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们的目光都聚焦于新冠感染人数的数字变化上。
一条被埋没的热搜，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多名气象学家观测发现，南北两极同时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并且，南极此次升温比同期历史平均气温高出近40°C。
高出40度是什么概念？
冰山坍塌，海平面上升，并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极大影响。
不仅如此，看看近几年消息便可知，对于动物的伤害也是目不忍睹。
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们栖息地越来越小。
北极熊宝宝只能害怕地蜷缩于妈妈的怀中，母子紧紧相依。
它们惶恐不安，手足无措，只能随浮冰漂泊。
为了觅食，它们需要游上几千里。
尽管擅长游泳，但中途若没有落脚地休息，也会累死在海水里
有些北极熊走投无路，求食的速度赶不上冰川融化的速度。
只能“背井离乡”，在垃圾场里寻找些人类的残渣剩饭。
曾经代表着强大力量的北极熊，一夕之间坠落谷底成为流浪汉。
大家或许不了解的是，非洲对全球变暖的贡献最小，但受其影响最大。
去年其降雨量较往年减少了70%，干旱现象一直持续。
6只寻找水源的长颈鹿，本在期待希望，最终却渴死在“向阳”路上。
这些画面，看得人心如刀割。
而曾经天真烂漫的企鹅，现在却也浑身泥泞。
原本静美的两级之地，如今变得满目疮痍。
由于海冰面积不断缩小，数十万海象只能被迫挤在一片海滩。
它们也难逃厄运，甚至浴血拼搏、相互厮杀。
为了生存，它们只能受尽砾石的折磨，向悬崖上爬去。
有一些，在饥饿觅食途中，跌落悬崖。
从万丈深渊摔下，意味着它们无疑在慢慢地等死。
不多久，海岸边即堆满了成百上千只海象的尸体。
这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
不仅如此，因为气候的变暖，有毒藻类肆意生长。
一天之内，就有数只海豹误食疯长的毒海藻死亡。
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从南极到北极，从远海到内陆。
当然，你我都明白，这些从不是意外。
一只蝴蝶尚且能够带来风暴，这是大自然的灾难，更是人类的灾难。
它们在为人类犯下的错误买单！
人们常常将自己周围的环境当做一种免费的商品，任意的糟蹋而不知加以珍惜。
曾经美丽的海洋现在也已是“遍体鳞伤”。
躲得了极地环境的恶劣，躲不过塑料的侵袭。
它们被塑料缠身，无法自由游动，弱小无援。
另外，全球就有75%的绿海龟因为误食塑料而死亡。
除此之外，还有家园变垃圾场，误食塑料的象群。
而一头8斤抹香鲸被人打捞上来，解剖后发现，
它的胃中竟有足足44斤的塑料垃圾，还有一个已成型却腐烂的胎儿！
可是，它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这样，还如何叫人发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叹呢？
塑料制品的使用时间或许只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
但是它们自然降解的时间却要十几甚至是上百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不仅仅塑料问题，口罩污染也防不胜防。
而一些用过的口罩被人随处丢弃，它们流入大海。
对人类起到防护作用的口罩，成为海洋生物致命的“利器”。
多么讽刺又可笑啊。
但是，人类仿佛才是有着“七秒钟的记忆”的鱼。
终究将那些口号抛之脑后。
可是哲学君想说，如果不能帮助到它们，
至少能不能不要成为伤害它们的帮凶。
看一看，过去存于纪录片中地球的惊艳之美。
曾经亚马逊热带雨林植被茂密，绵延着无尽的绿色。
而因为人类的肆无忌惮，如今疮痍满目。
曾经的珊瑚礁外表美丽，承担着重要的生态角色。
而因为全球暖化、污染，如今却灿然无色，宛若残骸。
曾经的南极雪唯美浪漫，如今却变为“南极血”。
究其是雪衣藻在作祟，它们也是加速冰山融化的“幕后推手”。
自然在一次次向人类发出警告。
也许有人疑惑，这些事情与我相隔甚远，有什么关系呢。
但正如电影《流浪地球》中所言，
“起初没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它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要知道，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同处于一片关系网中。
诚如卢梭所说：
“大自然不会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觉醒行动。
电视媒体开始行动一次次呼吁。
在泰国，一则名叫《人类，你为什么不吃塑料袋？》讽刺短片，刺痛人心。
片中，服务员邀请过往路人试吃裹有塑料袋的寿司。
当发现吃进嘴中的食物竟是塑料时，人人愤怒无比质问着服务生。
并吼着，“我们是不能消化塑料袋的。”
人类清楚知道这些，而那些生物尚不清楚塑料不可食。
我们将塑料随手一扔，动物们又是何其无辜？
于是，无数的人组成志愿组织开始行动。
在上海有这么一群年轻人，约定着每周都去拾取街头的垃圾。
许多城市的垃圾会随着风、随着气流，慢慢流浪到森林与海洋。
而随手捡起了一片垃圾，也许就拯救了一个小生命。
无数人也受到他们的感召，自愿加入环保行动。
网友@某某某说，
“住在海南的我，去海边时总能看到海水里飘着塑料袋之类的东西，
每次看到都会顺手捡起来丢垃圾桶。”
网友@你我他说，
“以前没感觉，现在挑选东西都会注重避免过度包装的，
而且开始自己准备袋子，避免过多消费塑料。”
其实，所谓的环境保护，终究保护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有时，举手之劳就能带来希望与改变：
环保购物，用可循环利用的布袋替代塑料袋；
环保外卖，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生活中减少制造垃圾，做好垃圾分类；
选择低碳出行，减少汽车尾气。
雨果曾说道：
“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同时也是冷酷的屠夫。”
川渝地区近来的肆虐嚣张的狂风；
去年河南侵袭暴雨带来多少伤痛；
美加地区的40-50度的极端高温。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危险信号。
而每一次灾难的背后，往往早已有着数次的预警。
在预示着我们，不应再对自然如此放肆。
有一句话说得好：
我们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挑战大自然的权威，最直接的后果终将是自身的毁灭。
也许你不乱扔垃圾，就能保护好北极熊等动物的家园；
也许你多捡起一个塑料，就能还海洋生物那片蔚蓝的海。
不要让后代只能在过去的影像记录中看见这些动物。
我们的举手之劳，并不是只在保卫地球，保护动物，而是在拯救自己！
当气候突变，动物纷纷灭绝，下一个究竟是谁？
——山叔
一条被埋没的热搜，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多名气象学家观测发现，南北两极同时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并且，南极此次升温比同期历史平均气温高出近40°C。
高出40度是什么概念？
冰山坍塌，海平面上升，并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极大影响。
不仅如此，看看近几年消息便可知，对于动物的伤害也是目不忍睹。
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们栖息地越来越小。
北极熊宝宝只能害怕地蜷缩于妈妈的怀中，母子紧紧相依。
它们惶恐不安，手足无措，只能随浮冰漂泊。
为了觅食，它们需要游上几千里。
尽管擅长游泳，但中途若没有落脚地休息，也会累死在海水里
有些北极熊走投无路，求食的速度赶不上冰川融化的速度。
只能“背井离乡”，在垃圾场里寻找些人类的残渣剩饭。
曾经代表着强大力量的北极熊，一夕之间坠落谷底成为流浪汉。
大家或许不了解的是，非洲对全球变暖的贡献最小，但受其影响最大。
去年其降雨量较往年减少了70%，干旱现象一直持续。
6只寻找水源的长颈鹿，本在期待希望，最终却渴死在“向阳”路上。
这些画面，看得人心如刀割。
而曾经天真烂漫的企鹅，现在却也浑身泥泞。
原本静美的两级之地，如今变得满目疮痍。
由于海冰面积不断缩小，数十万海象只能被迫挤在一片海滩。
它们也难逃厄运，甚至浴血拼搏、相互厮杀。
为了生存，它们只能受尽砾石的折磨，向悬崖上爬去。
有一些，在饥饿觅食途中，跌落悬崖。
从万丈深渊摔下，意味着它们无疑在慢慢地等死。
不多久，海岸边即堆满了成百上千只海象的尸体。
这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
不仅如此，因为气候的变暖，有毒藻类肆意生长。
一天之内，就有数只海豹误食疯长的毒海藻死亡。
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从南极到北极，从远海到内陆。
当然，你我都明白，这些从不是意外。
一只蝴蝶尚且能够带来风暴，这是大自然的灾难，更是人类的灾难。
它们在为人类犯下的错误买单！
人们常常将自己周围的环境当做一种免费的商品，任意的糟蹋而不知加以珍惜。
曾经美丽的海洋现在也已是“遍体鳞伤”。
躲得了极地环境的恶劣，躲不过塑料的侵袭。
它们被塑料缠身，无法自由游动，弱小无援。
另外，全球就有75%的绿海龟因为误食塑料而死亡。
除此之外，还有家园变垃圾场，误食塑料的象群。
而一头8斤抹香鲸被人打捞上来，解剖后发现，
它的胃中竟有足足44斤的塑料垃圾，还有一个已成型却腐烂的胎儿！
可是，它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这样，还如何叫人发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叹呢？
塑料制品的使用时间或许只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
但是它们自然降解的时间却要十几甚至是上百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不仅仅塑料问题，口罩污染也防不胜防。
而一些用过的口罩被人随处丢弃，它们流入大海。
对人类起到防护作用的口罩，成为海洋生物致命的“利器”。
多么讽刺又可笑啊。
但是，人类仿佛才是有着“七秒钟的记忆”的鱼。
终究将那些口号抛之脑后。
可是哲学君想说，如果不能帮助到它们，
至少能不能不要成为伤害它们的帮凶。
看一看，过去存于纪录片中地球的惊艳之美。
曾经亚马逊热带雨林植被茂密，绵延着无尽的绿色。
而因为人类的肆无忌惮，如今疮痍满目。
曾经的珊瑚礁外表美丽，承担着重要的生态角色。
而因为全球暖化、污染，如今却灿然无色，宛若残骸。
曾经的南极雪唯美浪漫，如今却变为“南极血”。
究其是雪衣藻在作祟，它们也是加速冰山融化的“幕后推手”。
自然在一次次向人类发出警告。
也许有人疑惑，这些事情与我相隔甚远，有什么关系呢。
但正如电影《流浪地球》中所言，
“起初没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它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要知道，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同处于一片关系网中。
诚如卢梭所说：
“大自然不会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觉醒行动。
电视媒体开始行动一次次呼吁。
在泰国，一则名叫《人类，你为什么不吃塑料袋？》讽刺短片，刺痛人心。
片中，服务员邀请过往路人试吃裹有塑料袋的寿司。
当发现吃进嘴中的食物竟是塑料时，人人愤怒无比质问着服务生。
并吼着，“我们是不能消化塑料袋的。”
人类清楚知道这些，而那些生物尚不清楚塑料不可食。
我们将塑料随手一扔，动物们又是何其无辜？
于是，无数的人组成志愿组织开始行动。
在上海有这么一群年轻人，约定着每周都去拾取街头的垃圾。
许多城市的垃圾会随着风、随着气流，慢慢流浪到森林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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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某某某说，
“住在海南的我，去海边时总能看到海水里飘着塑料袋之类的东西，
每次看到都会顺手捡起来丢垃圾桶。”
网友@你我他说，
“以前没感觉，现在挑选东西都会注重避免过度包装的，
而且开始自己准备袋子，避免过多消费塑料。”
其实，所谓的环境保护，终究保护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有时，举手之劳就能带来希望与改变：
环保购物，用可循环利用的布袋替代塑料袋；
环保外卖，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生活中减少制造垃圾，做好垃圾分类；
选择低碳出行，减少汽车尾气。
雨果曾说道：
“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同时也是冷酷的屠夫。”
川渝地区近来的肆虐嚣张的狂风；
去年河南侵袭暴雨带来多少伤痛；
美加地区的40-50度的极端高温。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危险信号。
而每一次灾难的背后，往往早已有着数次的预警。
在预示着我们，不应再对自然如此放肆。
有一句话说得好：
我们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挑战大自然的权威，最直接的后果终将是自身的毁灭。
也许你不乱扔垃圾，就能保护好北极熊等动物的家园；
也许你多捡起一个塑料，就能还海洋生物那片蔚蓝的海。
不要让后代只能在过去的影像记录中看见这些动物。
我们的举手之劳，并不是只在保卫地球，保护动物，而是在拯救自己！
当气候突变，动物纷纷灭绝，下一个究竟是谁？
——山叔
#微博法律大讲堂[超话]# 【最高法院：合伙协议纠纷的7条裁判规则（建议多看几遍）】
来源：法律公园
1.合伙人的出资对象是合伙而非其他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实际占有并控制合伙企业的财产，是以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身份代表合伙企业占有和控制合伙资产，合伙人无权要求其他合伙人返还出资款。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伙人的出资对象是合伙而非其他合伙人，因此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对象是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而非另一合伙人吾思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的规定，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构成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的财产，吾思基金并未取得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款。尽管吾思基金作为普通合伙人曾实际占有并控制合伙企业的财产，但从性质上看其是以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身份代表合伙企业占有和控制合伙资产的，而且吾思基金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已将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款根据《合伙协议》的安排通过委托贷款借给了丰华鸿业公司，吾思基金并未取得合伙财产的所有权。因此，金元百利公司要求吾思基金向其返还出资款及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吾思十八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吾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539号；合议庭法官：潘勇锋、张纯、黄年；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合伙企业的债务人，并非是合伙人的债务人，合伙人与合伙企业债务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合伙人无权要求合伙企业债务人向合伙人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法律关系上看，丰华鸿业公司是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的债务人，而非合伙人金元百利公司的债务人。尽管丰华鸿业公司从吾思十八期取得的贷款在事实上来源于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但从法律关系上看，其取得贷款资金的依据是其与吾思十八期之间的借款合同而非金元百利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因此金元百利公司与丰华鸿业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而且，丰华鸿业公司与吾思十八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由金元百利公司代表吾思十八期在另案中提起诉讼，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判令丰华鸿业公司向吾思十八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故金元百利公司要求丰华鸿业公司向其承担出资款及利息的返还义务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吾思十八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吾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539号；合议庭法官：潘勇锋、张纯、黄年；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在合伙企业尚未解散且未完成清算的情况下，合伙人无权直接要求合伙企业返还出资。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吾思十八期作为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对象，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金元百利公司可以要求吾思十八期向其返还出资款。但本案中，金元百利公司关于《合伙协议》系另外一名合伙人吾思基金以欺诈的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主张并不成立。此外，金元百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解散事由。在合伙企业尚未解散且未完成清算的情况下，金元百利公司无权直接要求吾思十八期返还出资。因此，金元百利公司要求吾思十八期返还出资款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吾思十八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吾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539号；合议庭法官：潘勇锋、张纯、黄年；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4.合伙各方是否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是认定合伙关系是否形成的重要考量因素，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合伙关系的必要构成要件，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存在合伙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韩超一直主张其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并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伙协议，韩超所主张的合伙关系亦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根据韩超的陈述，兴华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包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得益于其在该工程招投标期间的运作。而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在兴华公司从新天房公司处承包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后，兴华海南分公司已分别与庄志坤、韩超签订《承包协议书》，将部分工程发包给庄志坤和韩超施工。
从合伙关系的构成要件上看，合伙各方是否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是认定合伙关系是否形成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即便如韩超所言，其为案涉工程支付了招投标费用、后期维修费用等款项，但在庄志坤否认其与韩超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承包人为兴华公司，韩超仅为该工程部分工程实际施工人，不能排除韩超支付上述款项的行为系基于为兴华公司或庄志坤垫付而产生。
换言之，在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佐证的情形下，本案不能简单因韩超主张有上述款项支付行为即当然认定其与庄志坤之间对案涉工程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再次，案涉630万元款项系兴华海南支付给韩超的，韩超主张该笔款项是其按照案涉工程总造价30%的比例抽取形成。尽管庄志坤在上述付款单据上签字确认，但因韩超提取上述款项时案涉工程尚在施工期间，此时韩超即按工程总造价一定比例收取款项，显然有违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这一合伙关系的必要构成要件。
韩超虽主张其是在兴华海南分公司负责人王广开的见证下与庄志坤口头达成合作承包案涉工程的事宜，并在原审期间申请王广开出庭作证，王广开亦出庭作证。但合作承包不能直接等同于合伙关系，且根据韩超在原审期间的陈述，其与兴华公司之间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兴华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包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亦得益于韩超从中运作。且承前所述，案涉630万元款项系兴华海南分公司于2013年8月至2013年11月期间支付给韩超，如本案未认定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则兴华海南分公司主张依据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口头协议约定向韩超支付630万元款项便失去依据。
由此，本案中，不仅兴华公司和韩超之间存有利害关系，且作为兴华公司的分支机构、《承包协议书》的一方签约主体及630万元款项的实际支付主体，兴华海南分公司及其负责人王广开亦与韩超存有利害关系。因而，兴华公司、兴华海南分公司在本案中所作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关系的陈述及王广开所作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关系的证言，均不能作为认定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依据。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
索引：庄志坤与韩超、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再216号；合议庭法官：张颖新、奚向阳、钱小红；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5.合伙协议解除后，合伙各方应对合伙项目的成本及费用、投资、收入、债权债务等各项进行清算后计算项目的节余数额，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分配节余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吴永东、武役灿双方均同意解除《合伙协议》，本院亦对解除协议予以确认。协议解除后，双方应对合伙项目的成本及费用、投资、收入、债权债务等各项进行清算后计算项目的节余数额，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分配节余数额及未销售房产。一审法院委托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并出具了鉴定意见书。针对双方对鉴定意见的质疑，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作出了回复和解释。双方在原再审庭审中亦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因此，本院认为，可以该鉴定意见为依据计算涉案项目的节余数额。
索引：武役灿与吴永东合伙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316号；合议庭法官：孙祥壮、贾劲松、何波；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6.合伙协议解除后，合伙终止，因合伙协议已经履行，合伙人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由合伙各方共同共有，在全体合伙人未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清算前，合伙人不能主张由其他合伙人退还其原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协议》解除后，合伙终止。但因《股东协议》已经履行，陈永河、林钦原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由合伙各方共同共有。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因此，陈永河、林钦退伙导致合伙终止后，在全体合伙人未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清算前，陈永河、林钦不能主张由林为曾退还其原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也即只有在三方对合伙财产清算后，陈永河、林钦才可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请求分割合伙财产。故陈永河、林钦在本案中主张由林为曾直接返还已投入合伙项目的合伙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林为曾因与陈永河、林钦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228号；合议庭法官：王旭光、王展飞、张爱珍；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二月十日。
7.合伙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的合伙关系并不必然终止，合伙人仍从事合伙经营事务，并分配合伙盈余，体现了个人合伙的实质内涵，应视为合伙关系继续存在，仅是合伙的期限为不固定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伙可因法定原因或当事人约定的原因而终止。合伙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的合伙关系并不必然终止。合伙人仍从事合伙经营事务，并分配合伙盈余，体现了个人合伙的实质内涵，应视为合伙关系继续存在，仅是合伙的期限为不固定期限。
本案中，针对合伙经营期限，曹保俭与卢正文虽对此并未予以明确约定，但基于双方合伙经营的前提为曹保俭所取得的案涉线路的经营权，故应以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期限为依据加以认定。案涉长株客运专线的合伙经营期限为5年，案涉株长客运专线的合伙经营期限为8年。
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合伙期限届满后，曹保俭仍在实际经营，双方也在一直分配合伙利润。由此，曹保俭与卢正文的合伙法律关系在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仍继续存在。其次，曹保俭于2009年8月27日向卢正文发出的《关于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记载，案涉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曹保俭与卢正文的经营合作关系依法属于不定期合作关系。
该事实表明，作为合伙人的曹保俭已认可案涉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其与卢正文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并未终止，而是属于合作期限不固定的合伙法律关系。再次，即使在案涉《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及曹保俭单方向卢正文发出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后，曹保俭仍在实际经营并分配利润。合同到期后，曹保俭、卢正文就长株、株长线的营运事宜，并未与长南分公司及株洲客运分公司进行清算，而是仍继续承包经营，并继续分配合伙利润。至本案诉讼前，当事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对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合伙事实并无异议。
索引：曹保俭、曹保民与卢正文、刘勇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再138号；合议庭法官：关丽、谢爱梅、赵风暴；裁判日期：二Ｏ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来源：法律公园
1.合伙人的出资对象是合伙而非其他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实际占有并控制合伙企业的财产，是以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身份代表合伙企业占有和控制合伙资产，合伙人无权要求其他合伙人返还出资款。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伙人的出资对象是合伙而非其他合伙人，因此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对象是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而非另一合伙人吾思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的规定，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构成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的财产，吾思基金并未取得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款。尽管吾思基金作为普通合伙人曾实际占有并控制合伙企业的财产，但从性质上看其是以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身份代表合伙企业占有和控制合伙资产的，而且吾思基金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已将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款根据《合伙协议》的安排通过委托贷款借给了丰华鸿业公司，吾思基金并未取得合伙财产的所有权。因此，金元百利公司要求吾思基金向其返还出资款及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吾思十八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吾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539号；合议庭法官：潘勇锋、张纯、黄年；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合伙企业的债务人，并非是合伙人的债务人，合伙人与合伙企业债务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合伙人无权要求合伙企业债务人向合伙人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法律关系上看，丰华鸿业公司是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的债务人，而非合伙人金元百利公司的债务人。尽管丰华鸿业公司从吾思十八期取得的贷款在事实上来源于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但从法律关系上看，其取得贷款资金的依据是其与吾思十八期之间的借款合同而非金元百利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因此金元百利公司与丰华鸿业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而且，丰华鸿业公司与吾思十八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由金元百利公司代表吾思十八期在另案中提起诉讼，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判令丰华鸿业公司向吾思十八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故金元百利公司要求丰华鸿业公司向其承担出资款及利息的返还义务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吾思十八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吾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539号；合议庭法官：潘勇锋、张纯、黄年；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在合伙企业尚未解散且未完成清算的情况下，合伙人无权直接要求合伙企业返还出资。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吾思十八期作为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对象，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金元百利公司可以要求吾思十八期向其返还出资款。但本案中，金元百利公司关于《合伙协议》系另外一名合伙人吾思基金以欺诈的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主张并不成立。此外，金元百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解散事由。在合伙企业尚未解散且未完成清算的情况下，金元百利公司无权直接要求吾思十八期返还出资。因此，金元百利公司要求吾思十八期返还出资款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吾思十八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吾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539号；合议庭法官：潘勇锋、张纯、黄年；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4.合伙各方是否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是认定合伙关系是否形成的重要考量因素，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合伙关系的必要构成要件，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存在合伙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韩超一直主张其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并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伙协议，韩超所主张的合伙关系亦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根据韩超的陈述，兴华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包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得益于其在该工程招投标期间的运作。而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在兴华公司从新天房公司处承包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后，兴华海南分公司已分别与庄志坤、韩超签订《承包协议书》，将部分工程发包给庄志坤和韩超施工。
从合伙关系的构成要件上看，合伙各方是否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是认定合伙关系是否形成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即便如韩超所言，其为案涉工程支付了招投标费用、后期维修费用等款项，但在庄志坤否认其与韩超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承包人为兴华公司，韩超仅为该工程部分工程实际施工人，不能排除韩超支付上述款项的行为系基于为兴华公司或庄志坤垫付而产生。
换言之，在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佐证的情形下，本案不能简单因韩超主张有上述款项支付行为即当然认定其与庄志坤之间对案涉工程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再次，案涉630万元款项系兴华海南支付给韩超的，韩超主张该笔款项是其按照案涉工程总造价30%的比例抽取形成。尽管庄志坤在上述付款单据上签字确认，但因韩超提取上述款项时案涉工程尚在施工期间，此时韩超即按工程总造价一定比例收取款项，显然有违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这一合伙关系的必要构成要件。
韩超虽主张其是在兴华海南分公司负责人王广开的见证下与庄志坤口头达成合作承包案涉工程的事宜，并在原审期间申请王广开出庭作证，王广开亦出庭作证。但合作承包不能直接等同于合伙关系，且根据韩超在原审期间的陈述，其与兴华公司之间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兴华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包海棠湾洲际酒店室内装饰工程，亦得益于韩超从中运作。且承前所述，案涉630万元款项系兴华海南分公司于2013年8月至2013年11月期间支付给韩超，如本案未认定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则兴华海南分公司主张依据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口头协议约定向韩超支付630万元款项便失去依据。
由此，本案中，不仅兴华公司和韩超之间存有利害关系，且作为兴华公司的分支机构、《承包协议书》的一方签约主体及630万元款项的实际支付主体，兴华海南分公司及其负责人王广开亦与韩超存有利害关系。因而，兴华公司、兴华海南分公司在本案中所作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关系的陈述及王广开所作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关系的证言，均不能作为认定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依据。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韩超与庄志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
索引：庄志坤与韩超、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再216号；合议庭法官：张颖新、奚向阳、钱小红；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5.合伙协议解除后，合伙各方应对合伙项目的成本及费用、投资、收入、债权债务等各项进行清算后计算项目的节余数额，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分配节余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吴永东、武役灿双方均同意解除《合伙协议》，本院亦对解除协议予以确认。协议解除后，双方应对合伙项目的成本及费用、投资、收入、债权债务等各项进行清算后计算项目的节余数额，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分配节余数额及未销售房产。一审法院委托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并出具了鉴定意见书。针对双方对鉴定意见的质疑，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作出了回复和解释。双方在原再审庭审中亦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因此，本院认为，可以该鉴定意见为依据计算涉案项目的节余数额。
索引：武役灿与吴永东合伙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316号；合议庭法官：孙祥壮、贾劲松、何波；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6.合伙协议解除后，合伙终止，因合伙协议已经履行，合伙人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由合伙各方共同共有，在全体合伙人未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清算前，合伙人不能主张由其他合伙人退还其原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协议》解除后，合伙终止。但因《股东协议》已经履行，陈永河、林钦原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由合伙各方共同共有。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因此，陈永河、林钦退伙导致合伙终止后，在全体合伙人未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清算前，陈永河、林钦不能主张由林为曾退还其原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也即只有在三方对合伙财产清算后，陈永河、林钦才可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请求分割合伙财产。故陈永河、林钦在本案中主张由林为曾直接返还已投入合伙项目的合伙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林为曾因与陈永河、林钦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228号；合议庭法官：王旭光、王展飞、张爱珍；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二月十日。
7.合伙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的合伙关系并不必然终止，合伙人仍从事合伙经营事务，并分配合伙盈余，体现了个人合伙的实质内涵，应视为合伙关系继续存在，仅是合伙的期限为不固定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伙可因法定原因或当事人约定的原因而终止。合伙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的合伙关系并不必然终止。合伙人仍从事合伙经营事务，并分配合伙盈余，体现了个人合伙的实质内涵，应视为合伙关系继续存在，仅是合伙的期限为不固定期限。
本案中，针对合伙经营期限，曹保俭与卢正文虽对此并未予以明确约定，但基于双方合伙经营的前提为曹保俭所取得的案涉线路的经营权，故应以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期限为依据加以认定。案涉长株客运专线的合伙经营期限为5年，案涉株长客运专线的合伙经营期限为8年。
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合伙期限届满后，曹保俭仍在实际经营，双方也在一直分配合伙利润。由此，曹保俭与卢正文的合伙法律关系在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仍继续存在。其次，曹保俭于2009年8月27日向卢正文发出的《关于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记载，案涉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曹保俭与卢正文的经营合作关系依法属于不定期合作关系。
该事实表明，作为合伙人的曹保俭已认可案涉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其与卢正文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并未终止，而是属于合作期限不固定的合伙法律关系。再次，即使在案涉《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及曹保俭单方向卢正文发出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后，曹保俭仍在实际经营并分配利润。合同到期后，曹保俭、卢正文就长株、株长线的营运事宜，并未与长南分公司及株洲客运分公司进行清算，而是仍继续承包经营，并继续分配合伙利润。至本案诉讼前，当事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对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合伙事实并无异议。
索引：曹保俭、曹保民与卢正文、刘勇合伙协议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再138号；合议庭法官：关丽、谢爱梅、赵风暴；裁判日期：二Ｏ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京媒：入籍已变得不再纯粹，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虎扑7月18日讯 针对近期中国足坛的“归化”潮，《北京青年报》发文指出，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但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北京青年报》写道：
2019年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下半时，已经改名为侯永永的约翰·侯·塞特以中国足坛首位“入籍球员”的身份替补登场。此时，同样擅长弹钢琴的他才强烈感知到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带给自己家族如此的“荣光”。
已经被失败打击得有些无所适从的中国足球从那一刻起，终于发现了一条迅速提升水平的捷径——归化。
几个月后，当早被中国球迷们熟悉的埃尔克森可能改名艾克森，阿洛伊西奥可能更名洛国富并极有可能于近期完成入籍手续时，“归化潮”已经在中国足坛掀起巨浪滔天。现在，中超的顶级球队依然在寻找他们的“洛国富”。但是，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试吃螃蟹，中赫国安成功推开归化大门
提到归化或者“入籍球员”，时针可以拨回到去年12月20日。当天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举行的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的收官阶段，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去年12月20日前大约半个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刚刚对媒体公开表示，国安的确正在试图归化两名外籍华裔球员，但一切还要等中国足协的具体政策落地。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明和同事们就已经踏上了华裔归化球员的寻找之旅。但因为我国法律对于国籍的严格规定，包括李明在内的所有人同样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这种忐忑和小心，甚至一直维系到了侯永永在今年2月中旬拿到自己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在他的身份证件被网络曝光后，中赫国安俱乐部对媒体选择了低调，甚至是不回应。因为归化这件事实在有点微妙。
国安对于归化的小心翼翼，直到今年5月底，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成为首位入选国足的入籍国脚才变成了一份值得宣传的“骄傲”。李可在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连主教练里皮都一再表示，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遍布世界，像李可这样的国脚归化是可以多进行一些尝试。
李可打开了一扇门，中国球迷则看到了孱弱国足振兴的一丝曙光，多些归化国脚的呼声在球迷当中一浪高过一浪。
为国效力，中超球队瞄准可归化国脚
中国足球归化的想法始于国足，舆论同样希望国足因此振兴，于是足球名利场中的资源率先倾斜给了国足。
在国内职业足坛，最善于把握各类政策风向的也非中赫国安。从以往俱乐部应对规则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中超七连冠得主恒大更长于“闻风、把脉”。他们在引进入籍球员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即便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布朗宁入籍手续未能办理完毕，恒大也毫不犹豫地将他作为外援注册到本俱乐部一线队。
在讲求“唯快不破”的今天，如果在竞争中没能抢了先，那么也许把事儿做大、做厚重也能赚足眼球。眼瞅着李可由中超新人一天天成长，逼近国足大门，恒大在“造福中国足球”方面也开始快马加鞭。
想想3年多前，恒大以超过1800万欧元的价格将埃尔克森售出，再想想今夏他们不惜重金签回已至而立之年且状态不及当年的“小熊”，就不能怪有球迷往“歪”处想——旨在抢回中超王冠的恒大理应升级“外援”，而不是降格。这样一笔非同寻常的转会自然而然地和有关国足有望征调埃尔克森的传闻合上了拍。
不得不说，在事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一切怀疑甚至阴谋论都是立不住脚的。无论埃尔克森是不是已经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办理了“入籍证明”，他愿意为国足踢球的强烈愿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足球。”
对于引进入籍球员，可能有些人出于民族情感难以接受，但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
争先恐后，场外竞争掀起归化外援潮
中超场外的竞争同样不乏精彩。
3月28日，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通过研读规定细则不难发现，这份规定适用于正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手续或已经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换言之，这项规定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完成申请入籍程序的球员。但对于那些被中超、中甲俱乐部相中，却还没有启动申请程序的入籍球员候选者而言，规定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引进入籍球员的工作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纯粹。确切地说，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
近日，有媒体人列出一份球员清单，除埃尔克森、高拉特、布朗宁、萧初、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6名潜在入籍球员候选者（或已入籍球员）外，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也在列。再加上外租的J马、阿兰、古德利，恒大如果坐拥这样一套阵容，在亚洲赛场恐怕都所向披靡。
在6名潜在候选球员当中，确认符合“变更国际足联会籍”，也就是能立刻代表国足出战的，只有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两人。
由于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明年6月就结束，国足能否晋级12强赛前途未卜，因此高拉特、费尔南多等是否能够入籍，至少对国足来说短期内没有现实意义。
剑走偏锋，德尔加多引来舆论讨伐声
比起恒大在归化方面的低调或者说小心翼翼，作为中超传统豪门之一的鲁能俱乐部的风格则是直来直去。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前，俱乐部就公开宣布，22岁的原葡萄牙籍球员德尔加多正式作为入籍球员加盟本俱乐部。和李可、埃尔克森不同，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德尔加多曾经代表葡萄牙代表队参加过世青赛，意味着他的新身份仅限于“中国大陆籍、U23本土球员”，对国家队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说李可作为具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入籍并因为入选国足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德尔加多的到来，显然只是满足鲁能基于中超俱乐部层面的竞争考虑。从职业足球属性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德尔加多不啻为一名外援。引进这样的入籍球员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引进优质外援，那么这样的转会性价比高低，不言自明。
德尔加多的入籍符合法律，也不存在违规。这意味着俱乐部只要有需求、不差钱儿，就可以“砸”下优质入籍球员，甚至批量引进那些不具备华裔血统、“形式土将、内容外援”的归化球员。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入籍球员引进泛滥”及由此造成的联赛竞争不公、对足球人才培养的打击，球迷担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联赛参与者们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德尔加多这样的非华裔血统球员入籍，并出现在中超赛场，令舆论一片哗然。如果说，归化的初衷是振兴国足，那么此时归化的轨道已经出现偏差。
亡羊补牢，中国足协纠偏只求“加速度”
6月10日，当国足在广州备战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时，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特别是事关入籍球员资格的话题成为当天下午分组谈论过程中，总经理讨论组的重要议题。会后不久，就有部分媒体人从相识的俱乐部负责人那里品出些许“端倪”——与会者透出口风称，未来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报名入籍球员的工作加以名额限制，以打击由此产生的“入籍球员蜂拥而至破坏联赛秩序”行为。
不过会后，最新的“调控政策”没有立即出台。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足协有关入籍球员管理办法3月下旬刚刚出台，其中并没有具体限额规定，如果时隔不足3个月就出台新规，那么当初规则的制定自然会显得不细致、不严谨，朝令夕改亦会将舆论风口引向足协自身。加之作为协会新任主席候选人的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源，身份刚刚转变，因此从现实条件与逻辑来看，中国足协也不宜草率出台新规。
但随着40强赛抽签日益临近，国足也需要在8月5日之前提交40强赛初选大名单，而由于每队参加40强赛每场比赛的23名球员都出自大名单之列，因此国足教练组要不要招入或者能不能招入埃尔克森甚至布朗宁？这需要注册部门快马加鞭“凿实”，足协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杂音，为国足营造相对安静的备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外界各类有关“入籍球员问题”的疑问甚至非议，闻听广大俱乐部、球迷有关维护公平竞争、拒绝破坏青训的呼声，中国足协客观上需要对规则加以补充、细化。
于是，一份新的入籍球员管理实施意见便“箭在弦上”。据了解，旨在制约“归化乱象”的该实施意见已经处于“待批复”状态。
在参与讨论规则各方看来，引导、协助俱乐部做好入籍球员工作，首先要在规范入籍球员申请条件上做足功课。于是在规则出台前，中国足协确认与第三方携手成立优秀外籍球员推荐审核小组。而从准备在新规则中加入“不具备华裔血统球员申请入籍必须小于26岁、必须连续在中超、中甲效力4个赛季或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5年、没有代表现国际足联会籍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正式比赛”等内容来看，类似德尔加多式的引进案例不会复现。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入籍球员必须满足“为中国足球谋福祉”“维护职业联赛公平竞争与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的原则。
功过是非，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
从恒大官宣埃尔克森时未明确其国籍身份、英足总通过技术总监李德向中国足协和恒大反馈有关布朗宁此前代表英格兰4级U系列代表队出战全记录来看，两人的入籍手续很可能正在办理中或者已经办理完毕。恒大在此问题上保持低调，或许也是意识到，在信息渠道通达的今天，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为质疑者所指摘。而同样谨慎的还有中国足协，毕竟“入籍球员”对中国足球来说仍属“新鲜事物”，在具体摸索过程中，规则不尽完善不足为奇，只是任何破坏规矩、挑战公众智商的行为都不会逃过球迷的眼睛。
既然绕不开“名与利”，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争论就不会因“实施意见”的出台戛然而止。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明年中超、中甲联赛对于入籍球员引进工作的调控会加码。比如，已有业内相关人士提议，将明年中超各队单场比赛外援＋入籍球员总上场人数控制在不超过5人，其中入籍球员最多2人，仅含1名非华裔血统球员。尽管具体提议还未审议通过，但不难判断中国足协对此问题坚决治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那些旨在通过投机牟取私利的举动很可能是徒劳的。
“归化”一旦被打上了“投机”的标签，那么便会因对公平竞争和青训可能造成破坏而遭各方质疑甚至声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正是在类似问题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规则能否堵住“漏洞”有待核验，但“以国足之名”这个基本原则再度被强化。俱乐部无论是顺应时势，还是存有私心，实际上也都绕不开“名与利”，由此产生的头脑风暴和博弈或许也都在所难免。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讨论及行业部门的调控也不会一成不变。
29年前，日本男足完成了对首位归化国脚、当时33岁的拉莫斯·琉伟的“归化”，并让这支球队从亚洲二流球队蜕变为世界二流球队。中国足球一直期待着类似于日本足球那样的成功，这次来势汹涌的“归化潮”会是一个起点吗？
《北京青年报》写道：
2019年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下半时，已经改名为侯永永的约翰·侯·塞特以中国足坛首位“入籍球员”的身份替补登场。此时，同样擅长弹钢琴的他才强烈感知到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带给自己家族如此的“荣光”。
已经被失败打击得有些无所适从的中国足球从那一刻起，终于发现了一条迅速提升水平的捷径——归化。
几个月后，当早被中国球迷们熟悉的埃尔克森可能改名艾克森，阿洛伊西奥可能更名洛国富并极有可能于近期完成入籍手续时，“归化潮”已经在中国足坛掀起巨浪滔天。现在，中超的顶级球队依然在寻找他们的“洛国富”。但是，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试吃螃蟹，中赫国安成功推开归化大门
提到归化或者“入籍球员”，时针可以拨回到去年12月20日。当天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举行的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的收官阶段，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去年12月20日前大约半个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刚刚对媒体公开表示，国安的确正在试图归化两名外籍华裔球员，但一切还要等中国足协的具体政策落地。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明和同事们就已经踏上了华裔归化球员的寻找之旅。但因为我国法律对于国籍的严格规定，包括李明在内的所有人同样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这种忐忑和小心，甚至一直维系到了侯永永在今年2月中旬拿到自己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在他的身份证件被网络曝光后，中赫国安俱乐部对媒体选择了低调，甚至是不回应。因为归化这件事实在有点微妙。
国安对于归化的小心翼翼，直到今年5月底，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成为首位入选国足的入籍国脚才变成了一份值得宣传的“骄傲”。李可在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连主教练里皮都一再表示，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遍布世界，像李可这样的国脚归化是可以多进行一些尝试。
李可打开了一扇门，中国球迷则看到了孱弱国足振兴的一丝曙光，多些归化国脚的呼声在球迷当中一浪高过一浪。
为国效力，中超球队瞄准可归化国脚
中国足球归化的想法始于国足，舆论同样希望国足因此振兴，于是足球名利场中的资源率先倾斜给了国足。
在国内职业足坛，最善于把握各类政策风向的也非中赫国安。从以往俱乐部应对规则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中超七连冠得主恒大更长于“闻风、把脉”。他们在引进入籍球员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即便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布朗宁入籍手续未能办理完毕，恒大也毫不犹豫地将他作为外援注册到本俱乐部一线队。
在讲求“唯快不破”的今天，如果在竞争中没能抢了先，那么也许把事儿做大、做厚重也能赚足眼球。眼瞅着李可由中超新人一天天成长，逼近国足大门，恒大在“造福中国足球”方面也开始快马加鞭。
想想3年多前，恒大以超过1800万欧元的价格将埃尔克森售出，再想想今夏他们不惜重金签回已至而立之年且状态不及当年的“小熊”，就不能怪有球迷往“歪”处想——旨在抢回中超王冠的恒大理应升级“外援”，而不是降格。这样一笔非同寻常的转会自然而然地和有关国足有望征调埃尔克森的传闻合上了拍。
不得不说，在事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一切怀疑甚至阴谋论都是立不住脚的。无论埃尔克森是不是已经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办理了“入籍证明”，他愿意为国足踢球的强烈愿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足球。”
对于引进入籍球员，可能有些人出于民族情感难以接受，但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
争先恐后，场外竞争掀起归化外援潮
中超场外的竞争同样不乏精彩。
3月28日，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通过研读规定细则不难发现，这份规定适用于正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手续或已经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换言之，这项规定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完成申请入籍程序的球员。但对于那些被中超、中甲俱乐部相中，却还没有启动申请程序的入籍球员候选者而言，规定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引进入籍球员的工作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纯粹。确切地说，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
近日，有媒体人列出一份球员清单，除埃尔克森、高拉特、布朗宁、萧初、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6名潜在入籍球员候选者（或已入籍球员）外，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也在列。再加上外租的J马、阿兰、古德利，恒大如果坐拥这样一套阵容，在亚洲赛场恐怕都所向披靡。
在6名潜在候选球员当中，确认符合“变更国际足联会籍”，也就是能立刻代表国足出战的，只有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两人。
由于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明年6月就结束，国足能否晋级12强赛前途未卜，因此高拉特、费尔南多等是否能够入籍，至少对国足来说短期内没有现实意义。
剑走偏锋，德尔加多引来舆论讨伐声
比起恒大在归化方面的低调或者说小心翼翼，作为中超传统豪门之一的鲁能俱乐部的风格则是直来直去。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前，俱乐部就公开宣布，22岁的原葡萄牙籍球员德尔加多正式作为入籍球员加盟本俱乐部。和李可、埃尔克森不同，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德尔加多曾经代表葡萄牙代表队参加过世青赛，意味着他的新身份仅限于“中国大陆籍、U23本土球员”，对国家队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说李可作为具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入籍并因为入选国足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德尔加多的到来，显然只是满足鲁能基于中超俱乐部层面的竞争考虑。从职业足球属性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德尔加多不啻为一名外援。引进这样的入籍球员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引进优质外援，那么这样的转会性价比高低，不言自明。
德尔加多的入籍符合法律，也不存在违规。这意味着俱乐部只要有需求、不差钱儿，就可以“砸”下优质入籍球员，甚至批量引进那些不具备华裔血统、“形式土将、内容外援”的归化球员。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入籍球员引进泛滥”及由此造成的联赛竞争不公、对足球人才培养的打击，球迷担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联赛参与者们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德尔加多这样的非华裔血统球员入籍，并出现在中超赛场，令舆论一片哗然。如果说，归化的初衷是振兴国足，那么此时归化的轨道已经出现偏差。
亡羊补牢，中国足协纠偏只求“加速度”
6月10日，当国足在广州备战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时，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特别是事关入籍球员资格的话题成为当天下午分组谈论过程中，总经理讨论组的重要议题。会后不久，就有部分媒体人从相识的俱乐部负责人那里品出些许“端倪”——与会者透出口风称，未来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报名入籍球员的工作加以名额限制，以打击由此产生的“入籍球员蜂拥而至破坏联赛秩序”行为。
不过会后，最新的“调控政策”没有立即出台。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足协有关入籍球员管理办法3月下旬刚刚出台，其中并没有具体限额规定，如果时隔不足3个月就出台新规，那么当初规则的制定自然会显得不细致、不严谨，朝令夕改亦会将舆论风口引向足协自身。加之作为协会新任主席候选人的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源，身份刚刚转变，因此从现实条件与逻辑来看，中国足协也不宜草率出台新规。
但随着40强赛抽签日益临近，国足也需要在8月5日之前提交40强赛初选大名单，而由于每队参加40强赛每场比赛的23名球员都出自大名单之列，因此国足教练组要不要招入或者能不能招入埃尔克森甚至布朗宁？这需要注册部门快马加鞭“凿实”，足协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杂音，为国足营造相对安静的备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外界各类有关“入籍球员问题”的疑问甚至非议，闻听广大俱乐部、球迷有关维护公平竞争、拒绝破坏青训的呼声，中国足协客观上需要对规则加以补充、细化。
于是，一份新的入籍球员管理实施意见便“箭在弦上”。据了解，旨在制约“归化乱象”的该实施意见已经处于“待批复”状态。
在参与讨论规则各方看来，引导、协助俱乐部做好入籍球员工作，首先要在规范入籍球员申请条件上做足功课。于是在规则出台前，中国足协确认与第三方携手成立优秀外籍球员推荐审核小组。而从准备在新规则中加入“不具备华裔血统球员申请入籍必须小于26岁、必须连续在中超、中甲效力4个赛季或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5年、没有代表现国际足联会籍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正式比赛”等内容来看，类似德尔加多式的引进案例不会复现。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入籍球员必须满足“为中国足球谋福祉”“维护职业联赛公平竞争与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的原则。
功过是非，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
从恒大官宣埃尔克森时未明确其国籍身份、英足总通过技术总监李德向中国足协和恒大反馈有关布朗宁此前代表英格兰4级U系列代表队出战全记录来看，两人的入籍手续很可能正在办理中或者已经办理完毕。恒大在此问题上保持低调，或许也是意识到，在信息渠道通达的今天，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为质疑者所指摘。而同样谨慎的还有中国足协，毕竟“入籍球员”对中国足球来说仍属“新鲜事物”，在具体摸索过程中，规则不尽完善不足为奇，只是任何破坏规矩、挑战公众智商的行为都不会逃过球迷的眼睛。
既然绕不开“名与利”，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争论就不会因“实施意见”的出台戛然而止。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明年中超、中甲联赛对于入籍球员引进工作的调控会加码。比如，已有业内相关人士提议，将明年中超各队单场比赛外援＋入籍球员总上场人数控制在不超过5人，其中入籍球员最多2人，仅含1名非华裔血统球员。尽管具体提议还未审议通过，但不难判断中国足协对此问题坚决治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那些旨在通过投机牟取私利的举动很可能是徒劳的。
“归化”一旦被打上了“投机”的标签，那么便会因对公平竞争和青训可能造成破坏而遭各方质疑甚至声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正是在类似问题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规则能否堵住“漏洞”有待核验，但“以国足之名”这个基本原则再度被强化。俱乐部无论是顺应时势，还是存有私心，实际上也都绕不开“名与利”，由此产生的头脑风暴和博弈或许也都在所难免。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讨论及行业部门的调控也不会一成不变。
29年前，日本男足完成了对首位归化国脚、当时33岁的拉莫斯·琉伟的“归化”，并让这支球队从亚洲二流球队蜕变为世界二流球队。中国足球一直期待着类似于日本足球那样的成功，这次来势汹涌的“归化潮”会是一个起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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