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开启新篇章，中国古代地名今何在系列：
不周山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山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据王逸注《离骚》，高周注《淮南子·道原训》均考不周山在昆仑山西北。相传不周山是人界唯一能够到达天界的路径，但不周山终年寒冷，长年飘雪，非凡夫俗子所能徒步到达。不周山具体在哪里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说法是帕米尔高原。
不周山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山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据王逸注《离骚》，高周注《淮南子·道原训》均考不周山在昆仑山西北。相传不周山是人界唯一能够到达天界的路径，但不周山终年寒冷，长年飘雪，非凡夫俗子所能徒步到达。不周山具体在哪里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说法是帕米尔高原。
#谁是烛龙#，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先说观点，陈恭和冯膺是烛龙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对陈恭来说，如果他被曹魏集团策反，玩双面间谍的把戏，这样既得罪了蜀汉，曹魏也很难信任他（叛徒是不值得信任的）。
这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游戏 ，风险极高，收益为零，陈恭不会玩。
冯膺是司闻曹的一把手。他是密语雕版的破解者，有成为烛龙的作案条件，但缺少作案动机。
一旦组织上发现司闻曹传递的是假情报，他就暴露身份。
这种操作是敢死队的打法，不是高级间谍的素养。
况且，杨仪已经传达诸葛亮的旨意，默认陈恭被策反，向蜀汉传递了假情报。
但凡冯膺是烛龙，搞死陈恭这种潜伏在魏国的高级间谍，绝对是分分钟的事。
然而，冯膺违背领导意志，让与陈恭交好的荀诩去毒杀陈恭。
杨仪一眼就看出来了，冯膺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让荀诩毒杀陈恭，就是在解救陈恭。
这也说明冯膺根本不可能是烛龙。
恕我直言，孙令有成为烛龙的条件。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成为烛龙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司闻曹的工作人员，能解读密语雕版。
乍一看，孙令并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但是，剧中交代过，冯膺是密语雕版的唯一破译者。孙令是冯膺的小舅子，亲密关系为孙令搞到密语雕版提供了可能。
况且，孙令的梦想就是升官发财，这种人能收买的可能性比较高。
剧中有个细节证明，孙令在司闻曹享有较高的权限。第三集，杨仪找冯膺谈话时，内容高度机密，冯膺并不懂得提防孙令。
然而，我并不认为孙令是烛龙的最大嫌疑人。
因为我发现有个人比他的嫌疑更大。
这个人就是一星阵营中的高堂秉。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看到有人从名字就破案了——
这人名已经明示了：高堂秉丨烛龙
秉烛夜游这个词总听过吧
恕我直言，这种文字上的推测，真的挺低级的。
如果单从名字就能找到谍战剧的答案，这是谍战剧的失败。
原著里面交代过烛龙称谓的来源，和秉烛夜游这种谐音梗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一称谓出自《山海经》，郤正还特别热心地找来《山海经·大荒经》的原文，上面写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成为烛龙必须满足的条件，司闻曹的人，能破译密语雕版。
因为这是司闻曹的人，他就有接触到情报的可能，因为能破解密语雕版，所以他就有改掉情报的能量。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这两个条件也就排除了一星阵容里的柳莺，郭淮。
高堂秉是司闻曹军谋司的司尉。他具有和谁都哥俩好的高情商，尤其和荀诩交好。
能成为军谋司的司尉，高堂秉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蜀汉的情报机构是司闻曹，司闻曹下属部门有军谋司，静安司，司闻司三大机构。
高堂秉是军谋司的老大。
在军谋司工作，就意味着高堂秉有极强的解读信息的能力。
《风起陇西》原著讲过，烛龙是荀诩的好兄弟狐忠。
狐忠能成为烛龙 ，因为他是司闻曹军谋司的从事。他有缜密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负责的工作就是对得到的情报进行比较、辩伪等内容。
剧版中的烛龙绝对不可能是狐忠，因为他是李严身边的参军，而非司闻曹的人。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狐忠之前就是司闻曹的人，后来才成为李严的心腹？
这种可能性很低。
因为在蜀汉，诸葛亮和李严水火不容，司闻曹的创办者杨仪是诸葛亮的心腹。李严没必要从诸葛亮的阵营中找人当心腹。
就剧版设定来看，狐忠不可能是烛龙。
最让人玩味的设定来了，剧版里的高堂秉简直就是狐忠的加强版。原著里面，狐忠是军谋司的从事，高堂秉是军谋司的司尉。
在原著里面，一个小小从事狐忠能凭借烛龙的身份兴风作浪，是因为他有诸葛亮的助攻。
在剧版里，高堂秉本来就属于中高层领导。
业务能力强，有善于和人打成一片的能力，高堂秉有成为烛龙的能力和条件。
#剧综评论人##电视剧风起陇西#
先说观点，陈恭和冯膺是烛龙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对陈恭来说，如果他被曹魏集团策反，玩双面间谍的把戏，这样既得罪了蜀汉，曹魏也很难信任他（叛徒是不值得信任的）。
这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游戏 ，风险极高，收益为零，陈恭不会玩。
冯膺是司闻曹的一把手。他是密语雕版的破解者，有成为烛龙的作案条件，但缺少作案动机。
一旦组织上发现司闻曹传递的是假情报，他就暴露身份。
这种操作是敢死队的打法，不是高级间谍的素养。
况且，杨仪已经传达诸葛亮的旨意，默认陈恭被策反，向蜀汉传递了假情报。
但凡冯膺是烛龙，搞死陈恭这种潜伏在魏国的高级间谍，绝对是分分钟的事。
然而，冯膺违背领导意志，让与陈恭交好的荀诩去毒杀陈恭。
杨仪一眼就看出来了，冯膺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让荀诩毒杀陈恭，就是在解救陈恭。
这也说明冯膺根本不可能是烛龙。
恕我直言，孙令有成为烛龙的条件。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成为烛龙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司闻曹的工作人员，能解读密语雕版。
乍一看，孙令并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但是，剧中交代过，冯膺是密语雕版的唯一破译者。孙令是冯膺的小舅子，亲密关系为孙令搞到密语雕版提供了可能。
况且，孙令的梦想就是升官发财，这种人能收买的可能性比较高。
剧中有个细节证明，孙令在司闻曹享有较高的权限。第三集，杨仪找冯膺谈话时，内容高度机密，冯膺并不懂得提防孙令。
然而，我并不认为孙令是烛龙的最大嫌疑人。
因为我发现有个人比他的嫌疑更大。
这个人就是一星阵营中的高堂秉。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看到有人从名字就破案了——
这人名已经明示了：高堂秉丨烛龙
秉烛夜游这个词总听过吧
恕我直言，这种文字上的推测，真的挺低级的。
如果单从名字就能找到谍战剧的答案，这是谍战剧的失败。
原著里面交代过烛龙称谓的来源，和秉烛夜游这种谐音梗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一称谓出自《山海经》，郤正还特别热心地找来《山海经·大荒经》的原文，上面写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成为烛龙必须满足的条件，司闻曹的人，能破译密语雕版。
因为这是司闻曹的人，他就有接触到情报的可能，因为能破解密语雕版，所以他就有改掉情报的能量。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这两个条件也就排除了一星阵容里的柳莺，郭淮。
高堂秉是司闻曹军谋司的司尉。他具有和谁都哥俩好的高情商，尤其和荀诩交好。
能成为军谋司的司尉，高堂秉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蜀汉的情报机构是司闻曹，司闻曹下属部门有军谋司，静安司，司闻司三大机构。
高堂秉是军谋司的老大。
在军谋司工作，就意味着高堂秉有极强的解读信息的能力。
《风起陇西》原著讲过，烛龙是荀诩的好兄弟狐忠。
狐忠能成为烛龙 ，因为他是司闻曹军谋司的从事。他有缜密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负责的工作就是对得到的情报进行比较、辩伪等内容。
剧版中的烛龙绝对不可能是狐忠，因为他是李严身边的参军，而非司闻曹的人。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狐忠之前就是司闻曹的人，后来才成为李严的心腹？
这种可能性很低。
因为在蜀汉，诸葛亮和李严水火不容，司闻曹的创办者杨仪是诸葛亮的心腹。李严没必要从诸葛亮的阵营中找人当心腹。
就剧版设定来看，狐忠不可能是烛龙。
最让人玩味的设定来了，剧版里的高堂秉简直就是狐忠的加强版。原著里面，狐忠是军谋司的从事，高堂秉是军谋司的司尉。
在原著里面，一个小小从事狐忠能凭借烛龙的身份兴风作浪，是因为他有诸葛亮的助攻。
在剧版里，高堂秉本来就属于中高层领导。
业务能力强，有善于和人打成一片的能力，高堂秉有成为烛龙的能力和条件。
#剧综评论人##电视剧风起陇西#
魏石当|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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