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的时候还是母亲节，编辑完估计就明天了。
好久好久没有出过家门了，每天不是伏案上课就是待在家里。还好姐姐开导要出去走走。
恰逢同事怕我在家憋闷，带我出去兜了三个多小时的小圈圈。虽然期间家婆几次电话，微信未断，连同事都有点无语，但我感觉能出来散心，真的好开心，连微笑都是甜的。
这段时间，真的过得很焦灼也很累。无语的时候，就沉默地发呆着。
时间啊，真是一个诚实的计时器。它会告诉你，选择题做错是多么可怕！但就算再可怕，我也愿意重新出发！
好久好久没有出过家门了，每天不是伏案上课就是待在家里。还好姐姐开导要出去走走。
恰逢同事怕我在家憋闷，带我出去兜了三个多小时的小圈圈。虽然期间家婆几次电话，微信未断，连同事都有点无语，但我感觉能出来散心，真的好开心，连微笑都是甜的。
这段时间，真的过得很焦灼也很累。无语的时候，就沉默地发呆着。
时间啊，真是一个诚实的计时器。它会告诉你，选择题做错是多么可怕！但就算再可怕，我也愿意重新出发！
《我的妈妈，是个朴素的英雄》文｜读者：李尚清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今晚通宵值班后，第二天上午不会被约谈吧[二哈]前几天通宵后上午各种未接电话，宿舍破窗帘遮挡不住火辣辣的太阳，对面小区核酸检测点喇叭滚动播放“请大家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我索性爬起来去献血了，最近身心疲惫成这样居然还能通过体检，而且体检结果的ATL是我最近几次最低的一次。但没想到中午会被约谈，匆匆忙忙赶回来。前一天告诉我考核结果已经让我相当不满了，第二天挑的约谈时间也是挺让我难受的。事情做的越多锅还背的最多
今晚挺搞笑的，本来两家分包都能白天弄完的，反正就是闹着玩呗，最后都拖到晚上熬我[二哈]有一家工人撂摊子了，才十一点就不干了。职业生涯五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哈哈之前都是别人骂骂咧咧扬言要撂摊子，但都只是说着玩。没想到这回还来真的了[笑cry]但我丝毫不慌，项目上两三百号人，我去生活区宿舍敲门随随便便也能叫出来七八个人[吃瓜]一遇到问题就说要提桶能吓唬谁呀
今晚加班前因为两个同事生日聚餐，我因现场有事回来挺晚的，同事打电话催促了三次。来得晚被迫坐了领导多的那桌，本来说晚上加班不能喝酒，领导说一瓶啤酒没啥事[苦涩]喝着喝着又提到今晚工作的事，早早一饮而尽去现场继续搬砖了
今晚挺搞笑的，本来两家分包都能白天弄完的，反正就是闹着玩呗，最后都拖到晚上熬我[二哈]有一家工人撂摊子了，才十一点就不干了。职业生涯五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哈哈之前都是别人骂骂咧咧扬言要撂摊子，但都只是说着玩。没想到这回还来真的了[笑cry]但我丝毫不慌，项目上两三百号人，我去生活区宿舍敲门随随便便也能叫出来七八个人[吃瓜]一遇到问题就说要提桶能吓唬谁呀
今晚加班前因为两个同事生日聚餐，我因现场有事回来挺晚的，同事打电话催促了三次。来得晚被迫坐了领导多的那桌，本来说晚上加班不能喝酒，领导说一瓶啤酒没啥事[苦涩]喝着喝着又提到今晚工作的事，早早一饮而尽去现场继续搬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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