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中法、中欧关系？
2022年上半年，法国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然而，俄乌冲突突然爆发、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相继而来，法国面临着新挑战和新变局。
当地时间4月24日，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到底是现任总统马克龙打破近20年传统赢得连任，还是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创造历史成为法国首位女总统，结果即将揭晓。
虽然外交政策不是法国大选的主要议题，但作为欧盟“领头羊”、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和总统的外交作为备受全球瞩目。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此次法国大选对中法、中欧关系是否会带来冲击？有着独立外交传统的法国，能否发挥其引领作用推动受阻的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中美欧三角是否会转向“西方和其他”的两极？新京报记者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就此进行深度解读。
第一任期中法关系平稳发展
崔洪建：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的执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一直在寻求两个平衡。一是在内政上尽力保持左右平衡。马克龙把自己塑造为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因此其对内政策注重左右平衡，如在经济和社会改革中想要保持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平衡。二是内外平衡，即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认为法国的内政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加以应对或解决，例如通过提升欧盟的财政能力来化解法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通过气候变化外交来帮助法国的能源转型等等。
在对外战略上，马克龙政府有两大目标，一是回归“戴高乐主义”，帮助法国人重新树立民族和大国自豪感；二是强调欧洲一体的主权性质，提升对欧盟的认同和归属感。从这两个目标出发，马克龙任内一直追求“有法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很希望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包括力推气候变化外交、促成“巴黎协定”，作为欧盟“代表”与特朗普过招、公开批评北约“脑死亡”、主张对俄罗斯缓和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等。但在第一任期后半段，国内改革受阻拖了马克龙外交的后腿，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也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新京报：马克龙2018年、2019年曾两次到访中国，他还说过“任内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不过2020年新冠疫情就暴发了。如何评价马克龙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
崔洪建：在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整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马克龙表现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不仅他本人连续到访中国，中法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互动与合作得以推进。
但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龙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的掣肘，没有摆脱欧盟和西方对华关系的大环境影响。
首先，作为欧盟“领头羊”，法国的对华政策必然会受制于欧盟的对华关系。譬如中欧在政治和人权领域的分歧，不是法国一国能解决的，其对华政策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真正体现出法国外交的“戴高乐传统”。
其次，马克龙当政的这五年，正是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是应对这些内部关系的变化。譬如在对美问题上，马克龙政府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变化，不得不应对北约和欧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不得不应对英国脱欧对英法、英欧关系的冲击等等。
因此整体来说，在马克龙的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发展平稳，但受制于各种内外因素，中法合作的巨大潜力没能得到更好的释放。
新京报：法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中，到底是马克龙赢得连任，还是勒庞逆盘当选，很快就将揭晓。此次法国大选会为中法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吗？
崔洪建：在此次法国总统大选中，对外政策不是重要和优先议题，即便在有限的外交议题中也被俄乌冲突抢了风头。但从两方的基本立场来看，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上台，中法关系受到的影响都比较有限。
这一是因为内政尤其是改革问题仍将是下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在对外政策领域，如何应对俄罗斯和欧洲安全问题也将是重中之重；二是因为中法关系的总体结构稳定，双方在很多领域有合作共识和基础，即便在一些领域有矛盾分歧，但短期内不会对双方关系造成大的波动。法国政府在处理涉华敏感议题时还是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中法关系生变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具体来看，如果是马克龙连任，短期内他仍然很难摆脱在第一个任期内受到的种种限制，即优先解决内政问题，鉴于他此前受到过“轻内政、重外交”以及在调停俄乌冲突上“效果不佳”等国内批评，马克龙可能会重新调整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如果连任，在外交领域需要优先应对的还是俄乌冲突的问题，因此从优先顺序上来看，马克龙会优先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处理和美国及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大选后的新政府会尽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并且会更多地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来和中国打交道。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马克龙处理俄乌问题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中法关系。如果欧俄、法俄关系能得到缓和，中法关系的发展空间会相应宽松。如果法国也接受了美国那套“中俄绑定”的说辞，那么一旦欧俄、法俄关系陷入长期紧张，中法关系也会遭遇“池鱼之殃”。
如果是勒庞赢得大选，她在对外政策重点是兑现承诺，首先解决法国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法美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属于极右翼反建制派的勒庞对上传统建制派的拜登，相信会擦出一些火花。但对华关系不会是勒庞的优先事项，中法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0日，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参加电视辩论。图/IC photo
新京报：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过去50多年的中法交往中，两国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崔洪建：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中，中法关系有其独特性。法国一直有独立外交的传统，使得它在中西关系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体现。这种传统还是来自于法国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特性，能以一种比较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这让中法关系自戴高乐时期以来能保持总体稳定发展，即便有分歧和矛盾，双方还是能坚持以合作为主。
但法国目前在欧洲的影响力和以往相比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它本身实力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内部的分歧在不断扩大。法国影响力下降导致其在欧盟层面的协调能力下降，中法关系的独特性在中欧关系中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过来又对中法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限制。因此，只有法国提升其实力和对欧盟的影响力，才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引领作用，中法关系的独特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大选叠加欧盟轮值主席国
法国引领中欧关系发展作用有限
新京报：2022年1月1日起，法国开始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在此期间，法国是否可以发挥其影响力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
崔洪建：中方一直重视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法国能够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在推动中法、中欧双边关系上，也包括在重大的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2022年上半年中法本来有望在疫后经济复苏、绿色数字转型、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公共卫生合作等领域推进合作并取得进展。马克龙政府也很想抓住时机大干一场，既能当好欧盟的家，又能借此为大选赢得有利筹码，为此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轮值目标和规划。
但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机不好——俄乌冲突爆发和持续打乱了马克龙的计划，轮值欧盟、大国外交和总统选举三者非但没能相互帮衬，反而相互添乱，马克龙的资源和精力分配不当，给他的选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马克龙政府没能按计划推进它的轮值目标，没能在推进中法、中欧关系上有更多作为，是令人遗憾的一点。
以被欧洲议会冻结的中欧投资协定为例。中法领导人之间多次通话和各层级交流中都谈到这个问题，法国虽然表态支持协定，但并没有拿出具体办法也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法、中欧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都会遇到障碍。如果法国不能拿出一些创造性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短期内中法、中欧关系的经贸合作都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8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待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图/IC photo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欧盟提出的对华“三重定位”，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视中国为伙伴，在技术经济领域视中国为竞争者，在制度和治理模式方面视中国为对手？目前中欧关系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
崔洪建：欧盟提出所谓对华“三重定位”，实际上是想回避中欧关系的方向问题——到底继续坚持以合作为主还是转向竞争？它将合作、竞争和对手这三个层面并列，至于谁前谁后、孰轻孰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议题上，欧盟希望可以掌握主动权。
欧盟认为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但这种认识一旦成为政策就会出现混乱。还是以中欧投资协定的问题为例：按照欧盟的定位，协定是体现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属于合作层面，但它却被欧洲议会利用所谓人权问题绑架了，无法进一步推进落实。欧盟本来是想在三种政策逻辑之间搞所谓“平衡”，但欧盟复杂的运作程序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竞争”和“对手”的倾向越来越强，从而影响到合作层面。
欧方提出“三重定位”表明，它的对华政策调整已经从政策行为层面上升到观念和原则层面，欧方是想继续掌握中欧关系的主动权，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现在的中法、中欧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必须着手解决问题才能推进合作的阶段，和以往双方主要靠推进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的阶段不太一样。由于欧洲方面的政治变化，一些势力不断给中法、中欧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不解决掉这些障碍，中法、中欧关系要往前推进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我认为，从务实合作的角度出发，需要在中方以合作为主的认知与欧方的“三重定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即在应该合作的领域尽力推进合作，不能用其他层面的问题进行干扰；在有分歧的方面，要尽快找到一套管控分歧的相处模式。一边增进合作一边克服障碍，才能不断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欧三角格局或生变
新京报：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对外战略上是否会作出比较大的调整？法国此前积极在俄乌中间斡旋，但没能阻止冲突爆发，它此后是否会改变对俄态度？
崔洪建：俄乌冲突短期内会推动欧洲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合作，因为面对现实的安全问题，欧洲需要依靠美国和北约。
从法国的角度来说，俄乌危机对法国有两方面的刺激：其一，法国不得不承认，短期内它必须依靠北约来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其二，长期来看，危机和冲突会加强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意愿，欧洲安全秩序的问题未来还是取决于欧盟能否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能完全交由美国和北约来解决。
但在法国的两个关切之间也存在矛盾，即眼前的需求和未来的目标之间有冲突。所以我认为，马克龙连任之后，法国会考虑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一方面强调和美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强调法国和欧洲的独立性，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当地时间2022年2月7日，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并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图/IC photo
新京报：马克龙一直积极倡导欧洲战略自主，还说过北约已经“脑死亡”等。他在第一任期内对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贡献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
崔洪建：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马克龙在第一任期内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首先，他比较成功地给欧洲战略自主打上了法国和他本人的烙印。对于欧洲战略自主背后的一整套观念和思想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的形成，马克龙功不可没。其次，他也积极推动了一些具体领域的合作，譬如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最有实力的军事大国，它在推动欧洲安全防务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然，欧洲战略自主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如条件不成熟、内部分歧大等。有一些欧盟国家还对战略自主被“法国化”不满，在一些领域拒绝配合或是消极怠工。这也是马克龙在第二任期需要注意的问题，不仅要让战略自主“法国化”，还要让它真正成为欧盟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只有得到它们的支持，战略自主才能推动下去。
目前的俄乌冲突对马克龙而言也可以是一个机会，譬如首先将战略自主的目标锁定在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和应对“俄罗斯威胁”的问题上——因为至少目前欧洲内部在这两点上还保持相对一致。然后再循序渐进，将战略自主扩展到其他一些分歧更大的领域。
新京报：此前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中美欧”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是否会靠得更近，从而改变这一格局？未来的国际格局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2022年上半年，法国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然而，俄乌冲突突然爆发、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相继而来，法国面临着新挑战和新变局。
当地时间4月24日，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到底是现任总统马克龙打破近20年传统赢得连任，还是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创造历史成为法国首位女总统，结果即将揭晓。
虽然外交政策不是法国大选的主要议题，但作为欧盟“领头羊”、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和总统的外交作为备受全球瞩目。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此次法国大选对中法、中欧关系是否会带来冲击？有着独立外交传统的法国，能否发挥其引领作用推动受阻的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中美欧三角是否会转向“西方和其他”的两极？新京报记者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就此进行深度解读。
第一任期中法关系平稳发展
崔洪建：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的执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一直在寻求两个平衡。一是在内政上尽力保持左右平衡。马克龙把自己塑造为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因此其对内政策注重左右平衡，如在经济和社会改革中想要保持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平衡。二是内外平衡，即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认为法国的内政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加以应对或解决，例如通过提升欧盟的财政能力来化解法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通过气候变化外交来帮助法国的能源转型等等。
在对外战略上，马克龙政府有两大目标，一是回归“戴高乐主义”，帮助法国人重新树立民族和大国自豪感；二是强调欧洲一体的主权性质，提升对欧盟的认同和归属感。从这两个目标出发，马克龙任内一直追求“有法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很希望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包括力推气候变化外交、促成“巴黎协定”，作为欧盟“代表”与特朗普过招、公开批评北约“脑死亡”、主张对俄罗斯缓和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等。但在第一任期后半段，国内改革受阻拖了马克龙外交的后腿，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也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新京报：马克龙2018年、2019年曾两次到访中国，他还说过“任内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不过2020年新冠疫情就暴发了。如何评价马克龙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
崔洪建：在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整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马克龙表现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不仅他本人连续到访中国，中法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互动与合作得以推进。
但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龙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的掣肘，没有摆脱欧盟和西方对华关系的大环境影响。
首先，作为欧盟“领头羊”，法国的对华政策必然会受制于欧盟的对华关系。譬如中欧在政治和人权领域的分歧，不是法国一国能解决的，其对华政策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真正体现出法国外交的“戴高乐传统”。
其次，马克龙当政的这五年，正是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是应对这些内部关系的变化。譬如在对美问题上，马克龙政府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变化，不得不应对北约和欧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不得不应对英国脱欧对英法、英欧关系的冲击等等。
因此整体来说，在马克龙的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发展平稳，但受制于各种内外因素，中法合作的巨大潜力没能得到更好的释放。
新京报：法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中，到底是马克龙赢得连任，还是勒庞逆盘当选，很快就将揭晓。此次法国大选会为中法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吗？
崔洪建：在此次法国总统大选中，对外政策不是重要和优先议题，即便在有限的外交议题中也被俄乌冲突抢了风头。但从两方的基本立场来看，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上台，中法关系受到的影响都比较有限。
这一是因为内政尤其是改革问题仍将是下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在对外政策领域，如何应对俄罗斯和欧洲安全问题也将是重中之重；二是因为中法关系的总体结构稳定，双方在很多领域有合作共识和基础，即便在一些领域有矛盾分歧，但短期内不会对双方关系造成大的波动。法国政府在处理涉华敏感议题时还是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中法关系生变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具体来看，如果是马克龙连任，短期内他仍然很难摆脱在第一个任期内受到的种种限制，即优先解决内政问题，鉴于他此前受到过“轻内政、重外交”以及在调停俄乌冲突上“效果不佳”等国内批评，马克龙可能会重新调整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如果连任，在外交领域需要优先应对的还是俄乌冲突的问题，因此从优先顺序上来看，马克龙会优先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处理和美国及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大选后的新政府会尽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并且会更多地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来和中国打交道。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马克龙处理俄乌问题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中法关系。如果欧俄、法俄关系能得到缓和，中法关系的发展空间会相应宽松。如果法国也接受了美国那套“中俄绑定”的说辞，那么一旦欧俄、法俄关系陷入长期紧张，中法关系也会遭遇“池鱼之殃”。
如果是勒庞赢得大选，她在对外政策重点是兑现承诺，首先解决法国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法美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属于极右翼反建制派的勒庞对上传统建制派的拜登，相信会擦出一些火花。但对华关系不会是勒庞的优先事项，中法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0日，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参加电视辩论。图/IC photo
新京报：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过去50多年的中法交往中，两国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崔洪建：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中，中法关系有其独特性。法国一直有独立外交的传统，使得它在中西关系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体现。这种传统还是来自于法国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特性，能以一种比较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这让中法关系自戴高乐时期以来能保持总体稳定发展，即便有分歧和矛盾，双方还是能坚持以合作为主。
但法国目前在欧洲的影响力和以往相比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它本身实力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内部的分歧在不断扩大。法国影响力下降导致其在欧盟层面的协调能力下降，中法关系的独特性在中欧关系中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过来又对中法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限制。因此，只有法国提升其实力和对欧盟的影响力，才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引领作用，中法关系的独特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大选叠加欧盟轮值主席国
法国引领中欧关系发展作用有限
新京报：2022年1月1日起，法国开始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在此期间，法国是否可以发挥其影响力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
崔洪建：中方一直重视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法国能够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在推动中法、中欧双边关系上，也包括在重大的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2022年上半年中法本来有望在疫后经济复苏、绿色数字转型、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公共卫生合作等领域推进合作并取得进展。马克龙政府也很想抓住时机大干一场，既能当好欧盟的家，又能借此为大选赢得有利筹码，为此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轮值目标和规划。
但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机不好——俄乌冲突爆发和持续打乱了马克龙的计划，轮值欧盟、大国外交和总统选举三者非但没能相互帮衬，反而相互添乱，马克龙的资源和精力分配不当，给他的选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马克龙政府没能按计划推进它的轮值目标，没能在推进中法、中欧关系上有更多作为，是令人遗憾的一点。
以被欧洲议会冻结的中欧投资协定为例。中法领导人之间多次通话和各层级交流中都谈到这个问题，法国虽然表态支持协定，但并没有拿出具体办法也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法、中欧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都会遇到障碍。如果法国不能拿出一些创造性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短期内中法、中欧关系的经贸合作都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8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待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图/IC photo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欧盟提出的对华“三重定位”，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视中国为伙伴，在技术经济领域视中国为竞争者，在制度和治理模式方面视中国为对手？目前中欧关系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
崔洪建：欧盟提出所谓对华“三重定位”，实际上是想回避中欧关系的方向问题——到底继续坚持以合作为主还是转向竞争？它将合作、竞争和对手这三个层面并列，至于谁前谁后、孰轻孰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议题上，欧盟希望可以掌握主动权。
欧盟认为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但这种认识一旦成为政策就会出现混乱。还是以中欧投资协定的问题为例：按照欧盟的定位，协定是体现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属于合作层面，但它却被欧洲议会利用所谓人权问题绑架了，无法进一步推进落实。欧盟本来是想在三种政策逻辑之间搞所谓“平衡”，但欧盟复杂的运作程序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竞争”和“对手”的倾向越来越强，从而影响到合作层面。
欧方提出“三重定位”表明，它的对华政策调整已经从政策行为层面上升到观念和原则层面，欧方是想继续掌握中欧关系的主动权，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现在的中法、中欧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必须着手解决问题才能推进合作的阶段，和以往双方主要靠推进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的阶段不太一样。由于欧洲方面的政治变化，一些势力不断给中法、中欧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不解决掉这些障碍，中法、中欧关系要往前推进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我认为，从务实合作的角度出发，需要在中方以合作为主的认知与欧方的“三重定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即在应该合作的领域尽力推进合作，不能用其他层面的问题进行干扰；在有分歧的方面，要尽快找到一套管控分歧的相处模式。一边增进合作一边克服障碍，才能不断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欧三角格局或生变
新京报：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对外战略上是否会作出比较大的调整？法国此前积极在俄乌中间斡旋，但没能阻止冲突爆发，它此后是否会改变对俄态度？
崔洪建：俄乌冲突短期内会推动欧洲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合作，因为面对现实的安全问题，欧洲需要依靠美国和北约。
从法国的角度来说，俄乌危机对法国有两方面的刺激：其一，法国不得不承认，短期内它必须依靠北约来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其二，长期来看，危机和冲突会加强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意愿，欧洲安全秩序的问题未来还是取决于欧盟能否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能完全交由美国和北约来解决。
但在法国的两个关切之间也存在矛盾，即眼前的需求和未来的目标之间有冲突。所以我认为，马克龙连任之后，法国会考虑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一方面强调和美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强调法国和欧洲的独立性，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当地时间2022年2月7日，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并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图/IC photo
新京报：马克龙一直积极倡导欧洲战略自主，还说过北约已经“脑死亡”等。他在第一任期内对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贡献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
崔洪建：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马克龙在第一任期内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首先，他比较成功地给欧洲战略自主打上了法国和他本人的烙印。对于欧洲战略自主背后的一整套观念和思想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的形成，马克龙功不可没。其次，他也积极推动了一些具体领域的合作，譬如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最有实力的军事大国，它在推动欧洲安全防务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然，欧洲战略自主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如条件不成熟、内部分歧大等。有一些欧盟国家还对战略自主被“法国化”不满，在一些领域拒绝配合或是消极怠工。这也是马克龙在第二任期需要注意的问题，不仅要让战略自主“法国化”，还要让它真正成为欧盟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只有得到它们的支持，战略自主才能推动下去。
目前的俄乌冲突对马克龙而言也可以是一个机会，譬如首先将战略自主的目标锁定在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和应对“俄罗斯威胁”的问题上——因为至少目前欧洲内部在这两点上还保持相对一致。然后再循序渐进，将战略自主扩展到其他一些分歧更大的领域。
新京报：此前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中美欧”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是否会靠得更近，从而改变这一格局？未来的国际格局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行业观点 | 地缘政治支持氢能革命利好铂族金属
文章来源：Mining Weekly | 翻译：世界铂金投资协会
地缘政治形势为氢能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氢能革命能推动铂族金属（PGMs）的需求。
据“氢能欧洲”组织（Hydrogen Europe）和欧洲清洁氢联盟（European Clean Hydrogen Alliance）计算，2030年将生产320吉瓦至400吉瓦的绿氢，其中至少一半预计将在铂族金属的帮助下实现。
如果到2030/2033年，全球有6%的汽车和大量重型卡车成为使用氢燃料电池(FCEVs)车辆，那么汽车行业消耗的铂金量将翻一番。
铂族金属和氢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能，未来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铂族金属的广泛用途在电子产业中已经尽显无疑，它们在电池中的使用也受到密切的关注。
在南非，能源和化工巨头萨索尔公司（Sasol）渴望大规模发展推广绿氢经济，并计划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与丰田公司（Toyota）合作展示燃料电池汽车。
萨索尔的第一个项目是将在其萨索尔堡（Sasolburg）工厂生产绿氢，使用现有的 60 兆瓦 电解槽每天生产3.5吨的绿氢用于燃料电池车的动力系统，并向大型车队用户证明他们能保障绿氢的供应。
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萨索尔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设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时间表，即在2025年之前生产出首个绿氢生物质产品——这是对作为催化剂使用的铂金的又一次提振。
萨索尔设想，世界上的每个主要机场都将能够拥有自己的生产设施，使航空燃料在市场所在地使用成为可能，并省去了航空燃料或可持续航空燃料运往世界各地的问题。
萨索尔致力于通过支持绿色氢能经济来共同创造南非的能源转型。由于绿氢能够以积极的方式为合理的能源转型做出贡献，因此它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
铂族金属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抑制汽车尾气排放，但其更强劲、更持久的传统用途将同时发挥新的重要作用，即通过脱碳帮助全世界实现能源转型。
预计到2030年，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槽将占据电解市场份额的50%，这将推动铂和铱这两种铂族金属的需求。
绿氢战略已经为大型燃料电池汽车开辟了道路，并将及时扩展到小型燃料电池汽车上。
在本月的2022 铂族金属行业日上，AP Ventures联合创始人Kevin Eggers主持了《矿业周刊》的一场讨论会，并在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网络研讨会上讨论了这些以及更多的观点。贺利氏贵金属新业务发展执行副总裁Dr Philipp Walter ，萨索尔可持续发展资深经理Viran Pillay，国际铂金协会香港地区首席执行官Huw Daniel,和世界铂金投资协会（WPIC）首席执行官Paul Wilson参加了会议。
风险投资基金AP Ventures拥有23家投资组合公司，包括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英帕拉铂业（ImpalaPlatinum）和南非公共投资公司（the Public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f South Africa），以及其他9家遍布全球的公司。
在被Eggers问及铂族金属市场发展机会时，Walter指出氢是目前发展最突出的一个。“确实，该行业正在发展，这不仅会对铂金产生积极影响，还会对铱和钌产生积极影响。
“从化学角度来看，铂族金属和氢属于同一类。它们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能和化学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还会有更多与氢相关的应用将会涌现。围绕氨的创新和发展有很多进展。低压下的氨合成、氨分解，还有二氧化碳和氢的反应，铂族金属也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作为一名化学家，我认为铂族金属用途非常广泛，它在催化剂应用上有一定的潜力，也用于电子产品互连。它们将有可能被用于电池中，而电池的开发正在进行中。
“有很多新的应用即将出现。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定价，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这些想法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持续，并发展成更广泛的应用。氢气肯定会对铂族金属产生影响，尤其是铂和铱。
Eggers：铂族金属的首要功能就是遏制汽车尾气有害气体的排放，其次是通过脱碳化在能源转型中发挥作用，这与氢气相联合，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氢气发展路径都要消耗铂族金属。我们需要记住，这是关键，尤其南非人感兴趣于建设铂族金属产业。你能谈一谈碱性电解和其他不消耗铂族金属的新型电解过程吗？当你将它们与过去五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面临许多竞争的质子交换膜技术相比时，它们有多重要？
Walters：长期来看，碱性电解槽可能是最成熟的技术，并将在氢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几年可能比质子交换膜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质子交换膜电解槽的独特优势将使质子交换膜在能源应用和储能、高电流密度、小电阻、良好响应时间等方面取得成功。但重要的是，当谈论铱的成本和供应时，我们需要确保电解槽中铱和铂的含量下降，而贺利氏在开发低铱催化剂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镭的节约对质子交换膜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正在进行资格认证，各种项目也在有序进行。到2030年，这场竞赛基本上将是碱性电解槽和质子交换膜电解槽之间的较量，我们猜测届时胜负是50:50。
随后，与会者向Pillay询问萨索尔公司绿氢计划的最新情况，以及这些计划与南非铂族金属捐赠基金有何紧密关联。
Eggers: 未来几年，萨索尔的对氢能计划的雄心将如何推进，以及他对南非的铂族金属行业有多了解？
Pillay：去年我们宣布，到2050年，我们将把萨索尔公司从全国第二大排放企业变为净零排放企业。因为有了绿氢，我们有信心做到。我们拥有技术。费托合成可以从现有的物流链中获取绿色氢气。在引领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开发新的技术，这意味着我们将与其他团体一起合作共赢，而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将在南非共同实现能源转型，创造绿氢经济，我们认为这很重要，这将有助于实现正确的能源转型，因为我们将逐渐摆脱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对此，我们有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利用现有资产。我们有电解槽，氨气工厂，费托合成资产，可以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航空燃料等产品。这是方法之一。第二个是Boegoebaai项目，这是一个新项目，全新瞄准绿氢和绿氢衍生品的出口。该项目的进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电解槽技术的成本曲线下降速度有多快？我们能以多快的速度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将可再生能源从生产点传输到消费点？由于绿氢很昂贵，我们能制定正确的政策框架和法规来支持我们做出这些艰难的投资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承购商作为早期采用者，为这些产品支付溢价，以便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进行投资，并将绿氢推向市场。最初，我们尝试将重点放在利用现有资产和刺激当地需求上。第一个利用萨索尔资产生产绿氢的项目将在萨索尔堡工厂进行，使用现有的60兆瓦电解槽，每天生产3.5吨绿色氢气。这就是市场。我们可以在萨索尔内部使用，但把它投入到市场之后还有一个附属项目，那就是我们与丰田公司合作的氢动力项目。它将绿氢应用到燃料电池汽车中，在约翰内斯堡和德班之间或者在萨索尔堡和塞昆达之间运行，展示加氢是可行的，同时向大型车队用户证明他们能保障氢气的供应。你可以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预计样车将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推出。媒体报道的另一个项目是我们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做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我们希望利用绿色氢气和生物质，将其引入我们的生产过程，以创造可持续航空燃料。第一个产品将在2025年问世，这是一个充满雄心的时间线。我们拥有的资产可以引领任何人从头开始。另一个项目是新的Boegoebaai项目，这是一个可再生氢气生产设施和绿氨工厂的原始开发项目。我们需要建造一个港口和一个城镇，并尽早向能负担得起产品的市场出口。与此同时，我们还推出了一项名为EcoFT的新业务。我们的愿景是将我们经过商业验证的专有技术授权给世界其他地区。你可以想象世界上每一个主要机场都有自己现场生产喷气燃料的设施，而不需要把航空燃料或可持续航空燃料在世界各地运输。萨索尔的这项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使用，我们也能使用可持续原料来制造航空燃料。想象一下，这些动力转化液体的工厂是如何逐渐遍布世界各地的。随着更多电能转化成其他方式能源方案的推出，对铂催化剂的需求将会增长。就氢排放而言，简而言之，是什么时间和方式。就铂族金属而言，萨索尔认识到铂族金属行业在实现绿氢经济方面需要发挥的强大作用。我们相信质子交换膜电解槽为可再生能源的工作提供了动态响应，特别是在如果想制造100%的绿色清洁产品时，而不是在不一定必须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去使用电网，产生灰色能源。创造更深层次的铂族金属需求对我们也至关重要。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对此也表现得非常积极。我们与铂族金属部门合作，了解供需情况，以便建立可持续的战略目标，而不是当我们想要制造50吉瓦的电解槽时，却发现没有足够的铂金来实现。对我们来说，了解供需现状并根据行业限制来调整我们的战略至关重要。
Eggers：对萨索尔来说，国内市场相对于出口市场有多重要?目前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怎么筹得资金?
Pillay：当地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想把产品运到世界各地，这也不能维系我们的可持续生产。如果没有这些新项目，这种情况出现会晚一点。 我们的第一个市场的目标是流动性。让我们来展示一下氢动力在南非可以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为人们提供氢气的安全供应。投资方面，我们正在考虑联合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丰田这样的公司合作，以此保证这类试点的财务障碍不会出现规模经济问题。政府需要加入进来，引导我们出台合理的激励措施。面对现实吧，如果投资绿氢，可能会亏损，而企业能帮助的只有这么多。结束时你希望有股东的回报。找到足够多的合作伙伴和机制，让这些项目顺利完成并获得可观的回报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欢迎与当地部门合作。
在铂金将发挥关键作用的举措受到如此多关注的情况下，人们希望WPIC对铂金投资的现状作出回应。
Eggers：想象一下我们在萨索尔公司的许可下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对铂金投资有多重要？其他铂金投资者对此有多大顾虑？
Wilson：投资者非常了解氢经济和未来铂金的新应用领域。当拿到铂金时，他们试图了解那些投资逻辑。因此未来几年内将出现铂金产量大增，而氢能经济中的产量将来自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如果到2030/2033年，有6%的车辆和大量的重型货车改用燃料电池，那汽车行业的铂金消耗量就将翻倍。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了几种积极的场景，探讨了有多少铂金来自于氢气行业。潜在的投资者会来找我们会谈，期望氢气行业迅速蓬勃发展。氢气行业将在三到六年的时间内蓬勃发展，并形成较大规模。但与此同时，市场发展使他们开始意识到正在进行的金属替代，这在数据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中国每年进口130万盎司铂金，超过了实际的需求。短期内的基本面是有吸引力的，这有些令人惊讶。但从中长期来看，氢是极具吸引力的，只是还不是未来三四年的事。（来源：Mining Weekly）
翻译：世界铂金投资协会
提示：本文信息仅供参考，不代表世界铂金投资协会的观点，不构成或不应被认为是世界铂金投资协会的投资建议。
注：此新闻稿选取自国外行业新闻网站的实时行业新闻，经由世界铂金投资协会翻译并编辑成中文新闻稿，供读者阅读参考。为了尊重知识产权，任何媒体若要转载，请务必注明文章的原出处及翻译稿出处。
文章来源：Mining Weekly | 翻译：世界铂金投资协会
地缘政治形势为氢能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氢能革命能推动铂族金属（PGMs）的需求。
据“氢能欧洲”组织（Hydrogen Europe）和欧洲清洁氢联盟（European Clean Hydrogen Alliance）计算，2030年将生产320吉瓦至400吉瓦的绿氢，其中至少一半预计将在铂族金属的帮助下实现。
如果到2030/2033年，全球有6%的汽车和大量重型卡车成为使用氢燃料电池(FCEVs)车辆，那么汽车行业消耗的铂金量将翻一番。
铂族金属和氢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能，未来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铂族金属的广泛用途在电子产业中已经尽显无疑，它们在电池中的使用也受到密切的关注。
在南非，能源和化工巨头萨索尔公司（Sasol）渴望大规模发展推广绿氢经济，并计划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与丰田公司（Toyota）合作展示燃料电池汽车。
萨索尔的第一个项目是将在其萨索尔堡（Sasolburg）工厂生产绿氢，使用现有的 60 兆瓦 电解槽每天生产3.5吨的绿氢用于燃料电池车的动力系统，并向大型车队用户证明他们能保障绿氢的供应。
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萨索尔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设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时间表，即在2025年之前生产出首个绿氢生物质产品——这是对作为催化剂使用的铂金的又一次提振。
萨索尔设想，世界上的每个主要机场都将能够拥有自己的生产设施，使航空燃料在市场所在地使用成为可能，并省去了航空燃料或可持续航空燃料运往世界各地的问题。
萨索尔致力于通过支持绿色氢能经济来共同创造南非的能源转型。由于绿氢能够以积极的方式为合理的能源转型做出贡献，因此它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
铂族金属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抑制汽车尾气排放，但其更强劲、更持久的传统用途将同时发挥新的重要作用，即通过脱碳帮助全世界实现能源转型。
预计到2030年，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槽将占据电解市场份额的50%，这将推动铂和铱这两种铂族金属的需求。
绿氢战略已经为大型燃料电池汽车开辟了道路，并将及时扩展到小型燃料电池汽车上。
在本月的2022 铂族金属行业日上，AP Ventures联合创始人Kevin Eggers主持了《矿业周刊》的一场讨论会，并在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网络研讨会上讨论了这些以及更多的观点。贺利氏贵金属新业务发展执行副总裁Dr Philipp Walter ，萨索尔可持续发展资深经理Viran Pillay，国际铂金协会香港地区首席执行官Huw Daniel,和世界铂金投资协会（WPIC）首席执行官Paul Wilson参加了会议。
风险投资基金AP Ventures拥有23家投资组合公司，包括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英帕拉铂业（ImpalaPlatinum）和南非公共投资公司（the Public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f South Africa），以及其他9家遍布全球的公司。
在被Eggers问及铂族金属市场发展机会时，Walter指出氢是目前发展最突出的一个。“确实，该行业正在发展，这不仅会对铂金产生积极影响，还会对铱和钌产生积极影响。
“从化学角度来看，铂族金属和氢属于同一类。它们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能和化学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还会有更多与氢相关的应用将会涌现。围绕氨的创新和发展有很多进展。低压下的氨合成、氨分解，还有二氧化碳和氢的反应，铂族金属也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作为一名化学家，我认为铂族金属用途非常广泛，它在催化剂应用上有一定的潜力，也用于电子产品互连。它们将有可能被用于电池中，而电池的开发正在进行中。
“有很多新的应用即将出现。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定价，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这些想法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持续，并发展成更广泛的应用。氢气肯定会对铂族金属产生影响，尤其是铂和铱。
Eggers：铂族金属的首要功能就是遏制汽车尾气有害气体的排放，其次是通过脱碳化在能源转型中发挥作用，这与氢气相联合，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氢气发展路径都要消耗铂族金属。我们需要记住，这是关键，尤其南非人感兴趣于建设铂族金属产业。你能谈一谈碱性电解和其他不消耗铂族金属的新型电解过程吗？当你将它们与过去五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面临许多竞争的质子交换膜技术相比时，它们有多重要？
Walters：长期来看，碱性电解槽可能是最成熟的技术，并将在氢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几年可能比质子交换膜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质子交换膜电解槽的独特优势将使质子交换膜在能源应用和储能、高电流密度、小电阻、良好响应时间等方面取得成功。但重要的是，当谈论铱的成本和供应时，我们需要确保电解槽中铱和铂的含量下降，而贺利氏在开发低铱催化剂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镭的节约对质子交换膜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正在进行资格认证，各种项目也在有序进行。到2030年，这场竞赛基本上将是碱性电解槽和质子交换膜电解槽之间的较量，我们猜测届时胜负是50:50。
随后，与会者向Pillay询问萨索尔公司绿氢计划的最新情况，以及这些计划与南非铂族金属捐赠基金有何紧密关联。
Eggers: 未来几年，萨索尔的对氢能计划的雄心将如何推进，以及他对南非的铂族金属行业有多了解？
Pillay：去年我们宣布，到2050年，我们将把萨索尔公司从全国第二大排放企业变为净零排放企业。因为有了绿氢，我们有信心做到。我们拥有技术。费托合成可以从现有的物流链中获取绿色氢气。在引领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开发新的技术，这意味着我们将与其他团体一起合作共赢，而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将在南非共同实现能源转型，创造绿氢经济，我们认为这很重要，这将有助于实现正确的能源转型，因为我们将逐渐摆脱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对此，我们有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利用现有资产。我们有电解槽，氨气工厂，费托合成资产，可以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航空燃料等产品。这是方法之一。第二个是Boegoebaai项目，这是一个新项目，全新瞄准绿氢和绿氢衍生品的出口。该项目的进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电解槽技术的成本曲线下降速度有多快？我们能以多快的速度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将可再生能源从生产点传输到消费点？由于绿氢很昂贵，我们能制定正确的政策框架和法规来支持我们做出这些艰难的投资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承购商作为早期采用者，为这些产品支付溢价，以便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进行投资，并将绿氢推向市场。最初，我们尝试将重点放在利用现有资产和刺激当地需求上。第一个利用萨索尔资产生产绿氢的项目将在萨索尔堡工厂进行，使用现有的60兆瓦电解槽，每天生产3.5吨绿色氢气。这就是市场。我们可以在萨索尔内部使用，但把它投入到市场之后还有一个附属项目，那就是我们与丰田公司合作的氢动力项目。它将绿氢应用到燃料电池汽车中，在约翰内斯堡和德班之间或者在萨索尔堡和塞昆达之间运行，展示加氢是可行的，同时向大型车队用户证明他们能保障氢气的供应。你可以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预计样车将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推出。媒体报道的另一个项目是我们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做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我们希望利用绿色氢气和生物质，将其引入我们的生产过程，以创造可持续航空燃料。第一个产品将在2025年问世，这是一个充满雄心的时间线。我们拥有的资产可以引领任何人从头开始。另一个项目是新的Boegoebaai项目，这是一个可再生氢气生产设施和绿氨工厂的原始开发项目。我们需要建造一个港口和一个城镇，并尽早向能负担得起产品的市场出口。与此同时，我们还推出了一项名为EcoFT的新业务。我们的愿景是将我们经过商业验证的专有技术授权给世界其他地区。你可以想象世界上每一个主要机场都有自己现场生产喷气燃料的设施，而不需要把航空燃料或可持续航空燃料在世界各地运输。萨索尔的这项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使用，我们也能使用可持续原料来制造航空燃料。想象一下，这些动力转化液体的工厂是如何逐渐遍布世界各地的。随着更多电能转化成其他方式能源方案的推出，对铂催化剂的需求将会增长。就氢排放而言，简而言之，是什么时间和方式。就铂族金属而言，萨索尔认识到铂族金属行业在实现绿氢经济方面需要发挥的强大作用。我们相信质子交换膜电解槽为可再生能源的工作提供了动态响应，特别是在如果想制造100%的绿色清洁产品时，而不是在不一定必须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去使用电网，产生灰色能源。创造更深层次的铂族金属需求对我们也至关重要。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对此也表现得非常积极。我们与铂族金属部门合作，了解供需情况，以便建立可持续的战略目标，而不是当我们想要制造50吉瓦的电解槽时，却发现没有足够的铂金来实现。对我们来说，了解供需现状并根据行业限制来调整我们的战略至关重要。
Eggers：对萨索尔来说，国内市场相对于出口市场有多重要?目前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怎么筹得资金?
Pillay：当地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想把产品运到世界各地，这也不能维系我们的可持续生产。如果没有这些新项目，这种情况出现会晚一点。 我们的第一个市场的目标是流动性。让我们来展示一下氢动力在南非可以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为人们提供氢气的安全供应。投资方面，我们正在考虑联合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丰田这样的公司合作，以此保证这类试点的财务障碍不会出现规模经济问题。政府需要加入进来，引导我们出台合理的激励措施。面对现实吧，如果投资绿氢，可能会亏损，而企业能帮助的只有这么多。结束时你希望有股东的回报。找到足够多的合作伙伴和机制，让这些项目顺利完成并获得可观的回报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欢迎与当地部门合作。
在铂金将发挥关键作用的举措受到如此多关注的情况下，人们希望WPIC对铂金投资的现状作出回应。
Eggers：想象一下我们在萨索尔公司的许可下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对铂金投资有多重要？其他铂金投资者对此有多大顾虑？
Wilson：投资者非常了解氢经济和未来铂金的新应用领域。当拿到铂金时，他们试图了解那些投资逻辑。因此未来几年内将出现铂金产量大增，而氢能经济中的产量将来自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如果到2030/2033年，有6%的车辆和大量的重型货车改用燃料电池，那汽车行业的铂金消耗量就将翻倍。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了几种积极的场景，探讨了有多少铂金来自于氢气行业。潜在的投资者会来找我们会谈，期望氢气行业迅速蓬勃发展。氢气行业将在三到六年的时间内蓬勃发展，并形成较大规模。但与此同时，市场发展使他们开始意识到正在进行的金属替代，这在数据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中国每年进口130万盎司铂金，超过了实际的需求。短期内的基本面是有吸引力的，这有些令人惊讶。但从中长期来看，氢是极具吸引力的，只是还不是未来三四年的事。（来源：Mining Weekly）
翻译：世界铂金投资协会
提示：本文信息仅供参考，不代表世界铂金投资协会的观点，不构成或不应被认为是世界铂金投资协会的投资建议。
注：此新闻稿选取自国外行业新闻网站的实时行业新闻，经由世界铂金投资协会翻译并编辑成中文新闻稿，供读者阅读参考。为了尊重知识产权，任何媒体若要转载，请务必注明文章的原出处及翻译稿出处。
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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