丁某的授意下，郑某对前来鉴定的藏品无论真伪，一律宣称真品，且虚估年代、成色。
公司“市场部总监”冯某则扮演“估价师”，对藏品的价格高估，并称外国有很多收藏者喜欢此类藏品，使得许多受害人深信所持藏品能卖大价钱，进而与公司签订合同。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没有任何实际经营活动获取的利润，其“收入”全部来自骗取受害人的各种服务费。除去公司日常运营支出外，大部分赃款进入了丁某的个人账户，然后以“高额提成、工资”的名义，与公司“高管”、骨干成员进行分赃。
全力为受害人追赃挽损
办案民警张兆国介绍，案件侦办期间，专班民警多次赴北京、上海、广州、长沙、韶关、泉州等地追抓嫌疑人、调查取证，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2017年底，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主犯丁某终于认罪服法。此案移交给检察机关时，卷宗多达40多卷，摞起来足有3米多高。
2018年6月，听闻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受害人自发来到江岸分局，给办案民警送来锦旗。
2018年10月，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丁某等12名被告人因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1年5个月至1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9年3月1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书：维持原判。
今年6月11日，杜先生等5名受害人代表200多名受害人，专程来到江岸分局经侦大队，向警方表示感谢。“我3年前来报案时，民警承诺一定把这些人绳之以法，尽全力帮我们挽回损失，他们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一把折扇赠送给办案民警后，杜先生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法院启动执行程序后，江岸分局经侦大队主动与法院沟通，积极协助追赃工作，累计追回赃款223万元；同时，配合广泛寻找受害人，确认受害人身份信息，核对联系方式。2019年12月19日，法院执行部门对广大受害人按比例返还了法院的暂扣涉案赃款。
目前，警方正继续与法院紧密配合，协助法院执行部门进一步调查、追缴犯罪人的隐形资产，争取将受害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链接: https://t.cn/A6Ld0gn1
警方循线深挖，一个由12人自导自演的“文物拍卖”骗局终于被揭开。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获悉，这起前后办理长达3年多的案件，成为湖北省破获的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判刑人数最多、追赃挽损比例最高的一起案件。
一件普通藏品估价380万元
朱女士是一位艺术收藏品爱好者，2013年6月，一个名叫“楚汉文谷”的公司主动打电话给她，称可以帮她展示和拍卖藏品。之后，朱女士专程到这家公司探访。“公司与境外多家拍卖公司有合作，可以帮助客户将藏品拿到美国拍卖，成交几率非常高。”接待朱女士的业务经理刘某称。
朱女士动了心，带着自己的10件艺术藏品来到该公司。公司“鉴定师”郑某逐一鉴定后，兴奋地告诉她：“这些都是国宝级珍品，可以送到美国参加纽约汉仕德展览拍卖会！”
经“鉴定师”评估，朱女士的10件藏品总估价14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一只“青釉花口盘”估价就达380万元。这远远超出了她的心理价位。
刘某承诺，客户到时候可以观看出关记录和境外拍卖视频，而且无论是否成交都可以退还90%的前期费用。朱女士当即和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并支付两万元“服务费”“鉴定费”。将藏品交给公司后，她满心期待地回了家。
之后的一年多里，公司又以种种名义先后要朱女士交纳“证书费”“出关费”“保证金”等费用共计15万元。然而，合同到期后，朱女士的藏品一件也没有卖出去，公司还以各种理由拒不退款。
2016年2月，这家公司突然关门停业。
各地上当受骗达230多人
办案民警介绍，受害人不止朱女士一个，2016年2月后，江岸警方陆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人报案。仅直接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就达238名，涉案金额686万余元。
江岸分局经侦大队组织专班展开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办公场所一片狼藉，电脑硬盘、账本等重要物证被毁坏。于是，办案民警一面回访受害人，收集证人证言，制作询问笔录，一面到工商、海关、文物、文化等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同时，对涉案人员上网追逃，通过多警种合成作战实施追抓。
2016年6月，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在广东落网；同年8月，警方在湖南长沙抓获公司“副总”王某，“市场部经理”刘某（女）和“鉴定师”郑某。至2017年2月，警方又先后抓获公司“副总”刘某、“市场部总监”冯某等骨干成员8人。经查，涉案公司名叫“武汉楚汉文谷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设有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监、市场部经理、鉴定师及多个业务部。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以文玩藏品为诱导，一步步将受害人诱入精心设计的骗局，诈骗手法极具欺骗性和隐蔽性。他们首先通过业务员在网上收集藏友信息，宣称能帮助其拍卖藏品，将藏友诱骗来店后，由所谓“鉴定师”对藏品进行鉴定，通过虚估远高于藏品的价格，让受害人对藏品产生较高期望值，诱使其与之签订各种拍卖合同及附加协议，收取各种名义的“服务费”，然后组织境外虚假拍卖欺骗受害人。
拍卖现场全是“托儿”
2014年4月，受害人李先生曾亲自到“楚汉文谷”在澳门某酒店的拍卖现场一探究竟，却发现参加竞拍的“买家”竟然都是老年人，甚至还有10多个小孩，现场约六七十人，整个过程没有一笔成交。拍卖结束后，现场“买家”都忙着领纪念品。
经查证，涉案公司不具备任何从事拍卖的资质和审批手续。丁某等人为了掩人耳目，以“文化艺术品出境展示”的名义，将部分藏品运往境外进行所谓“拍卖”，在现场“摆造型”，拍摄视频、图片后，再原状复运回国。自公司成立到案发，丁某等人先后组织过多次赴美国及香港、澳门拍卖活动，却没有成交过一件藏品。所谓的“境外拍卖”就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骗局。
经警方调查，丁某将郑某招募到公司后，将其包装成“有着30多年从业经验”的“国家级鉴定师”，在公司“坐堂鉴宝”，实则没有任何鉴定资格。在丁某的授意下，郑某对前来鉴定的藏品无论真伪，一律宣称真品，且虚估年代、成色。
公司“市场部总监”冯某则扮演“估价师”，对藏品的价格高估，并称外国有很多收藏者喜欢此类藏品，使得许多受害人深信所持藏品能卖大价钱，进而与公司签订合同。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没有任何实际经营活动获取的利润，其“收入”全部来自骗取受害人的各种服务费。除去公司日常运营支出外，大部分赃款进入了丁某的个人账户，然后以“高额提成、工资”的名义，与公司“高管”、骨干成员进行分赃。
全力为受害人追赃挽损
办案民警张兆国介绍，案件侦办期间，专班民警多次赴北京、上海、广州、长沙、韶关、泉州等地追抓嫌疑人、调查取证，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2017年底，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主犯丁某终于认罪服法。此案移交给检察机关时，卷宗多达40多卷，摞起来足有3米多高。
2018年6月，听闻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受害人自发来到江岸分局，给办案民警送来锦旗。
2018年10月，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丁某等12名被告人因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1年5个月至1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9年3月1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书：维持原判。
今年6月11日，杜先生等5名受害人代表200多名受害人，专程来到江岸分局经侦大队，向警方表示感谢。“我3年前来报案时，民警承诺一定把这些人绳之以法，尽全力帮我们挽回损失，他们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一把折扇赠送给办案民警后，杜先生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法院启动执行程序后，江岸分局经侦大队主动与法院沟通，积极协助追赃工作，累计追回赃款223万元；同时，配合广泛寻找受害人，确认受害人身份信息，核对联系方式。2019年12月19日，法院执行部门对广大受害人按比例返还了法院的暂扣涉案赃款。
目前，警方正继续与法院紧密配合，协助法院执行部门进一步调查、追缴犯罪人的隐形资产，争取将受害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链接: https://t.cn/A6Ld0gn1
【一泓清水 细管长护】
核心阅读
妨碍水上交通，破坏生态环境，挤占候鸟栖息地……曾经，洞庭湖环湖大堤临水处搭建的一个个钓鱼台造成一系列问题，多部门去取缔却遭遇“顾头不顾尾”的尴尬。
与生产生活区高度重叠，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临的管理难题远不只是违建。直到《岳阳市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施行后，各部门明确职责，各项管理机制才逐渐理顺。
谷雨刚过，洞庭湖畔，水波青碧。
李飞云站在湖堤上，看着远处自在翱翔、即将北去的候鸟，欣慰地说：“人鸟两相安的日子，终于是回来了！”
李飞云是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采桑湖管理站站长，保护区与人类生产生活区高度重叠，曾面临巨大的管理难题。
为加强治理，2018年11月30日，《岳阳市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2019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管理权责不明晰，迫切需要生态立法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江段南侧，跨岳阳市岳阳县、君山区、华容县、汨罗市、岳阳楼区和南湖新区等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其独特的淡水湖泊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湖、岸、洲、滩为东北亚迁徙候鸟提供了重要的越冬地，麋鹿、江豚等珍贵野生保护动物也在此繁衍生息。
1982年，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成立，并在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升格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的范围很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大立说，即便在201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后调整过，保护区面积也依然达到157627公顷。
不同于以森林植被等为主的保护区那般静谧野趣，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说得上是人声喧嚣。保护区不仅囊括了湖区天然水域，更包括环湖周边农田、鱼塘和垸内湖泊。超过20万人生活在保护区内。
与人类生产生活区的高度重叠，给保护区管理带来难题。建设矮围网围、网箱养殖，开垦破坏湿地，经营水上餐饮，在湿地洲滩越野、野营、野炊，甚至私自建设不符合保护区功能定位的建筑设施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频频发生。
“保护区管理涉及部门多，多头管理，管理条块分割、权责不明晰等情况严重。”岳阳市人大有关负责人表示。
基于该情况，自2018年3月开始，岳阳市加快推进保护区生态立法工作。在8个月内，岳阳市人大组织包括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农业、水上交通、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十几个部门密集调研，并完成起草、修订、审议、审查等立法环节。“《条例》的出台，是回应现实的需要。”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向伟雄说。
理清权责关系，一年20多次联合执法
《条例》施行后，各部门提升了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高大立说：“更重要的是，每个部门都明确了各自的职责。”
2019年10月到12月，保护区管理局联合海事、水警、渔政、环保等部门，开展了5次联合执法，重点查处了部分群众秋冬季私自在湘江主航道两侧裸露河床及洞庭湖环湖大堤临水处修建钓鱼平台的行为。
别看平台不大，危害着实不小：私搭乱建，妨碍水上交通；招徕游客垂钓，人员进出用的都是小渔船，安全问题突显；垂钓者随地丢弃的垃圾破坏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垂钓活动挤占候鸟栖息地。
为何不能早早取缔？
“顾头不顾尾，管东不管西！查起来哪那么容易？”高大立说，以前部门职能单一，“管得了违建管不了违载，管得了钓鱼管不了伤鸟。”查处不彻底，相关违法活动自然容易死灰复燃。
解决管理条块分割、权责不明晰的问题，《条例》第十三条明确梳理了各个部门的职责，第十四条又明确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农业（渔政）、水利、环境保护、卫计（血防）、水上交通（海事、港航、航道）、国土资源和公安等部门建立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机制，实施联合执法。”
这么一来，违建的钓鱼平台再没有藏身之处。保护区管理局查处违建，海事部门处罚阻塞航道交通的行为，渔政部门查处渔船违规载客行为，涉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也有相应部门当即查处。
“去年一年，管理局协调参与的联合执法就有20多次，有力推动了保护区涉多部门问题的解决。”高大立说。
《条例》规定岳阳市人民政府设立保护区领导协调机构，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保护区领导协调机构负责人，从而解决保护区此前管理机构职级低、职能弱、工作协调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属地管理和行政执法重心下移的原则下，岳阳县、华容县、汨罗市、君山区、南湖新区等都按照要求，加紧组建东洞庭湖生态保护联合执法队伍，岳阳市市直部门对此进行监督指导。
执法有底气，实现分级保护
有法规作为依据，保护区管理部门开展工作时越来越有底气。
沿着洞庭湖大堤前行，可见晚归的候鸟在堤两侧的采桑湖和大、小西湖流连。
这处“候鸟天堂”，以前每到冬春季节，就让李飞云紧张不已。有的游客为了捕捉精彩画面，会设法接近候鸟栖息地。他不得不安排工作人员加大巡逻力度，对进入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游客进行劝离，但总有游客不听劝阻。
“现在，我们去巡逻，都随身带几本《条例》。”李飞云说，碰见个别不听劝阻的游客，工作人员就亮明法规，再不听从，就根据《条例》赋予的权限开展行政执法。湖堤边的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共教育大厅里，也摆着单行本《条例》，让游客知晓法规。
去年《条例》施行后，岳阳利用网络、电视、新媒体平台等开展了大量的宣教工作。随着《条例》越来越深入人心，君山区柳林洲街道濠河村村民马礼兵心里的那股气儿，消了。
此前，因为见洞庭湖边游玩的人多，马礼兵和一些附近居民私自在湖滩上搭建烧烤灶台，经营出租。被街道组织的施工队拆除后，他有些不服气，常跑到湖边上去瞧瞧，“既想看保护是不是一阵风，也想看查处是不是一碗水端平。”
“现在还去什么，已经知道这是违法的了，谁还敢去做？”马礼兵说，《条例》出台后，管理措施越来越严，“别说花几百块建的灶台，就是花几百万建的餐饮船，也一条不剩！”
“现在全社会对生态保护都非常重视，我们尤其绷紧了这根弦。”高大立说，按照《条例》规定，去年保护区实行分级保护，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岳阳县政府将原长期停留在红旗湖核心区内的20余条渔船进行了集中处置，确保了核心区无人为干扰；对缓冲区洲滩承包种植进行清理；对东洞庭湖候鸟种群数量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保护区核心区大、小西湖及壕沟实施封闭管理。2020年，东洞庭湖监测记录到越冬水鸟共7目12科51种，达24万余只，所记录鸟类数量及种类为近10年之最。
“要让好的生态环境长久保持下去，还需要充分利用好、完善好《条例》，通过法规普及，让所有人都树立环保意识，参与到保护中来，让保护工作成为常态。”高大立说。（人民日报）
核心阅读
妨碍水上交通，破坏生态环境，挤占候鸟栖息地……曾经，洞庭湖环湖大堤临水处搭建的一个个钓鱼台造成一系列问题，多部门去取缔却遭遇“顾头不顾尾”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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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刚过，洞庭湖畔，水波青碧。
李飞云站在湖堤上，看着远处自在翱翔、即将北去的候鸟，欣慰地说：“人鸟两相安的日子，终于是回来了！”
李飞云是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采桑湖管理站站长，保护区与人类生产生活区高度重叠，曾面临巨大的管理难题。
为加强治理，2018年11月30日，《岳阳市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2019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管理权责不明晰，迫切需要生态立法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江段南侧，跨岳阳市岳阳县、君山区、华容县、汨罗市、岳阳楼区和南湖新区等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其独特的淡水湖泊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湖、岸、洲、滩为东北亚迁徙候鸟提供了重要的越冬地，麋鹿、江豚等珍贵野生保护动物也在此繁衍生息。
1982年，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成立，并在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升格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的范围很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大立说，即便在201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后调整过，保护区面积也依然达到157627公顷。
不同于以森林植被等为主的保护区那般静谧野趣，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说得上是人声喧嚣。保护区不仅囊括了湖区天然水域，更包括环湖周边农田、鱼塘和垸内湖泊。超过20万人生活在保护区内。
与人类生产生活区的高度重叠，给保护区管理带来难题。建设矮围网围、网箱养殖，开垦破坏湿地，经营水上餐饮，在湿地洲滩越野、野营、野炊，甚至私自建设不符合保护区功能定位的建筑设施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频频发生。
“保护区管理涉及部门多，多头管理，管理条块分割、权责不明晰等情况严重。”岳阳市人大有关负责人表示。
基于该情况，自2018年3月开始，岳阳市加快推进保护区生态立法工作。在8个月内，岳阳市人大组织包括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农业、水上交通、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十几个部门密集调研，并完成起草、修订、审议、审查等立法环节。“《条例》的出台，是回应现实的需要。”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向伟雄说。
理清权责关系，一年20多次联合执法
《条例》施行后，各部门提升了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高大立说：“更重要的是，每个部门都明确了各自的职责。”
2019年10月到12月，保护区管理局联合海事、水警、渔政、环保等部门，开展了5次联合执法，重点查处了部分群众秋冬季私自在湘江主航道两侧裸露河床及洞庭湖环湖大堤临水处修建钓鱼平台的行为。
别看平台不大，危害着实不小：私搭乱建，妨碍水上交通；招徕游客垂钓，人员进出用的都是小渔船，安全问题突显；垂钓者随地丢弃的垃圾破坏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垂钓活动挤占候鸟栖息地。
为何不能早早取缔？
“顾头不顾尾，管东不管西！查起来哪那么容易？”高大立说，以前部门职能单一，“管得了违建管不了违载，管得了钓鱼管不了伤鸟。”查处不彻底，相关违法活动自然容易死灰复燃。
解决管理条块分割、权责不明晰的问题，《条例》第十三条明确梳理了各个部门的职责，第十四条又明确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农业（渔政）、水利、环境保护、卫计（血防）、水上交通（海事、港航、航道）、国土资源和公安等部门建立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机制，实施联合执法。”
这么一来，违建的钓鱼平台再没有藏身之处。保护区管理局查处违建，海事部门处罚阻塞航道交通的行为，渔政部门查处渔船违规载客行为，涉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也有相应部门当即查处。
“去年一年，管理局协调参与的联合执法就有20多次，有力推动了保护区涉多部门问题的解决。”高大立说。
《条例》规定岳阳市人民政府设立保护区领导协调机构，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保护区领导协调机构负责人，从而解决保护区此前管理机构职级低、职能弱、工作协调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属地管理和行政执法重心下移的原则下，岳阳县、华容县、汨罗市、君山区、南湖新区等都按照要求，加紧组建东洞庭湖生态保护联合执法队伍，岳阳市市直部门对此进行监督指导。
执法有底气，实现分级保护
有法规作为依据，保护区管理部门开展工作时越来越有底气。
沿着洞庭湖大堤前行，可见晚归的候鸟在堤两侧的采桑湖和大、小西湖流连。
这处“候鸟天堂”，以前每到冬春季节，就让李飞云紧张不已。有的游客为了捕捉精彩画面，会设法接近候鸟栖息地。他不得不安排工作人员加大巡逻力度，对进入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游客进行劝离，但总有游客不听劝阻。
“现在，我们去巡逻，都随身带几本《条例》。”李飞云说，碰见个别不听劝阻的游客，工作人员就亮明法规，再不听从，就根据《条例》赋予的权限开展行政执法。湖堤边的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共教育大厅里，也摆着单行本《条例》，让游客知晓法规。
去年《条例》施行后，岳阳利用网络、电视、新媒体平台等开展了大量的宣教工作。随着《条例》越来越深入人心，君山区柳林洲街道濠河村村民马礼兵心里的那股气儿，消了。
此前，因为见洞庭湖边游玩的人多，马礼兵和一些附近居民私自在湖滩上搭建烧烤灶台，经营出租。被街道组织的施工队拆除后，他有些不服气，常跑到湖边上去瞧瞧，“既想看保护是不是一阵风，也想看查处是不是一碗水端平。”
“现在还去什么，已经知道这是违法的了，谁还敢去做？”马礼兵说，《条例》出台后，管理措施越来越严，“别说花几百块建的灶台，就是花几百万建的餐饮船，也一条不剩！”
“现在全社会对生态保护都非常重视，我们尤其绷紧了这根弦。”高大立说，按照《条例》规定，去年保护区实行分级保护，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岳阳县政府将原长期停留在红旗湖核心区内的20余条渔船进行了集中处置，确保了核心区无人为干扰；对缓冲区洲滩承包种植进行清理；对东洞庭湖候鸟种群数量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保护区核心区大、小西湖及壕沟实施封闭管理。2020年，东洞庭湖监测记录到越冬水鸟共7目12科51种，达24万余只，所记录鸟类数量及种类为近10年之最。
“要让好的生态环境长久保持下去，还需要充分利用好、完善好《条例》，通过法规普及，让所有人都树立环保意识，参与到保护中来，让保护工作成为常态。”高大立说。（人民日报）
#魅力望城# 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确保望城区在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4月22日上午，长沙市望城区委书记刘拥兵在望城经开区调研时强调，要坚定必胜信心，准确把握发展机遇，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全力以赴推进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确保在全市“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刘拥兵一行首先来到长高集团，实地察看企业开关装配生产线运行和总部项目施工情况。他在充分肯定企业复工复产成效的同时，还鼓励企业积极抢抓机遇，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把企业核心业务做大做强。在蓝河营养品有限公司，刘拥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详细了解企业新西兰工厂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情况。为应对疫情影响，蓝河乳业在全力保障产能的同时，主动运用直播带货的方式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仅3月份就直播15场次，带动销售额数百万元。刘拥兵一行还前往中联重科望城工业园、健科电子和智能终端产业园，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情况。调研中，刘拥兵充分肯定企业复工复产和项目建设成效。他强调，企业要强化创新意识，园区要立足自身优势，保持发展定力，以竞赛活动为核心抓手，抢抓二季度，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要不断优化服务，加快推进智能终端产业链建设，力促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唐丽丽 唐露）#长沙身边事##湖南身边事#
刘拥兵一行首先来到长高集团，实地察看企业开关装配生产线运行和总部项目施工情况。他在充分肯定企业复工复产成效的同时，还鼓励企业积极抢抓机遇，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把企业核心业务做大做强。在蓝河营养品有限公司，刘拥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详细了解企业新西兰工厂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情况。为应对疫情影响，蓝河乳业在全力保障产能的同时，主动运用直播带货的方式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仅3月份就直播15场次，带动销售额数百万元。刘拥兵一行还前往中联重科望城工业园、健科电子和智能终端产业园，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情况。调研中，刘拥兵充分肯定企业复工复产和项目建设成效。他强调，企业要强化创新意识，园区要立足自身优势，保持发展定力，以竞赛活动为核心抓手，抢抓二季度，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要不断优化服务，加快推进智能终端产业链建设，力促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唐丽丽 唐露）#长沙身边事##湖南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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