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得”：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
老子有云：“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柔者，不辩。”
意思是：善于打仗的人，不轻易被激怒；善于胜敌的人，不与其正面冲突；善于处事的人，不会轻易辩论。
善于管理情绪的人真正做到了不怒、不与、不辩。
正如易中天教授，在《闲话中国人》中曾说：“做人，要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
1.沉得住气
《史记》有载：“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沉得住气，才能成大器，沉得住气，是心境的修炼，是意志的磨砺，是能力的淬炼，是自我的突破，是成功的前奏，是智者的品质，是王者的风范，是圣老的气势。
只有沉得低，才能跳得远；只有沉得住气，才能成大器。
巨岩阻浪气定神宁，经久历远厚积薄发，祛除骄躁笃实务行，心怀远大志向，做好点滴小事，历练本领技能。
黄渤刚出道的时候，因为长得丑不受人待见，第一次试演，导演竟然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谁把他找来的？”
听到这么侮辱人格的话，黄渤并没有大怒，也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乐呵呵地完成了角色的扮演，还主动跟导演说：“我还有别的演法，您看行不行？”
后来的黄渤大红大紫，拿奖拿到手软，成为当之无愧的“百亿影帝。”
池塘里的荷花，第一天只有一小部分开放，到第29天才有一半开满，最后一天才会开满另一半。
蝉在变成知了之前，要先经过三年蛰伏在地下，依靠树根里的汁液慢慢成长，然后，在一个夏夜，悄悄爬出枝头蜕变成知了。
《权书心术》有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沉得住气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宽容，是一种高尚，是一种修养。
世上的事，往往并不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谁高谁低。
2.弯得下腰
俗话说：“能大能小是条龙，能大不小是条虫。”
弯得下腰，做人低调谦卑，海南百川，能屈能伸。
“小不忍则乱大谋”，遇到窘境时低一低头，不代表我们没有骨气，韬光养晦，忍一时之辱是为了日后更加有力地出手一击。
弯得下腰，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修养。
弯得下腰可以包容别人、善待别人，是一种灵性的觉悟，是一种智慧的显现。
2010年清华工商管理硕士，某国企原中层干部孙晨光回家养猪的新闻一度传遍大江南北，并引发了人们对此是否浪费人才的大讨论。
清华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它的管理学硕士更是精英中的精英，精英去养猪，这无疑让很多人都感觉匪夷所思，孙晨光的所作所为也激怒了亲人，父母和他一度吵的不可开交。
然而，孙晨光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在家人的阻挠和社会的质疑面前他没有退缩，一门心思放在又累又脏的猪圈上。
而现在，经过二年多的辛苦努力，孙晨光终于收获了自己的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有机食品梦。
孙晨光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的先天优势。
而是因为他能够弯得下腰，吃得了苦。
《道德经》中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越是委曲求全的人，越是刚正；越是显得笨拙的人，越是有大智慧；越是不轻易发言的人，越是口才好的人。
正所谓：能忍能让真君子，能屈能伸大丈夫。
人生，就像是在大海中的航行，也像是在大路上奔跑，面对人生的小门时，就要学会弯腰，因为弯腰后的前方，是一道通向成功的大路，当一切尘埃落定，一切归于平静，我们才真正地懂得：弯腰，也是一种收获。
3.抬得起头
人生低头拉车一时，更要抬头看路一世，抬得起头，绝非与趾高气昂、目中无人，它展现的是君子坦荡的优雅自信，彰显的是压不倒、摧不垮的凛然正气。
春秋时期，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有一回，齐王派大夫晏子去到楚国，楚国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想乘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风。
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
晏子来到楚国，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了。
让晏子从这个洞钻进去，晏子看了看，对接待的人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能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接待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王，楚王只好吩咐打开城门，把晏子迎接进去。
《孟子》有曰：“人必自悔，然后人悔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人，首先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别人才会看不起你；国家内部不团结，敌人才会有机可乘。
一个人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懂得自尊自强。
无论顺境逆境，人只有抬得起头，挺直身板，才能看清时势，把握机会。成就自我。
面对人生，无论大起大落：
只要沉得住气，处事不惊，临危不乱，就能乘风破浪，无往不胜；懂得弯得下腰，忍常人之不能忍，就能获常人不能获之利；敢于抬头，保持本心，就能实现人生价值。 https://t.cn/R2WxlG9
老子有云：“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柔者，不辩。”
意思是：善于打仗的人，不轻易被激怒；善于胜敌的人，不与其正面冲突；善于处事的人，不会轻易辩论。
善于管理情绪的人真正做到了不怒、不与、不辩。
正如易中天教授，在《闲话中国人》中曾说：“做人，要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
1.沉得住气
《史记》有载：“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沉得住气，才能成大器，沉得住气，是心境的修炼，是意志的磨砺，是能力的淬炼，是自我的突破，是成功的前奏，是智者的品质，是王者的风范，是圣老的气势。
只有沉得低，才能跳得远；只有沉得住气，才能成大器。
巨岩阻浪气定神宁，经久历远厚积薄发，祛除骄躁笃实务行，心怀远大志向，做好点滴小事，历练本领技能。
黄渤刚出道的时候，因为长得丑不受人待见，第一次试演，导演竟然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谁把他找来的？”
听到这么侮辱人格的话，黄渤并没有大怒，也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乐呵呵地完成了角色的扮演，还主动跟导演说：“我还有别的演法，您看行不行？”
后来的黄渤大红大紫，拿奖拿到手软，成为当之无愧的“百亿影帝。”
池塘里的荷花，第一天只有一小部分开放，到第29天才有一半开满，最后一天才会开满另一半。
蝉在变成知了之前，要先经过三年蛰伏在地下，依靠树根里的汁液慢慢成长，然后，在一个夏夜，悄悄爬出枝头蜕变成知了。
《权书心术》有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沉得住气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宽容，是一种高尚，是一种修养。
世上的事，往往并不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谁高谁低。
2.弯得下腰
俗话说：“能大能小是条龙，能大不小是条虫。”
弯得下腰，做人低调谦卑，海南百川，能屈能伸。
“小不忍则乱大谋”，遇到窘境时低一低头，不代表我们没有骨气，韬光养晦，忍一时之辱是为了日后更加有力地出手一击。
弯得下腰，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修养。
弯得下腰可以包容别人、善待别人，是一种灵性的觉悟，是一种智慧的显现。
2010年清华工商管理硕士，某国企原中层干部孙晨光回家养猪的新闻一度传遍大江南北，并引发了人们对此是否浪费人才的大讨论。
清华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它的管理学硕士更是精英中的精英，精英去养猪，这无疑让很多人都感觉匪夷所思，孙晨光的所作所为也激怒了亲人，父母和他一度吵的不可开交。
然而，孙晨光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在家人的阻挠和社会的质疑面前他没有退缩，一门心思放在又累又脏的猪圈上。
而现在，经过二年多的辛苦努力，孙晨光终于收获了自己的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有机食品梦。
孙晨光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的先天优势。
而是因为他能够弯得下腰，吃得了苦。
《道德经》中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越是委曲求全的人，越是刚正；越是显得笨拙的人，越是有大智慧；越是不轻易发言的人，越是口才好的人。
正所谓：能忍能让真君子，能屈能伸大丈夫。
人生，就像是在大海中的航行，也像是在大路上奔跑，面对人生的小门时，就要学会弯腰，因为弯腰后的前方，是一道通向成功的大路，当一切尘埃落定，一切归于平静，我们才真正地懂得：弯腰，也是一种收获。
3.抬得起头
人生低头拉车一时，更要抬头看路一世，抬得起头，绝非与趾高气昂、目中无人，它展现的是君子坦荡的优雅自信，彰显的是压不倒、摧不垮的凛然正气。
春秋时期，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有一回，齐王派大夫晏子去到楚国，楚国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想乘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风。
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
晏子来到楚国，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了。
让晏子从这个洞钻进去，晏子看了看，对接待的人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能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接待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王，楚王只好吩咐打开城门，把晏子迎接进去。
《孟子》有曰：“人必自悔，然后人悔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人，首先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别人才会看不起你；国家内部不团结，敌人才会有机可乘。
一个人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懂得自尊自强。
无论顺境逆境，人只有抬得起头，挺直身板，才能看清时势，把握机会。成就自我。
面对人生，无论大起大落：
只要沉得住气，处事不惊，临危不乱，就能乘风破浪，无往不胜；懂得弯得下腰，忍常人之不能忍，就能获常人不能获之利；敢于抬头，保持本心，就能实现人生价值。 https://t.cn/R2WxlG9
“仁政” 走向 “义政”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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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读书学典:《论语.颜渊》12.16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小人：此处以德行而论。君子小人，存心有厚薄之殊，所好又有善恶之异，故不同。
▲成：帮助、推动而完成。美：善。朱子曰：“成者，诱掖奖劝以助成之。”
▲反是：相反于此。指反于君子所行。
■现代翻译：孔子说：“君子助成别人的善行，不助成别人的恶行。小人于此却相反。”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美与己同，故成之也；恶与己异，故不成之也。小人反是。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君子之于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复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也。小人则嫉贤乐祸，而成人之恶，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互乡童子洁己以进，孔子与之而不拒，成人之美也；冉求聚敛，孔子欲鸣鼓而攻之，不成人之恶也。小人幸灾乐祸，故成人之恶；恶直忌正，故不成人之美。孟子之五教有成德者，皆成人之美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君子充其忠爱之心，于人之美，其乐之如在已也，从而扶持之，又从而劝长之，惟欲其美之成也；于人之恶，则从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则哀矜之，惟患其恶之成也。若小人则以刻薄为心，幸人之有过，而疾人之胜已，则非徒坐视其入于恶，又从而挤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从而毁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尝不相反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孔子论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君子浑然成徳，有美无恶乃其所存也，故见人之美是与己相合，自然不忍弃置，故诱掖之，由一事而推及，事事奖劝之，由已能而勉其未能，务成其美而后已。至见人之恶是与己相背，自然不容滋蔓，故规戒之，不使其或萌沮抑之，不令其或长，即人之恶或不能无，而君子则决不成之也。至于小人则不然，见人之恶，喜其与己相合，则迎合容养以成之；见人之美，恶其与己相背，则忌刻诋毁而不成之。此正与君子相反也。可见用一君子，众君子皆因之而成，岂有君子盈朝而天下弗治者乎？若用一小人，众小人亦因之而成，岂有小人盈朝而天下弗乱者乎？拔茅连茹（互相引进推荐，用一个人就连带引进许多人），则上下蒙休；党恶济凶，斯朝野受害。观大《易》否泰剥复，阴阳消长之间，而后知君子小人之进退，实治乱休戚所攸关，用人者如之何不慎之又慎哉？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大戴礼．曾子立事篇》：“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君子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孔氏广森《论语补注》：“彼有过者，方畏人非议，我从而为之辞说，则彼将无意于改，是成人之恶矣。故君子不为也。”
★此章记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成人之美”体现的就是孔子提倡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见人之美，则诱掖之，是“忠”也；见人之恶，而正救之，是“恕”也。因对“美恶”的定位不同，故行之亦难，非内心中正者（君子）不可也。因为人的行为、观念、道德，善恶标准，是由于时间、空间不同而有区别的，究竟是善的或恶的，要祥辩之。美，定义为“善”，善本义是“良”、“好”，从利他性上引申为友好等义，因此上的意思就是“利他”“利众”。在此也可理解为合于“道”“德”“仁”“礼”的思想和行为。 https://t.cn/RxRVHIh
▲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小人：此处以德行而论。君子小人，存心有厚薄之殊，所好又有善恶之异，故不同。
▲成：帮助、推动而完成。美：善。朱子曰：“成者，诱掖奖劝以助成之。”
▲反是：相反于此。指反于君子所行。
■现代翻译：孔子说：“君子助成别人的善行，不助成别人的恶行。小人于此却相反。”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美与己同，故成之也；恶与己异，故不成之也。小人反是。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君子之于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复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也。小人则嫉贤乐祸，而成人之恶，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互乡童子洁己以进，孔子与之而不拒，成人之美也；冉求聚敛，孔子欲鸣鼓而攻之，不成人之恶也。小人幸灾乐祸，故成人之恶；恶直忌正，故不成人之美。孟子之五教有成德者，皆成人之美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君子充其忠爱之心，于人之美，其乐之如在已也，从而扶持之，又从而劝长之，惟欲其美之成也；于人之恶，则从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则哀矜之，惟患其恶之成也。若小人则以刻薄为心，幸人之有过，而疾人之胜已，则非徒坐视其入于恶，又从而挤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从而毁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尝不相反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孔子论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君子浑然成徳，有美无恶乃其所存也，故见人之美是与己相合，自然不忍弃置，故诱掖之，由一事而推及，事事奖劝之，由已能而勉其未能，务成其美而后已。至见人之恶是与己相背，自然不容滋蔓，故规戒之，不使其或萌沮抑之，不令其或长，即人之恶或不能无，而君子则决不成之也。至于小人则不然，见人之恶，喜其与己相合，则迎合容养以成之；见人之美，恶其与己相背，则忌刻诋毁而不成之。此正与君子相反也。可见用一君子，众君子皆因之而成，岂有君子盈朝而天下弗治者乎？若用一小人，众小人亦因之而成，岂有小人盈朝而天下弗乱者乎？拔茅连茹（互相引进推荐，用一个人就连带引进许多人），则上下蒙休；党恶济凶，斯朝野受害。观大《易》否泰剥复，阴阳消长之间，而后知君子小人之进退，实治乱休戚所攸关，用人者如之何不慎之又慎哉？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大戴礼．曾子立事篇》：“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君子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孔氏广森《论语补注》：“彼有过者，方畏人非议，我从而为之辞说，则彼将无意于改，是成人之恶矣。故君子不为也。”
★此章记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成人之美”体现的就是孔子提倡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见人之美，则诱掖之，是“忠”也；见人之恶，而正救之，是“恕”也。因对“美恶”的定位不同，故行之亦难，非内心中正者（君子）不可也。因为人的行为、观念、道德，善恶标准，是由于时间、空间不同而有区别的，究竟是善的或恶的，要祥辩之。美，定义为“善”，善本义是“良”、“好”，从利他性上引申为友好等义，因此上的意思就是“利他”“利众”。在此也可理解为合于“道”“德”“仁”“礼”的思想和行为。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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